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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简介
陆源，广西南宁人，1980年生。现居北京。著有长篇小说《祖先的爱情》《童年兽》等，中短篇小说集《大月亮及其他》等，译著有《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和《苹果木桌子及其他简记》等。
一、关于纳博科夫
1.爱情的灾祸
谈论《洛丽塔》的困难在于，谈论者终归会暴露自己的偏激或浅薄。然而我们仍可以试着去谈论它。应该说，以道德眼光看待《洛丽塔》固不足取，以非道德眼光看待它也无异于一种贬低。作者杜撰的一位老诗人如此写道：“人类的道德观念是我们/不得不向美的现世观念所致的敬意。”无论如何，对于谈论者而言，完全不去触碰“道德”也许才算明智，但你同样不要轻易附和这个观点。至于把《洛丽塔》说成是“古老的欧洲诱奸了年轻的美国”或“年轻的美国诱奸了古老的欧洲”，无非文学编辑式的电线短路。我相信，纳博科夫花了那么多的章节，那么多叙述和描写，是为了从容而勇敢地写出下面这段话，并且让它无可置疑：“我对她看了又看，心里就像清楚地知道我会死亡那样，知道我爱她，胜过这个世上我所见过或想象得到的一切，胜过任何其他地方我所希望的一切。”要让长篇小说如大河奔流般抵达这么一个入海口，广阔、雄浑、平稳而势不可当，好像《霍乱时期的爱情》最后那一句“永生永世”，委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是一名小说家能够企求的最高奖赏。
故事的种子早在几十年前已埋藏于作者心底，但构思《洛丽塔》的悲剧性结局时，纳博科夫脑海中浮现的人物无疑是梅里美笔下的吉卜赛女郎，我们永志不忘的卡门。奥妙在于——陈词滥调，其实并无奥妙——《洛丽塔》仿佛是反书的《卡门》，因为读者显然会将更多感情票投给亨伯特·亨伯特，从而认识到，并在接下来的重读中果真看到，确如老淫棍本人所说，他疯狂占有的并不是洛丽塔，而是他自己的创造物，是另一个想象出来的洛丽塔，这个幻影没有知觉，没有意志，但可能比洛丽塔更加真实。
2.华丽的空壳
《洛丽塔》是从《魔法师》这颗种子生长出来的。作为文体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不愧为一座高峰，我也一直在向老头子偷师学拳。问题是，除了那些“壮丽得难以形容”的云霞和星空，他还剩下文学史、淡淡的乡愁，以及老男人饱受压抑的淫欲。甚至，他描述的隐秘幻想给人以极深印象。可无论上述事物多么丰美，似乎仍难以触及读者的心灵。理想作品，巴别尔认为，将诞生在这个基础之上：“高超的技巧同我们时代的激情与节奏相结合。”而纳博科夫恰恰无法感应到此类激情。他的没落贵族的期望与隐衷，仿佛全灌注在魔法师和亨伯特身上。我们这才明白他为什么不遗余力反对弗洛伊德。当然，小说家虚构的角色——纳博科夫将其归入“划桨的奴隶”之列，骄傲地宣称他们尽在掌握，我想加西亚·马尔克斯大概不会如此评价奥雷良诺上校或俏姑娘蕾梅黛丝——与小说家本人不是一回事，高明的读者也绝无可能去对号入座，但纳博科夫更不曾创造任何形象，要么震撼了我们，要么可爱，要么值得钦慕。换言之，归根究底，历史、未来、现实与他无关，不嫌叙事之累赘，何妨避而不谈。纳博科夫的头号作品或为一部回忆录。洛莉-多洛莱斯-洛丽塔，既是他笔下名气最大的人物，也正是作者向世人呈现的终极文学形象：一个无灵魂的美丽少女。
3.《玛丽》及其他
在描摹光影方面，《玛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读者仿佛是在重阅或预览《说吧，记忆》：年轻的小说家“停泊在自己漾动着的条条光柱的倒影中”。我几乎敢肯定，蒲宁不是因为《防守》，而恰恰是因为处女作《玛丽》，才说纳博科夫把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老一輩统统干掉了。因为这篇小说显然既有继承，也不乏超越，而气喘吁吁的《防守》并无它那难以掩盖的艺术家锋芒。现实与怀想之间的跃进十分自然、流畅，可资借鉴处颇多。但是，纳博科夫最终的文学形象确乎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而且他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在小说末尾，加宁深感腻烦，爱情注定将彻底结束，读者原本恋恋不舍的心境也随之豁然开朗了，因为玛申卡唯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不外乎她脖子后面的黑色蝴蝶结，更何况她还莫名其妙嫁了个滑稽的老头子。相形之下，《绝望》里那位健忘的胖乎乎的丽迪亚要活泼可爱得多。于是乎，动人的恋曲，优美的场景，当加宁远离这一切，忽然厌倦了女子的柔弱苍白，他难免生出“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慨。爱情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非凡学问。
