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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国家“一五”计划的战略部署下，东北的工农业及各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卓著成就，人民电影事业也率先兴起并繁盛起来。“人民电影”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的电影生产活动，最早追溯到延安电影团的建立，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区别于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影和殖民侵略下的电影，是在中共和人民政权直接领导与关怀下的电影活动。
一、东北人民电影的筹备和起步（1945～1949年）
东北人民电影的起步经历了几年的筹备。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控制东北电影生产8年之久的“满映”（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解体，这时是国共两党争夺政治统治权的关键时期，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积极争取电影的领导权。
（一）启用“满映”进步职员，抢占先进器材设备
“满映”解体后，中共党员刘建民、赵东黎秘密进入“满映”，组织进步职工开展护厂斗争，于1945年10月成立东北电影公司，1946年10月正式命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1946年底，东北电影制片厂共有日籍职员84人，作为艺术人员、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参与影片的制作和发行[1]，另有许多“满映”的中国职员，如朱文顺（导演）、王启民（摄影）、浦克（演员）、张敏（演员）和张辛实（编剧）等。中共为发展人民电影事业，于1945年成立了中国电影技术者联盟和中国电影演员联盟，二者合称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中有大量人员是原“满映”职员，“先后参加的有王福春（王启民），他是原满映中独立工作的摄影师。还有演员张敏（凌元）、江云逵（江浩）、于彦夫，及搞技术的马守清、卢广铨等人，还有一部分力量是张辛实联系的日本人，以大冢有章为首，周围有三十多人，都是技术骨干，能团结召集二百多人”[2]。
“滿映”的电影器材设备在当时非常先进。“六个摄影棚及其附属建筑面积约达7414平方米，除此之外，还有录音室、讲堂、布景工作室和洗印间等。当时的电影生产设备非常先进，有不同规格的望远镜头、摄像机等。”[3]“满映”解体后，中共为争取电影领导权，对原厂址的设备进行紧急搬运，为之后人民电影事业的发展储备了硬件条件。“这确是关系到人民电影事业前途的决定性一仗，从领导到每个职工都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这场战争里……二十五节车厢都装得满满的，尽是摄影、录音、置景、洗印、剪接、照明和放映等各类器材，还有上百万米未使用过的各种胶片，大量化学药品、照明灯泡、电气材料、化妆用品、服装和呢绒绸缎等，此外还有几百部各国的影片拷贝和其他电影资料……竟搬出这么多器材设备，制片生产所需要的物资应有尽有，十分丰富。”[4]
（二）凝聚力量取得电影领导权，左翼电影风格融入东北电影创作
中共在争夺电影领导权时有计划、有策略，“兵分三路”，汇聚力量。其中，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主要有中共地下党员赵东黎、刘建民与张辛实领导的原满映支持中共的职员;延安电影团部分成员包括袁牧之、钱筱章、张建珍和邓波儿等;延安鲁艺文工团有舒群、沙蒙、王家乙、田方、于蓝、许珂和于敏等。这三路人员在兴山汇合，共同创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此时期还有一个特殊的东北电影制作机构——长制，名义上被国民党控制，实际上受中共地下党员金山和张瑞芳领导。
日本电影学者佐藤忠男认为：“中国电影史上，可以称之为黄金时代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是从1933年左右到日本侵略中国发展成全面战争的1937年，中国电影工作者中的先进分子，在抗日救国与反对封建的呐喊声中左翼化，以慷慨激昂的斗志相继发表了精心巨作;第二个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几年间，即自1947年至1950年左右。”[5]这两个时期的电影风格又是可以承接的，原延安电影团成员袁牧之任东影第一任厂长，东影主创队伍也基本由原延安电影团和鲁艺文工团的人员组成，创作目标是为工农兵服务，是左翼电影追求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
（三）“三化立功运动”和“七片生产”掀起创作热潮
为激发人民电影的创作热情，根据东北局的指示，东影厂长袁牧之1947年提出了“三化立功运动”和“七片生产”的口号。“三化立功运动”是号召全厂职工在“正规化、科学化、统一化”中创出优异成绩，争取立功;“七片生产”，是要完成七个片种（艺术片、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翻译片、幻灯片和新闻照片）的生产，在“七片生产”的号召下，东影创作出抗战胜利后人民电影多个片种的第一：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和第一部故事片《桥》。这些都为人民电影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东北人民电影的繁盛（1949～1960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生产热情高涨，伴随着国家意识的增强和社会时局的稳定，人民电影繁盛起来。