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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阿伦特行动理论的提出旨在突破由生产过程带来的程式化历史进程对主体性的倾轧。行动理论以公共领域内主体政治交往实践、主体道德悬设及政治实践参与的理论构架，打破原有主体性被遮蔽的实践模式，重新赋予主体在世意义及生命尊严。
[关键词]行动理论;公共领域;道德主体;判断
[中圖分类号]B089;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06-0010-06
汉娜·阿伦特行动理论的提出具有特定历史条件。在物质生产所带来的经济生活时代中，现代性在祛除超验性的同时亦带来了人类价值虚无主义的命运，人们孤独地、盲从地存在于世，丧失了人的自我属性和生活意义。现代世界驱动人们在资本的形而上学逻辑结构中进行着全部力量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使属于人本质的类生活被物质生活完全接替。人们之间的联系被物质生产实践所遮蔽，从而无法实现独立地思考，进而极易受到某种具有魅力或蛊惑力的思想的影响，选择盲目的实践。阿伦特行动理论的意义便在于重拾人们在世的位置，将世界重新归还给人们，其实现的方式则以政治领域内行动实践所建构的道德主体之间判断与交往实现人向自身的回归;终极目标旨在建构超越理性传统的政治实践的新实践理论：公共领域内的人人参与的行动理论。行动理论能否引领我们走出困境，重新赋予生命以意义和价值，首要的问题就是对理论自身内在逻辑严密性的分析。
一、行动论域的范围限定
行动实践领域是行动理论展开自我运动的前提性条件。领域的确定才能确保行动理论根基稳定和扎实。阿伦特行动实践领域并非黑格尔宇宙论的理性运作领域，亦非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实践领域。行动理论将其自身活动领域限定在人们的政治生活领域之中，在此意义上恢复多样性活动方式，用以对抗历史进程对人类内在层次的剥夺，重新确立人在世的尊严和意义。在阿伦特看来，在政治生活领域才能够保证人的属人性活动。人是双重性存在物，在私人领域内，人完成从属于动物本性的生产活动;而在公共领域中，人从动物性本性中剥离出来，在一个由人们共享经验、语言及景象的公共领域中，投身于一个个分离的事件之中，生命才能够摆脱程序化的固定过程，进而寻求到自身存在的本质意义。
政治领域是与私人领域相对立的。阿伦特将人类的生存空间进行纵向拆解，将人的生产活动归结至私人领域中，而将人的语言交往活动归属于公共领域即政治领域。“工场生活也许是一种非政治的生活方式，但绝不是反政治的。但劳动的状况恰恰是反政治的”[1]167。阿伦特严格划分两个领域的界限，将人的物种性相关活动牢牢地限制在私人领域存而不论，从而将人从原有的程式化进程中解放出来，进入政治领域展开主体间经验、语言、景象的共享。对抗现代性哲学导致个体完全投入到生产和消费之中，缺少个体独立思维，而生产和消费被阿伦特划入私人领域物质性生存活动。阿伦特在西方政治现实实践与历史理论阐释维度中，开始对行动理论及其论域展开思考，她认为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于私人领域僭越至公共领域，从而导致原属于私人领域内部人的物种性的生产活动挤压公共领域内部生发人的意义和价值的行动活动。这两种活动力量在不同的程度上相互冲撞，从而导致极权主义程式化统治对人的主体性的压制、20世纪60年代学生要求恢复主体性的运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断裂等现象产生。这些现象背后便是行动实践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模糊导致生存性与意义性两者之间发生碰撞、冲突及其彼此的消融，生发人类意义活动的行动乏力导致生产被提到公共活动之中来，由此产生了在社会领域这一中间领域内部，劳动活动的私人性逐渐被赋予公共性要素。劳动活动在自我的否定运动推动过程中，将历史解释为处于生产力不断提升及与生产关系交互运动的前进式螺旋上升的可预测规律之中，全部世界只有在生产力所生发的经济利益网络中才能存在，“现代社会对经济的关注主宰了政治以及人的自我意识。”[1]5在人们沉浸于经济所带来的物质享受时，人在世的意义被丢弃，古老政治传统所勾勒的城邦被摧毁了。政治哲学正如柏拉图所预想的那样，从意见的洞穴中飞离，而这一过程也带走了人类的尊严以及本应富有意义的人类意旨。在古老哲学传统中，意见领域的终结意味着人类的自由范围被倾轧。劳动社会这一新兴领域的兴起带来高速经济增长以及丰富的物质产品的同时，亦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本原联系的公共空间的消失。公共领域保证人们语言、经验的有效，为人们在世的行动提供一种得以实现的论域。