4.独抒己见
仰赖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刺耳的高分贝，有些人得以对帕斯捷尔纳克、海明威、萨特诸家保持愉快的沉默，并顺手抛开无聊的反乌托邦小说。纳博科夫知道，他将因为出言不逊而遭驱逐。他强调“艺术是困难的”，这提醒我们凡事应认真对待，但困难的阅读有时会恶化成厌倦，像我这样的写作者无论如何不愿见此惨剧发生。所以把《微暗的火》留给文学教授和批评家吧，我依然认为，纳博科夫最好的作品是《天赋》里革命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为此他投入的诚实劳动之巨大显而易见。尽管至今还没读过《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可要说它更优秀我无论如何不相信。前者是纳博科夫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那时他与伊凡·蒲宁还没闹僵，老前辈的称赞还能让他感到欢欣鼓舞。然而，向《巴黎评论》的记者列举优秀作家时，他忽略了自己的同胞（当然他还不至于提到美国人）。纳博科夫很清楚自己在开玩笑。依我之见，巴别尔对他做出漫不经心却也力道万钧的评价后，纳博科夫的一切言谈仿佛皆为环绕它而展开的防守动作。他说写作属于纯粹的主观事件，他本人的小说不掺杂任何道德信息或社会观念。他说“作家的艺术是他真正的护照”。当被再三问及他究竟该归类为哪一国作家时，纳博科夫表示“谁都无法确定我是个中年美国作家还是一个老朽俄国作家，或一个没有年龄特征的国际怪人”。其实，他永远有两个形象：一位意气风发的俄罗斯大少爷和一名在亚利桑那州公路旁捕蝴蝶的臭老头。作家的形象由作品决定。我们很难想象超过三十岁的普鲁斯特，而博尔赫斯刚生下来就失明且年逾七旬了。纳博科夫的艺术是多么美妙又空洞。
二、骑士布里昂 列夫·托尔斯泰为契诃夫的《宝贝儿》写序时说，作者受到社会舆论的邀请，揣着某种关于“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模糊概念，试图在这篇小说里勾画一位可笑的奥莲卡，那个“软弱、顺从、不发达、忠于男人”的宝贝儿。小说中的一切都那么可笑，“唯独宝贝儿美好的灵魂却不可笑，而是神圣的，因为她善于将自己的全副身心都献给她所爱的人”。托尔斯泰举出《民数记》里先知巴兰打算诅咒以色列却说出了祝福的故事，类比契诃夫本想嘲笑、贬低奥莲卡，却“把诗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了，于是反而抬高了她”。
确实如此。可怜的宝贝儿之所以惹人爱，只因为“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奥莲卡饱满的爱情一旦下碇，便奢望永世停泊，否则她的心会“跟以前一样又空洞又烦闷，充满苦味”。托尔斯泰自告奋勇，为我们指点迷津，敦请读者不要弄错作家的初衷，即使这份误解对《宝贝儿》本身并无损害。至于契诃夫，托尔斯泰认为：“他同巴兰一样，本意是想诅咒，可是诗的上帝却禁止他，并吩咐他祝福，于是他就祝福了，不自觉地给这个可爱的人物披上了奇异的光彩。”
我们注意到，在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历史小说代表作《艾凡赫》之中，有一位与宝贝儿奥莲卡荣辱相埒、性情又判若云泥的人物：圣殿骑士布里昂·德·波阿-基尔勃。这名诺曼贵族的佼佼者武力超群，野心勃勃，战功卓著，声名煊赫，拥有远大的前程。当然，依照“邪不压正”的古老法则，他敌不过倒霉而英勇的男主人公艾凡赫。尽管布里昂一开始似乎是个令读者不快的角色，残忍，放纵，骄横，好像一只阴郁的灰椋鸟，但他掳走犹太姑娘蕊贝卡之后，情况悄然变化了。在高耸的城堡深处，在孤立无援的劫难当中，蕊贝卡以她忠贞不屈的气节赢得布里昂的尊敬，圣殿骑士则由此对犹太姑娘萌发了爱恋。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甘冒枪林弹雨，宁可自己多承受好汉们尖锐的箭镞，也要举盾护住蕊贝卡。（哦，瘀斑，刀痕，战士的情书！）此后，作者司各特的所有注意力统统集中到这对男女身上，艾凡赫和查理王迅速沦落为配角，在两个生死冤家那耐人寻味的较量中黯然失色。为了挽救蕊贝卡的生命并攘夺她珍贵的爱情，布里昂费尽心机，却每每弄巧成拙，把她（同时也把他自己）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蕊贝卡一如既往，奋力斥责布里昂，因为他天理难容的淫欲是一切不幸的开端。然而圣殿骑士在用全部的勇气和爱去争取蕊贝卡。这份爱无疑是自私的、傲慢的，充斥着强迫的言行，唯其如此，更显炽烈不渝。蕊贝卡遭到宗教审判前夕，布里昂对自己说：“凭着上天，我绝不让她受罚！”圣殿骑士下定决心，只要蕊贝卡肯随他逃走，他便抛弃地位和荣誉，抛弃即将到手的崇高权力，带她亡命天涯，纵使投入异教也在所不惜。难以饶恕的巨大罪恶撑得他几近爆裂，他体内的野兽也即将撞破笼网，失去控制。奈何蕊贝卡只顾厉声痛骂布里昂，竟看不到他比艾凡赫更可亲可敬。故事中，犹太族的倔强在姑娘身上似癫痫肆意发作，因此圣殿骑士之爱纯为苦涩、悲愤：“我还要尽一次努力来搭救你，但你不能再对我无情无义了！若是我再碰到你的钉子，那我的仇恨就要赶上我的爱情了……”
