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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期的数据看，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相当大。当前的经济形势与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时相比，某种意义上说更为严峻，更具有挑战性。
区别在于，2008年只是受到外部冲击，内在增长动力是强劲的，下得快，上得也快，出现了一个V型反转；而这一次遇到的是内在动力的减弱。
现在已经出现了缓慢下行，根据我们的宏观经济先行指数预测，这一轮调整的低点可能在今年二季度。问题是，二季度以后即使有所回升，能够到达以往10％左右的增长率吗？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思考和问答的问题。
增长进入速度转换期
这就涉及到对这次经济增长下行性质的认识。我们的判断是除了短期周期性调整外，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很大可能性已经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调整期，或者说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的转换期。
根据我们最近做的一项国际比较研究，“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德国、我国台湾等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都曾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是一种国际公认度较高的购买力平价指标，不是现价美元）左右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回落幅度在30％－40％，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
中国人均收入在2010年接近8000国际元，如果继续保持8％－9％的增长速度，将会在今后两三年也达到11000国际元水平，进入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
2011年以来，东南沿海几个大省市，包括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北京，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速度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投资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下降；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上升等，这些情况都表明这样一个增长速度的转换期有很大可能已经开始。
如果这个判断能够成立，需要注意几点：
第一，我们面临的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要回到以往10％左右的增长率可能性已经不大，三五年以后可能会稳定在6％－7％的水平上，但在最近几年仍有可能保持8％－9％的增长率。
第二，在这样一个增长平台的转换期，增长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增加，遇到内外部大的冲击，有可能出现短期内的大幅下滑，所以，稳增长是今后几年重要的政策目标。
第三，增长阶段转换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换，这也是下一步发展方式转变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房地产应以时间换空间
今年要稳增长，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
外部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欧债危机对中国外贸的冲击。基本判断是，不必过于悲观，因为从来没有乐观过。欧洲经济危机前的增长率也是在0－1％之间徘徊，即便经济复苏，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但估计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次美欧金融危机演变的内在逻辑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由私人债务危机到公共债务危机，再到货币体系危机。
目前欧元区公共债务解决的基本办法是货币化，也就是把危机拖后。所以，下一步需要对付的不一定是短期内的剧痛，而是一个长痛，也就是相当长时期的低迷。
内部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房地产市场。
目前房地产市场处在一种胶着状态，“上”的风险很大，大家是有共识的，短期内“下”的过快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银行和地方财政会受到大的冲击，二是房地产投资增长可能过快下滑。所以，现在是要在挤压泡沫、防控风险和稳定投资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当然这是一个相当脆弱的平衡。
一种可能算是理想的状态，就是坚持当前调控政策不动摇，使一线大城市中部分泡沫明显的地区价格有一定幅度回落。
从全国来说，价格小幅回落，基本稳定，坚持两三年，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房价水平将相对下降。
也就是说，以时间换空间，谨慎保持“脆弱的平衡”，逐步实现房地产市场的软着陆。这是一种可称之为“稳中求降”的策略。
另一方面，要抓住这段难得的时机，加快形成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关键是完整地恢复住宅作为特定耐用消费品的属性，大幅度减弱其金融属性。这方面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加快设计、试验房地产保有和交易环节的税收政策，并相机推广。
另外，在理论和政策上理顺商品性住房与保障性住房、买房与租房等重要的结构关系。
我们讲以时间换空间，一方面是说房价水平的相对回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为房地产市场的制度建设赢得时间。无论如何，不能错过或浪费这个时机。
今后我们所看到的房地产市场，不应该再是放松调控、上涨、再调控，房地产行业随之大起大落的局面，而是平稳增长，在改善民生和拉动经济增长中起到应有作用的局面。
结构调整应明确“制造业导向”
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随着增长速度的放缓，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都会发生相应变化。这样就要提出一个问题，在中长期，中国应当形成何种特色和优势的产业体系？
这次美欧出现的金融危机，说到底，是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脱节，金融发展出现“异化”；迟迟走不出危机，也是因为实体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
过去30多年中国的产业发展，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基础和优势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上。
展望未来全球的产业竞争格局，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大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所有产业中都具有竞争优势，而只能在部分产业，有些国家是在少数几个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
在高速增长背景下的规模快速扩张基本结束后，中国产业长期稳定竞争力的培育将比此前更为重要。
然而，中国未来究竟会有哪些产业具有长期稳定的国际竞争力，基本上要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就制造业和服务业比较而言，在可预见的将来，尽管服务业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但中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可能更多地仍将体现于制造业。
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中国应当明确地提出现代产业体系以“制造业导向”的目标。这方面德国的经验很值得研究借鉴。
一方面，德国房价一直平稳，没有出现大泡沫；另一方面，德国始终重视制造业，除了几个知名的大公司外，有大量规模不大、但市场占有率高的被称为“隐性冠军”的中小企业，构成了德国产业竞争力的基础。目前德国经济依然是欧元区经济的发动机。
从中国来说，即使未来制造业比重下降，降幅不宜过大，比如应保持在30％左右。