行动所构成的公共领域并非完全独立的存在，而是以非政治性质的私人领域存在为基础，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界限的划分，是保证行动得以有效实践的前提。在古典政治实践传统影响下，经济生产、人内在的情感交往、家庭内部伦理等隐匿的要素都被界定在私人领域之中。而公共领域则沿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将行动（praxis）和言说（lexis）产生的人类事务领域作为公共交往的内容。在公共领域内部，语言作为一种呈现内在思想的方式以表达、论辩及说服展开公开的实践运动，由此确证了人们的在场。一方面，言论者通过语言呈现自身;另一方面，旁观者通过具体行为、言论及现象做出判断。在共同的过程中，人们各自出场，在公共空间内部完成言行彰显与判断、现象性与实在性共通的全部行动过程。公共领域界定的前提在于行动者以自身特有的复数性本身所构成的现实的共同世界为言论的核心，私人领域内部活动产生了与人自身存在息息相关的诸多公共事件，人与物种性存在不同的地方便在于通过公共领域去证明人自身不同于物种生物的本质。在捍卫公共性的过程中，阿伦特更多地倾向于康德哲学中的“审美判断力批判”中的处理方式，在其中她寻找到了能够对抗主体化和程序化威胁的公共空间——一个由种种共享的外观和主体间判断所组成的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中摆脱物质性存在的行动者以语言、差异和沟通的方式形成政治权力空间，在商议共同世界议题中保证了共同世界的有朽性，共同世界“必须超越个人（必然死亡的个体）的有限生命期限”[2]100。共同世界使公共领域具有一种持久的规范性结构，为公共领域提供了稳定存在的理论架构，尤其是法律所建构的宪政结构，从而保证行动得以有效实现。 行动理论的论域限定，区分了人的物种性存在以及意义存在的场域，同时也划分了政治与非政治的界限。公共领域内部的行动者涉身于共享的公共事业中，在其中上演着多样的涉及人的生命尊严本身的富有意义的叙事故事，为行动者的行动提供了要素，公共领域重新赋予人的语言以存在的根据，即是赋予意见以生命。阿伦特把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有叙述性行动所组成的共享空间，以意见恢复的方式与柏拉图所定义的哲学传统相对抗，最终指向是在于恢复平凡个体们的存在意义。
二、行动主体的道德悬设
行动主体构成了公共领域内部的必要条件，但场域内部行动主体与传统意义行动主体有着极大不同。在法庭上，犹太人以悲愤决绝的态度将艾希曼判为犯了反人类罪，而阿伦特则站在客观的立场对其进行剖析，由此提出了著名的“罪恶的平庸性”理论，行动主体即与这一政治事件息息相关。恶的平淡和伟大的双重性导致了犹太人集体失语，并将纳粹行为定义为反人类罪，阿伦特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更高层次的思考：纳粹行为是一般意义上的罪行么？如果服从也是一种罪，人类集体服从极权主义难道不也是一种罪行？除非神祇能够代表神来审判人类在世的罪责，还有什么能够代表人类审判反人类罪呢？针对这一层层现实问题的思考，阿伦特提出由对话而来的共同感进行人类的自我救赎，即只有人类自我才能够引领其自身走出困境。在这一问题上，阿伦特是康德主义者，行动主体的前提是康德的理性个体，即预设了德性主体的个人。她认为，公共领域内部的行动实践是一种表现形态为复数性主体以平等交流和沟通形成的公共权力，“权力是使公共领域——潜在于行动和言说的人们之间的显现空间——得以存在的东西”[1]157;行动实践另一种表现形态为差异的行动主体在语言的外在表现及彰显的过程中追求人类生命的卓越，“每一个公开展示的活动都能获得它在私人场合下无法企及的一种卓越;因为按照定义，一个人的卓越总是需要他人的在场，而他人的在场又需要形成一个由他的同侪所组成的公共领域”[1]31。这两种内在的实践样态，捍卫了人存在的尊严及意义。公共领域内部以卓越彰显价值的公共权力的形成与霍布斯及施密特竞争形成的政治斗争的区别在于：阿伦特公共领域存在是建立在于摆脱物种存在束缚的个体之上，进入公共领域场域的行动个体已经将道德问题内在地蕴含于自身之中，公共领域的行动更多的是为了寻求人类生命事件的公平性与合理性。这里比较困难的问题则在于处理超越主体主义，同时又使主体摆脱掉公共群体的权威实行自身的判断责任。
对于公共领域内部的行動主体的道德性问题，阿伦特同构了康德《判断力判断》中审美判断主体。她去除了康德审美主体的先验性和个体不可形成普遍认同的审美性，关注了其主体间性判断的有效性。在现代性的道德问题中，阿伦特认为人们进行判断的道德原则内部更多意味着习惯与约定。尼采的道德价值重估虽然发现了现代道德的陈旧性和约束性，但是他并未明确提出新的道德原则，“现代所宣称的惟一的新道德原则，实际上不是对‘新价值’的肯定，而是对道德本身的否定，尽管尼采当然不知道这一点。而且敢于表明道德已变得多么陈旧不堪而毫无意义，这恰恰是他永恒的伟大之处。”[3]75在现代性问题突出的20世纪，新价值观的出现致使原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彻底崩塌，而在重新评估道德问题的时候，阿伦特认为，道德问题蕴藏在行动的主体自身之中，在人们交往的判断过程中，道德问题才能够被重新定义，人们才能冲破原有的道德训诫式的固有思维，而将道德预设至每个行动个体之中，因为道德价值是由个体间交往而形成的。道德性要素先验地蕴藏于个体之中，在具体的公共领域中通过实践而阐发出来。因此道德体系的重建也需要依托于行动实践的过程。
