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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是20世纪中国教育界公认的一位领袖。他用毕生的精力创办了自小学至大学的南开学校教育体系。南开以校风优良、名师荟萃、人才辈出而闻名于世。梁启超说：“假使全国学校悉如南开，则诚中国之大幸。”以重庆南开中学为例，它是中国抗战时期中等教育的典范。至今，这所中学的毕业生中已有30多人成为两院院士。有人称它是当今“办中学的一面镜子”。张伯苓校长的许多办学格言反映了南开先进独特的教育理念，对当下中小学办学有着深刻的启示。
一、“教育是立在精神上的”
张伯苓校长说：“教育是立在精神上的，而不是立在物质上。”他认为，建一所学校，精神难而物质易。因为物质是精神造的，只要精神专注，样样事都可以成功。张校长对学生说：“房子算什么?书籍算什么?设备算什么?如果你们有真精神，到哪里都可以建設起来。”当天津南开学校被日本人炸毁后，他大声疾呼：南开被毁，精神未死。他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张伯苓深刻理解教育的本质，重视教育的精神文化价值，大力弘扬“南开精神”：逢难必开，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作为私立学校，南开既无政府资助，又无充裕资金，举步维艰。张伯苓校长坚定地说：“南开之精神在于无论多难，亦开”，“南开，南开，越难越开。”他要求南开学生苦干、硬干、穷干，要勇于奋斗。南开校歌的第一句就是：“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于聚会之时，千人合唱，以期神会而铸成南开真精神。”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张伯苓团结和凝聚了广大师生员工，同心同德，艰苦奋斗，铸造了南开的辉煌。“南开精神”流淌在师生员工的血脉中，体现了学校整体的精神面貌，成为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
二、“熏陶人格是根本”
张伯苓始终把德育置于学校工作的首位，视德育为万事之本。他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张伯苓把人格修养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他认为，教育一事在造成完全人格，“研究学问，固然重要，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他特别强调“任教者当注重人格感化。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人格教育应从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人手，因为“吾人平常所谓人格，莫非习惯之积体，习惯良好，即人格高尚，习惯恶劣，斯人格卑鄙。”因此，“道德行为之训练，在中等学校中尤占重要之地位。”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健全的人格。“一好习惯，即将来之一好人格，一有用之学生。”
南开的人格教育采用规范养成模式，注重从小处着眼、小事人手，从严要求，具体细致，力求实效。学校严禁酗酒、赌博、嫖妓、吸食鸦片、早婚等。学生有违反者，即予开除，决不宽贷。南开的校规校纪十分严格，如学校规定：行为不检、衣冠不整、内务评劣、晚自习说话、出言不逊等都要记警告，私自出校门记大过，而考试作弊则当即张榜开除。在教学楼门侧，立一面大镜子，镜铭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立镜以力矫当时颓靡不振之风，要求学生们随时精神饱满，生气勃勃。这面镜子和40字的容止格言对学生的仪态形象、气质风度均提出了具体要求，对南开学生起到了无声胜有声的教育作用，它甚至引起了美国朋友的关注。
三、“念书要念活的”
反对死读书，主张生动活泼地学习，是张伯苓一项重要的教育主张。他说：“一个人念书要念活的，不要念死的书。”他公开申明，南开是造就“活”孩子的，不是造就“死”孩子的。张伯苓认为，中国教育的弊端是教育脱离实际，闭门教书，学生不了解社会。他说：“吾国学生最大之缺点，即平日除获得书本上知识外，鲜谙社会真正情状。故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阂，诸事棘手。欲免此种弊病，最宜使学生与社会接近。”南开注重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相结合。南开除了以严格扎实的课堂教学享誉海内外之外，在开展课外活动方面也颇有特色。张伯苓校长认为，从课外活动中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从书本上得来的好得多。学校有一条特殊的规定：每天下午3：30是课外活动时间，学生不得留在教室，否则就是违纪的。学生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社团组织十分活跃。有统计表明：学生在南开中学的学习中，大约2/3的时间用于正课学习，1/3的时间用于课外活动。课外活动开发了学生的潜能，增长了学生的才干，培养了学生的团队意识、服务精神和组织协调能力。为了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南开中学专门开设了“社会调查”课，组织学生参观考察工厂、农村、监狱、法院、救济院等，以社会为教本，利用活的材料，让学生认识中国社会。在当时中国的教育界，这种“活”的教育是南开独创的。陶行知说过，南开“在一般学校中是办理得最认真而有精神。它之所以有这种精神，就是因它在教课之外，还相当地注意到学生整个的生活，不肯把学生完全当做书呆子教”。
