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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可别把我写进去。”美国陶布曼中心零售公司创始人艾尔弗雷德·陶布曼的妻子朱迪·陶布曼大声说道。她是社交名媛，当我告诉她我正在写一篇关于“以午餐为社交方式的女性”的文章时，她即刻表示拒绝。“现在没人以午餐作为社交方式了。今天我约了一个朋友，我们在纽约的新画廊见面，而不是餐厅。”
“我从来都不是其中的一分子。”大西洋唱片创始人艾哈迈德·厄特根的遗孀迈卡·厄特根也同样坚持说，“我巴不得有做不完的工作，我最讨厌的就是跟一群女人一起共进午餐，就算是好朋友也不行。”
德克萨斯州石油大亨奥斯卡·怀亚特的妻子林恩·怀亚特的社交圈遍布纽约、伦敦和巴黎。但现在的她，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快：“我从来都不喜欢和女人们一起吃午饭，我不想浪费时间。”
“我可没时间吃午餐。”美国性感女作家艾琳·麦勒也表示，“的确，我曾和许多名媛以及西班牙国王一起吃过午餐，但只有当对方是极为重要的人物时，我才会这么做。正如我一贯所说，凡是在午餐上能学到的东西，晚宴上也能学到。”
现在，几乎每个接受采访的名媛，都对午餐交际表达鄙夷和不屑，她们发誓，自己从不参加午间聚餐。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下，以午餐作为社交形式的名媛们，或许应该贴上历史的封条了。回想上世纪以来那些曾经组织并亲身参与社交午餐的上流社会名媛—贝比·佩利、葛洛莉亚·吉尼斯、斯琳·凯斯、C. Z.格斯特、温莎公爵夫人、前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还有她们时常光顾的著名场所（帕维林酒店、殖民地酒店、科瓦迪斯餐厅、巴斯克海岸餐厅），仿佛瞬间回到了妇女解放年代，空气中充满了怀旧气息。
讳莫如深
无人不知的社交家和慈善家迪达·布莱尔，对青蛙餐厅和拉卡拉维尔酒店的精致环境着迷不已，这两家餐厅是品尝法式大餐的上上之选。1960年代初期，迪达就是在那里与慈善家玛丽· 拉斯克和纽约名媛南·坎普纳一起共进午餐。当时她的丈夫小威廉·麦考密克·布莱尔是约翰·肯尼迪时期的驻丹麦大使，每次回华盛顿时他们都会在纽约停留。
“那时的大环境和今天截然不同，当时的人们很有格调，人们认为自己的着装要与就餐场合相匹配，会穿着最新款的纪梵希或巴黎世家衣服，每张桌子上的谈话都很有趣。可是现在走进一家餐厅，大家都在谈论公事。”迪达说。
而在朱迪·陶布曼的记忆中，最让她钟爱的是1980年代的马戏团餐厅，当时里根是美国总统，来自法兰西的名流带着他们的妻子出席各种场合。“我永远都记得第一次在马戏团餐厅见到华尔街传奇金融家索尔·斯坦伯格的妻子盖伊弗里德·斯坦伯格时的情景。她看上去相当阔绰，穿了一件亮眼的黄色外套，整个餐厅中的人都议论纷纷。”
有意思的是，摄影师兼精神分析学家弗雷德里克·艾伯施塔特表示，即便是曼哈顿上东区社交界的核心人物，也从不曾坦率承认她们会在奢华的餐厅中打发午后时光。几十年来，她们频繁出没于青蛙餐厅、拉卡拉维尔酒店或是巴斯克海岸餐厅，但她们总是说：“哦，不，不，不，我可没那时间。”她们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就像谈论整容一样，讳莫如深。