阿伦特重新审视了道德存在于神圣命令还是人类理性之中。事实上，道德已经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之中，人们内心先验地存在一种判断声音，不依托于任何条件，只按照苏格拉底的方式便能够引导自身回到道德的原则中，在行动实践中得以显现。在西方传统中，亚里士多德提出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前者通过习惯养成，而后者由教导生成;托马斯·阿奎那则认为最高至善的道德是神圣理性发布给自然的法则，不可侵犯。阿伦特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人不同于不朽的上帝，而是有朽的存在物，所以最高的德性在于尽可能与神圣者保持近邻。但是不同于上帝颁布的不可侵犯的神圣法则，这里的德性并不是命令，而是可以自由地服从或违抗。在这里，整个问题皆在探寻适用于人的最佳生活方式，显然这是一个需要人类自身去寻找和判断的问题。在康德那里，阿伦特似乎寻找到了解决的方案。康德实践哲学认为，在道德而非按照绝对命令指引下，人们将内心义务作为神圣的律令，人自身是最高道德规范的颁布者，只有自我颁布的道德法则才具有最强的约束力，进而规范人们的行为。内在于人自身的道德所存在的公共责任在于人类对生命意义的尊重，公共领域的行动实践主体以平等、友谊的氛围展开语言交流，卓越与友好共存于公共领域内部表现出一种公共的美德，“它表现为自治、勇气、与人为美善的友谊、公道、宽容大度、欣赏他人之长处的谦逊等行为的原则上。”[2]106在这样的公共美德条件下，行动者不断地在论辩过程中激发出人内在的道德规范，进而推进人们对公共事件形成公共意见。这种道德主体间卓越的追求并非霍布斯式的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支配行动，而是充分表达行动个体内在的一种场域，行动个体之间完全是平等式而非压制性的交流。在公共领域内部一旦出现支配，则会毁掉公共领域内部的多样性，从而造成公共领域的崩塌。在公共领域内部，行动道德主体间展开实践追求自由的各异表达。对此，阿伦特追溯到罗马时期政治共同体建立时。由于相互之间的承诺、合作及联盟保证了行动者之间的自由，在不可逆转的行动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的集体决议，行动者以自身内部的“承诺”和“宽恕”美德克服了不可逆转的困境。宽恕是指回归过去，行动者审议过去的错误摆脱旧有决议的负罪感进而重新展开集体的交流判断;承诺是指向未来，在重重事件商议的经验积累下，展开对人类未来事件的共同判断，对未来的行动负责。 可以说，将道德内设于行动主体内部，阿伦特为了完全摆脱西方的政治思想传统，重新站在西方政治传统之前的苏格拉底处，以语言交流等方式激发仍在于人们内在之中的真理及价值。与此同时，阿伦特也并非完全的个体主义者，行动主体内部道德悬设目的也不在于完全寻求一种多元价值的存在，而是在于通过主体间交互行动激发人们内在的道德，进而共同追求一种由全体行动者共同建构的普遍价值。
三、行动实践的展开保证
在捍卫人类尊严过程中，阿伦特面对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对意见的消解，另一个是现代历史主义的普遍性程序将个体完全纳入历史发展普遍性进程之中。普遍主义凌驾于个体主义之上，导致社会伦理秩序的崩塌。而行动实践的最终目标在于调和两者，在多元的价值中寻求共同和普遍。将道德内在于行动主体之间，以语言的形式使在行动中人们的道德品质保证了行动理论的自由性。但是，如何保证每一个行动主体在交往的过程中完全保持自身独立性，不受任何程式化和普遍价值约束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何保持个体判断独立性与普遍价值的可交流性之间的张力、判断的独立性如何得以保证等问题，构成了阿伦特行动理论的研究困境。在康德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中，她似乎寻求到了使行动主体保持个人的独立判断的解决方法。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人们的反思性判断意味着对关照特殊事物的独特品性，对美没有任何的科学规范可以参照，每个人的反思性判断都是对特殊物的关照，而非将特殊物囊括在任何的普遍程式内部。在阿伦特看来，行动理论则是要保证行动主体的独立判断，将特殊物也即行动个体本身作为目的，保证行动主体完全的个体性自由存在。于是，晚年时期的阿伦特致力于通过判断理论保证其行动理论的完整性和可行性。遗憾的是，保证行动理论展开过程中关键因素的判断理论还未完成，阿伦特便离开了这个世界。阿伦特围绕着人的思想、意志和判断能力的精神能力的研究，使她的理论具有了现象学、甚至人类学的特征，沿着她对康德判断力的理解，结合阿伦特《心智生活》中思考和意志两部已完成部分，我们可以寻找出阿伦特对于行动理论建构的思维脉络。
站在人类学视野的高度，阿伦特重新审视人在世的问题，重点倾向于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精神能力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二是精神能力与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阿伦特将康德理性、理解和判断的三分法的逻辑结构应用到人类活动中来，转向现象学视域审视人类内部精神活动，进而保证人在世的行动实践活动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人精神的三种活动中，思想保证了自身逻辑的自洽，远离世界而独自存在着，去除了人和世界的要素。