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中国北方重要的沿海城市，在近代百年的历史舞台上，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军事、外交等方面，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天津博物馆内藏有大量近现代文物，对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具有极大的价值。本文重点介绍天津博物馆藏《大直沽敉乱记》碑（图一）与近代唱筒式留声机（图二）两件文物。
　　《大直沽敉乱记》碑
　　《大直沽敉乱记》碑建于1903年，镶嵌于天津市大直沽村观音堂（解放后改为托儿所）墙壁中。1970年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此碑，1978年9月因房屋拆修，该碑运送天津市历史博物馆，现藏于天津博物馆。
　　《大直沽敉乱记》碑高158、宽66厘米。碑额从右至左题有“罔乡公建”两列四字。碑文正书，共二十列。碑阴刻立碑者绅董4人、首事人41人名字和14家烧锅商号。碑文撰写人为举人李樨香，书写人为秀才李学曾。
　　碑文
　　今夫乱之初生也，必有以防其先。乱之既已也，当有以善其后。律邑城东大直沽村，距城八里，立村之始未知防于何代焉。族居于此者，虽故家，皆自前明永乐始，盖是村意必自永乐始建也。自前明以迄光绪数百年间，虽其间不无易代革命，匪徒蹂躏等事，而乱离之苦，直沽皆未与焉。是村居民千余户，铺户统烧锅十余家，前曾有典商一处，林林总总，实繁有徒。城东大直沽则首屈一指也。不谓庚子夏仲，拳匪肇兴。直沽村东北临铁道，西南隔河系各国租界，而直沽适当其冲。各国联队白外入者，则由铁路以进租界；而租界之洋兵内应者，亦必由直沽以迎联队。且武卫等军之护村东之机器局者，皆在铁路左右以拒洋兵，而大直沽东西皆战场也。自五月十八日焚毁教堂，二十日开仗，村民狃于前事者，尤一家迁徙者。延及廿二、廿三日，邻村俱焚烧殆尽，村民始络绎逃生。廿七日，武卫军奔溃，洋兵自外入者，始入村焚掠，毙数人。廿八日，租界之洋兵入村，沿户纵火，村民之居守殉难者约二百余人，延烧月余，村之房屋尽为焦土，而洋兵亦遂据此以自固。村民之逃在外邑者，死于兵、死于疫、死于惊恐者又数千人。此盖自有此村以来千古非常之奇劫也。六月十八日天津城陷，联军入城安民，设立都统衙门，津邑粗安，而大直沽则仍占据如故也。至十二月廿四日，都署始出示令各村设立巡捕，而大直沽村民皆寄居在外，房间无一存者，欲设立而无由也。于是有本村人王君聘三、刘君鲽斋、李君樨香、李君高贵，始集谋在都署禀请设立巡捕，起盖房间，招集流亡。于辛丑岁正月廿四日，都署拨巡捕十人到沽。又恐无联军保护，海洋因以劫掠，又为禀请洋队十人，于廿九日到沽保卫。延及壬寅岁始行交还中国。一切支应供给，烧锅各家出资垫办，不取间阎分文。足以招徕日众，鸠工庇材，土木大兴，不二年间生聚日繁，村落完密，较之乱前有过之无不及者，诚不幸中之一大幸事也。爱记始末，使后之居是村者，无忘离乱之苦，以为观感之资云尔！
　　光绪二十九年岁次癸卯蒲月上游公建。
　　碑阴
　　题名碑
　　绅董：李耀、王家礼、刘鑫、李高贵。
　　烧锅名号：春发号、永顺祥、曾永丰泰栈、恒升泰、义聚永、永德公、义泰号、义丰永、和记号、永义公、永丰玉栈、源通号、同兴号、万泰昌。
　　首事人：孔继安、徐祥、阎懋霖、阎忠、毕瑞样、郭桂芳、冯玉通、王玉厚、贾裕恩、华起云、毕祥、王华、翟锡嘏、李桐、窦成贵、李十宽、李震、窦连仲、杨开第、李四海、赵恩荣、李通、沈五海、王恩庆、阎国瑞、翟兆贵、冯玉升、札永才、翟锡甲、徐宽、李鹤年、王恩普、薛有恒、梅士毕、杜永安、张兴、王锡章、刘尚达、张永元、赵庆山、储春庆暨阖村人等。
　　天津河东地区是清政府在北方的洋务运动基地，也是灭津城的重要屏障。大直沽位于天津河东地区，是天津的发祥地之一。元明清三朝建都北京，物资供给主要取自南方，大直沽地处海河之滨，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海运漕运南北贸易迅速发展，俗话说“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多次染指天津。1858年、1860年英法联军的炮舰两次从大直沽经过。到了1900年，因大直沽东临铁路，西南隔海河为外国“租界”，东北为北洋机器局、北洋水师学堂，西北为北洋武备学堂，“直沽适当其冲”，“东西皆战场也”，所以大直沽成为“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必争的战略要地。
　　碑文记载，1900年6月23日，俄兵首先侵入大直沽，击溃武卫军后，开始野蛮烧杀抢掠。殉难者二百余人，村内房屋具焚，延烧一个多月。包括大直沽在内铁路沿线的田庄、唐口、小王庄、大王庄、李公楼、纪公楼、太平庄等村，遭到残暴的蹂躏（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商务印书馆，1975年，页9）。
　　《天津县新志》中光绪二十六年大直沽及邻村殉难绅民、妇女表记录了洋兵杀掠和村民居守殉难的情况。此难致使大批村民不得不逃难他乡，老弱病残及其他未能出逃者殉难二百余人，出逃者当中死于兵、死于疫、死于惊恐者又数千人，对当地来说是遭受了灭顶之灾。天津城陷落后，八国联军在城内设立“天津都统衙门”军事殖民统治机构。1902年8月，“天津都统衙门”撤销，天津城恢复中国统治。
　　为纪念这次劫难，1903年6月大直沽绅民李耀、王家礼、刘鑫、李高贵等40人和义聚永、义来永、永顺祥等14家烧锅暨全村人，在原大直沽观音堂墙壁上，立了一块《大直沽敉乱记》碑，记述了1900年八国联军在天津大直沽地区所犯下的暴行，同时也反映出天津河东大直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誓死保卫家园的爱国爱乡之情。
　　该碑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展品，其真实记录了那段屈辱历史，时刻提醒后人勿忘国耻，奋发图强，只有国家强大，人民才能安康、幸福。