艾伯施塔特曾提到，他故去的妻子伊莎贝尔及妻子的好友—新英格兰名流萨缪尔·皮博迪之妻朱迪·皮博迪的故事。“伊莎贝尔和朱迪不喜欢到一般的午餐场所用餐，她们常去卡里尔酒店，那里就像是她们的秘密花园，她们的朋友葛洛莉亚·范德比尔特更是热衷于此。”
美国著名音乐剧及电影音乐作曲家史蒂芬·桑坦，在他为百老汇音乐剧《伙伴们》创作的歌词中，就描绘了这样一群以午餐为社交手段的女人。他说，创作灵感来自他的母亲—万人迷埃塔·桑坦。埃塔是第七大道上一个雄心勃勃的时装设计师，也是名媛莫莉·伯恩斯的好友。莫莉的丈夫是著名的“21”俱乐部创办人之一，俱乐部的常客包括商人、政客和明星等。
“我母亲总是和莫莉一起吃午饭。”史蒂芬·桑坦回忆说，“午餐上的女人不少都是‘21’俱乐部的客人，其中一些打扮得非常入时，她们吃饭时会戴着礼帽。这些人也会常到我家做客，我母亲喜欢结交有钱人。她们都是上层中产阶级，许多女人都从事时尚行业，比如设计师莫莉·帕尼斯和乔·科普兰。我母亲的朋友还包括默片明星，比如柯丽恩·摩尔，她们嫁得很好。这就是她们的社交圈，我从小看着她们在我母亲的起居室打麻将。想象着她们，‘午餐的女人’这个说法就跃入了我的脑海。”
对于桑坦的这种说法，1960 年至1996年在《女装日报》担任出版人的约翰·法乔德却并不买账，他说：“首先提出这个概念的不是桑坦，是我们。”《女装日报》现任编辑詹姆斯·法倫澄清道：“早在桑坦把它写进歌词很久之前，我们就已经在使用它了。我们最早用到这个词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那时法乔德会到青蛙餐厅去午餐，如果遇到名人，他就会打电话给办公室说：派个摄影师来。这时当班的摄影师就会第一时间赶过去，在她们走出餐厅时拍下照片。”当年的摄影师之一，就是如今被称为街拍鼻祖的比尔·坎宁汉。
从咖啡馆到酒店
20世纪初期，在外享受午餐的纽约上层社会女人们，有两家新成立的俱乐部可供选择—殖民俱乐部和大都会俱乐部。时至今日，这两家俱乐部的生意依然十分兴旺。
殖民俱乐部是纽约第一家专为女性成立的私人俱乐部，1903年由约翰雅各·阿斯特三世夫人、J·博登·哈里曼夫人以及两位出身显赫的女性在美利山创建。在这之前，男性社交俱乐部已在曼哈顿存在数十年，而女性专属俱乐部的理念在当时备受争议。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甚至称，女人“最好也最安全的俱乐部，就是自己的家里”。
随后，大都会俱乐部于1911年成立，创办者之一是小约翰·洛克菲勒夫人，地点同样位于美利山。与殖民俱乐部相比，大都会俱乐部更富有艺术和文化气息，飞行员兼作家安妮·默洛·林德伯格、明星海伦·海耶斯都是那里的常客，而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更是时常光顾这两家俱乐部。
但要说第一家女性午餐社交场所，还要属殖民地酒店，它创建于1920年，位于麦迪逊大道和61街交界处的拐角上，距离殖民者俱乐部仅仅一个街区。起初它只是一家贩卖私酒的酒店，1922年由意大利领班吉恩·卡瓦莱罗接手，打造成了咖啡爱好者的据点。
根据摄影师兼精神分析学家弗雷德里克·艾伯施塔特的观察：“咖啡馆是女性午餐社交的开端，此前人们都是在家享用午餐和晚餐，到餐厅就餐在那时是很新鲜的。殖民地酒店是纽约第一家在1920年代末就安装空调的酒店，也是在1930年代率先进口唐·佩里尼翁顶级香槟的酒店，贵妇们可以带宠物前往，与裘皮大衣一同寄存在酒店中。门童将老顾客引领至宽敞的大厅，那里有专为男士设置的吸烟室、女士补妆用的化妆间、用厚布帘遮得严严实实的电话间，甚至还有梵克雅宝珠宝店。”