哲学思想从柏拉图开始就以追求永恒的终极目标逃避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但是思想自身所具有的批判性维度被阿伦特重新挖掘出来，“对于阿伦特来说，只有在差异性的统一中才能表现出‘个人’的存在。这种统一的达成，并不借助于批判性的思想，而是通过将‘思想者唤回现象世界’的一个外部世界。”[4]205思想的批判性是人在世存在的有意义的社会关联要素之一。如果没有反思性的思想对于阿伦特来说也即丧失了这个属人世界的一切有意义的联系。精神另一个活动意志则被阿伦特从正反意志两个方面来理解。意志具有选择性、鼓动性和仲裁性，具有在不同意见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是人们采取行动的全部动力。在意志的仲裁性中，阿伦特寻找到了走出政治之恶的第三种精神活动：意志在选择的过程中需要对现有的存在进行判断，而判断意味着意志的公平，是人实现自身存在意义的手段，而非将人带进那种类似于物种性的自发式活动之中。判断完成了精神內部的个人动力和思想恒定性的有效连接，思想具有普遍性立场的中立性模式，同时也具有冷漠的整齐划一式的统一式个人的在世存在的危险。意志的正反对立保证了个体的独立性和选择性，体现了人个性的多样性，但是反意志也预示了利己主义个人存在的危险，判断对二者进行调和。“人类有一种独立的官能，在必要的时候，这种官能在没有法律和公共意见的支持下也能够完全自发地重新判断每个行为的意图。”[5]145判断从个人的意志出发建构一种经由全体个体普遍同意的共通性意识，由此便可完成从精神领域到公共领域、从精神世界到现实世界的关联。
阿伦特行动哲学揭示了康德道德哲学结构与审美判断力哲学结构之间隐匿的亲和关联。判断要求行动者对特殊事物进行充分的客观评价，而非划分在某一普遍化的程序化解释或特定范畴之内，保持自己判断的独立性。康德审美判断中有品位的人对艺术创作的判断这一方式受到了阿伦特的青睐，使得阿伦特进一步关注旁观者判断能力。旁观者立场的重要性在于旁观者不涉及行动本身，进而能够更好地看清行动自身的意义。旁观者拉开与事件本身的距离，站在某种不介入的立场进行客观评判。在具体行动实践中，一方面，旁观者在“被扩展了的心智”作用下，在客观的他者立场上同行动者潜在的一致，对其所共有的世界展开保护性判断;另一方面，阿伦特直面被柏拉图所构建的西方哲学传统所忽视的意见领域，重新确定人类事务领域内部的多元意见，赋予人类存在以尊严和意义，辩论成为了公共政治生活的核心，在想象力的作用下建立从他者视角展开对公共事件的多角度分析与交流，呈现事物的真实面貌。与此同时，判断力最大的难题，即如何完成准则的普遍性与个体自我判断力的特殊性之间的连接问题，阿伦特认为这需要在判断的过程中解决。行动自身提供的一个个特殊的客观性，而判断便是在这些特殊性之中寻求普遍。在康德那里，普遍性是先天的，需要在中间物的作用下同经验相联系。阿伦特以范例的有效性将某个判断作为最高的存在，以之为模型，成为典范，进而使得特殊物具有了普遍性。对于人类事务领域内部突发的公共事件，判断力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特征保证了事件真实原貌被客观分析的可能。
面对现代性内部人的独立判断力的丧失，现代社会的危险时刻威胁着人们的共同世界，“现代生活结构中的官僚制、技术专家控制、去政治化，助长了这种‘漠不关心’，使人越发丧失鉴别力、越发不能批判性地思索、越发不想承担责任。”[5]166面对过去道德思想传统的解体，未来程序化理性的威胁，阿伦特认为，恢复行动主体内部的判断能力，借由康德的品位判断的共通性，从而形成共同的判断是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最佳方式。面对现代性困境，只有人类自身才能够拯救自己。
四、行动理论的局限性及当代启示
阿伦特的行动理论的建构主要对抗的是：现代世界中的程序化问题以及历史的普遍化解释对于人的自身存在的挤压，人在现实生活中丢失了自身最深层次的需求以及人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被动地受制于某种程序或普遍性操控。阿伦特的行动理论的最终目标是要恢复人的主体性地位。然而，阿伦特所建构的行动理论主要指向人的政治活动，而与人自身息息相关的经济生活领域则完全被排除在人们所要面对的公共事件之外，行动严格限定了政治领域内的政治事件，而非社会事件的商议，这就使得其自身理论论域相对不够完整和充分。与此同时，在处理康德判断力的问题上，康德的审美判断主体形成的判断具有不可交流性的特点，阿伦特排他性地以康德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也使她对判断官能的说明有失偏颇。虽然行动理论将私人领域内部的事件存而不论而使得理论自身不够自洽，但行动理论在多元与公共、特殊与普遍、权利与权力等政治要素之间形成了规范性可沟通性这一点，对现代的政治生活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恢复意见的作用、政治权力的可沟通性、全民政治参与的相关论述为现代的政治建设提供了细节性实践理论。行动实践合理安置了人与公共世界、人与人之间、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结构，其行动主体参与政治实践的相关理论具有补益当下的政治民主建设理论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1]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4）.