布里昂在意志的角斗中一败涂地。他以勇者的骄傲方式展现柔情，注定等不到犹太族女子的回应。圣殿骑士设计的“比武决狱”未能湔雪积耻，反而导致自己的覆亡，但他并非死于艾凡赫之手，实乃死于争不来爱情的绝望。直至终局，痴恋成狂的布里昂仍拒绝放弃，仍妄想换得蕊贝卡的芳心。他只犯了一个错误，即不应使爱情成为理智的蒙眼布，成为他再次劫缚犹太姑娘的无形障碍。在一名天真的读者看来，凭圣殿骑士的本领和胆色，不难找到一些无须征得蕊贝卡同意的处置方法，或权宜当前，或一劳永逸。然而，恰恰是这一失误表明，我们的布里昂大人爱得太深，已经“被魔鬼的妖术迷住”。
根据以上诠述，《艾凡赫》可更名为《布里昂》。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这位欧洲历史小说之父，二十余部长篇以及《魔鬼学与巫术书信集》的创作者，兴许迫于成见，要让苍白无力的“正义”战胜真实动人的“邪恶”，让盎格鲁-撒克逊的反抗精神击败诺曼的王座与权杖，兴许他深谙叙事艺术的不传之秘：“抬高受辱的人们。”无论如何，圣殿骑士布里昂的惨败身死令你我神伤。他是个货真价实的受辱者，仅以激起同情这一点而言，其悲剧几乎不逊于《百年孤独》中奥雷良诺上校捍卫理想的凄怆事迹。
回到列夫·托尔斯泰所写序言。大文豪声称，奥莲卡“这个人物将永远是妇女可能做到的典范，教导她们要使自己幸福，而且也使命運把她与之撮合在一起的人幸福”。众多自由派女性想必对这一教条式评判深感不满，深表不屑，视之为旧年月的遗孑余灰。若避开无谓的道德争论，纯粹从艺术角度考虑，那么，我斗胆主张，她们正是宝贝儿这一神奇形象的现实基础，反衬她独特的光芒。实际上，出于相似理由，我们也不提倡强有力的男子去效法圣殿骑士布里昂。他将长久待在艾凡赫的阴影下，于晦暗中鼓荡无数个世代的夜读心灵。
三、读《尤利西斯》
《尤利西斯》据称是“所有有趣的小说中最难懂的一部，同时也是难懂的小说中最有趣味的一部”。某些现代小说理论认为，《尤利西斯》和《堂吉诃德》这类作品，其情节频繁遭到各种联想、引用、插科打诨与叠加的神话所打乱，叙述的推进一再被阻挠或破坏，从而实现了“心理时间消融物理时间”的效果——这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切入角度，隐隐散发着“从小说到文本”的后结构主义之流的摩登气息。但必须指明，如果乔伊斯的主旨仅止于此，或者他并非为了引起读者兴致而刻意“延缓情节”，那么很难想象，这部中译本厚达一千页的小说能与“意趣”二字产生关联。很多情况下，文学研究一旦脱离了人类情感的最基本倾向，试图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忽略了作家的梦想与读者的愿望，不知晓何为创作之动力，不领会创作的秘密，不深察与其相伴的一切艰难困苦，这时候，肤浅的归纳推演便可能生成错误的（至少是毫不重要的）结论。它非但枯燥乏味，而且妨碍我们对原作的阅读欣赏。
歌德说：“想象如果创造不出对知解力永远是疑问的事物来，它就做不出什么事情来了。”在《尤利西斯》当中，情节之外的内容恰恰最为重要。甚至应该认为，乔伊斯构造情节的主要意图，正是为了串起珍珠般晶莹剔透的闪念、入诗的场景、种种雄浑有力的印象、巧妙的联系，以及妙趣横生的旁征博引。我们不难推测作者为此抄写过多少文句，细心收集过多少素材，匆忙记录过多少一闪而逝的思想，再以灵魂的呼吸、意识流的脉动为针线，将它们挦补成章。所有这一切，经由小说家独具慧眼的筛选和营建，收敛了多余的锋芒，共同为着某个统一的、无穷无尽的意象出力。它们展现了恢宏的背景与命运。而小市民身份的利奥波德·布卢姆——这是巨大的欺骗——恣意抛射的浓稠意绪和锐利思想，他那借助日常生活将政治、民族、宗教、性以及食欲糅合一处的幽默世界观，使之成为一位现代英雄。布卢姆的所见所闻所感也不再是单纯的个人体验，而是强有力的审美，是令人解颐的亵渎神圣，是以苦闷之名行狂热之实的诗歌天才。布卢姆的漫游和他一路上纷乱密集的思绪，绝非拙劣写作者所理解的“意识流”。我们看见公共便池之上的爱尔兰诗人雕像，置身于“憋住了呼吸”的都柏林小餐馆，得知民族主义者吞吃橙子（orange）以反对奥伦治（Orange）党人……这类奇异生动的形象与机智的描述在书中不胜枚举。如果说《尤利西斯》采用了意识流，那么也是艺术家兼深邃哲人的意识流，是绝顶智慧的奥德修斯十年漂泊所浓缩而成的非凡一日。 布卢姆的悲剧性源于他纯然是那片天地的观察者，他孤独地身处其间，而乔伊斯创造了这天地——该判断明显出于一种非伦理的人生态度，对《尤利西斯》或许刚好是适合的。
四、关于《苏霍多尔》