东影全面开启了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电影基地的影片生产。1951年3月～4月，文化部在全国举行了“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活动，在26部参展影片中，东影占了8部。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和科学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进一步激发了长影人的创作热情。这一时期，是长影创作生产的第一个高峰期，故事片生产在全国居主体地位。在1957年4月文化部举办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颁奖大会上，长影有9部影片获奖;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活动中，长影有6部故事片参加展映;1959年，长影有4部影片成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片。
20世纪50年代年代，人民电影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两个时期：1949～1956年，人民革命胜利的春风使得电影生产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怀;1956年～1960年，一方面是推进经济建设、繁荣文化艺术、发展科学教育，一方面则是政治上的反右运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经济上的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运动等，使这一时期的电影生产政治色彩浓厚。但从总体上比较，两个时期存在着共同的时代品格：文艺服务于国家意识和人民美学，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20世纪50年代，东北电影创作受《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影响深刻。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了由文艺工作者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上，形成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思想。
承着“二为”方针的指示精神，20世纪50年代，东北红色电影创作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电影创作热情高涨。出现了《中华女儿》《白毛女》《赵一曼》《钢铁战士》《平原游击队》和《上甘岭》等大量获奖影片，这些影片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对人民革命战争充满赞美，影片充满激情、奉献、乐观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也出现了《边寨烽火》《青春的脚步》《丰产颂》《再创新成绩争取进北京》《跃进的吉林妇女》《时间的主人》等充满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激情的影片，这些影片无不服务于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启发人民的思想，产生时代共鸣。
（二）题材丰富的类型电影
作为东北人民电影创作的典型代表和主力军——长春电影制片厂，20世纪50年代出品的各类型电影都集中体现时代精神，走在全国前列。除“七片生产”号召下创作的多个第一外，还创作了第一部公安题材电影《无形的战线》、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内蒙人民的胜利》、第一部反特片《国庆十点钟》和第一部喜剧片《新局长到来之前》等。拍摄的影片内容涉猎广泛、题材类型丰富，充分展现东北人民电影事业发展的成熟与繁荣。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题材类型：
1.革命战争题材。人民革命胜利的春风不断拂来，英雄人物的形象需要树立典型。革命战争题材影片以革命浪漫主义回避对战争苦难的描写，以英雄主义、大无畏的气概来淡化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创伤。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长影革命战争题材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现实素材。著名影片有《中华儿女》《赵一曼》《平原游擊队》《上甘岭》《党的女儿》和《战火中的青春》等。
2.农村题材。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摸索出的中国特色发展战略，制作农民爱看的电影，是进行革命宣传和建设宣传的重要方式。同时，白山黑水围绕的东北，土壤肥沃，耕地面积广阔，取材取景十分便利。这类影片有《白毛女》《沙家店粮站》《花好月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丰收》等。
3.工业题材。长影的工业建设题材电影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具有开创意义，曾制作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兼工业题材影片《桥》。当时的《东北日报》发表短评：“《桥》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以工人阶级为主角”“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东北工业题材电影体现新中国建设中奋力拼搏、顽强不息的工匠精神。这类影片有《六号门》《为煤而战》《无穷的潜力》和《船厂追踪》等。
