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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周作人从人的个性解放出发，充分肯定了人道主义，认为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认为只有个人的发展，才能推进整个群体社会的发展，而个人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要形成内在的统一，即人的动物性与神性要达成统一的关键在于“艺术”，艺术可以调和这两者，并把它们道德化。这种把感性与理性、欲望与节制统一于审美之下艺术诉求与新古典主义追求艺术超越性，即把感性与理性、审美与伦理统一的内在根源建基于美和艺术本身，可说是同气相求。
关键词：周作人;文学思想;新古典主义;价值取向
“新古典主义”作为一种艺术理念和审美风范，与传统古典主义强调政治理性，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服从于现实的革命斗争和国家政权的建设不同，其之所以“新”在于：它所提倡的是理性与感性的均衡、审美与伦理的完美统一，即个体思想情感与国家社会责任基于审美的内在统一。如果说，古典主義重感性与理性的均衡、审美与伦理的统一，那么，传统古典主义将其建基于普遍的法则;新古典主义则建基于艺术自身，将审美与伦理达成内在统一的机制和根源归之于艺术和美本身，它看重的是艺术自身所具有的审美的力量，一种诗性的力量，并藉此完成感性与理性、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等基于“美”本身的内在统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民族独立之人道主义，即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也重视个体解放，重视“人”的价值。“五四”以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内在深刻矛盾的问题摆在了鲁迅、周作人等智识者的面前。周作人呼吁“人道主义”，他认为所谓“人道主义”是从个体做起，而他所说的“讲人道”亦或“爱人类”，其根本点是让人“爱人先爱自己”，先要去争取“人的资格”。可以说，周作人是从人的个性解放这个前提出发来肯定人道主义的。在《人的文学》里，他这样写道：“但现在还需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备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1）在周作人看来，只有个人真正得到了发展，才能推进整个群体社会的发展，从另一个层面说，周作人正是在个人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的和谐统一中肯定了个人利益和价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了个体的解放。
那么，个人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如何形成内在的统一呢？这还要回到周作人对“人”以及“人的文学”的理解上来。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认为“人”是作为“动物”的存在，同时认为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而来”的生物，即人是一种“灵肉二重”的存在。（2）他把人的文学分为两种：正面的写人的理想的生活，其所反映的是人的“神性”;侧面的写“人的正常生活”，反映的是人的“兽性”。如何使得人的“兽性”（感性）与“神性”（理性）达成统一呢？周作人认为，人的欲望是多重的，很难获得满足，在这不满足的地方，“艺术进来了”，“艺术的效果大抵在于调弄这些我们机体内部用的纤维，因此他们达到一种谐和的满足之状态，——就是把他们道德化了”（3）。周作人认为“节制”与（“理性”）恰是使“欲求”（“感性”）的“梦象和影像长育而为艺术的幻景”。总之，这种把感性（欲望）与理性（节制）统一与审美之下艺术诉求与新古典主义追求艺术超越性，即把感性与理性、审美与论题统一的内在根源对于美和艺术本身可说是同气相求。