下一步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应当是包括研发、金融、物流、培训、信息服务、售后服务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
这些服务业搞得好不好，尺度就要看是不是带动了制造业技术水平提高，是不是促进了制造业的效率改进。
服务业的发展有了这样一个导向，将有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沿着正确方向取得实质性进步。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区别在于，2008年只是受到外部冲击，内在增长动力是强劲的，下得快，上得也快，出现了一个V型反转；而这一次遇到的是内在动力的减弱。
现在已经出现了缓慢下行，根据我们的宏观经济先行指数预测，这一轮调整的低点可能在今年二季度。问题是，二季度以后即使有所回升，能够到达以往10％左右的增长率吗？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思考和问答的问题。
增长进入速度转换期
这就涉及到对这次经济增长下行性质的认识。我们的判断是除了短期周期性调整外，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很大可能性已经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调整期，或者说已经进入由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的转换期。
根据我们最近做的一项国际比较研究，“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德国、我国台湾等成功追赶型的经济体，都曾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是一种国际公认度较高的购买力平价指标，不是现价美元）左右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回落幅度在30％－40％，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
中国人均收入在2010年接近8000国际元，如果继续保持8％－9％的增长速度，将会在今后两三年也达到11000国际元水平，进入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
2011年以来，东南沿海几个大省市，包括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北京，经济增长和投资增长速度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投资在全部投资中的比重下降；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风险上升等，这些情况都表明这样一个增长速度的转换期有很大可能已经开始。
如果这个判断能够成立，需要注意几点：
第一，我们面临的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要回到以往10％左右的增长率可能性已经不大，三五年以后可能会稳定在6％－7％的水平上，但在最近几年仍有可能保持8％－9％的增长率。
第二，在这样一个增长平台的转换期，增长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增加，遇到内外部大的冲击，有可能出现短期内的大幅下滑，所以，稳增长是今后几年重要的政策目标。
第三，增长阶段转换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换，这也是下一步发展方式转变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房地产应以时间换空间
今年要稳增长，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领域。
外部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欧债危机对中国外贸的冲击。基本判断是，不必过于悲观，因为从来没有乐观过。欧洲经济危机前的增长率也是在0－1％之间徘徊，即便经济复苏，好也好不到哪里去。
但估计坏也坏不到哪里去。这次美欧金融危机演变的内在逻辑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由私人债务危机到公共债务危机，再到货币体系危机。
目前欧元区公共债务解决的基本办法是货币化，也就是把危机拖后。所以，下一步需要对付的不一定是短期内的剧痛，而是一个长痛，也就是相当长时期的低迷。
内部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房地产市场。
目前房地产市场处在一种胶着状态，“上”的风险很大，大家是有共识的，短期内“下”的过快会遇到两个问题：一是银行和地方财政会受到大的冲击，二是房地产投资增长可能过快下滑。所以，现在是要在挤压泡沫、防控风险和稳定投资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当然这是一个相当脆弱的平衡。
一种可能算是理想的状态，就是坚持当前调控政策不动摇，使一线大城市中部分泡沫明显的地区价格有一定幅度回落。
从全国来说，价格小幅回落，基本稳定，坚持两三年，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房价水平将相对下降。
也就是说，以时间换空间，谨慎保持“脆弱的平衡”，逐步实现房地产市场的软着陆。这是一种可称之为“稳中求降”的策略。
另一方面，要抓住这段难得的时机，加快形成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关键是完整地恢复住宅作为特定耐用消费品的属性，大幅度减弱其金融属性。这方面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是加快设计、试验房地产保有和交易环节的税收政策，并相机推广。
另外，在理论和政策上理顺商品性住房与保障性住房、买房与租房等重要的结构关系。
我们讲以时间换空间，一方面是说房价水平的相对回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为房地产市场的制度建设赢得时间。无论如何，不能错过或浪费这个时机。
今后我们所看到的房地产市场，不应该再是放松调控、上涨、再调控，房地产行业随之大起大落的局面，而是平稳增长，在改善民生和拉动经济增长中起到应有作用的局面。
结构调整应明确“制造业导向”
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随着增长速度的放缓，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都会发生相应变化。这样就要提出一个问题，在中长期，中国应当形成何种特色和优势的产业体系？
这次美欧出现的金融危机，说到底，是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脱节，金融发展出现“异化”；迟迟走不出危机，也是因为实体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
过去30多年中国的产业发展，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基础和优势主要体现在制造业上。
展望未来全球的产业竞争格局，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大国）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所有产业中都具有竞争优势，而只能在部分产业，有些国家是在少数几个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
在高速增长背景下的规模快速扩张基本结束后，中国产业长期稳定竞争力的培育将比此前更为重要。
然而，中国未来究竟会有哪些产业具有长期稳定的国际竞争力，基本上要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就制造业和服务业比较而言，在可预见的将来，尽管服务业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但中国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可能更多地仍将体现于制造业。
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中国应当明确地提出现代产业体系以“制造业导向”的目标。这方面德国的经验很值得研究借鉴。
一方面，德国房价一直平稳，没有出现大泡沫；另一方面，德国始终重视制造业，除了几个知名的大公司外，有大量规模不大、但市场占有率高的被称为“隐性冠军”的中小企业，构成了德国产业竞争力的基础。目前德国经济依然是欧元区经济的发动机。
从中国来说，即使未来制造业比重下降，降幅不宜过大，比如应保持在30％左右。
下一步服务业发展的重点，应当是包括研发、金融、物流、培训、信息服务、售后服务等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
这些服务业搞得好不好，尺度就要看是不是带动了制造业技术水平提高，是不是促进了制造业的效率改进。
服务业的发展有了这样一个导向，将有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调整和升级沿着正确方向取得实质性进步。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