4.纪录片。东影建立初期，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把拍摄新闻纪录片作为重点，取得了杰出的成绩，出品新中国第一部系列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1947年5月～1949年7月，东影先后派出32支摄影小分队深入前线、工厂和农村，摄制了17辑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生动反映了东北解放战争、华北解放战争的真实面貌，并于1950年获捷克卡罗维发利第五届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名誉奖。其他纪录片还有《吉林新闻》系列等地方性新闻纪录片，农业纪录片《农业展翅高飞》《人民公社战荒年》等，工业纪录片《通钢在建设中》《白手起家》等。
5.少数民族题材。国家的民族政策，是尊重少数民族，实现各民族团结平等。长影在1950年代共拍摄了十几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如《内蒙古人民的胜利》《草原上的人们》《芦笙恋歌》《边塞烽火》《五朵金花》和《金玉姬》等。
此外，还出品了大量其他题材类型的电影。如儿童题材《祖国的花朵》《红孩子》，体育题材《冰上姐妹》《女跳水队员》等。许多电影题材间存在着交叉融合的现象，充分体现了1950年代东北人民电影创作的丰富性。
三、新中国人民电影的摇篮
东影初创时，党中央高度重视其建设发展，多方面调集大批艺术和技术骨干充实东影队伍。1949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从东影抽调大批干部奔赴北京、上海等地接收敌伪电影机构，为建立纪录片、艺术片和美术片等新厂、创建全国电影发行系统和电影工业，提供重要的人才保障。在新中国人民电影的发展阶段，长影亦派出大批艺术和技术人员支援各兄弟电影厂的建设，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一）东影为新中国人民电影事业的建立提供支持
东北电影制片公司是中国社会主义人民电影事业的起步，1950年代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更是引领新中国电影发展潮流，创作出大量优秀影片。
在当时拥有最先进的制作设备和制作团队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对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成立影响是巨大的。1949年前后东影根据党的指示，进行支援北京、上海新解放区人民电影的开辟工作，北影、上影及华北电影队抽调了当时东影的很多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1949年2月，东影厂长袁牧之奉命进入北平，筹建全国电影领导机构。同年4月，中央电影局成立，袁牧之任局长;1949年2月，东影秘书长田方奉命带领10人接收北平的电影机构。同年4月，北平电影制片厂成立，田方任厂长;1949年6月，东影派出钟敬之一行参与接收上海电影机构。同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钟敬之任副厂长;1949年7月—8月，东影新闻片组调入北平电影制片厂，后从北影厂划出，1953年7月成立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1950年2月—3月，东影美术片组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后从上影划出，1957年4月成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为了开展华北的电影工作，根据党的指示，从东北抽调了一部分摄影器材和技术人员，拨给晋察冀解放区，于1946年10月成立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简称华北电影队）。“晋察冀边区的汪洋，六月末辗转来到鹤岗，要求支援器材和干部，帮助建立华北的电影据点。经东北局批准，抽出部分重要器材，其中有大型摄影机两台、小型摄影机两台、录音设备两套，洗印机械及照明灯具一批，以及各种制片原材料，同时抽调了十几位有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这样，华北有了成套电影设备，又有相应的技术人才，就有条件开展电影工作，这是符合人民电影事业发展需要的。”[5] 诚然，从东北电影制片厂抽调去的不仅仅是人员和设备，从文化层面带去的是创作风格和理念。从这点来说，50年代中国电影的创作风格是以东北电影的创作风格为基础的，东北电影是摇篮和母版。
（二）电影一体化生产为其他影片厂提供示范
东影是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电影基地，长影是中国大型综合性电影制片厂，自建立初就实行制作、发行一体化，并衍生出电影学校、影视刊物等，为其他电影制片厂的生产经营提供借鉴。
“1945年10月东北电影公司成立，议定部以下的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是：制作部下设制作处，下属剧本科、导演科、演员科;技术处，下属摄影科、录音科、洗印科、美工科;制作部直属有总务科;总务部下设人事科、秘书科、会计科、资材科;营业部下设宣传科、放映科;总经理室直属的书记局由凌元任主事。”[6]50年代，长影设总编室、导演室、拍摄室、美术室、音乐创作室、制片室、编刊室以及美工、照明、录音、化装、服装、道具、剪辑和特技等车间，甚至还有洗印厂和电影乐团。东影不仅是电影生产地，也是电影人才的培养地，为培养年轻职工，东影创办多期演员训练班和干部训练班，还创办东北电影学院，后因厂址搬迁而停办。东影曾创刊《东影通讯》，定期进行影片宣传和推广。随着人民电影事业发展的需要，1958年长影主办影视类期刊《电影文学》，该刊是新中国第一个以发表电影文学剧本为主的刊物。这些都为其他电影制片厂的制作生产提供了典范。
四、东北人民电影的国家意识
（一）电影创作的政治宣传属性