一、“言志”与“载道”之辩驳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理想体现在“言志”与“载道”的辩驳中。1928年，周作人在给俞平伯的《燕知草》写的《跋》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文学的理解：“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这理由正是一致。”（4）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意思是：文学已经有了自己的世界，它是一种审美的艺术形式。文学是不革命的，但是他所内在表达的思想却是可以具有反抗性的，是指向伦理社会的，带有自己的道德批判色彩，但前提是文学是审美的，这与把感性与理性的均衡、伦理与个体的统一诉诸于艺术自身的力量的新古典主义诉求一脉相承。周作人称“左翼文学”为“载道”之文学，他在《金鱼》一文中用“活水中的游鱼”比照“一团肥红的身体，突出两只眼睛，转动不灵地在水中游泳”的金鱼，表达了自己与“不同趣味者”之间道不同、不相为谋态度。
在周作人在《泽泻集》中写道：“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5）这里周作人所说的“趣味”实际上一种对散文的审美功能的最终要求，即是感性审美的一面。而要达到这些要求，就必须在文章的创作中包含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等，否则就是无趣的。而他写的“叛徒活着”，其实就是他理性的一面，是指文学的一种反抗性。
周作人一贯遵循的“平淡”，与其中庸人格有关。而中庸这一概念，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性思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两种人格，一种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殉道人格，另一种就是周作人所代表的中庸人格，这是与殉道人格相对立的儒家人格。这种人格反对走极端，认为乐极生悲，物极必反。另一方面，又认为凡事否极泰来，事情坏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有转机，认为凡事只要坚持中庸就可以了，凡事顺其自然。这是一种与殉道人格完全相反的人格，也是一种非常软弱的人格。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周作人恰恰就是属于后者。在后期散文中，周作人多描写日常琐事，茶余饭后，说古道今，或感触生活小事，回忆过往，怀念故乡之类，借此来逃避现实苦闷。而将“乡土中國”作为抒写的总体性文本，对乡土的眷恋和对传统的渴望用极其诗意的方式来加以表现。这与新古典主义所提倡的在理性精神之下坚守文学独立、自由，即将审美与伦理纳入艺术自身的超越性力量以及更广泛的文化价值中的美学思想相吻合。
二、周作人散文观的新古典主义内质 周作人关注“吃”，尤其是一些地方性的特色小吃：“江南茶馆中有一种‘甘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另外，他在《谈酒》中论及“做酒”;在《故乡的野菜》中写“挑菜”，都充满了乡土的世俗气息，表现出一种艺术与人生和谐统一的新古典主义式的、质朴而雅致的审美趣味。周作人或许正是基于此即一种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美之幻象和艺术“力”来获得对生命的整体观照，并试图以艺术与美的力量来彰显古典人文精神以求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危机中求得暂时的心灵的妥协与安慰，这也使他的散文呈现出一种区别于启蒙现代性的、新古典主义式的健康而尊严的审美现代性品格。
那么，周作人所看重的这种藝术之“力”源自何处？在他看来，这种力量恰恰是人的积压的欲望的转化而来，认为人的精神生活恰是以（广义的）性欲为基础的。1921年，郁达夫发表了《沉沦》，引起了国内文坛的强烈震动。然而，周作人针对社会上对郁达夫的嘲讽和攻击，特地为之抗辩：“《沉沦》是一件艺术作品……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稀有的力。”他认为，郁达夫小说中的“色情”在艺术上的表现源于现实社会的“迫压”，因为这些要求“难得十分满足的机会”，“所以非意识的喷发出来，无论是高尚优美的抒情诗，或是不端方的（即猥亵的）小说，其动机仍是一样……猥亵只是端方的对面，并不妨害艺术的价值。”（6）显然，通过这段文字，我们看到：人正是藉凭有着自身光与影的性的生活，才可能透过理性的节制或社会的压制孕育出艺术之“力”之幻影，并从中感受人生之密戒，并在审美中获得欲望的升华。
