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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战国时期各哲学流派的自我修养模式的重要性，学者们近来已经进行了充分的论述①。只要浏览一下宽泛意义上哲学谱系中的文献（包括儒家、墨家和道家的经典），就会发现一个不断出现的明确表述自我规范性模式的问题指向。这些问题在本质上是认识论，关系到一个有修养的自我如何组织知识结构（不管通过继承还是体悟的方式）。它们也有着重要的本体意蕴，通过世界与自我在和谐系统中的合一而凸显出两者的本质。例如，常被人提及的意为整全或完美的人格的“君子”，在其儒家语境之中，是一种主要基于自身的能力以“学”古圣先贤的知识技能②。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