艺术与政治密不可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东北人民电影的政治属性和宣传属性日益增强。“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该《指示》第一次较为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工作的基本政策。《指示》把电影称为‘电影宣传’，是‘階级斗争的工具’，这个思想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是一脉相承的。”[7]1949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各中央局、各野战军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指出：“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普遍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力地进行我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8]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东影厂长的袁牧之更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阐述了人民电影事业的任务与目标：“为了很好地完成教育群众的使命，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教育全国电影从业人员与准备军，凡全国电影工作者，都应认识到新中国电影的宣传、教育、鼓动的伟大作用与使命，认识到自己是手执这一伟大武器的战士，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与观点，为完成上述使命而奉献一切力量。”[9]新中国人民电影的政治宣传属性基本确立。
20世纪50年代长影的创作不断强化电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工具作用，许多作品在电影艺术的发展和为政治服务上寻找平衡点，《白毛女》《中华女儿》《上甘岭》和《党的女儿》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在新中国建立不久的历史关键时期，在国家和人民需要凝心聚力、团结奋进的时期，在慷慨激昂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东北人民电影创作扮演着一种集体仪式的神圣角色，宣扬着革命和建设的主题。
（二）电影歌曲传递家国情怀
与电影剧情内容传播相结合的是文化衍生品。譬如电影插曲，20世纪50年代长影的一批电影插曲，如《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党的女儿》插曲《兴国山歌》《战火中的青春》《战斗进行曲》等，成为传唱的经典之作。这些经典歌曲作为传播载体，有效地深化了电影的主题。歌曲内容体现的是家国情怀，是政治意识形态在电影中的呈现，是新中国建立后对英雄精神的寻根，是时代赞歌。50年代，受胶片资源、影院资源和媒介接受水平等方面的限制，能观赏到电影的大都是上层社会的精英人士，多数老百姓并不能即时观赏到经典影片，而电影插曲却能扩大传播范围，几乎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城里乡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发挥着巨大的鼓舞作用。
电影歌曲的歌词，成为宣传意识形态的传播文本，借助音乐这一传播渠道，到达受众，迎合时代背景，取得强大的传播效果。《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的歌词“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灿烂的阳光……”，塑造的是伟大而祥和的祖国形象，借助歌曲的广泛传颂，新中国美好河山的形象植入人民的心中。
结语
1945年～1960年，东北电影作品数量繁多、种类丰富，几乎占据当时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其创作和发展与时代命运紧密结合，民族意识强烈，在推动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它紧扣时代脉搏，体现了国家的政治需要和人民的精神需求。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和“新中国电影摇篮”之地的东北，其电影创作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完善的生产体制、先进的设备技术、齐全的人员配置的基础上，东北电影创作艺术地呈现着国家命运和社会变迁，按着新中国人民电影的政治追求和艺术规律摸索前进、大胆探索。它不仅为其他地域的电影生产创作树立了典范，更为自身长足的发展夯实了基础。此时期的东北电影创作，体现的是一种人民美学、革命美学和政治美学，代表着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水平。
参考文献：
[1]长影历史-历史沿革[EB/OL].长影集团官网http：//www.cfs-cn.com/Category_33/Index.aspx.
[2][4][6][7]苏云，胡昶.忆东影[ 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5，67，34.
[3]胡昶.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28.
[5]黄式宪.中国电影导演“星座”及其艺术谱系[ J ].当代电影，1992（12）：78.
[8]胡菊彬，姚晓濛.新中国电影政策及其表述（上）[ J ].当代电影，1989（3）：9.
[9]刘思羽.电影院与国家政治动员-“十七年”中国电影院建设述论[ J ].当代电影，2013（11）：54.
[10]邵功游.袁牧之与人民电影事业[ J ].当代电影，1999（9）：43.