周作人的早期散文，在“平和冲淡”的审美理想原则下形成了“清淡中见腴润，冷峻中蕴苦涩，平和中透凌厉”的艺术风格。他认为散文语言必须要有“知识和趣味的两重统制”，而“知识”就是物理人情、科学常识。周作人接受了西洋思想和日本思想的熏陶，加上他自身具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他的散文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洋溢着浓厚的智慧之美，有着一种“理智的固守”和“对事物社会见解的明确”。其中除了“知识味”，周作人还非常重视“趣味”。在《<草木虫鱼>小引》里，他对于自己的趣味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此刻有许多是不想说，或者不好说”，“只可挑选一下再说，现在只好先定作草木虫鱼”。周作人所说的“趣味”其实就是散文的审美功能最终而要达到这些要求，即在返璞归真的文学世界里来实现文化的复苏和救世，这些把个体与社会、审美与伦理统一起来的价值诉求与新古典主义价值理想可说是有着很深的内在一致性。
三、周作人文学思想之新古典主义的价值涵蕴
周作人曾在《谈龙集·两个鬼》中写到过这样的一段话：“在我们的心头住着Du Daimon，可以说之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据王学的朋友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们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7）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在对人之为“人”的理解上，拒绝“教士”的单纯的“灵魂”（理性）说，也拒斥“维持公理的学者们”的所谓“良心”（道德），而是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把生命的根本置于理性（“绅士鬼”）与感性（“流氓鬼”）——人的“兽性”与“神性”的矛盾与交集，以及这种交集的结果——人生艺术化、审美化。
在理智与情感的对立斗争中，周作人奉行的是把人生艺术化、审美化的中庸之道，在他看来，正是艺术的进入，调和了人的感性与理性、动物性与神性之间的冲突与不谐和，同时，也正是人的理性对欲望的节制，人的生命“长育而为艺术的幻景”。
他认为人作为一种生物，“实在与禽是一样的”，但人区别于兽、异于禽者，是因为人有“理智”。周作人重视理智与情感之间的调和，为此，他一头扎进儒学、佛学和孔子老子的怀抱中，独善其身地过起了隐身的生活。关于这种隐逸的生活，正如他在评价明朝的名士的文艺时所说的：“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这也可算是周作人的夫子自道。如果说，周作人散文风格的“平和冲淡”是他奉行的中庸调和的哲学思想的一种体现，那么，我们还应该看到，他之所以能安于在动荡的社会生活中安守自己的一片天地，还有一个更为内在的原因，那就是借助了艺术的调节个体与社会的内在矛盾，并使生命趋于某种幻象式审美存在的感性的力量。
周作人呼吁“人道主义”，提倡人道主义。他强调从人的个性解放出发，充分肯定了人道主义，认为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在他的《人的文学》中就始终贯穿着一条精神主线：个性需要得到尊重，自由应该得到保障。他认为文学是有自己的世界的，它是一种审美的艺术形式。他认为只有个人的发展，才能推进整个群体社会的发展，而个人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要形成内在的统一，即人的兽性与神性要达成统一的关键在于“艺术”，艺术可以调和这两者，并把它们道德化。这种把感性与理性、欲望与节制统一于审美之下艺术诉求与新古典主义追求艺术超越性，即把感性与理性、审美与伦理统一的内在根源基于美和艺术本身，可说是同气相求。
周作人接受了西洋思想和日本思想的熏陶，他的散文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洋溢着浓厚的智慧之美，有着一种“理智的固守”和“见解的明確”，在艺术上呈现出一种质朴的趣味，体现出诸多新古典主义的价值诉求：以和谐节制为标准求和谐之美，而又不止于形态之美，而是在艺术与人生相统一的终极意义上追求一种健康、自然，合情合理且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可以说，周作人正是凭借人生艺术化和艺术化，来对人的生命作整体的审美观照，并以此来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物质文明作是“不革命的”，然而是“反抗的”的个体性抗争，并试图以理性和审美的力量来彰显古典人文精神以解救现代社会的危机，体现出鲜明的感性与理性、审美与伦理相统一的、健康和谐的新古典主义价值诉求。
注释：
周作人，季羡林：《生活之艺术》，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第47页。
周作人，季羡林：《生活之艺术》，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第47页。
周作人：《文艺与道德》，《晨报副镌》1925年9月25日。