当时，曼哈顿所有的餐厅都约定俗成地立下了一个规矩，靠近门口的位置永远留给身份显赫的客人，以便他们就餐时能被他人看到。到了1950年代，外出享用午餐的女性人数与男性人数的比例已经达到了6:1。
1941年10月15日，殖民地酒店陷入了严重的竞争。当时，一位名叫亨利·索尔的法国人在55街5号创办的帕维林酒店开张，前来庆贺的包括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亿万富翁范德比尔特及肯尼迪家族成员。从此之后，帕维林酒店成为了纽约高级法式餐厅的代名词，客人名单囊括了纽约各界名流。尽管在索尔的酒店用餐消费高得惊人，但那些衣着时髦的女人依旧会频繁光顾，只为体验高尚的法国情调。
名媛午餐文化中最为讽刺的一点是，对于她们来说，身边的听众远比吃到嘴里的菜品本身来得重要，因为她们总在为保持身材而节食。温莎公爵夫人曾公开宣称：“女人有再多钱都不算多，身材再苗条也不算瘦。”她的朋友布莉姬·柏林曾说：“没错，她们每天都在帕维林酒店或殖民地酒店共进午餐，每个人都盛装出席，并且会在赴宴前专门到发型师那里去做头发。但实际上她们什么也不吃，我的母亲只吃四根芦笋。”
1960年代初，随着索尔帝国在曼哈顿的扩张，衣着光鲜、身材纤瘦的女人有了更多选择。第一家开张的是巴斯克海岸餐厅，它是1958年由索尔一手创办。随后，另外三家餐厅相继开张：分别是1960年开业的拉卡拉维尔酒店、1962年开业的青蛙餐厅，以及1965年开张的拉法叶酒店。1970年代，著名服装设计师卡罗琳娜·海莱娜搬到纽约后，时常造访青蛙餐厅，她说：“在那儿，每个人看上去都迷人极了。得益于房间结构的设计，你在座位上可以看到所有前来用餐的顾客。”
“不吃午餐的名媛”
在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作品中，他将身边的女性朋友们描述成一群肤浅、冷漠、阴险的势利小人，而她们时常出入的高级法式餐厅也随之受到牵连，从而促进了三家意大利餐厅的发展，它们分别是奥尔西尼、科瓦迪斯和马戏团俱乐部。
奥尔西尼是一家昂贵的餐厅，位于西56街，创办者是罗马人阿尔曼多·奥尔西尼和他的弟弟艾里奥；科瓦迪斯俱乐部的历史则更早，可追溯到1946年，它由布鲁诺·卡拉瓦吉和罗布斯蒂共同创建，1939年世博会期间，他们曾负责管理比利时馆的餐厅；而马戏团俱乐部很快就成为投资大亨罗纳德·佩雷曼、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及其妻子等人时常光顾的热门场所，在纽约上流社交圈呼风唤雨的吉瑞·齐普金也是这里的常客之一。
1976年，齐普金的好友格林·伯恩鲍姆在莱克星顿大道75街开设了一家名为莫迪默的餐厅，它更像是一个沙龙。“人就是这里最好的装饰。”室内设计师马里奥·布阿塔对这家餐厅如此评价。
伯恩鲍姆喜欢让他钟爱的女人—布鲁克·阿斯特、杰奎琳和葛洛莉亚·范德比尔特，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引得路人驻足观望。1998年伯恩鲍姆去世，他在遗嘱中表示，他去世后，莫迪默便不该再继续存在下去。
时至今日，在美国名媛中曾风靡一时的午餐文化，正在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那些提供名媛午餐的酒店，也开始萎缩。现在，那些曾经的热门餐厅中，只有青蛙餐厅和马戏团俱乐部风采依旧。奥尔西尼早在1984年就已经关门歇业，巴斯克海岸餐厅、卡拉维拉酒店和吕特斯酒店纷纷在2004年停业，主要的原因是缺少顾客。