一、东北人民电影的筹备和起步（1945～1949年）
东北人民电影的起步经历了几年的筹备。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控制东北电影生产8年之久的“满映”（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解体，这时是国共两党争夺政治统治权的关键时期，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积极争取电影的领导权。
（一）启用“满映”进步职员，抢占先进器材设备
“满映”解体后，中共党员刘建民、赵东黎秘密进入“满映”，组织进步职工开展护厂斗争，于1945年10月成立东北电影公司，1946年10月正式命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1946年底，东北电影制片厂共有日籍职员84人，作为艺术人员、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参与影片的制作和发行[1]，另有许多“满映”的中国职员，如朱文顺（导演）、王启民（摄影）、浦克（演员）、张敏（演员）和张辛实（编剧）等。中共为发展人民电影事业，于1945年成立了中国电影技术者联盟和中国电影演员联盟，二者合称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中有大量人员是原“满映”职员，“先后参加的有王福春（王启民），他是原满映中独立工作的摄影师。还有演员张敏（凌元）、江云逵（江浩）、于彦夫，及搞技术的马守清、卢广铨等人，还有一部分力量是张辛实联系的日本人，以大冢有章为首，周围有三十多人，都是技术骨干，能团结召集二百多人”[2]。
“滿映”的电影器材设备在当时非常先进。“六个摄影棚及其附属建筑面积约达7414平方米，除此之外，还有录音室、讲堂、布景工作室和洗印间等。当时的电影生产设备非常先进，有不同规格的望远镜头、摄像机等。”[3]“满映”解体后，中共为争取电影领导权，对原厂址的设备进行紧急搬运，为之后人民电影事业的发展储备了硬件条件。“这确是关系到人民电影事业前途的决定性一仗，从领导到每个职工都奋不顾身地投入到这场战争里……二十五节车厢都装得满满的，尽是摄影、录音、置景、洗印、剪接、照明和放映等各类器材，还有上百万米未使用过的各种胶片，大量化学药品、照明灯泡、电气材料、化妆用品、服装和呢绒绸缎等，此外还有几百部各国的影片拷贝和其他电影资料……竟搬出这么多器材设备，制片生产所需要的物资应有尽有，十分丰富。”[4]
（二）凝聚力量取得电影领导权，左翼电影风格融入东北电影创作
中共在争夺电影领导权时有计划、有策略，“兵分三路”，汇聚力量。其中，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主要有中共地下党员赵东黎、刘建民与张辛实领导的原满映支持中共的职员;延安电影团部分成员包括袁牧之、钱筱章、张建珍和邓波儿等;延安鲁艺文工团有舒群、沙蒙、王家乙、田方、于蓝、许珂和于敏等。这三路人员在兴山汇合，共同创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此时期还有一个特殊的东北电影制作机构——长制，名义上被国民党控制，实际上受中共地下党员金山和张瑞芳领导。
日本电影学者佐藤忠男认为：“中国电影史上，可以称之为黄金时代的两个时期：第一个是从1933年左右到日本侵略中国发展成全面战争的1937年，中国电影工作者中的先进分子，在抗日救国与反对封建的呐喊声中左翼化，以慷慨激昂的斗志相继发表了精心巨作;第二个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几年间，即自1947年至1950年左右。”[5]这两个时期的电影风格又是可以承接的，原延安电影团成员袁牧之任东影第一任厂长，东影主创队伍也基本由原延安电影团和鲁艺文工团的人员组成，创作目标是为工农兵服务，是左翼电影追求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
（三）“三化立功运动”和“七片生产”掀起创作热潮
为激发人民电影的创作热情，根据东北局的指示，东影厂长袁牧之1947年提出了“三化立功运动”和“七片生产”的口号。“三化立功运动”是号召全厂职工在“正规化、科学化、统一化”中创出优异成绩，争取立功;“七片生产”，是要完成七个片种（艺术片、新闻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翻译片、幻灯片和新闻照片）的生产，在“七片生产”的号召下，东影创作出抗战胜利后人民电影多个片种的第一：第一部多集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科教片《预防鼠疫》、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译制片《普通一兵》和第一部故事片《桥》。这些都为人民电影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东北人民电影的繁盛（1949～1960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生产热情高涨，伴随着国家意识的增强和社会时局的稳定，人民电影繁盛起来。东影全面开启了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电影基地的影片生产。1951年3月～4月，文化部在全国举行了“国营电影厂出品新片展览月”活动，在26部参展影片中，东影占了8部。1956年，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和科学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进一步激发了长影人的创作热情。这一时期，是长影创作生产的第一个高峰期，故事片生产在全国居主体地位。在1957年4月文化部举办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颁奖大会上，长影有9部影片获奖;在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国产新片展览月活动中，长影有6部故事片参加展映;1959年，长影有4部影片成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片。