[2]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3]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C].杰罗姆·科恩编.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4]沃尔夫冈·霍尔，贝恩德·海特尔，斯特凡妮·罗森穆勒.阿伦特手册[M].王旭，寇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5]汉娜·阿伦特.康德政治哲学讲稿[M].罗纳德·贝纳尔编.曹明，苏婉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
[关键词]行动理论;公共领域;道德主体;判断
[中圖分类号]B089;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9）06-0010-06
汉娜·阿伦特行动理论的提出具有特定历史条件。在物质生产所带来的经济生活时代中，现代性在祛除超验性的同时亦带来了人类价值虚无主义的命运，人们孤独地、盲从地存在于世，丧失了人的自我属性和生活意义。现代世界驱动人们在资本的形而上学逻辑结构中进行着全部力量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使属于人本质的类生活被物质生活完全接替。人们之间的联系被物质生产实践所遮蔽，从而无法实现独立地思考，进而极易受到某种具有魅力或蛊惑力的思想的影响，选择盲目的实践。阿伦特行动理论的意义便在于重拾人们在世的位置，将世界重新归还给人们，其实现的方式则以政治领域内行动实践所建构的道德主体之间判断与交往实现人向自身的回归;终极目标旨在建构超越理性传统的政治实践的新实践理论：公共领域内的人人参与的行动理论。行动理论能否引领我们走出困境，重新赋予生命以意义和价值，首要的问题就是对理论自身内在逻辑严密性的分析。
一、行动论域的范围限定
行动实践领域是行动理论展开自我运动的前提性条件。领域的确定才能确保行动理论根基稳定和扎实。阿伦特行动实践领域并非黑格尔宇宙论的理性运作领域，亦非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实践领域。行动理论将其自身活动领域限定在人们的政治生活领域之中，在此意义上恢复多样性活动方式，用以对抗历史进程对人类内在层次的剥夺，重新确立人在世的尊严和意义。在阿伦特看来，在政治生活领域才能够保证人的属人性活动。人是双重性存在物，在私人领域内，人完成从属于动物本性的生产活动;而在公共领域中，人从动物性本性中剥离出来，在一个由人们共享经验、语言及景象的公共领域中，投身于一个个分离的事件之中，生命才能够摆脱程序化的固定过程，进而寻求到自身存在的本质意义。
政治领域是与私人领域相对立的。阿伦特将人类的生存空间进行纵向拆解，将人的生产活动归结至私人领域中，而将人的语言交往活动归属于公共领域即政治领域。“工场生活也许是一种非政治的生活方式，但绝不是反政治的。但劳动的状况恰恰是反政治的”[1]167。阿伦特严格划分两个领域的界限，将人的物种性相关活动牢牢地限制在私人领域存而不论，从而将人从原有的程式化进程中解放出来，进入政治领域展开主体间经验、语言、景象的共享。对抗现代性哲学导致个体完全投入到生产和消费之中，缺少个体独立思维，而生产和消费被阿伦特划入私人领域物质性生存活动。阿伦特在西方政治现实实践与历史理论阐释维度中，开始对行动理论及其论域展开思考，她认为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在于私人领域僭越至公共领域，从而导致原属于私人领域内部人的物种性的生产活动挤压公共领域内部生发人的意义和价值的行动活动。这两种活动力量在不同的程度上相互冲撞，从而导致极权主义程式化统治对人的主体性的压制、20世纪60年代学生要求恢复主体性的运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断裂等现象产生。这些现象背后便是行动实践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模糊导致生存性与意义性两者之间发生碰撞、冲突及其彼此的消融，生发人类意义活动的行动乏力导致生产被提到公共活动之中来，由此产生了在社会领域这一中间领域内部，劳动活动的私人性逐渐被赋予公共性要素。劳动活动在自我的否定运动推动过程中，将历史解释为处于生产力不断提升及与生产关系交互运动的前进式螺旋上升的可预测规律之中，全部世界只有在生产力所生发的经济利益网络中才能存在，“现代社会对经济的关注主宰了政治以及人的自我意识。”[1]5在人们沉浸于经济所带来的物质享受时，人在世的意义被丢弃，古老政治传统所勾勒的城邦被摧毁了。政治哲学正如柏拉图所预想的那样，从意见的洞穴中飞离，而这一过程也带走了人类的尊严以及本应富有意义的人类意旨。在古老哲学传统中，意见领域的终结意味着人类的自由范围被倾轧。劳动社会这一新兴领域的兴起带来高速经济增长以及丰富的物质产品的同时，亦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本原联系的公共空间的消失。公共领域保证人们语言、经验的有效，为人们在世的行动提供一种得以实现的论域。
