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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家长，一个好的心态，不是一味改变孩子，而是改变自己
在中国，教育永远是家庭中的重中之重。“幼升小”“学区房”“快乐教育”还是“精英教育”……这是无数父母面临的问题，那种纠结与抗争，让人一言难尽。正如热播电视剧《虎妈猫爸》中，“虎妈”毕胜男对女儿罗茜茜说的，“你的人生，我的战争”。
毕胜男这位“虎妈”就像一面镜子，让电视前的不少观众看到了自己：她把没写完作业的女儿从床上拽起来，坚持必须写完才能睡觉;尽管老师说罗茜茜的手指不够长，她仍坚持让女儿学钢琴;早晨她用绳子绑着不情愿起床的女儿去晨练……有观众感叹：“简直与我的生活神同步。”
“虎妈”这一传神称谓的风靡，要归功于一位美籍华裔母亲——蔡美儿。2011年，这位耶鲁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因为出版了自己的育儿经《虎妈战歌》，而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蔡美儿在书中描述了自己苛刻的教育方式，她为两个女儿制定了禁止在外面过夜、禁止参加玩伴聚会、禁止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禁止任何一门功课的成绩低于“A”等10项家规，自称“采用咒骂、威胁、贿赂、利诱等种种高压手段，要求孩子沿着父母为其选择的道路努力”。比如，大女儿在一次乘法速算测试中得了第二名，蔡美儿便每晚让女儿做20张试卷，每张试卷100道速算题，自己在一旁掐着秒表计时。一周强化训练后，女儿次次速算测试都稳拿第一。7岁的小女儿因为一首钢琴曲弹不好，蔡美儿就要求她从晚饭后一直练习到夜里，中间不许喝水、不许上厕所。
也是那一年，在飞往新加坡的航班上，《虎妈猫爸》的制片人黄澜看到报纸上关于“虎妈”蔡美儿的报道，越看越觉得感触深。“我原本属羊，有了孩子以后，就变成了老虎。上下班都是跑着，回家全忙孩子。等孩子考卷一拿来，我就仰天虎啸。这样的虎妈，我当得心安理得，因为我觉得全中国的妈妈都是这样的。”黄澜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的确，那些“凶悍”的中国式教育情节并不陌生，几乎每天都在中国的家庭里上演着。苗女士就是一位把教育当成战争来打的妈妈。对于她来说，培养儿子成材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孩子3岁时，苗女士就开始让他学习小提琴，每天练习半小时，从未间断，考级、参加比赛，也从没有落下过。学习更是抓得很紧，不但有日常学习，还要看各种课外书、背诵《论语》，等等。她和儿子目标一致：上清华。为了这个目标，每个假期，孩子都会严格执行作息表：6点半起床，7点跑步，7点半早饭，8点读英语，8点半做数学作业，9点做语文作业……孩子有时候也觉得委屈，但从来不敢说。苗女士的决心丝毫不打折扣：“现在竞争压力这么大，孩子要想脱颖而出，就要努力。”现在，苗女士又有了新的烦恼，为了让儿子上更好的初中，她正在考虑是不是要花高价买一套学区房。
值得一提的是，在妈妈们纷纷成为“老虎”的同时，爸爸们却在家里扮演着提倡快乐教育的“猫爸”角色。电视剧中，“猫爸”罗素走的是温暖路线，充当家庭的润滑剂、灭火器，但在“虎妈”的高压政策下难免忍气吞声，甚至做出妥协。
每每看到罗素受的窝囊气，陈先生都会无奈地说：“我简直是感同身受呀。”想让孩子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还是一个快乐的人？陈先生主观上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现实却未必能如他的愿。他的儿子今年5岁了，眼看到了入学的年龄。为了不让儿子输在起跑线上，妻子为孩子报名参加了各种学习班，提前进入了“备战状态”。陈先生起初并不赞同妻子所谓“提前预热”的做法，但考虑到妻子的苦心还是答应下来。没多久，妻子又开始为儿子增加了课外作业，并每天监督儿子完成。他只有眼睁睁看着儿子离快乐越来越远。“和一个固执强硬的‘虎妈’比起来，我这个‘猫爸’永远都是弱者。”
在参加家长会时，黄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来的大部分是妈妈，认真听讲做笔记，小部分的爸爸在看手机。社会压力之下，女人变成了焦虑的‘虎妈’，男人变成躲避的‘猫爸’。”
一份关于亲子调查的报道显示，当问到“当小孩犯错时，父母扮演什么角色”时，有42.8%的家庭是妈妈唱白脸、爸爸唱红脸;37.3%的家庭是妈妈唱红脸、爸爸唱白脸。
那到底是什么塑造了“虎妈”“猫爸”？有教育专家分析：首先，女性细致、敏感的性格特点，使得妈妈在家庭中更多地承担起照顾和教育子女的责任。面对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身负重任的妈妈容易精神紧张，甚至焦虑不安，这些负面情绪就成为在教育上“用力过猛”的重要原因。其次，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职场中有着出色的表现，果敢、干练和刚毅的作风为她们赢来事业上的成功，当回归家庭时，她们很容易将这种强势的作风用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对孩子发号施令，让孩子无条件服从。而对于父亲而言，由于忙工作，陪伴孩子的时间有限，因此对孩子产生愧疚和亏欠之情，与孩子相处时反而会采取更加温和宽容的态度，算是对孩子的一种补偿。