现在，利用午餐时间聚会的女人越来越少。著名宽客（金融衍生品的创造者）保羅·威尔莫特说：“让我来告诉你原因：是工作。和上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不同，当今的女性涉足室内装修、房地产、绘画、珠宝设计等各个行业。繁重的工作负担让她们开始无暇开展午餐社交。现在，午饭的时候，她们会到四季饭店，点上一份蔬菜沙拉和一瓶圣培露矿泉水，匆匆吃完后继续开始工作。”
如今，随着名媛午餐文化的逐渐消失，慈善午宴成了女性聚会的主要活动，这也就意味着，当年名媛午餐的胜景再也不复存在。今年，著名时装设计师唐娜·凯伦在南安普敦召集了包括朱迪斯·朱利亚尼（美国前总统竞选人朱利亚尼之妻）在内的50位女性，在女儿的餐厅共进午餐，为的是向大家介绍她目前的基金会工作。“今天，女人们坐在一起共进午餐的机会可谓少之又少。”作为客人之一的艺术收藏家贝丝·德伍迪说，“我们都是来支持唐娜工作的，她很了不起。”
午餐开始前，唐娜对她的工作使命进行了介绍，10年前她的丈夫因肺癌去世，这让她有了很多感悟：“我开始从事城市禅基金会的工作，是因为我曾经为女性设计服装，让她们的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然而现在我意识到，除了拥有美丽的外表，我们还要拥有美好的内在。城市禅的目的，就是帮我们在都市的喧嚣中重新寻回内心的平静。我们当前生存的世界充满了喧闹，我们已经无法像过去一样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吃顿午饭，是时候行动起来了。”
午餐结束后，凯伦准备了一场为城市禅基金会设计的小型时装秀，棕色、橄榄绿和灰色的背心裙、阔腿裤和罩衫占据了整个秀场。当我要离开时，正与丈夫圣达特集团前总裁亨利·西沃曼闹分居的名媛南希·西沃曼对我说：“你应该把你的文章标题改成：不吃午餐的名媛。”
“我从来都不是其中的一分子。”大西洋唱片创始人艾哈迈德·厄特根的遗孀迈卡·厄特根也同样坚持说，“我巴不得有做不完的工作，我最讨厌的就是跟一群女人一起共进午餐，就算是好朋友也不行。”
德克萨斯州石油大亨奥斯卡·怀亚特的妻子林恩·怀亚特的社交圈遍布纽约、伦敦和巴黎。但现在的她，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快：“我从来都不喜欢和女人们一起吃午饭，我不想浪费时间。”
“我可没时间吃午餐。”美国性感女作家艾琳·麦勒也表示，“的确，我曾和许多名媛以及西班牙国王一起吃过午餐，但只有当对方是极为重要的人物时，我才会这么做。正如我一贯所说，凡是在午餐上能学到的东西，晚宴上也能学到。”
现在，几乎每个接受采访的名媛，都对午餐交际表达鄙夷和不屑，她们发誓，自己从不参加午间聚餐。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下，以午餐作为社交形式的名媛们，或许应该贴上历史的封条了。回想上世纪以来那些曾经组织并亲身参与社交午餐的上流社会名媛—贝比·佩利、葛洛莉亚·吉尼斯、斯琳·凯斯、C. Z.格斯特、温莎公爵夫人、前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还有她们时常光顾的著名场所（帕维林酒店、殖民地酒店、科瓦迪斯餐厅、巴斯克海岸餐厅），仿佛瞬间回到了妇女解放年代，空气中充满了怀旧气息。