行动所构成的公共领域并非完全独立的存在，而是以非政治性质的私人领域存在为基础，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界限的划分，是保证行动得以有效实践的前提。在古典政治实践传统影响下，经济生产、人内在的情感交往、家庭内部伦理等隐匿的要素都被界定在私人领域之中。而公共领域则沿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将行动（praxis）和言说（lexis）产生的人类事务领域作为公共交往的内容。在公共领域内部，语言作为一种呈现内在思想的方式以表达、论辩及说服展开公开的实践运动，由此确证了人们的在场。一方面，言论者通过语言呈现自身;另一方面，旁观者通过具体行为、言论及现象做出判断。在共同的过程中，人们各自出场，在公共空间内部完成言行彰显与判断、现象性与实在性共通的全部行动过程。公共领域界定的前提在于行动者以自身特有的复数性本身所构成的现实的共同世界为言论的核心，私人领域内部活动产生了与人自身存在息息相关的诸多公共事件，人与物种性存在不同的地方便在于通过公共领域去证明人自身不同于物种生物的本质。在捍卫公共性的过程中，阿伦特更多地倾向于康德哲学中的“审美判断力批判”中的处理方式，在其中她寻找到了能够对抗主体化和程序化威胁的公共空间——一个由种种共享的外观和主体间判断所组成的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中摆脱物质性存在的行动者以语言、差异和沟通的方式形成政治权力空间，在商议共同世界议题中保证了共同世界的有朽性，共同世界“必须超越个人（必然死亡的个体）的有限生命期限”[2]100。共同世界使公共领域具有一种持久的规范性结构，为公共领域提供了稳定存在的理论架构，尤其是法律所建构的宪政结构，从而保证行动得以有效实现。 行动理论的论域限定，区分了人的物种性存在以及意义存在的场域，同时也划分了政治与非政治的界限。公共领域内部的行动者涉身于共享的公共事业中，在其中上演着多样的涉及人的生命尊严本身的富有意义的叙事故事，为行动者的行动提供了要素，公共领域重新赋予人的语言以存在的根据，即是赋予意见以生命。阿伦特把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有叙述性行动所组成的共享空间，以意见恢复的方式与柏拉图所定义的哲学传统相对抗，最终指向是在于恢复平凡个体们的存在意义。
二、行动主体的道德悬设
行动主体构成了公共领域内部的必要条件，但场域内部行动主体与传统意义行动主体有着极大不同。在法庭上，犹太人以悲愤决绝的态度将艾希曼判为犯了反人类罪，而阿伦特则站在客观的立场对其进行剖析，由此提出了著名的“罪恶的平庸性”理论，行动主体即与这一政治事件息息相关。恶的平淡和伟大的双重性导致了犹太人集体失语，并将纳粹行为定义为反人类罪，阿伦特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更高层次的思考：纳粹行为是一般意义上的罪行么？如果服从也是一种罪，人类集体服从极权主义难道不也是一种罪行？除非神祇能够代表神来审判人类在世的罪责，还有什么能够代表人类审判反人类罪呢？针对这一层层现实问题的思考，阿伦特提出由对话而来的共同感进行人类的自我救赎，即只有人类自我才能够引领其自身走出困境。在这一问题上，阿伦特是康德主义者，行动主体的前提是康德的理性个体，即预设了德性主体的个人。她认为，公共领域内部的行动实践是一种表现形态为复数性主体以平等交流和沟通形成的公共权力，“权力是使公共领域——潜在于行动和言说的人们之间的显现空间——得以存在的东西”[1]157;行动实践另一种表现形态为差异的行动主体在语言的外在表现及彰显的过程中追求人类生命的卓越，“每一个公开展示的活动都能获得它在私人场合下无法企及的一种卓越;因为按照定义，一个人的卓越总是需要他人的在场，而他人的在场又需要形成一个由他的同侪所组成的公共领域”[1]31。这两种内在的实践样态，捍卫了人存在的尊严及意义。公共领域内部以卓越彰显价值的公共权力的形成与霍布斯及施密特竞争形成的政治斗争的区别在于：阿伦特公共领域存在是建立在于摆脱物种存在束缚的个体之上，进入公共领域场域的行动个体已经将道德问题内在地蕴含于自身之中，公共领域的行动更多的是为了寻求人类生命事件的公平性与合理性。这里比较困难的问题则在于处理超越主体主义，同时又使主体摆脱掉公共群体的权威实行自身的判断责任。
对于公共领域内部的行動主体的道德性问题，阿伦特同构了康德《判断力判断》中审美判断主体。她去除了康德审美主体的先验性和个体不可形成普遍认同的审美性，关注了其主体间性判断的有效性。在现代性的道德问题中，阿伦特认为人们进行判断的道德原则内部更多意味着习惯与约定。尼采的道德价值重估虽然发现了现代道德的陈旧性和约束性，但是他并未明确提出新的道德原则，“现代所宣称的惟一的新道德原则，实际上不是对‘新价值’的肯定，而是对道德本身的否定，尽管尼采当然不知道这一点。而且敢于表明道德已变得多么陈旧不堪而毫无意义，这恰恰是他永恒的伟大之处。”[3]75在现代性问题突出的20世纪，新价值观的出现致使原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彻底崩塌，而在重新评估道德问题的时候，阿伦特认为，道德问题蕴藏在行动的主体自身之中，在人们交往的判断过程中，道德问题才能够被重新定义，人们才能冲破原有的道德训诫式的固有思维，而将道德预设至每个行动个体之中，因为道德价值是由个体间交往而形成的。道德性要素先验地蕴藏于个体之中，在具体的公共领域中通过实践而阐发出来。因此道德体系的重建也需要依托于行动实践的过程。