一位“虎妈”对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灾难！”尹建莉斩钉截铁地说。她从事教育研究多年，并根据自身经验写了《好妈妈胜过好老师》《最美的教育最简单》两本教子手记。“这是虚荣心作祟下的急功近利。只能获得表面的、暂时的东西，却给孩子造成了长久的伤害。事实上，很多孩子在这样的教育下痛不欲生。”尹建莉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一个前来做咨询的真实案例。
小真是一所重点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从中学开始，她就是老师、同学眼里标准的好学生。不仅成绩优秀，还十分听话乖巧。自从考入重点大学后，小真的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读大一时，她患上了严重的甲亢，不得不休学。经过手术治疗，一年后，小真重新回到学校，可问题还没有结束。升入大三后，小真开始暴饮暴食，体重在短时间内猛增。没过多久，她又得了厌食症，迅速地暴瘦下来。就这样反复多次，最终导致小真无法正常上课，再度休学。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小真有一位“虎妈”。这位母亲对女儿有着近乎完美的要求：学习成绩自然不必说，哪怕考试中有一点点失误，等待小真的都是极其严厉的批评;外貌上同样要求严格，读大学后的小真稍稍长胖了一些，她就立刻要求女儿必须减肥到规定体重，还训斥说：“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还能指望他什么？！”衣着打扮方面，小真也要听从妈妈的安排，买什么款式的衣服，搭配哪双鞋子、包包等等。“这位母亲对女儿有着超强的控制欲，不给孩子的生命留有一点点空档。在这样长年累月的严苛教育下，小真已经把自己小小的能量消耗殆尽，再也支撑不起母亲对她的任何要求与期望。” 说这话时，尹建莉带着些无奈和惋惜。 从教育角度出发，尹建莉并不赞同“虎妈猫爸”这种家庭教育模式。“父母刻意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会把孩子搞得很分裂，不但无法达到教育效果，还容易导致孩子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夫妻双方要有统一的教育价值观。前提是这种统一的价值观必须是健康的。如果双方都采取劣质的教育方式，那么对孩子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从传统的严父慈母到新近流行的“虎妈猫爸”，背后是竞争压力、教育制度、家庭模式所带来的父母对孩子教育态度的变化。郭琪琪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说：“我们小时候，父母通常对孩子的要求没有现在这么高，也没有‘虎妈猫爸’这么明显的分歧。”
20年前，郭琪琪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发起了一个“和爸爸妈妈度周末”的亲子活动，“我发现每个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很不一样”，这激发了她和同是媒体人的丈夫郑宪的灵感。他们走入了30多个家庭，探讨父母对孩子的教育。20年后，他们回访了这些家庭，写了《孩子，你已经长大》一书，不仅记录了孩子、父母的成长，也是对不同教育方式最终成果的展示。
“20年前的家长，就是要求孩子比自己强一些吧。有比较温和的，也有严厉一点的。有个孩子叫翁奇羽，他父母是‘老三届’，吃的苦比较多，后来回到上海，当了工人，希望孩子更成功一点。”郭琪琪告诉记者，翁奇羽3岁开始练拍照，用母亲的话来说，接受的是“法西斯正规训练”。譬如练拍照的“功架”，举相机对焦距，室内室外测曝光，装卸胶卷，空举相机时间，从10分钟开始，逐渐加码，最后换上长镜头练。孩子自然感觉枯燥，但父母毫不留情。后来，父亲带着他参加了一系列的摄影比赛。渐渐地，翁奇羽的热情一步步高涨，最终成了一名新闻摄影师。即便现在，翁奇羽的生活都是父母负责安排的，但他并不抗拒，和父母感情很深。每次出去采访上飞机前，他都会给父母打个电话，“我到机场了”;下飞机再打个电话，“我安全到达了”。在郭琪琪看来，这种严格教育是否适合，要看孩子本身的条件，“如果他可以承受这种压力的话，孩子也是可以成材的。”