《苏霍多尔》正应了奥古斯特·罗丹那句话：“所谓美，就是性格与表情。”与蒲宁其他作品不同，《苏霍多尔》的事例和形容词更为生动、极端、强有力，以至于人物个性在此首度上升到悲剧的高度，而他先前创作的散文和小说，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均未提供读者如此鲜明的印象。重读《苏霍多尔》让我认识到所谓虚构的确只关乎艺术家对现实的巧妙取舍，因此“现实”这座冰山的体积也至关重要。但悲剧或艺术的浓烈并非仅仅靠事实的堆积便可形成，如何避免轻佻或者那种“一贯正确”的处理方式，获取白日梦的效果？如何增强而不是消减性格的力量？这些无不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苏霍多尔》的素材大约来源于家族长辈讲述的掌故，蒲宁根据它们从容地限定篇幅，平静地安排结构，免去了许多必要或不必要的苦恼。
五、哦，黛西·米勒
兴许是嫌我们的世界仍不够复杂，在《亨利·詹姆斯：〈黛西·米勒〉》一文中，卡尔维诺大谈《黛西·米勒》“隐含的神秘感”，勉力剖析欧洲与美国、新教日内瓦与天主教罗马的文化鸿沟，阐说社会禁忌与作者的贞操观念，探讨那攫夺姑娘灵魂的“邪恶世界”。如果黛西·米勒最大的意义仅仅是充当某种象征，成为一面折射亨利·詹姆斯性恐惧的镜子，如果这位有个哲学家哥哥的文学家旧病复发，又企图领着我们深入他抽象思维的褶皱，那么，《黛西·米勒》势必死得比作者本人更早，势必跟《螺丝在拧紧》一样，缺乏阅读快感，可能也缺乏书写乐趣，好比身心疲惫的饱学老叟，虚弱，枯槁，安于恬淡无为。
然而《黛西·米勒》无疑是亨利·詹姆斯最好的作品——金发姑娘黛西，这朵轻狂的玫瑰使得尘世间最美妙的情致得以继续流传，她的女斗士的满腔热忱和捉弄人的卓异才华与其说是天赋，毋宁说是青春体魄所引发的、不由自主且无法遏抑的纯粹之爱。读者甚至会觉得，黛西·米勒不断反抗着作家，而后者总在为她放荡的举止遮掩粉饰，再三强调她“天真无知”，最终还安排了一场墓园对话证明其“清白”。这无异于另一种抹黑。亨利·詹姆斯称《黛西·米勒》是“我所创作的最最幸运的作品”：只有当作者意识到他所创造的角色超越了他本人时，他才会这样说。
梅里美笔下的卡门和蒲宁记述的众多俄罗斯姑娘，也因为同样的气质而令人神往。至于卡爾维诺《树上的男爵》中的薇莪拉，一个懂得如何享受爱情游戏的天生尤物，一反模糊、黯淡的譬喻性形象，与作者在其他小说中创造的一切人物皆大相径庭。薇莪拉与黛西·米勒之间的隐秘联系，促使我们大胆猜度：卡尔维诺以一种别扭而不自知的方式，向世人昭示了他的师承。
卡尔维诺谈论博尔赫斯时说：“命运省思的最理想来源，并非某个口头表述前发生的神话事件，而是一个文本，一个由词语、意象和意义构成的组织……”实际上，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亨利·詹姆斯，三人皆为这样一类作家，他们不仅从先贤的文字中学会了写作，而且唯有通过阅读方能更好地把握现实世界，他们的眼睛仿佛生来是对准书架的。
六、
海因里希·伯尔的《女士及众生相》
阅读大师之作似乎不应挑肥拣瘦。《女士及众生相》的铺陈方式与《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相仿，而俏姑娘雷麦黛丝倘若不白日飞升，则无异于另一个莱尼。老作家的最大优势之一是惊人的判断句，因为没有哪种手法比直接下定义更方便揭示隐秘的联系，更能展现年月智慧、轻快的世界观，以及迅速洞穿表象的概括功力。“我们的诗人都是最勇敢的厕所清洁工。”正如《霍乱时期的爱情》可视为一部爱情警句辞典，《女士及众生相》堪称一本生动简练的熟语大全。伯尔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擅长不动声色的揶揄嘲讽：“一座青楼花院蔚然成风的古老而神圣的城市。”对此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有如下评论：“绝望和调侃，严厉的控诉和粗俗的笑谈、心酸和欢乐混在一起，使全书增色不少。”足见伯尔是一名细心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他处理材料的技巧炉火纯青，化繁为简或变简为繁皆得心应手，既不匮乏也不卖弄。最后，按照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分类法，伯尔显然属于鼓舞者、保护人之列。“只要读上几行这个鼓舞者的作品，自己便立即想要写东西。”《女士及众生相》能够激发读者内心的故事自然成长，犹如大雾消散，景物呈现其原貌。伯尔曾言：“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不是‘陌生化’，而是‘陌生感’。‘陌生化’和‘陌生感’有所不同。”我信任伯尔的感觉，赞赏他引领读者穿越广阔风光抵达终点的骗术，他为材料注入想象力的纯正方式尤为值得学习。
尽管《女士及众生相》是一次成功冒险，我们依然认为，以劝诱人思考的问句充当过渡，这么做兴许算不得高明。“显而易见，至今或多或少耐着性子的读者会感到不耐烦并问：天啊，这个莱尼难道是十全十美的吗？”“这位年轻的妇女究竟何许人也？”莱尼和俏姑娘雷麦黛丝这类惊世骇俗的形象不适合深入探究，她们的存在本身即足以实现小说家的所有意图。我们无须将莱尼视为一类典型、一批牺牲品的代表，因为伤害她的力量远不及她本人强大。于是小说中任何一笔赞扬或似褒实贬的慨叹，任何关于莱尼的解释（哪怕只想借解释之形式腾挪转身），均降低了人物的可爱与真实感。要明白虚无和思索经常相伴相生，惋惜的情绪、控诉的欲望一丝一毫都不应掺入密集的行文中，否则难保不走入自我辩解的死巷。T.S.艾略特指出文艺以外的目标是完全合理的，甚至是必需的，但写作者越不关注它，效果往往越好。E.M.福斯特则更进一步，他认为：“小说家永远不应该追求美，尽管我们知道如果他达不到美，那就失败了。”
