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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经济要高质量发展，学术研究也要高质量发展，中医药也是如此。现在，基本的医疗机构、医疗体系已经建成了，应该致力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如今，很多病人还是愿意到大医院排队，而不愿意到基层医院去就医，因为基层缺好医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基层的医生要加强培训，三级医疗要互动起来，包括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也包括大医院的大夫要主动走下去，帮助他们、辅导他们，这样才能把基层做强。基层队伍也要加强继续教育，接受新的方法，掌握新的知识。现在通过网上的教学，已能做到这一点。打开远程会诊系统，疑难病症可以直接传到大医院，大医院再安排固定的医生共同会诊这些病例，如此能提高基层医疗服务和医生的水平，也方便了患者，这些都是值得推广的模式。
对于大医院来说，中医药的发展关键是提高临床疗效，要用证据说话。中医治病不是包打天下，什么病什么阶段能治，需要我们提供高质量的、可信的证据，给病人提供科学合理的诊治服务。
中医望舌诊、脉诊几千年了，也在与时俱进。现在已有舌诊仪、脉诊仪帮助诊断分析，也有较好应用。还有一批仪器也在积极研制中。我曾建议要提高中药制药的水平，同时提出来中医药要和现代信息科学“联姻”，包括一些仪器设备的研制。其实，中医的理念非常好、很先进，如何和现代科技结合，如何把优势数据化、客观化也很重要，相信与现代科技结合后会有更快发展。
丁奎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到要科学设置评价标准，着力解决评价标准“一刀切”问题。
我认为，《意见》的发布非常及时，人才评价机制的建设至关重要。事实上，人才的流动是正常现象，但当前各单位对人才的竞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程度，出现不少无序竞争的现象。近些年来，从中国科学院流动到高校的人才比较多。这是因为高校属于“千顷地一棵苗”，能给人才提供的资源、收入、支持都比较多。这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才评价体系太注重人才有什么样的“帽子”，大家比的也是拥有多少数量的人才。
对此，我认为：与其采取“连根刨”的方式，以“挖”人才为目标，不如建设一种为我所用、合作共赢、人尽其用的人才机制。一个科研机构若想要长久留住人才，给人才一个体面的收入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能“事业留人”。老百姓现在都讲获得感、幸福感，其实对科学家来说，获得感、幸福感就是能不能出成果，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最重要。
我建议，科研机构应努力为科学家提供更好的平台、支撑和服务，让人才不仅仅能够引得来，还要用得上，发展得好，让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能够取得成果。
程美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总结过去5年工作成就时把“扩大科研机构和高校科研自主权，改进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深化科技成果权益管理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了出来，在对今年的工作建议中又特别提出“对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科研人员，采取灵活的薪酬制度和奖励措施”，这些都涉及科研经费管理科学化议题。
科研工作是我国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国家一直在加大科研投入力度。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对科研经费比重、开支范围、科目设置等提出了有利于科研创新的新规定，受到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欢迎。科研经费到底如何管理才能既防止盲目滥用，又能充分激发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我认为，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要充分考虑基础性课题研究和应用性课题研究的差异。基础性课题研究思辨性、理论性色彩更强，承担这类课题的研究人员需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因此应在经费投入上侧重劳务奖励。而应用性课题研究，尤其是工程类课题在设备、场地、人员等方面的费用投入则应占较大比重。
要对科研项目预期成果抱有一定的宽容态度。科学研究不是简单劳动，即便某个具体项目研究无法按照事先预计的时间得出创造性的科学成果，也很可能在未来对某项重大科学发现具有参考意义。所以，对于一些结项成果不够理想的项目，不能简单用收回经费或减少经费的办法来统一管理，而应加以区别。总之，应使科研经费更好地为创造性劳动服务。
吴季（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
“十二五”期间，我国发射了“悟空”“墨子”“实践十号”“慧眼”四颗科学卫星，实现了我国科学卫星零的突破，持续产出了一系列科学成果，得到国际科技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空间科学卫星就是新时期的“两弹一星”。空间科学作为实现基础研究重大突破的主力军，对我国是否能够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至关重要，就像20世纪60年代“两弹一星”任务对国家所起的作用一样。
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我国已经是空间技术大国，每年发射的卫星数量在国际上排在前列，为什么还说我国空间科学只处于起步阶段？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个误区，空间科学卫星与应用卫星有相同之处，又不同于常规的应用卫星——每一个空间科学任务的研究目标均不相同。但这并不是说空间科学卫星只对基础研究有意义，其实它对航天技术的拉动是巨大的。例如，为了实现科学目标会使用最先进的探测仪器，在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能谱或光谱分辨率与谱段、探测灵敏度、偏振、干涉、时间空间基准、指向精度及稳定度、采样和传输数据率等方面，对卫星平台支持系统都提出新要求，并且这些要求会经常变化和不断提升，科学任务在空间的运行轨道也会发生变化，有时会要求运行在非常独特的空间轨道上。所有这些，都对航天技术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技术挑战要比常规的、批量生产的应用卫星任务复杂得多。由于科学目标要求实现原始性的创新突破，其中大部分技术需求都会是世界首次，将引发颠覆性创新，如果实现则会成为国际领先的技术能力。
