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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引言早在100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就在《论译书》一文中明确提出:"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1)其中,"择当译之本"被列为首义,可见先生对文本选择的高度重视。这对今天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依旧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然而在探讨这一课题时,多数研究者将译者置于研究中心,而对译本选择问题研究不足。在此方面,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