责任编辑 陈美者
陆源，广西南宁人，1980年生。现居北京。著有长篇小说《祖先的爱情》《童年兽》等，中短篇小说集《大月亮及其他》等，译著有《沙漏做招牌的疗养院》和《苹果木桌子及其他简记》等。
一、关于纳博科夫
1.爱情的灾祸
谈论《洛丽塔》的困难在于，谈论者终归会暴露自己的偏激或浅薄。然而我们仍可以试着去谈论它。应该说，以道德眼光看待《洛丽塔》固不足取，以非道德眼光看待它也无异于一种贬低。作者杜撰的一位老诗人如此写道：“人类的道德观念是我们/不得不向美的现世观念所致的敬意。”无论如何，对于谈论者而言，完全不去触碰“道德”也许才算明智，但你同样不要轻易附和这个观点。至于把《洛丽塔》说成是“古老的欧洲诱奸了年轻的美国”或“年轻的美国诱奸了古老的欧洲”，无非文学编辑式的电线短路。我相信，纳博科夫花了那么多的章节，那么多叙述和描写，是为了从容而勇敢地写出下面这段话，并且让它无可置疑：“我对她看了又看，心里就像清楚地知道我会死亡那样，知道我爱她，胜过这个世上我所见过或想象得到的一切，胜过任何其他地方我所希望的一切。”要让长篇小说如大河奔流般抵达这么一个入海口，广阔、雄浑、平稳而势不可当，好像《霍乱时期的爱情》最后那一句“永生永世”，委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是一名小说家能够企求的最高奖赏。
故事的种子早在几十年前已埋藏于作者心底，但构思《洛丽塔》的悲剧性结局时，纳博科夫脑海中浮现的人物无疑是梅里美笔下的吉卜赛女郎，我们永志不忘的卡门。奥妙在于——陈词滥调，其实并无奥妙——《洛丽塔》仿佛是反书的《卡门》，因为读者显然会将更多感情票投给亨伯特·亨伯特，从而认识到，并在接下来的重读中果真看到，确如老淫棍本人所说，他疯狂占有的并不是洛丽塔，而是他自己的创造物，是另一个想象出来的洛丽塔，这个幻影没有知觉，没有意志，但可能比洛丽塔更加真实。
2.华丽的空壳
《洛丽塔》是从《魔法师》这颗种子生长出来的。作为文体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不愧为一座高峰，我也一直在向老头子偷师学拳。问题是，除了那些“壮丽得难以形容”的云霞和星空，他还剩下文学史、淡淡的乡愁，以及老男人饱受压抑的淫欲。甚至，他描述的隐秘幻想给人以极深印象。可无论上述事物多么丰美，似乎仍难以触及读者的心灵。理想作品，巴别尔认为，将诞生在这个基础之上：“高超的技巧同我们时代的激情与节奏相结合。”而纳博科夫恰恰无法感应到此类激情。他的没落贵族的期望与隐衷，仿佛全灌注在魔法师和亨伯特身上。我们这才明白他为什么不遗余力反对弗洛伊德。当然，小说家虚构的角色——纳博科夫将其归入“划桨的奴隶”之列，骄傲地宣称他们尽在掌握，我想加西亚·马尔克斯大概不会如此评价奥雷良诺上校或俏姑娘蕾梅黛丝——与小说家本人不是一回事，高明的读者也绝无可能去对号入座，但纳博科夫更不曾创造任何形象，要么震撼了我们，要么可爱，要么值得钦慕。换言之，归根究底，历史、未来、现实与他无关，不嫌叙事之累赘，何妨避而不谈。纳博科夫的头号作品或为一部回忆录。洛莉-多洛莱斯-洛丽塔，既是他笔下名气最大的人物，也正是作者向世人呈现的终极文学形象：一个无灵魂的美丽少女。
3.《玛丽》及其他
在描摹光影方面，《玛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读者仿佛是在重阅或预览《说吧，记忆》：年轻的小说家“停泊在自己漾动着的条条光柱的倒影中”。我几乎敢肯定，蒲宁不是因为《防守》，而恰恰是因为处女作《玛丽》，才说纳博科夫把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老一輩统统干掉了。因为这篇小说显然既有继承，也不乏超越，而气喘吁吁的《防守》并无它那难以掩盖的艺术家锋芒。现实与怀想之间的跃进十分自然、流畅，可资借鉴处颇多。但是，纳博科夫最终的文学形象确乎从一开始就奠定了，而且他已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在小说末尾，加宁深感腻烦，爱情注定将彻底结束，读者原本恋恋不舍的心境也随之豁然开朗了，因为玛申卡唯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不外乎她脖子后面的黑色蝴蝶结，更何况她还莫名其妙嫁了个滑稽的老头子。相形之下，《绝望》里那位健忘的胖乎乎的丽迪亚要活泼可爱得多。于是乎，动人的恋曲，优美的场景，当加宁远离这一切，忽然厌倦了女子的柔弱苍白，他难免生出“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之慨。爱情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非凡学问。
4.独抒己见
