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国的思想解放、制度变革、经济奇迹，莫不和改革开放联系在一起。而陈云、李先念、胡耀邦、习仲勋等，是那个时代的几位关键人物。
　　荆棘
　　陈云和邓小平：一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领航掌舵
　　在美国学者傅高义看来，邓小平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正因此，在作品《邓小平时代》中，他以50万字的篇幅重点写了改革开放时代的人和事。而陈云、李先念、胡耀邦、习仲勋等，是那个时代的几位关键人物。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老帅们集体复出。作为核心决策层中政治生命最长的两个人，邓小平和陈云在80年代一同为中国的改革开放领航掌舵。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调整的深入，指令性计划过大过死、对市场机制利用不足的缺点日益突出。1979年3月，陈云亲笔写了一份题为《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利用市场机制的问题。
　　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全国一盘棋，主要经济活动都要纳入国家计划轨道。”“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被写进了中共十二大报告中，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的目标模式。
　　两位老一辈革命家不谋而合，共同把目光投在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上来。
　　在中央的倡导下，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目标的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初见成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悄然兴起。万里回忆，在一次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到主席团休息的地方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看怎么办？陈云回答：“我双手赞成。”
　　1992年6月，李先念逝世，邓小平提议陈云写一篇悼念文章。陈云在题为《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写道：“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同时，陈云也对特区创办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强调搞特区要注意总结经验，稳步推进，力求使特区办好，反对不顾条件的一哄而上。
　　在支持邓小平一系列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重大决策的同时，陈云最突出的方面是对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这些决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良好设想能够更好地落实到具体实践中，从而更加丰富、更加全面。
　　从万里到习仲勋：“改革是从安徽开始，开放是从广东开始”
　　根据万里之子万伯翱的回忆，在“文革”后期小平复出之时，万里曾与胡耀邦、周荣鑫、张爱萍一起合称为小平同志的“四大金刚”，临危受命担任铁道部部长。
　　1977年12月，胡耀邦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后，不知疲倦地投身于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工作。他还领导理论工作，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
　　在1978年12月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在消除不同团体的分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了在人事任命方面的共识，并协助起草了三个主要发言人——华国锋、叶剑英和邓小平的讲话稿。
　　习仲勋也是坚定的改革派。他在1978年平反后去广东任职，在把广东建成全国的试验区，以及与中央的协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曾于1983年到1990年担任万里秘书的孟晓苏日前回忆了自己上世纪80年代在中南海的工作经历，他说：“中国的改革从安徽开始，就是从万里同志开始。开放从广东开始，就是从习仲勋同志开始，这是中央在90年代正式提出来的。确实历史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1978年4月，蒙冤受害16年、复出不及两个月的习仲勋匆匆赶赴广州市，主政广东。其时，广东省的形势复杂而严峻。
　　解决农业经济困难，是当务之急，他积极寻求突破的途径。1978年7月，在对于宝安县委提出发展经济的建议，习仲勋明确指出：“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香港市场需要什么，什么可以多挣外汇，你们就养什么、种什么。”
　　习仲勋的这些话，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不同寻常和超前的，既令人吃惊又令人耳目一新。其时距离习仲勋履职仅3个月的时间。
　　在积极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习仲勋迅速形成了根据广东特点而不同于内地的经济发展思路。在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他在小组讨论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各组汇报会上和向邓小平的专题汇报中，三次明确向中央要权：“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广东希望中央给个新的体制和政策”。
　　习仲勋代表广东省委提出的意见，得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重视和肯定，邓小平鼓励广东省“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并把广东省委一直踌躇未决的“贸易合作区”名称问题解决了，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
　　由此，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文件正式提出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广东改革开放的大幕由此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