俞平伯：《燕知草》，开明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周作人：《泽泻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6页。
周作人：《对沉沦的申辩》，《晨报副刊》，1922第1期，第5、6页。
周作人，止庵：《谈龙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本文选自：北方文学2019年15期）
关键词：周作人;文学思想;新古典主义;价值取向
“新古典主义”作为一种艺术理念和审美风范，与传统古典主义强调政治理性，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服从于现实的革命斗争和国家政权的建设不同，其之所以“新”在于：它所提倡的是理性与感性的均衡、审美与伦理的完美统一，即个体思想情感与国家社会责任基于审美的内在统一。如果说，古典主義重感性与理性的均衡、审美与伦理的统一，那么，传统古典主义将其建基于普遍的法则;新古典主义则建基于艺术自身，将审美与伦理达成内在统一的机制和根源归之于艺术和美本身，它看重的是艺术自身所具有的审美的力量，一种诗性的力量，并藉此完成感性与理性、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等基于“美”本身的内在统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强调民族独立之人道主义，即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也重视个体解放，重视“人”的价值。“五四”以来，“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内在深刻矛盾的问题摆在了鲁迅、周作人等智识者的面前。周作人呼吁“人道主义”，他认为所谓“人道主义”是从个体做起，而他所说的“讲人道”亦或“爱人类”，其根本点是让人“爱人先爱自己”，先要去争取“人的资格”。可以说，周作人是从人的个性解放这个前提出发来肯定人道主义的。在《人的文学》里，他这样写道：“但现在还需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备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1）在周作人看来，只有个人真正得到了发展，才能推进整个群体社会的发展，从另一个层面说，周作人正是在个人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的和谐统一中肯定了个人利益和价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了个体的解放。
那么，个人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如何形成内在的统一呢？这还要回到周作人对“人”以及“人的文学”的理解上来。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认为“人”是作为“动物”的存在，同时认为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而来”的生物，即人是一种“灵肉二重”的存在。（2）他把人的文学分为两种：正面的写人的理想的生活，其所反映的是人的“神性”;侧面的写“人的正常生活”，反映的是人的“兽性”。如何使得人的“兽性”（感性）与“神性”（理性）达成统一呢？周作人认为，人的欲望是多重的，很难获得满足，在这不满足的地方，“艺术进来了”，“艺术的效果大抵在于调弄这些我们机体内部用的纤维，因此他们达到一种谐和的满足之状态，——就是把他们道德化了”（3）。周作人认为“节制”与（“理性”）恰是使“欲求”（“感性”）的“梦象和影像长育而为艺术的幻景”。总之，这种把感性（欲望）与理性（节制）统一与审美之下艺术诉求与新古典主义追求艺术超越性，即把感性与理性、审美与论题统一的内在根源对于美和艺术本身可说是同气相求。
一、“言志”与“载道”之辩驳
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理想体现在“言志”与“载道”的辩驳中。1928年，周作人在给俞平伯的《燕知草》写的《跋》中，明确地表达了他对于文学的理解：“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这理由正是一致。”（4）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意思是：文学已经有了自己的世界，它是一种审美的艺术形式。文学是不革命的，但是他所内在表达的思想却是可以具有反抗性的，是指向伦理社会的，带有自己的道德批判色彩，但前提是文学是审美的，这与把感性与理性的均衡、伦理与个体的统一诉诸于艺术自身的力量的新古典主义诉求一脉相承。周作人称“左翼文学”为“载道”之文学，他在《金鱼》一文中用“活水中的游鱼”比照“一团肥红的身体，突出两只眼睛，转动不灵地在水中游泳”的金鱼，表达了自己与“不同趣味者”之间道不同、不相为谋态度。