仰赖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刺耳的高分贝，有些人得以对帕斯捷尔纳克、海明威、萨特诸家保持愉快的沉默，并顺手抛开无聊的反乌托邦小说。纳博科夫知道，他将因为出言不逊而遭驱逐。他强调“艺术是困难的”，这提醒我们凡事应认真对待，但困难的阅读有时会恶化成厌倦，像我这样的写作者无论如何不愿见此惨剧发生。所以把《微暗的火》留给文学教授和批评家吧，我依然认为，纳博科夫最好的作品是《天赋》里革命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为此他投入的诚实劳动之巨大显而易见。尽管至今还没读过《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可要说它更优秀我无论如何不相信。前者是纳博科夫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那时他与伊凡·蒲宁还没闹僵，老前辈的称赞还能让他感到欢欣鼓舞。然而，向《巴黎评论》的记者列举优秀作家时，他忽略了自己的同胞（当然他还不至于提到美国人）。纳博科夫很清楚自己在开玩笑。依我之见，巴别尔对他做出漫不经心却也力道万钧的评价后，纳博科夫的一切言谈仿佛皆为环绕它而展开的防守动作。他说写作属于纯粹的主观事件，他本人的小说不掺杂任何道德信息或社会观念。他说“作家的艺术是他真正的护照”。当被再三问及他究竟该归类为哪一国作家时，纳博科夫表示“谁都无法确定我是个中年美国作家还是一个老朽俄国作家，或一个没有年龄特征的国际怪人”。其实，他永远有两个形象：一位意气风发的俄罗斯大少爷和一名在亚利桑那州公路旁捕蝴蝶的臭老头。作家的形象由作品决定。我们很难想象超过三十岁的普鲁斯特，而博尔赫斯刚生下来就失明且年逾七旬了。纳博科夫的艺术是多么美妙又空洞。
二、骑士布里昂 列夫·托尔斯泰为契诃夫的《宝贝儿》写序时说，作者受到社会舆论的邀请，揣着某种关于“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模糊概念，试图在这篇小说里勾画一位可笑的奥莲卡，那个“软弱、顺从、不发达、忠于男人”的宝贝儿。小说中的一切都那么可笑，“唯独宝贝儿美好的灵魂却不可笑，而是神圣的，因为她善于将自己的全副身心都献给她所爱的人”。托尔斯泰举出《民数记》里先知巴兰打算诅咒以色列却说出了祝福的故事，类比契诃夫本想嘲笑、贬低奥莲卡，却“把诗人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了，于是反而抬高了她”。
确实如此。可怜的宝贝儿之所以惹人爱，只因为“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奥莲卡饱满的爱情一旦下碇，便奢望永世停泊，否则她的心会“跟以前一样又空洞又烦闷，充满苦味”。托尔斯泰自告奋勇，为我们指点迷津，敦请读者不要弄错作家的初衷，即使这份误解对《宝贝儿》本身并无损害。至于契诃夫，托尔斯泰认为：“他同巴兰一样，本意是想诅咒，可是诗的上帝却禁止他，并吩咐他祝福，于是他就祝福了，不自觉地给这个可爱的人物披上了奇异的光彩。”
我们注意到，在沃尔特·司各特爵士的历史小说代表作《艾凡赫》之中，有一位与宝贝儿奥莲卡荣辱相埒、性情又判若云泥的人物：圣殿骑士布里昂·德·波阿-基尔勃。这名诺曼贵族的佼佼者武力超群，野心勃勃，战功卓著，声名煊赫，拥有远大的前程。当然，依照“邪不压正”的古老法则，他敌不过倒霉而英勇的男主人公艾凡赫。尽管布里昂一开始似乎是个令读者不快的角色，残忍，放纵，骄横，好像一只阴郁的灰椋鸟，但他掳走犹太姑娘蕊贝卡之后，情况悄然变化了。在高耸的城堡深处，在孤立无援的劫难当中，蕊贝卡以她忠贞不屈的气节赢得布里昂的尊敬，圣殿骑士则由此对犹太姑娘萌发了爱恋。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甘冒枪林弹雨，宁可自己多承受好汉们尖锐的箭镞，也要举盾护住蕊贝卡。（哦，瘀斑，刀痕，战士的情书！）此后，作者司各特的所有注意力统统集中到这对男女身上，艾凡赫和查理王迅速沦落为配角，在两个生死冤家那耐人寻味的较量中黯然失色。为了挽救蕊贝卡的生命并攘夺她珍贵的爱情，布里昂费尽心机，却每每弄巧成拙，把她（同时也把他自己）推向更加危险的境地。蕊贝卡一如既往，奋力斥责布里昂，因为他天理难容的淫欲是一切不幸的开端。然而圣殿骑士在用全部的勇气和爱去争取蕊贝卡。这份爱无疑是自私的、傲慢的，充斥着强迫的言行，唯其如此，更显炽烈不渝。蕊贝卡遭到宗教审判前夕，布里昂对自己说：“凭着上天，我绝不让她受罚！”圣殿骑士下定决心，只要蕊贝卡肯随他逃走，他便抛弃地位和荣誉，抛弃即将到手的崇高权力，带她亡命天涯，纵使投入异教也在所不惜。难以饶恕的巨大罪恶撑得他几近爆裂，他体内的野兽也即将撞破笼网，失去控制。奈何蕊贝卡只顾厉声痛骂布里昂，竟看不到他比艾凡赫更可亲可敬。故事中，犹太族的倔强在姑娘身上似癫痫肆意发作，因此圣殿骑士之爱纯为苦涩、悲愤：“我还要尽一次努力来搭救你，但你不能再对我无情无义了！若是我再碰到你的钉子，那我的仇恨就要赶上我的爱情了……”