阿伦特重新审视了道德存在于神圣命令还是人类理性之中。事实上，道德已经存在于人们的内心之中，人们内心先验地存在一种判断声音，不依托于任何条件，只按照苏格拉底的方式便能够引导自身回到道德的原则中，在行动实践中得以显现。在西方传统中，亚里士多德提出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前者通过习惯养成，而后者由教导生成;托马斯·阿奎那则认为最高至善的道德是神圣理性发布给自然的法则，不可侵犯。阿伦特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人不同于不朽的上帝，而是有朽的存在物，所以最高的德性在于尽可能与神圣者保持近邻。但是不同于上帝颁布的不可侵犯的神圣法则，这里的德性并不是命令，而是可以自由地服从或违抗。在这里，整个问题皆在探寻适用于人的最佳生活方式，显然这是一个需要人类自身去寻找和判断的问题。在康德那里，阿伦特似乎寻找到了解决的方案。康德实践哲学认为，在道德而非按照绝对命令指引下，人们将内心义务作为神圣的律令，人自身是最高道德规范的颁布者，只有自我颁布的道德法则才具有最强的约束力，进而规范人们的行为。内在于人自身的道德所存在的公共责任在于人类对生命意义的尊重，公共领域的行动实践主体以平等、友谊的氛围展开语言交流，卓越与友好共存于公共领域内部表现出一种公共的美德，“它表现为自治、勇气、与人为美善的友谊、公道、宽容大度、欣赏他人之长处的谦逊等行为的原则上。”[2]106在这样的公共美德条件下，行动者不断地在论辩过程中激发出人内在的道德规范，进而推进人们对公共事件形成公共意见。这种道德主体间卓越的追求并非霍布斯式的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支配行动，而是充分表达行动个体内在的一种场域，行动个体之间完全是平等式而非压制性的交流。在公共领域内部一旦出现支配，则会毁掉公共领域内部的多样性，从而造成公共领域的崩塌。在公共领域内部，行动道德主体间展开实践追求自由的各异表达。对此，阿伦特追溯到罗马时期政治共同体建立时。由于相互之间的承诺、合作及联盟保证了行动者之间的自由，在不可逆转的行动实践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确定”的集体决议，行动者以自身内部的“承诺”和“宽恕”美德克服了不可逆转的困境。宽恕是指回归过去，行动者审议过去的错误摆脱旧有决议的负罪感进而重新展开集体的交流判断;承诺是指向未来，在重重事件商议的经验积累下，展开对人类未来事件的共同判断，对未来的行动负责。 可以说，将道德内设于行动主体内部，阿伦特为了完全摆脱西方的政治思想传统，重新站在西方政治传统之前的苏格拉底处，以语言交流等方式激发仍在于人们内在之中的真理及价值。与此同时，阿伦特也并非完全的个体主义者，行动主体内部道德悬设目的也不在于完全寻求一种多元价值的存在，而是在于通过主体间交互行动激发人们内在的道德，进而共同追求一种由全体行动者共同建构的普遍价值。
三、行动实践的展开保证
在捍卫人类尊严过程中，阿伦特面对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对意见的消解，另一个是现代历史主义的普遍性程序将个体完全纳入历史发展普遍性进程之中。普遍主义凌驾于个体主义之上，导致社会伦理秩序的崩塌。而行动实践的最终目标在于调和两者，在多元的价值中寻求共同和普遍。将道德内在于行动主体之间，以语言的形式使在行动中人们的道德品质保证了行动理论的自由性。但是，如何保证每一个行动主体在交往的过程中完全保持自身独立性，不受任何程式化和普遍价值约束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何保持个体判断独立性与普遍价值的可交流性之间的张力、判断的独立性如何得以保证等问题，构成了阿伦特行动理论的研究困境。在康德的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中，她似乎寻求到了使行动主体保持个人的独立判断的解决方法。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人们的反思性判断意味着对关照特殊事物的独特品性，对美没有任何的科学规范可以参照，每个人的反思性判断都是对特殊物的关照，而非将特殊物囊括在任何的普遍程式内部。在阿伦特看来，行动理论则是要保证行动主体的独立判断，将特殊物也即行动个体本身作为目的，保证行动主体完全的个体性自由存在。于是，晚年时期的阿伦特致力于通过判断理论保证其行动理论的完整性和可行性。遗憾的是，保证行动理论展开过程中关键因素的判断理论还未完成，阿伦特便离开了这个世界。阿伦特围绕着人的思想、意志和判断能力的精神能力的研究，使她的理论具有了现象学、甚至人类学的特征，沿着她对康德判断力的理解，结合阿伦特《心智生活》中思考和意志两部已完成部分，我们可以寻找出阿伦特对于行动理论建构的思维脉络。
站在人类学视野的高度，阿伦特重新审视人在世的问题，重点倾向于如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精神能力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二是精神能力与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阿伦特将康德理性、理解和判断的三分法的逻辑结构应用到人类活动中来，转向现象学视域审视人类内部精神活动，进而保证人在世的行动实践活动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人精神的三种活动中，思想保证了自身逻辑的自洽，远离世界而独自存在着，去除了人和世界的要素。哲学思想从柏拉图开始就以追求永恒的终极目标逃避对现实世界的关注，但是思想自身所具有的批判性维度被阿伦特重新挖掘出来，“对于阿伦特来说，只有在差异性的统一中才能表现出‘个人’的存在。