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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莫言小说《酒国》通过对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一隅地方官员食婴暴力事件的描写，暗示了文明与野蛮具有同构性，并通过多层叙述手法来弱化食婴情节的真实性以增强作品的寓言旨向；作家通过暴露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人性缺失现象，寄寓了对城市现代化与人性野蛮化二元一体悖论式并行发展的病态社会现状的恐惧及对此生存状况下国人精神生活病态发展的深切焦虑。《酒国》无疑是转型期乃至当下的社会现实寓言。
关键词：莫言 《酒国》 现代化 野蛮化 社会转型 寓言性
莫言作为中国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其作品大都具有独特的文学生命力。《酒国》就是其中一部独具特色且莫言本人极为看重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全篇形式新奇，三条线索并进，杂糅各种文体，充满着复调狂欢色彩。尽管作品遭遇了长期以来少有评论者问津的尴尬，然而它却在眼花缭乱的形式外壳下包裹着一种强烈社会现实批判的内容实质，令人震惊地揭示出了当下中国现代化是一种科技文明与人性野蛮并驾齐驱的病态现代文明，寄托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对现实种种近乎癫狂情境下人类生存处境及未来命运的深沉焦虑。
一、食婴儿：文明与野蛮一体 小说主要情节叙述的是“作家莫言”编写的“丁钩儿侦察记”：省人民检察院的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奉命去一个叫酒国的城市调查该市官员食婴儿案件的一系列过程。酒国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现代化酒色城市。该市劳动模范侏儒余一尺因其大酒店发明了一道“婴儿餐”的名菜而发财。这种婴儿肉宴很快成为全市的最美珍馐。酒国中人最初制作“婴儿餐”采用的是猪肉、莲藕、银白瓜等原料，后来竟杀真小孩来做真正的“红烧婴儿”奇菜。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无人性的“红烧婴儿”制作竟在整个酒国市形成了合法化的一套完整的生产出售、加工制作、经营消费的现代化程序流程：一些居民为了金钱而生产真婴儿卖到烹饪学院来做这道菜的原料，大学教师则在课堂上传授杀婴做菜技巧，而官员和暴发户们则坐上酒席吃婴儿肉。这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1}。整个酒国就是一个吃人王国，食婴卖婴者成群，人性荡然无存！酒国女人再次生产仅是为了把孩子作为婴儿菜原料出售，其丈夫卖孩子得钱时的欣喜竟和卖出牛羊而得钱一样；以金刚钻为首的众多食婴者们竟能在酒宴上津津有味品尝婴儿肉；特别是传授现代化知识的烹饪学院竟把杀婴做菜的血淋淋的场面搬上课堂，大学教师极其冷酷残忍，用现代化的科学术语来解说杀婴洗涤的步骤，而大学生们也看得听得极其麻木无情，似乎被他们宰杀的是兽而不是人。这些懂现代化科技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竟比鲁迅《狂人日记》中那些受封建礼教熏染而未接受过现代化知识教育的、较蒙昧的中国人更加野蛮冷酷、更加没有人性。真是科学和吃人并举、文明与野蛮同行。然而，酒国的吃人并不是由于食物短缺或饥馑，而是食物过剩下的故意吃人。它是现代化物质文明背景下穷奢极欲而发展出来的极度追求淫逸的病态文化心理的物化体现。而这正应了本雅明的一句名言：“任何一部记录文明的史册无不同时又是一部记录残暴的史册。”{2}这就充分证明了文明与野蛮具有一体性，某种文明往往伴生着某种野蛮暴力，而某种野蛮暴力又恰恰产生于某种文明。文明中有野蛮的因素，而野蛮中又有文明的痕迹。因此，在现代化城市文明发展中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相应的城市暴力事件。