20世纪50年代年代，人民电影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两个时期：1949～1956年，人民革命胜利的春风使得电影生产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怀;1956年～1960年，一方面是推进经济建设、繁荣文化艺术、发展科学教育，一方面则是政治上的反右运动、“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经济上的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运动等，使这一时期的电影生产政治色彩浓厚。但从总体上比较，两个时期存在着共同的时代品格：文艺服务于国家意识和人民美学，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 （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20世纪50年代，东北电影创作受《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影响深刻。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了由文艺工作者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文艺座谈会。座谈会上，形成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思想。
承着“二为”方针的指示精神，20世纪50年代，东北红色电影创作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电影创作热情高涨。出现了《中华女儿》《白毛女》《赵一曼》《钢铁战士》《平原游击队》和《上甘岭》等大量获奖影片，这些影片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对人民革命战争充满赞美，影片充满激情、奉献、乐观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也出现了《边寨烽火》《青春的脚步》《丰产颂》《再创新成绩争取进北京》《跃进的吉林妇女》《时间的主人》等充满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激情的影片，这些影片无不服务于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启发人民的思想，产生时代共鸣。
（二）题材丰富的类型电影
作为东北人民电影创作的典型代表和主力军——长春电影制片厂，20世纪50年代出品的各类型电影都集中体现时代精神，走在全国前列。除“七片生产”号召下创作的多个第一外，还创作了第一部公安题材电影《无形的战线》、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内蒙人民的胜利》、第一部反特片《国庆十点钟》和第一部喜剧片《新局长到来之前》等。拍摄的影片内容涉猎广泛、题材类型丰富，充分展现东北人民电影事业发展的成熟与繁荣。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题材类型：
1.革命战争题材。人民革命胜利的春风不断拂来，英雄人物的形象需要树立典型。革命战争题材影片以革命浪漫主义回避对战争苦难的描写，以英雄主义、大无畏的气概来淡化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创伤。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长影革命战争题材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现实素材。著名影片有《中华儿女》《赵一曼》《平原游擊队》《上甘岭》《党的女儿》和《战火中的青春》等。
2.农村题材。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共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摸索出的中国特色发展战略，制作农民爱看的电影，是进行革命宣传和建设宣传的重要方式。同时，白山黑水围绕的东北，土壤肥沃，耕地面积广阔，取材取景十分便利。这类影片有《白毛女》《沙家店粮站》《花好月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和《丰收》等。
3.工业题材。长影的工业建设题材电影在新中国电影史上具有开创意义，曾制作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兼工业题材影片《桥》。当时的《东北日报》发表短评：“《桥》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以工人阶级为主角”“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东北工业题材电影体现新中国建设中奋力拼搏、顽强不息的工匠精神。这类影片有《六号门》《为煤而战》《无穷的潜力》和《船厂追踪》等。