布里昂在意志的角斗中一败涂地。他以勇者的骄傲方式展现柔情，注定等不到犹太族女子的回应。圣殿骑士设计的“比武决狱”未能湔雪积耻，反而导致自己的覆亡，但他并非死于艾凡赫之手，实乃死于争不来爱情的绝望。直至终局，痴恋成狂的布里昂仍拒绝放弃，仍妄想换得蕊贝卡的芳心。他只犯了一个错误，即不应使爱情成为理智的蒙眼布，成为他再次劫缚犹太姑娘的无形障碍。在一名天真的读者看来，凭圣殿骑士的本领和胆色，不难找到一些无须征得蕊贝卡同意的处置方法，或权宜当前，或一劳永逸。然而，恰恰是这一失误表明，我们的布里昂大人爱得太深，已经“被魔鬼的妖术迷住”。
根据以上诠述，《艾凡赫》可更名为《布里昂》。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这位欧洲历史小说之父，二十余部长篇以及《魔鬼学与巫术书信集》的创作者，兴许迫于成见，要让苍白无力的“正义”战胜真实动人的“邪恶”，让盎格鲁-撒克逊的反抗精神击败诺曼的王座与权杖，兴许他深谙叙事艺术的不传之秘：“抬高受辱的人们。”无论如何，圣殿骑士布里昂的惨败身死令你我神伤。他是个货真价实的受辱者，仅以激起同情这一点而言，其悲剧几乎不逊于《百年孤独》中奥雷良诺上校捍卫理想的凄怆事迹。
回到列夫·托尔斯泰所写序言。大文豪声称，奥莲卡“这个人物将永远是妇女可能做到的典范，教导她们要使自己幸福，而且也使命運把她与之撮合在一起的人幸福”。众多自由派女性想必对这一教条式评判深感不满，深表不屑，视之为旧年月的遗孑余灰。若避开无谓的道德争论，纯粹从艺术角度考虑，那么，我斗胆主张，她们正是宝贝儿这一神奇形象的现实基础，反衬她独特的光芒。实际上，出于相似理由，我们也不提倡强有力的男子去效法圣殿骑士布里昂。他将长久待在艾凡赫的阴影下，于晦暗中鼓荡无数个世代的夜读心灵。
三、读《尤利西斯》
《尤利西斯》据称是“所有有趣的小说中最难懂的一部，同时也是难懂的小说中最有趣味的一部”。某些现代小说理论认为，《尤利西斯》和《堂吉诃德》这类作品，其情节频繁遭到各种联想、引用、插科打诨与叠加的神话所打乱，叙述的推进一再被阻挠或破坏，从而实现了“心理时间消融物理时间”的效果——这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切入角度，隐隐散发着“从小说到文本”的后结构主义之流的摩登气息。但必须指明，如果乔伊斯的主旨仅止于此，或者他并非为了引起读者兴致而刻意“延缓情节”，那么很难想象，这部中译本厚达一千页的小说能与“意趣”二字产生关联。很多情况下，文学研究一旦脱离了人类情感的最基本倾向，试图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忽略了作家的梦想与读者的愿望，不知晓何为创作之动力，不领会创作的秘密，不深察与其相伴的一切艰难困苦，这时候，肤浅的归纳推演便可能生成错误的（至少是毫不重要的）结论。它非但枯燥乏味，而且妨碍我们对原作的阅读欣赏。
歌德说：“想象如果创造不出对知解力永远是疑问的事物来，它就做不出什么事情来了。”在《尤利西斯》当中，情节之外的内容恰恰最为重要。甚至应该认为，乔伊斯构造情节的主要意图，正是为了串起珍珠般晶莹剔透的闪念、入诗的场景、种种雄浑有力的印象、巧妙的联系，以及妙趣横生的旁征博引。我们不难推测作者为此抄写过多少文句，细心收集过多少素材，匆忙记录过多少一闪而逝的思想，再以灵魂的呼吸、意识流的脉动为针线，将它们挦补成章。所有这一切，经由小说家独具慧眼的筛选和营建，收敛了多余的锋芒，共同为着某个统一的、无穷无尽的意象出力。它们展现了恢宏的背景与命运。而小市民身份的利奥波德·布卢姆——这是巨大的欺骗——恣意抛射的浓稠意绪和锐利思想，他那借助日常生活将政治、民族、宗教、性以及食欲糅合一处的幽默世界观，使之成为一位现代英雄。布卢姆的所见所闻所感也不再是单纯的个人体验，而是强有力的审美，是令人解颐的亵渎神圣，是以苦闷之名行狂热之实的诗歌天才。布卢姆的漫游和他一路上纷乱密集的思绪，绝非拙劣写作者所理解的“意识流”。我们看见公共便池之上的爱尔兰诗人雕像，置身于“憋住了呼吸”的都柏林小餐馆，得知民族主义者吞吃橙子（orange）以反对奥伦治（Orange）党人……这类奇异生动的形象与机智的描述在书中不胜枚举。如果说《尤利西斯》采用了意识流，那么也是艺术家兼深邃哲人的意识流，是绝顶智慧的奥德修斯十年漂泊所浓缩而成的非凡一日。 布卢姆的悲剧性源于他纯然是那片天地的观察者，他孤独地身处其间，而乔伊斯创造了这天地——该判断明显出于一种非伦理的人生态度，对《尤利西斯》或许刚好是适合的。
四、关于《苏霍多尔》
《苏霍多尔》正应了奥古斯特·罗丹那句话：“所谓美，就是性格与表情。”与蒲宁其他作品不同，《苏霍多尔》的事例和形容词更为生动、极端、强有力，以至于人物个性在此首度上升到悲剧的高度，而他先前创作的散文和小说，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均未提供读者如此鲜明的印象。重读《苏霍多尔》让我认识到所谓虚构的确只关乎艺术家对现实的巧妙取舍，因此“现实”这座冰山的体积也至关重要。但悲剧或艺术的浓烈并非仅仅靠事实的堆积便可形成，如何避免轻佻或者那种“一贯正确”的处理方式，获取白日梦的效果？如何增强而不是消减性格的力量？这些无不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苏霍多尔》的素材大约来源于家族长辈讲述的掌故，蒲宁根据它们从容地限定篇幅，平静地安排结构，免去了许多必要或不必要的苦恼。
