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之所以确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与“林彪事件”有很大干系。实际上，毛泽东对林彪的警觉早在“文革”伊始即见端倪。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到南方巡视。12日毛泽东回到丰台，又一次谈到进城以后，很少抓军队工作等问题。不料，第二天便发生林彪叛逃事件，此即著名的“九·一三事件”。
　　林彪拥兵自重及其阴谋败露后的外逃，对毛泽东精神打击很大，为此他大病一场。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成熟，不久便正式宣布实施。
　　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等不懈努力下，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纷纷被解放出来。1973年3月7日，邓小平也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一次，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时谈到，“各大军区司令员很久没有调动了”，问他怎么办？邓小平心领神会，随手将身前的茶杯“对换”了一下。随后，两人会心地笑了起来。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书房兼会客室进行。政治局委员们用心聆听着毛泽东的讲话。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讲，与其说是来参加党的会议，不如说是来接受长者的训导和教诲。
　　会上，毛泽东同时宣布了另一个重要决定。他指着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说：“现在，我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叫参谋长吧。”
　　毛泽东继续谈论邓小平，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他又转过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表和气，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为了鼓励邓小平大胆工作，毛泽东又说：“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会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嘛。”这些话，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赞许。
　　会议结束以后，根据这次会议决定，12月20日中央又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
　　毛泽东坐在书房中央，左首坐着朱德总司令，右首坐着邓小平。周恩来、江青等政治局委员分别站立在毛泽东的右后侧。王海容站在毛泽东的左后侧，担任将他的方言译成普通话的“翻译”。
　　接見开始后，毛泽东首先拍拍朱老总的肩膀，说：“这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不是黑司令。”两人简单说了几句话，毛泽东开始和站在一侧的肖劲光、陈士榘、田维新和马宁等4位高级将领一一握手、谈话。
　　之后，他再次提议并亲自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后，毛泽东开始对全体人员讲话。讲话中他还鼓励大家：“到一个新地方会有很多困难，但大家不要急，慢慢总会顺手的。”同时对于这次对调的时间、迎送方式和注意事项等，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按议程，将由毛泽东宣布对调命令。毛泽东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好在将帅们面前树点威信，于是叫王洪文先点名。
　　王洪文刚刚当上副主席，年轻气盛，接过名单就大大咧咧地点起来，“许世友！”
　　没有答应。王洪文向会场看去，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着天花板，理也不理。他壮起胆子，又点了一次：“许世友！”
　　周恩来急忙救场。他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来：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然后宣布：“现在请主席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才算让王洪文下了台。
　　1973年12月22日，毛泽东正式签发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具体情况如下：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当时全国共有11个大军区，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任职时间都不长，最长的也才4个月，所以他们三个原地未动。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正式命令下达后的10天内，各军区司令员必须到达新的工作岗位，每人可带10人以内的工作人员。结果，不到10天，各大军区司令员就全部提前到职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顺利完成。
　　事后，邓小平谈起历史上这次司令员对调的必要性时指出：“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一个领导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容易形成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容易形成团团伙伙，特别是掌握一个大战略方向的党政大权的高级领导干部，更应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可以说，这次调动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党中央、毛泽东为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集中统一，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它对稳定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