二、弱化情节：增强寓言旨向 莫言笔下吃真婴儿案件应该不是真实事件，笔者认为应把它看成一个假托情节的寓言故事，寄寓的是作者对现代化快速发展下人性严重缺失的深切担忧。为了突出事件的寓言性，作者力图通过多层叙述手法来减弱事件的真实性。由于丁钩儿去酒国侦查案件的第一层叙述中，吃真婴儿事件是以类似侦查破案故事的形式叙述的，而且虚指的酒国地域影射力极强，在当下中国任何一隅都极有可能存在类似的暴力现象。特别是莫言竟把自己的名字也写进小说，让这个“莫言”也同样写作同名的小说《酒国》，在小说最后，莫言干脆就说“我与这个莫言有着很多同一性”。就好像这个“莫言”就是真实的莫言本人。作者让这个“莫言”成为前九章丁钩儿故事的外在叙述者，并且后来（第十章）成为亲自参与故事、见证事件的一分子，这就造成了一种似乎食婴事件就是莫言本人亲耳所闻并亲身经历之事的阅读效果。这就使得烹食婴儿事件相当真实！显示出作家是在有意无情地揭露现代化下物欲横流的冷酷现实并对之产生强烈焦虑！但是莫言又不能让其太真实，因为这种令人恐怖的真实对于准现代化的文明社会的读者而言无疑是不可思议的、难于接受的，而且不能有效寄托作者的寓意。因而莫言采用了多元叙述角度的复调叙事技法来削弱其真实性。{3}他在丁钩儿奉命去酒国调查案件的相当真实的第一层叙述线索外又加套了第二层叙述（酒国的酒学博士李一斗寄给“莫言”的九篇短篇小说当中又跳出第一层故事中的一些酒国人物。其中《肉孩》《烹饪课》《驴街》等又从其作者李一斗或清醒或酒醉的视角对食婴儿事件做了叙述，进一步补充了“莫言”笔下的第一层次事件的背景及依据）以及第三外层叙述（作家“莫言”与李一斗相互通信，说明“丁钩儿侦察记”是其正在创作的小说《酒国》中一个故事，讲明丁钩儿只是其笔下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并且亲赴酒国）。这样就构成了从丁钩儿侦查、李一斗时醒时醉、“莫言”亲自考察的三者不同视角对同样食婴儿事件的叙述，产生出虚实交融的情境，这样就自然削弱了食婴事件的真实性。作家的目的是要寄寓对城市现代化与人性野蛮化并行发展的令人担忧现状的恐惧以及对人们精神生活状况严重恶化的极度焦虑。
三、发生条件：社会转型时期 城市现代化与人性野蛮化同步快速发展并不是任何时代都能成立的，而是有它产生的时代条件的。分析莫言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我们就可以发现寓言产生的背景条件，那就是社会的急剧转型伴生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得国家现代化病态发展成为现实。
《酒国》初版于1993年，小说中人物丁钩儿也“进入90年代以后”，而中国社会于1992年开始由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由此可知，《酒国》基本上写的就是以经济体制转变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全面转型时期的中国一隅城市的故事。在这一社会转型期市场导向下的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高，各种西方现代性思潮涌入中国，其中不乏诸多劣质腐化的东西。可以说中国进入了一个由于急速现代化、全球化而产生的历史裂变时期。中国的经济，尤其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受到严重冲击，以至于出现了较为混乱的现象。意识形态领域一旦出现问题，传统美德必然面临物欲横流的挑战，也就必然会产生滋生人性缺失的土壤，而本身就有历史痼疾的官僚体系的腐败现象也就应运而生。另外，施行市场经济体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不可否认，这一体制主导面是积极的、进步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能够富强、人民能够富裕，中国综合国力能够得到迅速提升。中共十四大以来，国家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就充分证明了运行这一体制的正确性。然而，就如同人无完人一样，这一体制也有弊端。在这一体制下，大众消费文化逐渐在文化导向上唱起了主角，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物欲追求及拜金主义的风气，使得个体在经济利益面前可能人性严重缺失，亲情、友情、爱情等人之常情常常异化变态。传统美德正在逐渐消失。许多人为了钱可以不顾亲情、友情、爱情，乃至单位利益，甚至国家利益。整个时代“发展”主题下的现代化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是伦理道德体系的崩溃。强烈物欲追求已使人降格为一种充满欲望的动物。{4}