4.纪录片。东影建立初期，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把拍摄新闻纪录片作为重点，取得了杰出的成绩，出品新中国第一部系列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1947年5月～1949年7月，东影先后派出32支摄影小分队深入前线、工厂和农村，摄制了17辑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生动反映了东北解放战争、华北解放战争的真实面貌，并于1950年获捷克卡罗维发利第五届国际电影节纪录片名誉奖。其他纪录片还有《吉林新闻》系列等地方性新闻纪录片，农业纪录片《农业展翅高飞》《人民公社战荒年》等，工业纪录片《通钢在建设中》《白手起家》等。
5.少数民族题材。国家的民族政策，是尊重少数民族，实现各民族团结平等。长影在1950年代共拍摄了十几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如《内蒙古人民的胜利》《草原上的人们》《芦笙恋歌》《边塞烽火》《五朵金花》和《金玉姬》等。
此外，还出品了大量其他题材类型的电影。如儿童题材《祖国的花朵》《红孩子》，体育题材《冰上姐妹》《女跳水队员》等。许多电影题材间存在着交叉融合的现象，充分体现了1950年代东北人民电影创作的丰富性。
三、新中国人民电影的摇篮
东影初创时，党中央高度重视其建设发展，多方面调集大批艺术和技术骨干充实东影队伍。1949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从东影抽调大批干部奔赴北京、上海等地接收敌伪电影机构，为建立纪录片、艺术片和美术片等新厂、创建全国电影发行系统和电影工业，提供重要的人才保障。在新中国人民电影的发展阶段，长影亦派出大批艺术和技术人员支援各兄弟电影厂的建设，被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一）东影为新中国人民电影事业的建立提供支持
东北电影制片公司是中国社会主义人民电影事业的起步，1950年代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更是引领新中国电影发展潮流，创作出大量优秀影片。
在当时拥有最先进的制作设备和制作团队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对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成立影响是巨大的。1949年前后东影根据党的指示，进行支援北京、上海新解放区人民电影的开辟工作，北影、上影及华北电影队抽调了当时东影的很多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1949年2月，东影厂长袁牧之奉命进入北平，筹建全国电影领导机构。同年4月，中央电影局成立，袁牧之任局长;1949年2月，东影秘书长田方奉命带领10人接收北平的电影机构。同年4月，北平电影制片厂成立，田方任厂长;1949年6月，东影派出钟敬之一行参与接收上海电影机构。同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钟敬之任副厂长;1949年7月—8月，东影新闻片组调入北平电影制片厂，后从北影厂划出，1953年7月成立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1950年2月—3月，东影美术片组调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后从上影划出，1957年4月成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为了开展华北的电影工作，根据党的指示，从东北抽调了一部分摄影器材和技术人员，拨给晋察冀解放区，于1946年10月成立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电影队（简称华北电影队）。“晋察冀边区的汪洋，六月末辗转来到鹤岗，要求支援器材和干部，帮助建立华北的电影据点。经东北局批准，抽出部分重要器材，其中有大型摄影机两台、小型摄影机两台、录音设备两套，洗印机械及照明灯具一批，以及各种制片原材料，同时抽调了十几位有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这样，华北有了成套电影设备，又有相应的技术人才，就有条件开展电影工作，这是符合人民电影事业发展需要的。”[5] 诚然，从东北电影制片厂抽调去的不仅仅是人员和设备，从文化层面带去的是创作风格和理念。从这点来说，50年代中国电影的创作风格是以东北电影的创作风格为基础的，东北电影是摇篮和母版。
（二）电影一体化生产为其他影片厂提供示范
东影是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电影基地，长影是中国大型综合性电影制片厂，自建立初就实行制作、发行一体化，并衍生出电影学校、影视刊物等，为其他电影制片厂的生产经营提供借鉴。
“1945年10月东北电影公司成立，议定部以下的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是：制作部下设制作处，下属剧本科、导演科、演员科;技术处，下属摄影科、录音科、洗印科、美工科;制作部直属有总务科;总务部下设人事科、秘书科、会计科、资材科;营业部下设宣传科、放映科;总经理室直属的书记局由凌元任主事。”[6]50年代，长影设总编室、导演室、拍摄室、美术室、音乐创作室、制片室、编刊室以及美工、照明、录音、化装、服装、道具、剪辑和特技等车间，甚至还有洗印厂和电影乐团。东影不仅是电影生产地，也是电影人才的培养地，为培养年轻职工，东影创办多期演员训练班和干部训练班，还创办东北电影学院，后因厂址搬迁而停办。东影曾创刊《东影通讯》，定期进行影片宣传和推广。随着人民电影事业发展的需要，1958年长影主办影视类期刊《电影文学》，该刊是新中国第一个以发表电影文学剧本为主的刊物。这些都为其他电影制片厂的制作生产提供了典范。
四、东北人民电影的国家意识
（一）电影创作的政治宣传属性