四、“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
早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时，张伯苓便已感到，强壮的体魄对于个人、社会乃至整个民族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他根据多年的观察，认为“在德、智、体三育中，我国人最差的是体育”，“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主张“强我种族，体育为先”。他把体育看做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甚至提出“我觉得不懂得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南开学校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体育，以期学生个个有坚强的体魄和健全的精神。张伯苓提倡体育的目的，不仅在学校而且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且在全体学生。学校始终把体育放在与智育、德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不断完善体育设备和运动场地，大力发展体育组织，开展运动比赛。学校规定：学生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张校长带头参加体育锻炼，学校体育活动蔚然成风。南开体育不仅普及程度高，而且学生体育成绩非常优异。20世纪30年代，南开学校的体育水平在全国居于前列。南开学生先后参加华北、全国及远东运动会均取得优良成绩，南开的篮球队、排球队、棒球队曾威震大江南北。值得一提的是，张伯苓还十分注重体育道德。他认为：“最要者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德并重。”在张伯苓看来， 体育不仅仅是单纯的锻炼和竞技活动，更应当是塑造和培养学生优良道德品质的“利器”，体育运动能使“学生养成不偏、不私、不假，事事为团体着想，肯为团体负责，努力、奋斗，甚至牺牲”的精神。
五、“校长办公室应该在学生集中的地方”
校长的办公室应设在哪里?张伯苓校长认为：“校长办公室应设在学生集中的地方。”抗战时期，张伯苓身为社会名流，中外贵宾、国共领袖频频到访，他却要将校长办公室设在教学楼里。他说：“校长办公室就是为学生、教师办事的么，没有学生算什么学校!”张校长最爱学生，爱青年人，他常说：“我看见了青年人，就忘记了自己的老了。”在他眼里，学生是最重要的。他对学生关怀备至。在校园里看到矮小瘦弱的学生，张校长总是会过去摸摸他的头：“孩子，你可要多吃一点。”张校长以善于了解学生而著称。虽然行政工作繁忙，但他只要一有时间，就深入到学生中间，和学生们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与学生建立和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在南开学生未满千人以前，他能叫出绝大部分学生的名字，甚至能够说出学生的家庭情况和学习成绩的优劣。后来学生多了，他仍然采用个别谈话、数人谈话以及咨询谈话等方式与学生保持接触，还常常约请一些学生到他家里去开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在南开学校，一切以学生的利益为先，从来不提高学费，对那些生活困难的学生，都减免学费。在学校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他坚持把炭留给学生们使用，自己宁愿挨冻。张校长还经常参加学生组织的各种体育和社团活动，与生同乐。南开素有“家庭学校”之称，张伯苓就是南开大家庭的家长，而学生就是他的子女。张校长一生不蓄私产，他常说：“我用不着攒钱，那些学生们，就是我的子女，等我老了，他们会养活我。”可见，他与学生的关系非同一般。
六、“使学校成为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
南开是私立学校，办学经费一直是困扰张伯苓的难题。但是，张伯苓校长从不玷污学校这块神圣清洁之地。张校长常跟师生说，学校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办学不能赚钱，更不能赚混账钱。无论办学经费多么困难，张伯苓始终保持教育的纯洁性，努力“使学校成为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他一不多收或乱收学生费用，二不卖“文凭”，三不借办学肥己。学校从不巧立名目乱收费。南开的学宿费虽比一般学校的高，但都是公开透明的。学校从不在学生身上打主意赚钱，也不想方设法诱导学生花钱。虽然校门口商店林立，但学校却不“破墙开店”。在南开，从来不买卖文凭。曾经有人给他传话，只要为此人侄子发毕业证书，就可以给南开一笔可观的捐款。张校长听了一笑置之。他有时实在抵不住某些权贵的势力，不得已偶尔开“后门”，但极少数开“后门”进来的高官富家子女，一律作为试读生对待。试读一年，考试及格，可以转为正式生，考试不及格的照样退学；升学或毕业不降低标准。张伯苓主张：私立不是私有!他从国内外为南开学校募集的资金数以千万计，而且大多是个人行为，若要提留部分资金入私囊，别人根本不知道，更不会过问，但他不肯也不屑这样做，而是分文不差地划入南开的账户。张伯苓校长常说，只留德，不留财。1951年，当他走完人生之路的时候，人们在他的衣服口袋里仅发现7.6元和两张过期戏票，這就是他留下的全部个人遗产。