在周作人在《泽泻集》中写道：“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5）这里周作人所说的“趣味”实际上一种对散文的审美功能的最终要求，即是感性审美的一面。而要达到这些要求，就必须在文章的创作中包含如雅、拙、朴、涩、重厚、清朗、通达、中庸等，否则就是无趣的。而他写的“叛徒活着”，其实就是他理性的一面，是指文学的一种反抗性。
周作人一贯遵循的“平淡”，与其中庸人格有关。而中庸这一概念，正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性思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两种人格，一种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殉道人格，另一种就是周作人所代表的中庸人格，这是与殉道人格相对立的儒家人格。这种人格反对走极端，认为乐极生悲，物极必反。另一方面，又认为凡事否极泰来，事情坏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有转机，认为凡事只要坚持中庸就可以了，凡事顺其自然。这是一种与殉道人格完全相反的人格，也是一种非常软弱的人格。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周作人恰恰就是属于后者。在后期散文中，周作人多描写日常琐事，茶余饭后，说古道今，或感触生活小事，回忆过往，怀念故乡之类，借此来逃避现实苦闷。而将“乡土中國”作为抒写的总体性文本，对乡土的眷恋和对传统的渴望用极其诗意的方式来加以表现。这与新古典主义所提倡的在理性精神之下坚守文学独立、自由，即将审美与伦理纳入艺术自身的超越性力量以及更广泛的文化价值中的美学思想相吻合。
二、周作人散文观的新古典主义内质 周作人关注“吃”，尤其是一些地方性的特色小吃：“江南茶馆中有一种‘甘丝’，用豆腐干切成细丝，加姜丝酱油，重汤炖热，上浇麻油出以供客……”另外，他在《谈酒》中论及“做酒”;在《故乡的野菜》中写“挑菜”，都充满了乡土的世俗气息，表现出一种艺术与人生和谐统一的新古典主义式的、质朴而雅致的审美趣味。周作人或许正是基于此即一种超越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美之幻象和艺术“力”来获得对生命的整体观照，并试图以艺术与美的力量来彰显古典人文精神以求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危机中求得暂时的心灵的妥协与安慰，这也使他的散文呈现出一种区别于启蒙现代性的、新古典主义式的健康而尊严的审美现代性品格。
那么，周作人所看重的这种藝术之“力”源自何处？在他看来，这种力量恰恰是人的积压的欲望的转化而来，认为人的精神生活恰是以（广义的）性欲为基础的。1921年，郁达夫发表了《沉沦》，引起了国内文坛的强烈震动。然而，周作人针对社会上对郁达夫的嘲讽和攻击，特地为之抗辩：“《沉沦》是一件艺术作品……在已经受过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与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从这些书里得到稀有的力。”他认为，郁达夫小说中的“色情”在艺术上的表现源于现实社会的“迫压”，因为这些要求“难得十分满足的机会”，“所以非意识的喷发出来，无论是高尚优美的抒情诗，或是不端方的（即猥亵的）小说，其动机仍是一样……猥亵只是端方的对面，并不妨害艺术的价值。”（6）显然，通过这段文字，我们看到：人正是藉凭有着自身光与影的性的生活，才可能透过理性的节制或社会的压制孕育出艺术之“力”之幻影，并从中感受人生之密戒，并在审美中获得欲望的升华。
周作人的早期散文，在“平和冲淡”的审美理想原则下形成了“清淡中见腴润，冷峻中蕴苦涩，平和中透凌厉”的艺术风格。他认为散文语言必须要有“知识和趣味的两重统制”，而“知识”就是物理人情、科学常识。周作人接受了西洋思想和日本思想的熏陶，加上他自身具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他的散文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洋溢着浓厚的智慧之美，有着一种“理智的固守”和“对事物社会见解的明确”。其中除了“知识味”，周作人还非常重视“趣味”。在《<草木虫鱼>小引》里，他对于自己的趣味是这样理解的：“我觉得此刻有许多是不想说，或者不好说”，“只可挑选一下再说，现在只好先定作草木虫鱼”。周作人所说的“趣味”其实就是散文的审美功能最终而要达到这些要求，即在返璞归真的文学世界里来实现文化的复苏和救世，这些把个体与社会、审美与伦理统一起来的价值诉求与新古典主义价值理想可说是有着很深的内在一致性。