艺术与政治密不可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东北人民电影的政治属性和宣传属性日益增强。“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该《指示》第一次较为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工作的基本政策。《指示》把电影称为‘电影宣传’，是‘階级斗争的工具’，这个思想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是一脉相承的。”[7]1949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各中央局、各野战军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加强电影事业的决定》，指出：“电影艺术具有最广大的群众性与最普遍的宣传效果，必须加强这一事业，以利于在全国范围内，及在国际上更有力地进行我党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宣传工作。”[8]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东影厂长的袁牧之更是从政治宣传的角度阐述了人民电影事业的任务与目标：“为了很好地完成教育群众的使命，必须有步骤有计划地教育全国电影从业人员与准备军，凡全国电影工作者，都应认识到新中国电影的宣传、教育、鼓动的伟大作用与使命，认识到自己是手执这一伟大武器的战士，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与观点，为完成上述使命而奉献一切力量。”[9]新中国人民电影的政治宣传属性基本确立。
20世纪50年代长影的创作不断强化电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宣传工具作用，许多作品在电影艺术的发展和为政治服务上寻找平衡点，《白毛女》《中华女儿》《上甘岭》和《党的女儿》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在新中国建立不久的历史关键时期，在国家和人民需要凝心聚力、团结奋进的时期，在慷慨激昂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东北人民电影创作扮演着一种集体仪式的神圣角色，宣扬着革命和建设的主题。
（二）电影歌曲传递家国情怀
与电影剧情内容传播相结合的是文化衍生品。譬如电影插曲，20世纪50年代长影的一批电影插曲，如《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党的女儿》插曲《兴国山歌》《战火中的青春》《战斗进行曲》等，成为传唱的经典之作。这些经典歌曲作为传播载体，有效地深化了电影的主题。歌曲内容体现的是家国情怀，是政治意识形态在电影中的呈现，是新中国建立后对英雄精神的寻根，是时代赞歌。50年代，受胶片资源、影院资源和媒介接受水平等方面的限制，能观赏到电影的大都是上层社会的精英人士，多数老百姓并不能即时观赏到经典影片，而电影插曲却能扩大传播范围，几乎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城里乡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发挥着巨大的鼓舞作用。
电影歌曲的歌词，成为宣传意识形态的传播文本，借助音乐这一传播渠道，到达受众，迎合时代背景，取得强大的传播效果。《上甘岭》插曲《我的祖国》的歌词“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为了开辟新天地，唤醒了沉睡的高山，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这是英雄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到处都有灿烂的阳光……”，塑造的是伟大而祥和的祖国形象，借助歌曲的广泛传颂，新中国美好河山的形象植入人民的心中。
结语
1945年～1960年，东北电影作品数量繁多、种类丰富，几乎占据当时整个中国电影市场的半壁江山。其创作和发展与时代命运紧密结合，民族意识强烈，在推动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它紧扣时代脉搏，体现了国家的政治需要和人民的精神需求。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和“新中国电影摇篮”之地的东北，其电影创作承担着巨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完善的生产体制、先进的设备技术、齐全的人员配置的基础上，东北电影创作艺术地呈现着国家命运和社会变迁，按着新中国人民电影的政治追求和艺术规律摸索前进、大胆探索。它不仅为其他地域的电影生产创作树立了典范，更为自身长足的发展夯实了基础。此时期的东北电影创作，体现的是一种人民美学、革命美学和政治美学，代表着当时中国电影的最高水平。
参考文献：
[1]长影历史-历史沿革[EB/OL].长影集团官网http：//www.cfs-cn.com/Category_33/Index.aspx.
[2][4][6][7]苏云，胡昶.忆东影[ 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5，67，34.
[3]胡昶.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28.
[5]黄式宪.中国电影导演“星座”及其艺术谱系[ J ].当代电影，1992（12）：78.
[8]胡菊彬，姚晓濛.新中国电影政策及其表述（上）[ J ].当代电影，1989（3）：9.
[9]刘思羽.电影院与国家政治动员-“十七年”中国电影院建设述论[ J ].当代电影，2013（11）：54.
[10]邵功游.袁牧之与人民电影事业[ J ].当代电影，199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