关键词：莫言 《酒国》 现代化 野蛮化 社会转型 寓言性
莫言作为中国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其作品大都具有独特的文学生命力。《酒国》就是其中一部独具特色且莫言本人极为看重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全篇形式新奇，三条线索并进，杂糅各种文体，充满着复调狂欢色彩。尽管作品遭遇了长期以来少有评论者问津的尴尬，然而它却在眼花缭乱的形式外壳下包裹着一种强烈社会现实批判的内容实质，令人震惊地揭示出了当下中国现代化是一种科技文明与人性野蛮并驾齐驱的病态现代文明，寄托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对现实种种近乎癫狂情境下人类生存处境及未来命运的深沉焦虑。
一、食婴儿：文明与野蛮一体 小说主要情节叙述的是“作家莫言”编写的“丁钩儿侦察记”：省人民检察院的特级侦查员丁钩儿奉命去一个叫酒国的城市调查该市官员食婴儿案件的一系列过程。酒国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现代化酒色城市。该市劳动模范侏儒余一尺因其大酒店发明了一道“婴儿餐”的名菜而发财。这种婴儿肉宴很快成为全市的最美珍馐。酒国中人最初制作“婴儿餐”采用的是猪肉、莲藕、银白瓜等原料，后来竟杀真小孩来做真正的“红烧婴儿”奇菜。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无人性的“红烧婴儿”制作竟在整个酒国市形成了合法化的一套完整的生产出售、加工制作、经营消费的现代化程序流程：一些居民为了金钱而生产真婴儿卖到烹饪学院来做这道菜的原料，大学教师则在课堂上传授杀婴做菜技巧，而官员和暴发户们则坐上酒席吃婴儿肉。这正如鲁迅所指出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1}。整个酒国就是一个吃人王国，食婴卖婴者成群，人性荡然无存！酒国女人再次生产仅是为了把孩子作为婴儿菜原料出售，其丈夫卖孩子得钱时的欣喜竟和卖出牛羊而得钱一样；以金刚钻为首的众多食婴者们竟能在酒宴上津津有味品尝婴儿肉；特别是传授现代化知识的烹饪学院竟把杀婴做菜的血淋淋的场面搬上课堂，大学教师极其冷酷残忍，用现代化的科学术语来解说杀婴洗涤的步骤，而大学生们也看得听得极其麻木无情，似乎被他们宰杀的是兽而不是人。这些懂现代化科技知识的高级知识分子竟比鲁迅《狂人日记》中那些受封建礼教熏染而未接受过现代化知识教育的、较蒙昧的中国人更加野蛮冷酷、更加没有人性。真是科学和吃人并举、文明与野蛮同行。然而，酒国的吃人并不是由于食物短缺或饥馑，而是食物过剩下的故意吃人。它是现代化物质文明背景下穷奢极欲而发展出来的极度追求淫逸的病态文化心理的物化体现。而这正应了本雅明的一句名言：“任何一部记录文明的史册无不同时又是一部记录残暴的史册。”{2}这就充分证明了文明与野蛮具有一体性，某种文明往往伴生着某种野蛮暴力，而某种野蛮暴力又恰恰产生于某种文明。文明中有野蛮的因素，而野蛮中又有文明的痕迹。因此，在现代化城市文明发展中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相应的城市暴力事件。