三、周作人文学思想之新古典主义的价值涵蕴
周作人曾在《谈龙集·两个鬼》中写到过这样的一段话：“在我们的心头住着Du Daimon，可以说之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据王学的朋友说人是有什么良知的，教士说有灵魂，维持公理的学者们也说凭着良心，但我觉得似乎都没有这些，有的只是那两个鬼，在那里指挥我的一切言行。这是一种双头政治，而两个执政还是意见不甚协和的，我却像一个钟摆在这中间摇着。”（7）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在对人之为“人”的理解上，拒绝“教士”的单纯的“灵魂”（理性）说，也拒斥“维持公理的学者们”的所谓“良心”（道德），而是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把生命的根本置于理性（“绅士鬼”）与感性（“流氓鬼”）——人的“兽性”与“神性”的矛盾与交集，以及这种交集的结果——人生艺术化、审美化。
在理智与情感的对立斗争中，周作人奉行的是把人生艺术化、审美化的中庸之道，在他看来，正是艺术的进入，调和了人的感性与理性、动物性与神性之间的冲突与不谐和，同时，也正是人的理性对欲望的节制，人的生命“长育而为艺术的幻景”。
他认为人作为一种生物，“实在与禽是一样的”，但人区别于兽、异于禽者，是因为人有“理智”。周作人重视理智与情感之间的调和，为此，他一头扎进儒学、佛学和孔子老子的怀抱中，独善其身地过起了隐身的生活。关于这种隐逸的生活，正如他在评价明朝的名士的文艺时所说的：“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这也可算是周作人的夫子自道。如果说，周作人散文风格的“平和冲淡”是他奉行的中庸调和的哲学思想的一种体现，那么，我们还应该看到，他之所以能安于在动荡的社会生活中安守自己的一片天地，还有一个更为内在的原因，那就是借助了艺术的调节个体与社会的内在矛盾，并使生命趋于某种幻象式审美存在的感性的力量。
周作人呼吁“人道主义”，提倡人道主义。他强调从人的个性解放出发，充分肯定了人道主义，认为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在他的《人的文学》中就始终贯穿着一条精神主线：个性需要得到尊重，自由应该得到保障。他认为文学是有自己的世界的，它是一种审美的艺术形式。他认为只有个人的发展，才能推进整个群体社会的发展，而个人的利益与群体的利益要形成内在的统一，即人的兽性与神性要达成统一的关键在于“艺术”，艺术可以调和这两者，并把它们道德化。这种把感性与理性、欲望与节制统一于审美之下艺术诉求与新古典主义追求艺术超越性，即把感性与理性、审美与伦理统一的内在根源基于美和艺术本身，可说是同气相求。
周作人接受了西洋思想和日本思想的熏陶，他的散文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洋溢着浓厚的智慧之美，有着一种“理智的固守”和“见解的明確”，在艺术上呈现出一种质朴的趣味，体现出诸多新古典主义的价值诉求：以和谐节制为标准求和谐之美，而又不止于形态之美，而是在艺术与人生相统一的终极意义上追求一种健康、自然，合情合理且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可以说，周作人正是凭借人生艺术化和艺术化，来对人的生命作整体的审美观照，并以此来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物质文明作是“不革命的”，然而是“反抗的”的个体性抗争，并试图以理性和审美的力量来彰显古典人文精神以解救现代社会的危机，体现出鲜明的感性与理性、审美与伦理相统一的、健康和谐的新古典主义价值诉求。
注释：
周作人，季羡林：《生活之艺术》，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第47页。
周作人，季羡林：《生活之艺术》，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第47页。
周作人：《文艺与道德》，《晨报副镌》1925年9月25日。
俞平伯：《燕知草》，开明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周作人：《泽泻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26页。
周作人：《对沉沦的申辩》，《晨报副刊》，1922第1期，第5、6页。
周作人，止庵：《谈龙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6页。
（本文选自：北方文学2019年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