(编辑 许丽艳)
一、“教育是立在精神上的”
张伯苓校长说：“教育是立在精神上的，而不是立在物质上。”他认为，建一所学校，精神难而物质易。因为物质是精神造的，只要精神专注，样样事都可以成功。张校长对学生说：“房子算什么?书籍算什么?设备算什么?如果你们有真精神，到哪里都可以建設起来。”当天津南开学校被日本人炸毁后，他大声疾呼：南开被毁，精神未死。他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张伯苓深刻理解教育的本质，重视教育的精神文化价值，大力弘扬“南开精神”：逢难必开，自强不息，开拓创新。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作为私立学校，南开既无政府资助，又无充裕资金，举步维艰。张伯苓校长坚定地说：“南开之精神在于无论多难，亦开”，“南开，南开，越难越开。”他要求南开学生苦干、硬干、穷干，要勇于奋斗。南开校歌的第一句就是：“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于聚会之时，千人合唱，以期神会而铸成南开真精神。”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张伯苓团结和凝聚了广大师生员工，同心同德，艰苦奋斗，铸造了南开的辉煌。“南开精神”流淌在师生员工的血脉中，体现了学校整体的精神面貌，成为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
二、“熏陶人格是根本”
张伯苓始终把德育置于学校工作的首位，视德育为万事之本。他强调：“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知识教育，而应特别注重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张伯苓把人格修养作为道德教育的基础。他认为，教育一事在造成完全人格，“研究学问，固然重要，而熏陶人格，尤其是根本。”他特别强调“任教者当注重人格感化。人格感化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人格教育应从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人手，因为“吾人平常所谓人格，莫非习惯之积体，习惯良好，即人格高尚，习惯恶劣，斯人格卑鄙。”因此，“道德行为之训练，在中等学校中尤占重要之地位。”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健全的人格。“一好习惯，即将来之一好人格，一有用之学生。”
南开的人格教育采用规范养成模式，注重从小处着眼、小事人手，从严要求，具体细致，力求实效。学校严禁酗酒、赌博、嫖妓、吸食鸦片、早婚等。学生有违反者，即予开除，决不宽贷。南开的校规校纪十分严格，如学校规定：行为不检、衣冠不整、内务评劣、晚自习说话、出言不逊等都要记警告，私自出校门记大过，而考试作弊则当即张榜开除。在教学楼门侧，立一面大镜子，镜铭曰：“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立镜以力矫当时颓靡不振之风，要求学生们随时精神饱满，生气勃勃。这面镜子和40字的容止格言对学生的仪态形象、气质风度均提出了具体要求，对南开学生起到了无声胜有声的教育作用，它甚至引起了美国朋友的关注。
三、“念书要念活的”
反对死读书，主张生动活泼地学习，是张伯苓一项重要的教育主张。他说：“一个人念书要念活的，不要念死的书。”他公开申明，南开是造就“活”孩子的，不是造就“死”孩子的。张伯苓认为，中国教育的弊端是教育脱离实际，闭门教书，学生不了解社会。他说：“吾国学生最大之缺点，即平日除获得书本上知识外，鲜谙社会真正情状。故一旦出校执业，常觉与社会隔阂，诸事棘手。欲免此种弊病，最宜使学生与社会接近。”南开注重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相结合。南开除了以严格扎实的课堂教学享誉海内外之外，在开展课外活动方面也颇有特色。张伯苓校长认为，从课外活动中得来的知识学问，比从书本上得来的好得多。学校有一条特殊的规定：每天下午3：30是课外活动时间，学生不得留在教室，否则就是违纪的。学生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社团组织十分活跃。有统计表明：学生在南开中学的学习中，大约2/3的时间用于正课学习，1/3的时间用于课外活动。课外活动开发了学生的潜能，增长了学生的才干，培养了学生的团队意识、服务精神和组织协调能力。为了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南开中学专门开设了“社会调查”课，组织学生参观考察工厂、农村、监狱、法院、救济院等，以社会为教本，利用活的材料，让学生认识中国社会。在当时中国的教育界，这种“活”的教育是南开独创的。陶行知说过，南开“在一般学校中是办理得最认真而有精神。它之所以有这种精神，就是因它在教课之外，还相当地注意到学生整个的生活，不肯把学生完全当做书呆子教”。
四、“不懂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