二、弱化情节：增强寓言旨向 莫言笔下吃真婴儿案件应该不是真实事件，笔者认为应把它看成一个假托情节的寓言故事，寄寓的是作者对现代化快速发展下人性严重缺失的深切担忧。为了突出事件的寓言性，作者力图通过多层叙述手法来减弱事件的真实性。由于丁钩儿去酒国侦查案件的第一层叙述中，吃真婴儿事件是以类似侦查破案故事的形式叙述的，而且虚指的酒国地域影射力极强，在当下中国任何一隅都极有可能存在类似的暴力现象。特别是莫言竟把自己的名字也写进小说，让这个“莫言”也同样写作同名的小说《酒国》，在小说最后，莫言干脆就说“我与这个莫言有着很多同一性”。就好像这个“莫言”就是真实的莫言本人。作者让这个“莫言”成为前九章丁钩儿故事的外在叙述者，并且后来（第十章）成为亲自参与故事、见证事件的一分子，这就造成了一种似乎食婴事件就是莫言本人亲耳所闻并亲身经历之事的阅读效果。这就使得烹食婴儿事件相当真实！显示出作家是在有意无情地揭露现代化下物欲横流的冷酷现实并对之产生强烈焦虑！但是莫言又不能让其太真实，因为这种令人恐怖的真实对于准现代化的文明社会的读者而言无疑是不可思议的、难于接受的，而且不能有效寄托作者的寓意。因而莫言采用了多元叙述角度的复调叙事技法来削弱其真实性。{3}他在丁钩儿奉命去酒国调查案件的相当真实的第一层叙述线索外又加套了第二层叙述（酒国的酒学博士李一斗寄给“莫言”的九篇短篇小说当中又跳出第一层故事中的一些酒国人物。其中《肉孩》《烹饪课》《驴街》等又从其作者李一斗或清醒或酒醉的视角对食婴儿事件做了叙述，进一步补充了“莫言”笔下的第一层次事件的背景及依据）以及第三外层叙述（作家“莫言”与李一斗相互通信，说明“丁钩儿侦察记”是其正在创作的小说《酒国》中一个故事，讲明丁钩儿只是其笔下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并且亲赴酒国）。这样就构成了从丁钩儿侦查、李一斗时醒时醉、“莫言”亲自考察的三者不同视角对同样食婴儿事件的叙述，产生出虚实交融的情境，这样就自然削弱了食婴事件的真实性。作家的目的是要寄寓对城市现代化与人性野蛮化并行发展的令人担忧现状的恐惧以及对人们精神生活状况严重恶化的极度焦虑。
三、发生条件：社会转型时期 城市现代化与人性野蛮化同步快速发展并不是任何时代都能成立的，而是有它产生的时代条件的。分析莫言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我们就可以发现寓言产生的背景条件，那就是社会的急剧转型伴生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得国家现代化病态发展成为现实。
《酒国》初版于1993年，小说中人物丁钩儿也“进入90年代以后”，而中国社会于1992年开始由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由此可知，《酒国》基本上写的就是以经济体制转变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全面转型时期的中国一隅城市的故事。在这一社会转型期市场导向下的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更高，各种西方现代性思潮涌入中国，其中不乏诸多劣质腐化的东西。可以说中国进入了一个由于急速现代化、全球化而产生的历史裂变时期。中国的经济，尤其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受到严重冲击，以至于出现了较为混乱的现象。意识形态领域一旦出现问题，传统美德必然面临物欲横流的挑战，也就必然会产生滋生人性缺失的土壤，而本身就有历史痼疾的官僚体系的腐败现象也就应运而生。另外，施行市场经济体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不可否认，这一体制主导面是积极的、进步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能够富强、人民能够富裕，中国综合国力能够得到迅速提升。中共十四大以来，国家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就充分证明了运行这一体制的正确性。然而，就如同人无完人一样，这一体制也有弊端。在这一体制下，大众消费文化逐渐在文化导向上唱起了主角，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物欲追求及拜金主义的风气，使得个体在经济利益面前可能人性严重缺失，亲情、友情、爱情等人之常情常常异化变态。传统美德正在逐渐消失。许多人为了钱可以不顾亲情、友情、爱情，乃至单位利益，甚至国家利益。整个时代“发展”主题下的现代化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是伦理道德体系的崩溃。强烈物欲追求已使人降格为一种充满欲望的动物。{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