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大跃进”运动时期，正是国内的饥荒岁月。我是建筑设计工，被川东奉节县政府抽调出去修铁路，先是内昆铁路，然后是成昆铁路，再转移到川北旺苍县修广旺铁路。
　　那时我们吃饭是定量的。修内昆线时，我们的工种定量为每月56斤大米，1斤猪肉；修成昆线时，降到大米48斤，半斤牛羊肉；到了修广旺线，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工种粮每月只有39斤，肉类供应根本没有了。当时机关干部和居民定量每月只有19斤粮，但是吃惯了高定量的我们，每顿吃完那三四两米饭，一个个还是饿得两眼发花，睡也睡不着。
　　开工两个月，由于生产物资紧张，钢材水泥雷管炸药供应不上，1961年下半年广旺铁路暂时停建。我们几千人无事可干，虽然粮食定量还没有减少，但精神却很空虚，每天就是吃了上顿等下顿。
　　人的欲望是强烈的。看到当地干部居民饿得得了水肿病，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摘帽和没有摘帽的“右派”，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三个一伙，五个一帮各找门路。有进山用衣物换核桃柿子粮食的，有去小煤窑挖煤的，有为保持身体热能不被消耗，足不出户在工棚下棋、打桥牌、睡大觉的。我和老乡张成明去了陈家岭煤矿，在矿工俱乐部为工人讲评书。
　　在此之前，我和龙金剑、张生伍合伙还跑了一次单帮。
　　旺苍县大山旮旯里的麻柳沟一带盛产核桃，队里几乎天天有人往山里跑，用衣物换回核桃、柿子和粮食。看见人家换回“进口货”，我们也不禁怦然心动。我们三人结伴，各自带了毛毯、蚊帐、衣服去了天星多。那里交通不便，核桃、柿子、鸡蛋、粮食都运不出去，对我们的光顾农民很高兴，他们缺衣物，就象我们缺粮食一样。我们没有遇到一点麻烦，顺利地进行了友好的原始物资贸易。
　　那天，我在一户山民家用蚊帐换了1200多个核桃，山民很热情，还留我吃了一顿红苕干饭，我心里非常感激。在回队的路上，龙金剑说换这么多核桃一时也吃不完，放在工棚又怕有人顺手牵羊，不如到成都去卖。张生伍极力赞成龙金剑的提议，我想也是，把1000多个核桃换成钱更稳当些。
　　但是我们没有“证明”。那时坐火车从广元到成都，至少要查3次车票，发现旅客中稍有不顺眼的，乘警马上叫你拿证明出来检验。那时没有身份证，即使是一个农民出门探亲、医病，起码也要公社的证明才能行走，证明或路条和钱一样重要。我们要上成都卖核桃，最麻烦的是没有路条，不管在火车上还是在成都哪个地方，被警察和街道居委会治保组的人发觉，就要竹篮打水一场空！
　　龙金剑原是奉节县某乡政府一名政法干部，他说没有证明也不要紧，关键是见机行事，态度自然大方，公安抓的都是行迹可疑的鸡鸣狗盗之辈。几千个核桃太醒目，龙金剑还是想了一个办法，上成都时搭货车，回来时坐客车。
　　我们各自挑了核桃搭货车到广元，钻在开往成都的货车停车场。龙金剑社会经验十分丰富，他没去找火车司机，而是去车厢与押运物资的人套近乎，很快联系到一节装运纸张的货车。押运员看我们斯斯文文，3个人中就有两副眼镜，加上龙金剑又送了他几十个核桃，便满口答应并把我们拉上货车。干押运员也很辛苦、寂寞，有我们3个人与他结伴，他很高兴。
　　货车走走停停，沿途要甩车皮，又要重新挂车皮，从广元到成都就走了两天多时间。到成都车站后，告辞了古道热肠的押运员，我们挑着核桃来到驷马桥附近。我和张生伍看挑子，龙金剑去找买主。他刚走，就有一些居民来问我们是不是有“进口货”卖。我说有点核桃，一个大嫂高矮要求买几个，她说：“核桃这东西有油，吃了可以稳住心，我们都几年没有尝过了。”她先说1元钱买10个，见我们没有拒绝，她又要求多买一点，拿出5块钱，要我给她55个核桃，我卖给了她。陆陆续续不断有人来买，我讲价，数核桃，张生伍就记帐收钱。这时一个四五十岁的老者走了过来，用手摸了摸口袋，问：“这一袋我全买了，说个价。”我说1元10个，他皮笑肉不笑地说：“小兄弟，我是一下子给你买啊，8角钱10个，咋样？”这时人群中冒出一句令我十分吃惊的话来：“王驼子，买那么多来做投机生意嗦？”我抬头一看，心里不由得紧张起来。说话的是一个警察。王驼子对警察说：“李公安，我说来耍的……”说完干笑了两声，就像耗子见了猫儿一样溜走了。当时，我心情紧张极了，不知这个李公安要如何收拾我们。李公安没有流露出要收拾我们的样子，他蹲下身来说：“看样子你们不像是做生意的，价钱很公道。”他掏出两块钱来说：“我给我妈买一点。你这核桃，成都很稀罕。”我挑了20多个核桃给这个好心的警察，他把核桃装进口袋，向我们善意地一笑，走了。