五、哦，黛西·米勒
兴许是嫌我们的世界仍不够复杂，在《亨利·詹姆斯：〈黛西·米勒〉》一文中，卡尔维诺大谈《黛西·米勒》“隐含的神秘感”，勉力剖析欧洲与美国、新教日内瓦与天主教罗马的文化鸿沟，阐说社会禁忌与作者的贞操观念，探讨那攫夺姑娘灵魂的“邪恶世界”。如果黛西·米勒最大的意义仅仅是充当某种象征，成为一面折射亨利·詹姆斯性恐惧的镜子，如果这位有个哲学家哥哥的文学家旧病复发，又企图领着我们深入他抽象思维的褶皱，那么，《黛西·米勒》势必死得比作者本人更早，势必跟《螺丝在拧紧》一样，缺乏阅读快感，可能也缺乏书写乐趣，好比身心疲惫的饱学老叟，虚弱，枯槁，安于恬淡无为。
然而《黛西·米勒》无疑是亨利·詹姆斯最好的作品——金发姑娘黛西，这朵轻狂的玫瑰使得尘世间最美妙的情致得以继续流传，她的女斗士的满腔热忱和捉弄人的卓异才华与其说是天赋，毋宁说是青春体魄所引发的、不由自主且无法遏抑的纯粹之爱。读者甚至会觉得，黛西·米勒不断反抗着作家，而后者总在为她放荡的举止遮掩粉饰，再三强调她“天真无知”，最终还安排了一场墓园对话证明其“清白”。这无异于另一种抹黑。亨利·詹姆斯称《黛西·米勒》是“我所创作的最最幸运的作品”：只有当作者意识到他所创造的角色超越了他本人时，他才会这样说。
梅里美笔下的卡门和蒲宁记述的众多俄罗斯姑娘，也因为同样的气质而令人神往。至于卡爾维诺《树上的男爵》中的薇莪拉，一个懂得如何享受爱情游戏的天生尤物，一反模糊、黯淡的譬喻性形象，与作者在其他小说中创造的一切人物皆大相径庭。薇莪拉与黛西·米勒之间的隐秘联系，促使我们大胆猜度：卡尔维诺以一种别扭而不自知的方式，向世人昭示了他的师承。
卡尔维诺谈论博尔赫斯时说：“命运省思的最理想来源，并非某个口头表述前发生的神话事件，而是一个文本，一个由词语、意象和意义构成的组织……”实际上，卡尔维诺、博尔赫斯、亨利·詹姆斯，三人皆为这样一类作家，他们不仅从先贤的文字中学会了写作，而且唯有通过阅读方能更好地把握现实世界，他们的眼睛仿佛生来是对准书架的。
六、
海因里希·伯尔的《女士及众生相》
阅读大师之作似乎不应挑肥拣瘦。《女士及众生相》的铺陈方式与《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相仿，而俏姑娘雷麦黛丝倘若不白日飞升，则无异于另一个莱尼。老作家的最大优势之一是惊人的判断句，因为没有哪种手法比直接下定义更方便揭示隐秘的联系，更能展现年月智慧、轻快的世界观，以及迅速洞穿表象的概括功力。“我们的诗人都是最勇敢的厕所清洁工。”正如《霍乱时期的爱情》可视为一部爱情警句辞典，《女士及众生相》堪称一本生动简练的熟语大全。伯尔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样擅长不动声色的揶揄嘲讽：“一座青楼花院蔚然成风的古老而神圣的城市。”对此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有如下评论：“绝望和调侃，严厉的控诉和粗俗的笑谈、心酸和欢乐混在一起，使全书增色不少。”足见伯尔是一名细心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他处理材料的技巧炉火纯青，化繁为简或变简为繁皆得心应手，既不匮乏也不卖弄。最后，按照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的分类法，伯尔显然属于鼓舞者、保护人之列。“只要读上几行这个鼓舞者的作品，自己便立即想要写东西。”《女士及众生相》能够激发读者内心的故事自然成长，犹如大雾消散，景物呈现其原貌。伯尔曾言：“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不是‘陌生化’，而是‘陌生感’。‘陌生化’和‘陌生感’有所不同。”我信任伯尔的感觉，赞赏他引领读者穿越广阔风光抵达终点的骗术，他为材料注入想象力的纯正方式尤为值得学习。
尽管《女士及众生相》是一次成功冒险，我们依然认为，以劝诱人思考的问句充当过渡，这么做兴许算不得高明。“显而易见，至今或多或少耐着性子的读者会感到不耐烦并问：天啊，这个莱尼难道是十全十美的吗？”“这位年轻的妇女究竟何许人也？”莱尼和俏姑娘雷麦黛丝这类惊世骇俗的形象不适合深入探究，她们的存在本身即足以实现小说家的所有意图。我们无须将莱尼视为一类典型、一批牺牲品的代表，因为伤害她的力量远不及她本人强大。于是小说中任何一笔赞扬或似褒实贬的慨叹，任何关于莱尼的解释（哪怕只想借解释之形式腾挪转身），均降低了人物的可爱与真实感。要明白虚无和思索经常相伴相生，惋惜的情绪、控诉的欲望一丝一毫都不应掺入密集的行文中，否则难保不走入自我辩解的死巷。T.S.艾略特指出文艺以外的目标是完全合理的，甚至是必需的，但写作者越不关注它，效果往往越好。E.M.福斯特则更进一步，他认为：“小说家永远不应该追求美，尽管我们知道如果他达不到美，那就失败了。”
责任编辑 陈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