讳莫如深
无人不知的社交家和慈善家迪达·布莱尔，对青蛙餐厅和拉卡拉维尔酒店的精致环境着迷不已，这两家餐厅是品尝法式大餐的上上之选。1960年代初期，迪达就是在那里与慈善家玛丽· 拉斯克和纽约名媛南·坎普纳一起共进午餐。当时她的丈夫小威廉·麦考密克·布莱尔是约翰·肯尼迪时期的驻丹麦大使，每次回华盛顿时他们都会在纽约停留。
“那时的大环境和今天截然不同，当时的人们很有格调，人们认为自己的着装要与就餐场合相匹配，会穿着最新款的纪梵希或巴黎世家衣服，每张桌子上的谈话都很有趣。可是现在走进一家餐厅，大家都在谈论公事。”迪达说。
而在朱迪·陶布曼的记忆中，最让她钟爱的是1980年代的马戏团餐厅，当时里根是美国总统，来自法兰西的名流带着他们的妻子出席各种场合。“我永远都记得第一次在马戏团餐厅见到华尔街传奇金融家索尔·斯坦伯格的妻子盖伊弗里德·斯坦伯格时的情景。她看上去相当阔绰，穿了一件亮眼的黄色外套，整个餐厅中的人都议论纷纷。”
有意思的是，摄影师兼精神分析学家弗雷德里克·艾伯施塔特表示，即便是曼哈顿上东区社交界的核心人物，也从不曾坦率承认她们会在奢华的餐厅中打发午后时光。几十年来，她们频繁出没于青蛙餐厅、拉卡拉维尔酒店或是巴斯克海岸餐厅，但她们总是说：“哦，不，不，不，我可没那时间。”她们对于这件事的态度，就像谈论整容一样，讳莫如深。
艾伯施塔特曾提到，他故去的妻子伊莎贝尔及妻子的好友—新英格兰名流萨缪尔·皮博迪之妻朱迪·皮博迪的故事。“伊莎贝尔和朱迪不喜欢到一般的午餐场所用餐，她们常去卡里尔酒店，那里就像是她们的秘密花园，她们的朋友葛洛莉亚·范德比尔特更是热衷于此。”
美国著名音乐剧及电影音乐作曲家史蒂芬·桑坦，在他为百老汇音乐剧《伙伴们》创作的歌词中，就描绘了这样一群以午餐为社交手段的女人。他说，创作灵感来自他的母亲—万人迷埃塔·桑坦。埃塔是第七大道上一个雄心勃勃的时装设计师，也是名媛莫莉·伯恩斯的好友。莫莉的丈夫是著名的“21”俱乐部创办人之一，俱乐部的常客包括商人、政客和明星等。
“我母亲总是和莫莉一起吃午饭。”史蒂芬·桑坦回忆说，“午餐上的女人不少都是‘21’俱乐部的客人，其中一些打扮得非常入时，她们吃饭时会戴着礼帽。这些人也会常到我家做客，我母亲喜欢结交有钱人。她们都是上层中产阶级，许多女人都从事时尚行业，比如设计师莫莉·帕尼斯和乔·科普兰。我母亲的朋友还包括默片明星，比如柯丽恩·摩尔，她们嫁得很好。这就是她们的社交圈，我从小看着她们在我母亲的起居室打麻将。想象着她们，‘午餐的女人’这个说法就跃入了我的脑海。”
对于桑坦的这种说法，1960 年至1996年在《女装日报》担任出版人的约翰·法乔德却并不买账，他说：“首先提出这个概念的不是桑坦，是我们。”《女装日报》现任编辑詹姆斯·法倫澄清道：“早在桑坦把它写进歌词很久之前，我们就已经在使用它了。我们最早用到这个词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那时法乔德会到青蛙餐厅去午餐，如果遇到名人，他就会打电话给办公室说：派个摄影师来。这时当班的摄影师就会第一时间赶过去，在她们走出餐厅时拍下照片。”当年的摄影师之一，就是如今被称为街拍鼻祖的比尔·坎宁汉。
从咖啡馆到酒店
20世纪初期，在外享受午餐的纽约上层社会女人们，有两家新成立的俱乐部可供选择—殖民俱乐部和大都会俱乐部。时至今日，这两家俱乐部的生意依然十分兴旺。