经济要高质量发展，学术研究也要高质量发展，中医药也是如此。现在，基本的医疗机构、医疗体系已经建成了，应该致力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如今，很多病人还是愿意到大医院排队，而不愿意到基层医院去就医，因为基层缺好医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基层的医生要加强培训，三级医疗要互动起来，包括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也包括大医院的大夫要主动走下去，帮助他们、辅导他们，这样才能把基层做强。基层队伍也要加强继续教育，接受新的方法，掌握新的知识。现在通过网上的教学，已能做到这一点。打开远程会诊系统，疑难病症可以直接传到大医院，大医院再安排固定的医生共同会诊这些病例，如此能提高基层医疗服务和医生的水平，也方便了患者，这些都是值得推广的模式。
对于大医院来说，中医药的发展关键是提高临床疗效，要用证据说话。中医治病不是包打天下，什么病什么阶段能治，需要我们提供高质量的、可信的证据，给病人提供科学合理的诊治服务。
中医望舌诊、脉诊几千年了，也在与时俱进。现在已有舌诊仪、脉诊仪帮助诊断分析，也有较好应用。还有一批仪器也在积极研制中。我曾建议要提高中药制药的水平，同时提出来中医药要和现代信息科学“联姻”，包括一些仪器设备的研制。其实，中医的理念非常好、很先进，如何和现代科技结合，如何把优势数据化、客观化也很重要，相信与现代科技结合后会有更快发展。
丁奎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到要科学设置评价标准，着力解决评价标准“一刀切”问题。
我认为，《意见》的发布非常及时，人才评价机制的建设至关重要。事实上，人才的流动是正常现象，但当前各单位对人才的竞争已经达到白热化程度，出现不少无序竞争的现象。近些年来，从中国科学院流动到高校的人才比较多。这是因为高校属于“千顷地一棵苗”，能给人才提供的资源、收入、支持都比较多。这可能是因为现在的人才评价体系太注重人才有什么样的“帽子”，大家比的也是拥有多少数量的人才。
对此，我认为：与其采取“连根刨”的方式，以“挖”人才为目标，不如建设一种为我所用、合作共赢、人尽其用的人才机制。一个科研机构若想要长久留住人才，给人才一个体面的收入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能“事业留人”。老百姓现在都讲获得感、幸福感，其实对科学家来说，获得感、幸福感就是能不能出成果，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最重要。
我建议，科研机构应努力为科学家提供更好的平台、支撑和服务，让人才不仅仅能够引得来，还要用得上，发展得好，让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能够取得成果。
程美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总结过去5年工作成就时把“扩大科研机构和高校科研自主权，改进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深化科技成果权益管理改革”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了出来，在对今年的工作建议中又特别提出“对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的科研人员，采取灵活的薪酬制度和奖励措施”，这些都涉及科研经费管理科学化议题。
科研工作是我国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国家一直在加大科研投入力度。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对科研经费比重、开支范围、科目设置等提出了有利于科研创新的新规定，受到广大科研工作者的欢迎。科研经费到底如何管理才能既防止盲目滥用，又能充分激发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我认为，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要充分考虑基础性课题研究和应用性课题研究的差异。基础性课题研究思辨性、理论性色彩更强，承担这类课题的研究人员需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因此应在经费投入上侧重劳务奖励。而应用性课题研究，尤其是工程类课题在设备、场地、人员等方面的费用投入则应占较大比重。
要对科研项目预期成果抱有一定的宽容态度。科学研究不是简单劳动，即便某个具体项目研究无法按照事先预计的时间得出创造性的科学成果，也很可能在未来对某项重大科学发现具有参考意义。所以，对于一些结项成果不够理想的项目，不能简单用收回经费或减少经费的办法来统一管理，而应加以区别。总之，应使科研经费更好地为创造性劳动服务。
吴季（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
“十二五”期间，我国发射了“悟空”“墨子”“实践十号”“慧眼”四颗科学卫星，实现了我国科学卫星零的突破，持续产出了一系列科学成果，得到国际科技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空间科学卫星就是新时期的“两弹一星”。空间科学作为实现基础研究重大突破的主力军，对我国是否能够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至关重要，就像20世纪60年代“两弹一星”任务对国家所起的作用一样。
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我国已经是空间技术大国，每年发射的卫星数量在国际上排在前列，为什么还说我国空间科学只处于起步阶段？这里我们要澄清一个误区，空间科学卫星与应用卫星有相同之处，又不同于常规的应用卫星——每一个空间科学任务的研究目标均不相同。但这并不是说空间科学卫星只对基础研究有意义，其实它对航天技术的拉动是巨大的。例如，为了实现科学目标会使用最先进的探测仪器，在空间分辨率、时间分辨率、能谱或光谱分辨率与谱段、探测灵敏度、偏振、干涉、时间空间基准、指向精度及稳定度、采样和传输数据率等方面，对卫星平台支持系统都提出新要求，并且这些要求会经常变化和不断提升，科学任务在空间的运行轨道也会发生变化，有时会要求运行在非常独特的空间轨道上。所有这些，都对航天技术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些技术挑战要比常规的、批量生产的应用卫星任务复杂得多。由于科学目标要求实现原始性的创新突破，其中大部分技术需求都会是世界首次，将引发颠覆性创新，如果实现则会成为国际领先的技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