　　龙金剑回来了，看见我们3000多个核桃已经卖了十之六七，一问价，他说拐了。核桃打批发都是一块八10个，成都市面上是一元钱4个，还有价无货。但张生伍对1元10个核桃的价格已经很满意了，我也说：“一个人买一点，也让大家尝尝核桃的滋味嘛。”龙金剑说：“都快卖完了，干脆就在这里卖算了。”不到3个小时，我们3000多个核桃全被居民买去了。我们便高高兴兴进城逛街，找东西吃。
　　没想到偌大的成都，我们逛了十几条街，几乎每个饭馆都无货供应，营业员都在闭着眼睛养神，到处冷冷清清，鬼都不上门。好不容易看见一家糖果店在卖古巴糖做的“高级糖”，5块钱一斤，数量有限，体弱老幼根本挤不进去。居民说：“啥子高级糖啊，是高价糖。”那时一般工人职员的工资就是每月二三十元，高的也不过六七十块，5块钱一斤的高级糖，一个月工资究竟能买几斤呢？
　　我把旺苍和成都作了一个比较，还是感到旺苍要好些，起码拿钱买大米、红苕、核桃、板栗之类的食品是不成问题的。我们3人当天就买了回广元的火车票。我暗自庆幸，这次跑单帮每个人赚了几十块钱，如果用这钱去买核桃、柿饼补充身体，就绝不会得浮肿病了。
　　车到广元，我们像回到了家一样兴高采烈地下了火车。站台上却出现了大批民警，至少有几十个，我心里立即紧张起来，怎么今天车站有这么多警察？警察们把在广元下车的100多旅客全部叫到验票口验票出站。听说是凭票出站，我的心情立刻就放松了，因为我们都买了车票。旅客排队依次通过检票口时，那里又有十多个警察把守。站台工作人员验票以后，警察开始检查路条证明，有票有证明的放行，缺一样，便不容分说地被命令走进一间屋子里。我们3人都是二缺一，自然也被警察“请”了进去。
　　这次查站，共查出五六十人手续不齐。警察的工作又细致又认真，又将这些人分为有票无证明、有证明无票或无票无证明的三类人。一位年纪轻轻的女警官板着脸向我们宣布“政策”：一、有证无票的立即补票。二、有票无证的，要向公安机关交代清楚。三、无票无证的，暂时送拘留所听候处理。说完以后，几十个警察很快就把三类人分别出来。该补票的送去售票厅补票，该送拘留所的，自然免不了被棕绳象征性地套住胳膊武装护送走了。我们属于有票无证明的乘客，有20多个，就地接受警察的审查。有三四个警察参加了对我们的审问，主审就是那位女警官。她那咄咄逼人的目光，让你不得不产生一种畏惧感。
　　其他的人都被她一一“处理”了，最后只剩下我、龙金剑和张生伍了。她问：“你们三个是一伙的？”言辞严厉，“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龙金剑也是老公安，他也有一套对付同行的方法。这种对付绝不是无理的辩解，而是主动亮身份——我们3个人都是筑路二支队职工三队的职工，曾经是“右派”，现在不是。
　　“你叫啥名字？”女警官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又问。
　　“龙金剑。”龙金剑冷冷地回答，又指着我跟张生伍说，“他叫张生伍，这个叫张森奉，我们三人都曾被划成‘右派’，现已摘帽。”
　　从眼睛里可以看出，女警察对龙金剑的直率坦言，有了一点好感，有了一点女性温柔的光辉。但出于职业的神圣感和敬业精神，她丝毫没有放松对我们的警惕，继续查问：“你们请假没有?去成都干啥？这是要说清楚的。”把“交代”一词改为“说清楚”，我心里有了一丝欣慰。我从未经历过这种场合，只有听龙金剑和她解释。
　　龙金剑回答说：“支队对请假制度没有开工时候要求那么严格。我们已经停工几个月了，大家无事可干，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听说中央对‘右派’的处理有些新政策，所以我们就去省里打听了一下。我们从成都回来，立即就要回队去的，没有什么不法行为，请你调查。”女管官告诫说：“以后，你们不要东跑西跑，出门一定要请假。即使中央有新政策，该怎样就怎样落实，跑也是冤枉。我再打个电话去问问你们支队后，你们就可以回去了。”我心里很不安，好厉害的女警官。大约又过了20多分钟，她回来对我们说：“你们可以回去了，如果以后再不请假到处跑，在广元我遇上你们，别怪我不客气。”
　　后来，龙金剑告诉我，在广元被查纯属我们运气太孬了。那些天正逢某中央首长回乡省亲，然后视察通、南、巴老革命根据地，取道旺苍、广元去成都，沿途都是一级保卫。我们几个恰好在这个时候跑单帮，没有丢进拘留所去吃几天不要钱的饭，都是那位面严心善的女警官高抬贵手。
　　 （责编 张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