殖民俱乐部是纽约第一家专为女性成立的私人俱乐部，1903年由约翰雅各·阿斯特三世夫人、J·博登·哈里曼夫人以及两位出身显赫的女性在美利山创建。在这之前，男性社交俱乐部已在曼哈顿存在数十年，而女性专属俱乐部的理念在当时备受争议。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甚至称，女人“最好也最安全的俱乐部，就是自己的家里”。
随后，大都会俱乐部于1911年成立，创办者之一是小约翰·洛克菲勒夫人，地点同样位于美利山。与殖民俱乐部相比，大都会俱乐部更富有艺术和文化气息，飞行员兼作家安妮·默洛·林德伯格、明星海伦·海耶斯都是那里的常客，而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更是时常光顾这两家俱乐部。
但要说第一家女性午餐社交场所，还要属殖民地酒店，它创建于1920年，位于麦迪逊大道和61街交界处的拐角上，距离殖民者俱乐部仅仅一个街区。起初它只是一家贩卖私酒的酒店，1922年由意大利领班吉恩·卡瓦莱罗接手，打造成了咖啡爱好者的据点。
根据摄影师兼精神分析学家弗雷德里克·艾伯施塔特的观察：“咖啡馆是女性午餐社交的开端，此前人们都是在家享用午餐和晚餐，到餐厅就餐在那时是很新鲜的。殖民地酒店是纽约第一家在1920年代末就安装空调的酒店，也是在1930年代率先进口唐·佩里尼翁顶级香槟的酒店，贵妇们可以带宠物前往，与裘皮大衣一同寄存在酒店中。门童将老顾客引领至宽敞的大厅，那里有专为男士设置的吸烟室、女士补妆用的化妆间、用厚布帘遮得严严实实的电话间，甚至还有梵克雅宝珠宝店。”
当时，曼哈顿所有的餐厅都约定俗成地立下了一个规矩，靠近门口的位置永远留给身份显赫的客人，以便他们就餐时能被他人看到。到了1950年代，外出享用午餐的女性人数与男性人数的比例已经达到了6:1。
1941年10月15日，殖民地酒店陷入了严重的竞争。当时，一位名叫亨利·索尔的法国人在55街5号创办的帕维林酒店开张，前来庆贺的包括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亿万富翁范德比尔特及肯尼迪家族成员。从此之后，帕维林酒店成为了纽约高级法式餐厅的代名词，客人名单囊括了纽约各界名流。尽管在索尔的酒店用餐消费高得惊人，但那些衣着时髦的女人依旧会频繁光顾，只为体验高尚的法国情调。
名媛午餐文化中最为讽刺的一点是，对于她们来说，身边的听众远比吃到嘴里的菜品本身来得重要，因为她们总在为保持身材而节食。温莎公爵夫人曾公开宣称：“女人有再多钱都不算多，身材再苗条也不算瘦。”她的朋友布莉姬·柏林曾说：“没错，她们每天都在帕维林酒店或殖民地酒店共进午餐，每个人都盛装出席，并且会在赴宴前专门到发型师那里去做头发。但实际上她们什么也不吃，我的母亲只吃四根芦笋。”
1960年代初，随着索尔帝国在曼哈顿的扩张，衣着光鲜、身材纤瘦的女人有了更多选择。第一家开张的是巴斯克海岸餐厅，它是1958年由索尔一手创办。随后，另外三家餐厅相继开张：分别是1960年开业的拉卡拉维尔酒店、1962年开业的青蛙餐厅，以及1965年开张的拉法叶酒店。1970年代，著名服装设计师卡罗琳娜·海莱娜搬到纽约后，时常造访青蛙餐厅，她说：“在那儿，每个人看上去都迷人极了。得益于房间结构的设计，你在座位上可以看到所有前来用餐的顾客。”
“不吃午餐的名媛”
在美国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作品中，他将身边的女性朋友们描述成一群肤浅、冷漠、阴险的势利小人，而她们时常出入的高级法式餐厅也随之受到牵连，从而促进了三家意大利餐厅的发展，它们分别是奥尔西尼、科瓦迪斯和马戏团俱乐部。