　　唱筒式留声机
　　最早的留声机是美国发明家爱迪生于1877年发明，是19世纪最让人振奋的三大发明之一。留声机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则是十余年后的事情了，开埠城市中的各洋行率先将其推向民间。据1890年出版的《格致汇编》记载，1889年留声机进入中国的上海，同时该刊物还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唱筒式留声机的工作原理以及爱迪生的生平和相关发明情况。 　　天津博物馆藏有一台老式留声机，其为世界上第一代唱筒式留声机。该机器外部是一个紫红色木盒，长宽高分别为50、35和40厘米。把盒盖支起便是操作平台，盒内侧标有金色“Edison”字样，在一小金属铭牌上标有“USA”、“Edison Phonograph Company”及编号“SM-22655”字样。木盒内部是机器构件及金属喇叭，为便于声音传播，木盒正面有五条镂空纹样，后用粉色织物相衬。操作平台上是唱针及用于套放唱筒的金属圆轴，木盒右侧有一圆孔，可插入手柄转动发条，为机器提供动力。难能可贵的是，由于该留声机一直得到了精心的养护，时至今日仍能正常工作。
　　唱筒式留声机主要由放音、机械传动、唱筒三大部分构成。由于唱筒式留声机是最早的第一代产品，自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即始终无法解决拷贝复制的技术难题。唱筒载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原声制品”，不能开模浇注批量生产，所以每次录音只能完成一个蜡筒，再唱再录十分麻烦。如此低效的生产，必然导致唱筒录音异常昂贵且难以推广。
　　天津博物馆所藏留声机作为第一代产品，统治市场的时间较短，仅三四十年而已。因为产品的升级换代被市场所淘汰，但也正是因为第一代产品，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科技角度看，留声机是19世纪末声音存储技术研究和成果的实证，它展示了当时声学技术发展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留声机自身构件以及唱筒材质的选择带动了工业新技术、新工艺以及新材料的创新研发。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使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掌握以及改造自然的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造就了不计其数的科技发明与技术创新，它们遍布各个领域。可以说留声机的发明是声学领域的突破，为后人的继续研究不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此外，其所具有的更深层意义在于影响和推进了其它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基于声音拾取以及还原技术的原理可以应用于各个方面的研究与生产，为整个物理学发展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
　　从社会历史角度看，这台留声机见证了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变革以及社会民众的生活嬗变。首先，在留声机发明以前，对于声音的记录是人类梦寐以求而又从未实现的，爱迪生的发明不仅实现了人类的梦想，而且将这一实验室装置经过改进完善推向市场，成为服务于民的工具。对于留声机的传人，中国民众普遍是以一种欢迎而又好奇的态度予以接纳，但在认知上却也绝非停留在低层次的享乐玩赏。在《格致汇编》的“新剙记声器图说”以及“高昌寒食生”发表于《申报》的“留声机器题名记”中，都将留声机作为西方近代科技文明的一项重要成果加以介绍，其次才是娱乐功能。两文非常明确地指出留声机在保存语言、声音方面的功效，均将之与电话相提并论，视作在声音传播与记录方面旷古未有之奇思，指出“此器不但为取乐开心之用”，尚有多种“正用”（葛涛：《声音记录下的变迁——清末、民国时代上海唱片业兴衰的社会、政治及经济意义》，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其次，留声机在当时仍是有钱人才能拥有的高档奢侈品，同时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拥有者或提倡西学、或寻求新奇、或附庸风雅、或炫财斗富，总之绝非寻常百姓家所能及。在欣赏内容上，既有西洋的歌剧和交响乐，也有中国的京剧和曲艺，体现出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为中西文化交流和认知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民间渠道。最后，留声机散播出的艺术魅力不仅为人们生活带来了欢乐，而且为社会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崭新的行业。留声机的使用离不开唱筒和唱片，随着留声机的更新换代，唱片逐渐成为新的声音存储载体，外国各唱片公司，如德国蓓开、高亭，法国百代，美国胜利等纷纷抢滩中国，加之本土民族资本的进入，促使近代唱片产业在中国迅速成长。唱片业的繁荣直接带动了上下游相关产业，如原材料的加工生产，唱片的发行销售以及无线广播等迅速发展，为中国娱乐业增添了新的活力。
　　天津博物馆藏唱筒式留声机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它不仅为我们珍藏历史的声音，还为我们展示科技进步的历程，记录社会的发展变迁。
　　（责任编辑：耿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