这种统一的达成，并不借助于批判性的思想，而是通过将‘思想者唤回现象世界’的一个外部世界。”[4]205思想的批判性是人在世存在的有意义的社会关联要素之一。如果没有反思性的思想对于阿伦特来说也即丧失了这个属人世界的一切有意义的联系。精神另一个活动意志则被阿伦特从正反意志两个方面来理解。意志具有选择性、鼓动性和仲裁性，具有在不同意见之间进行选择的能力，是人们采取行动的全部动力。在意志的仲裁性中，阿伦特寻找到了走出政治之恶的第三种精神活动：意志在选择的过程中需要对现有的存在进行判断，而判断意味着意志的公平，是人实现自身存在意义的手段，而非将人带进那种类似于物种性的自发式活动之中。判断完成了精神內部的个人动力和思想恒定性的有效连接，思想具有普遍性立场的中立性模式，同时也具有冷漠的整齐划一式的统一式个人的在世存在的危险。意志的正反对立保证了个体的独立性和选择性，体现了人个性的多样性，但是反意志也预示了利己主义个人存在的危险，判断对二者进行调和。“人类有一种独立的官能，在必要的时候，这种官能在没有法律和公共意见的支持下也能够完全自发地重新判断每个行为的意图。”[5]145判断从个人的意志出发建构一种经由全体个体普遍同意的共通性意识，由此便可完成从精神领域到公共领域、从精神世界到现实世界的关联。
阿伦特行动哲学揭示了康德道德哲学结构与审美判断力哲学结构之间隐匿的亲和关联。判断要求行动者对特殊事物进行充分的客观评价，而非划分在某一普遍化的程序化解释或特定范畴之内，保持自己判断的独立性。康德审美判断中有品位的人对艺术创作的判断这一方式受到了阿伦特的青睐，使得阿伦特进一步关注旁观者判断能力。旁观者立场的重要性在于旁观者不涉及行动本身，进而能够更好地看清行动自身的意义。旁观者拉开与事件本身的距离，站在某种不介入的立场进行客观评判。在具体行动实践中，一方面，旁观者在“被扩展了的心智”作用下，在客观的他者立场上同行动者潜在的一致，对其所共有的世界展开保护性判断;另一方面，阿伦特直面被柏拉图所构建的西方哲学传统所忽视的意见领域，重新确定人类事务领域内部的多元意见，赋予人类存在以尊严和意义，辩论成为了公共政治生活的核心，在想象力的作用下建立从他者视角展开对公共事件的多角度分析与交流，呈现事物的真实面貌。与此同时，判断力最大的难题，即如何完成准则的普遍性与个体自我判断力的特殊性之间的连接问题，阿伦特认为这需要在判断的过程中解决。行动自身提供的一个个特殊的客观性，而判断便是在这些特殊性之中寻求普遍。在康德那里，普遍性是先天的，需要在中间物的作用下同经验相联系。阿伦特以范例的有效性将某个判断作为最高的存在，以之为模型，成为典范，进而使得特殊物具有了普遍性。对于人类事务领域内部突发的公共事件，判断力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特征保证了事件真实原貌被客观分析的可能。
面对现代性内部人的独立判断力的丧失，现代社会的危险时刻威胁着人们的共同世界，“现代生活结构中的官僚制、技术专家控制、去政治化，助长了这种‘漠不关心’，使人越发丧失鉴别力、越发不能批判性地思索、越发不想承担责任。”[5]166面对过去道德思想传统的解体，未来程序化理性的威胁，阿伦特认为，恢复行动主体内部的判断能力，借由康德的品位判断的共通性，从而形成共同的判断是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最佳方式。面对现代性困境，只有人类自身才能够拯救自己。
四、行动理论的局限性及当代启示
阿伦特的行动理论的建构主要对抗的是：现代世界中的程序化问题以及历史的普遍化解释对于人的自身存在的挤压，人在现实生活中丢失了自身最深层次的需求以及人自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被动地受制于某种程序或普遍性操控。阿伦特的行动理论的最终目标是要恢复人的主体性地位。然而，阿伦特所建构的行动理论主要指向人的政治活动，而与人自身息息相关的经济生活领域则完全被排除在人们所要面对的公共事件之外，行动严格限定了政治领域内的政治事件，而非社会事件的商议，这就使得其自身理论论域相对不够完整和充分。与此同时，在处理康德判断力的问题上，康德的审美判断主体形成的判断具有不可交流性的特点，阿伦特排他性地以康德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也使她对判断官能的说明有失偏颇。虽然行动理论将私人领域内部的事件存而不论而使得理论自身不够自洽，但行动理论在多元与公共、特殊与普遍、权利与权力等政治要素之间形成了规范性可沟通性这一点，对现代的政治生活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恢复意见的作用、政治权力的可沟通性、全民政治参与的相关论述为现代的政治建设提供了细节性实践理论。行动实践合理安置了人与公共世界、人与人之间、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结构，其行动主体参与政治实践的相关理论具有补益当下的政治民主建设理论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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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黎君 魏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