奥尔西尼是一家昂贵的餐厅，位于西56街，创办者是罗马人阿尔曼多·奥尔西尼和他的弟弟艾里奥；科瓦迪斯俱乐部的历史则更早，可追溯到1946年，它由布鲁诺·卡拉瓦吉和罗布斯蒂共同创建，1939年世博会期间，他们曾负责管理比利时馆的餐厅；而马戏团俱乐部很快就成为投资大亨罗纳德·佩雷曼、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及其妻子等人时常光顾的热门场所，在纽约上流社交圈呼风唤雨的吉瑞·齐普金也是这里的常客之一。
1976年，齐普金的好友格林·伯恩鲍姆在莱克星顿大道75街开设了一家名为莫迪默的餐厅，它更像是一个沙龙。“人就是这里最好的装饰。”室内设计师马里奥·布阿塔对这家餐厅如此评价。
伯恩鲍姆喜欢让他钟爱的女人—布鲁克·阿斯特、杰奎琳和葛洛莉亚·范德比尔特，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引得路人驻足观望。1998年伯恩鲍姆去世，他在遗嘱中表示，他去世后，莫迪默便不该再继续存在下去。
时至今日，在美国名媛中曾风靡一时的午餐文化，正在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那些提供名媛午餐的酒店，也开始萎缩。现在，那些曾经的热门餐厅中，只有青蛙餐厅和马戏团俱乐部风采依旧。奥尔西尼早在1984年就已经关门歇业，巴斯克海岸餐厅、卡拉维拉酒店和吕特斯酒店纷纷在2004年停业，主要的原因是缺少顾客。
现在，利用午餐时间聚会的女人越来越少。著名宽客（金融衍生品的创造者）保羅·威尔莫特说：“让我来告诉你原因：是工作。和上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不同，当今的女性涉足室内装修、房地产、绘画、珠宝设计等各个行业。繁重的工作负担让她们开始无暇开展午餐社交。现在，午饭的时候，她们会到四季饭店，点上一份蔬菜沙拉和一瓶圣培露矿泉水，匆匆吃完后继续开始工作。”
如今，随着名媛午餐文化的逐渐消失，慈善午宴成了女性聚会的主要活动，这也就意味着，当年名媛午餐的胜景再也不复存在。今年，著名时装设计师唐娜·凯伦在南安普敦召集了包括朱迪斯·朱利亚尼（美国前总统竞选人朱利亚尼之妻）在内的50位女性，在女儿的餐厅共进午餐，为的是向大家介绍她目前的基金会工作。“今天，女人们坐在一起共进午餐的机会可谓少之又少。”作为客人之一的艺术收藏家贝丝·德伍迪说，“我们都是来支持唐娜工作的，她很了不起。”
午餐开始前，唐娜对她的工作使命进行了介绍，10年前她的丈夫因肺癌去世，这让她有了很多感悟：“我开始从事城市禅基金会的工作，是因为我曾经为女性设计服装，让她们的外表看起来光鲜亮丽，然而现在我意识到，除了拥有美丽的外表，我们还要拥有美好的内在。城市禅的目的，就是帮我们在都市的喧嚣中重新寻回内心的平静。我们当前生存的世界充满了喧闹，我们已经无法像过去一样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吃顿午饭，是时候行动起来了。”
午餐结束后，凯伦准备了一场为城市禅基金会设计的小型时装秀，棕色、橄榄绿和灰色的背心裙、阔腿裤和罩衫占据了整个秀场。当我要离开时，正与丈夫圣达特集团前总裁亨利·西沃曼闹分居的名媛南希·西沃曼对我说：“你应该把你的文章标题改成：不吃午餐的名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