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民族”概念的出现和使用与近当代中国历史和民族政治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在近代蒙古地区，“民族”[tindiisiiten]概念的流行和使用无疑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国内政治、汉人文化思想界和日本等东方国家的直接影响。蒙古民众和精英在传统的血统、部落、种族、宗教等概念的基础上逐渐接受了“民族”概念，并为传统的部落、部族赋予了新的意涵。本文通过系统考察蒙古地区近当代蒙古文文献与汉文文献记载，从知识社会学视角出发，深入阐释了“民族”[undtisuten]概念在近当代蒙古地区民族主义形成过程中的叙述形
1．《西北民族研究》的学术优势是对于西北民族研究成果的发表。所发表的论文皆有相当好的学术水平。
城乡统筹是一个地区全面发展的基础。虽然目前对城乡统筹的评价较多，每一种方法都有自身的特点，但是在城乡统筹评价中涉及大量的模糊信息。本文通过直觉模糊集方法对西北民族地区城乡统筹进行评价，认为西北民族地区城乡统筹总体水平较低，并且区域差异明显。
近期北欧和东欧的民俗学圈关注在全球化的文化环境整体变迁背景下的民俗学研究问题与方法，紧邻芬兰的爱沙尼亚的民俗学者冬季会议反映了这种动向。
百姓老话说＂：不怕不识货,单怕货比货＂。＂货比货＂关键在＂比＂,虽是举手之劳,但勤在现场,接地气,心怀民众。只要肯＂比＂,真伪立现,还增长了识别者的＂见识＂。不肯下现场,不亲自去＂比＂,靠在太师椅上听十人一词式汇报,就是＂空对空＂地扯淡。一旦陷入煞有介事的这类一面之词＂游戏＂里,往往被迷惑其中而一筹莫展,反把简单搅成复杂,为国添乱,徒陷庸人自扰之困。
笔者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发现当前甘青两省的＂花儿＂传承在传承人、传承时间和传承空间等方面面临诸多困境。笔者针对其主要问题,就政府主导下如何保障民众参与权、保护整体文化生态、避免过度商业化、积极支持学者的调查和研究工作等方面提出个人看法和建议。
云南回族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研究，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纳忠教授在1957年3月14日《云南日报》发表的《清代云南回族人与伊斯兰教文化》一文中说：“云南回族对伊斯兰学术的教学与研究，大约开始于元代……可以考得出的，大概开始于明末、清初。”清代中叶以后，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较以往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云南回族人马德新和马联元是其中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