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岛耕二先生相识，是因为请他编导一部由我监制的电影，谈剧本时，我常到他家里去。走进他家，我便看到一群花猫。年轻时的我，并不爱动物。
　　岛耕二先生抱起一只猫，轻抚着说：“都是流浪猫，我不喜欢那些富贵的波斯猫。”
　　“怎么一养就养那么多？”我问。
　　“一只只来，一只只去。”他说，“我并没有养，只是拿东西给它们吃。我是主人，它们是客人。‘养’字太伟大，是它们来陪我的。”
　　我们一面谈工作，一面喝酒。岛耕二先生喝的是最便宜的威士忌，才卖五百日元，他说宁愿把钱省下来买猫粮。
　　当年面巾纸还是奢侈品，只有女人化妆时才用，但是岛耕二先生家里总是这里一盒、那里一盒，随时能抽几张来用。他最喜欢为猫儿擦眼睛，一见到它们眼角不干净就跟我说：“猫爱干净，身上的毛用舌头去舔，有时也用爪子洗脸，但是眼缝擦不到，只好由我代劳了。”
　　我们一起合作了三部电影，遇到制作上的困难，岛耕二先生总有用不完的妙计，为我这个经验不足的监制解决问题。半夜，岛耕二先生躲在旅馆房中分镜头，推敲至天明。当年他已有六十多岁，辛苦了老人家，但我当时并不懂得去珍惜。
　　后来羽翼丰满的我，已不再局限于在日本发展，便飞到世界各地去工作，许久未同岛耕二先生见面。
　　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我不能留下工作人员去奔丧，我的第一个反应并没想到他悲伤的妻子，反而是想到那群猫怎么办。
　　回到香港，我见办公桌上有一封他太太的信。
　　“……他告诉我，来陪他的猫之中，您最有个性，是他最爱的一只（啊，原来我在岛耕二先生眼里是一只猫）。
　　“他说有一次在槟城拍戏时，半夜三更您和几个工作人员跳进海中游泳，身上沾着漂浮着的磷质，像条会发光的鱼。他看了好想和你们一起去游，但是他印象中日本的海水，即使在夏天也是冰凉的。他身体不好，不敢和你们一起游。想不到你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拉他下海，下了海才知道，水是温暖的。那是他晚年最愉快的一次经历。
　　“去世之前，NHK（日本放送协会）派了工作人员来为他拍了一部纪录片《老人与猫》，一同奉上。
　　“我知道您一定会问主人死后，那群猫儿由谁来养。因为我是不喜欢猫的。
　　“托您的福，最后那三部电影的片酬，令我们有足够的钱去重建房子，将它改为一座两层楼的公寓，有八个房间可以向外出租。在我们家附近有间女子音乐学院，房客都是爱音乐的少女。岛先生去世了，大家伤心之余，把猫儿分开，带回自己房间收养，它们活得很好……”
　　读完信，我禁不住流下了眼泪。那盒录影带，我一直都不敢看，我知道看了一定会泪崩。
　　今天搬家，我又找出录影带来，硬起心来放进机器，屏幕上出现了老人，抱着猫儿，为它清洁眼角。我眼睛又湿润了，谁来替我擦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