早在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时，张伯苓便已感到，强壮的体魄对于个人、社会乃至整个民族的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他根据多年的观察，认为“在德、智、体三育中，我国人最差的是体育”，“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主张“强我种族，体育为先”。他把体育看做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教育里没有了体育，教育就不完全”，甚至提出“我觉得不懂得体育的，不应该当校长”。南开学校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体育，以期学生个个有坚强的体魄和健全的精神。张伯苓提倡体育的目的，不仅在学校而且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且在全体学生。学校始终把体育放在与智育、德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不断完善体育设备和运动场地，大力发展体育组织，开展运动比赛。学校规定：学生体育不及格不能毕业。张校长带头参加体育锻炼，学校体育活动蔚然成风。南开体育不仅普及程度高，而且学生体育成绩非常优异。20世纪30年代，南开学校的体育水平在全国居于前列。南开学生先后参加华北、全国及远东运动会均取得优良成绩，南开的篮球队、排球队、棒球队曾威震大江南北。值得一提的是，张伯苓还十分注重体育道德。他认为：“最要者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德并重。”在张伯苓看来， 体育不仅仅是单纯的锻炼和竞技活动，更应当是塑造和培养学生优良道德品质的“利器”，体育运动能使“学生养成不偏、不私、不假，事事为团体着想，肯为团体负责，努力、奋斗，甚至牺牲”的精神。
五、“校长办公室应该在学生集中的地方”
校长的办公室应设在哪里?张伯苓校长认为：“校长办公室应设在学生集中的地方。”抗战时期，张伯苓身为社会名流，中外贵宾、国共领袖频频到访，他却要将校长办公室设在教学楼里。他说：“校长办公室就是为学生、教师办事的么，没有学生算什么学校!”张校长最爱学生，爱青年人，他常说：“我看见了青年人，就忘记了自己的老了。”在他眼里，学生是最重要的。他对学生关怀备至。在校园里看到矮小瘦弱的学生，张校长总是会过去摸摸他的头：“孩子，你可要多吃一点。”张校长以善于了解学生而著称。虽然行政工作繁忙，但他只要一有时间，就深入到学生中间，和学生们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与学生建立和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在南开学生未满千人以前，他能叫出绝大部分学生的名字，甚至能够说出学生的家庭情况和学习成绩的优劣。后来学生多了，他仍然采用个别谈话、数人谈话以及咨询谈话等方式与学生保持接触，还常常约请一些学生到他家里去开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在南开学校，一切以学生的利益为先，从来不提高学费，对那些生活困难的学生，都减免学费。在学校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他坚持把炭留给学生们使用，自己宁愿挨冻。张校长还经常参加学生组织的各种体育和社团活动，与生同乐。南开素有“家庭学校”之称，张伯苓就是南开大家庭的家长，而学生就是他的子女。张校长一生不蓄私产，他常说：“我用不着攒钱，那些学生们，就是我的子女，等我老了，他们会养活我。”可见，他与学生的关系非同一般。
六、“使学校成为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
南开是私立学校，办学经费一直是困扰张伯苓的难题。但是，张伯苓校长从不玷污学校这块神圣清洁之地。张校长常跟师生说，学校不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办学不能赚钱，更不能赚混账钱。无论办学经费多么困难，张伯苓始终保持教育的纯洁性，努力“使学校成为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他一不多收或乱收学生费用，二不卖“文凭”，三不借办学肥己。学校从不巧立名目乱收费。南开的学宿费虽比一般学校的高，但都是公开透明的。学校从不在学生身上打主意赚钱，也不想方设法诱导学生花钱。虽然校门口商店林立，但学校却不“破墙开店”。在南开，从来不买卖文凭。曾经有人给他传话，只要为此人侄子发毕业证书，就可以给南开一笔可观的捐款。张校长听了一笑置之。他有时实在抵不住某些权贵的势力，不得已偶尔开“后门”，但极少数开“后门”进来的高官富家子女，一律作为试读生对待。试读一年，考试及格，可以转为正式生，考试不及格的照样退学；升学或毕业不降低标准。张伯苓主张：私立不是私有!他从国内外为南开学校募集的资金数以千万计，而且大多是个人行为，若要提留部分资金入私囊，别人根本不知道，更不会过问，但他不肯也不屑这样做，而是分文不差地划入南开的账户。张伯苓校长常说，只留德，不留财。1951年，当他走完人生之路的时候，人们在他的衣服口袋里仅发现7.6元和两张过期戏票，這就是他留下的全部个人遗产。
(编辑 许丽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