现在，郭琪琪是上海少儿广播合唱团负责人，孩子、父母是她每天都在接触的。“我一直在观察、思考。现在的‘80后’，我看着他们从为人子女到为人父母的成长。我觉得这20多年，家长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们越来越懂得与孩子建立感情，以平等的方式相处以代替高压。”但另一方面，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越来越高，感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家长不但要教育孩子，还要平衡孩子身边的各种关系。孩子考试考得不好，不管你是什么工作、什么社会地位，你必须去学校，听老师对你的批评。”
2015年4月18日，杭州长江实验小学，参加“幼升小”考试的孩子在候考时打起了哈欠
“前几年，‘虎妈’现象极其普遍，现在，不少家长开始觉醒了。”尹建莉口中的觉醒也体现在了黄澜身上。在《虎妈猫爸》从筹备到播出的4年里，黄澜自己的教育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主要是一种心态改变，从前很焦躁，现在从容了。去除了不讲理或者过分强调规则，我会更多地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迎合着他的特性、喜好。”自从不再当“虎妈”之后，她发现孩子也变得更自信了。有一次，她问儿子：“你是喜欢去同学家玩，还是带同学来我们家玩？”儿子说：“我喜欢带同学来我家玩，因为他爸妈还是你的老版本，而妈妈，现在的你，已经是最新版的了。”
在和一些家长的交流中，常能听到这样的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上不了重点小学，就考不上重点中学;考不上重点中学，就考不上重点大学;考不上重点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就没有成功的人生”……在这些家长身上，你会发现这样的共性：焦躁、功利、短视——正是这些口号给家长们带来了“后遗症”。因为怕输，所以紧张，所以不停地把目光集中在孩子的各种弱点和缺点上，并最终让教育陷入盲区。
就像在跌倒中学会走路一样，一个孩子也必定是在各种探索，甚至失败中成长的。他头脑不断迸发出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心灵和身体的协调需要各种训练来完成，肯定是不可能每个行为都符合既定的标准。
从事教育研究这么多年，前来找尹建莉咨询的家长数都数不清。究竟如何与孩子相处？在尹建莉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爱和自由。
尹建莉主张做一个听话的家长。她以自己和女儿之间的一件小事为例：在女儿3岁时，一次，她带着女儿过天桥赶公交车。女儿出于好玩不愿意走平坦的路，而是拽着天桥的栏杆在小台阶上一步步挪。眼看一辆辆公交车开过，一旁的亲戚实在看不下去，不停催促女儿：“听话，快点好好走路。”但尹建莉没有制止女儿，任由她边走边玩。本来2分钟能走过的天桥，她们足足走了十几分钟。“我就是这样一个听话的家长。所以，我的女儿长大后，也非常听话，没有青春逆反期，我们商量任何事，她都能很好地听取我的建议。”
任何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不听话的家长，这是尹建莉总结出来的经验。“很多家长认为给了孩子自由，孩子就会无法无天。这太不了解人性了。没有一个孩子是因为得到了爱和自由而变得无法无天的。在两条底线之上，家长可以让孩子做任何事情：第一，道德的底线，不损害他人利益。第二，安全的底线，不出事故。给孩子定很多规矩，对孩子细枝末节的要求都是为了成全我们成年人的审美，不要让孩子为我们服务了。”
教育，这似乎是一个永远也讨论不完的话题。但有一点，几乎是所有被采访者都认同的：当家长，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一个好的心态，不是一味改变孩子，而是改变自己。黄澜就向记者感叹：“从我们小时候怎么被教育，到我们现在怎么教育孩子，这是一个重新思索和建设的过程。对孩子的教育，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自己。你为什么那么急躁，为什么难以控制情绪，为什么用粗暴的语言来对待孩子？所以，教育的过程是孩子和家长共同长大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要随时保持一颗谦虚的心。”
在中国，教育永远是家庭中的重中之重。“幼升小”“学区房”“快乐教育”还是“精英教育”……这是无数父母面临的问题，那种纠结与抗争，让人一言难尽。正如热播电视剧《虎妈猫爸》中，“虎妈”毕胜男对女儿罗茜茜说的，“你的人生，我的战争”。
“虎妈”与“猫爸”的战争
毕胜男这位“虎妈”就像一面镜子，让电视前的不少观众看到了自己：她把没写完作业的女儿从床上拽起来，坚持必须写完才能睡觉;尽管老师说罗茜茜的手指不够长，她仍坚持让女儿学钢琴;早晨她用绳子绑着不情愿起床的女儿去晨练……有观众感叹：“简直与我的生活神同步。”
“虎妈”这一传神称谓的风靡，要归功于一位美籍华裔母亲——蔡美儿。2011年，这位耶鲁大学法学院终身教授，因为出版了自己的育儿经《虎妈战歌》，而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蔡美儿在书中描述了自己苛刻的教育方式，她为两个女儿制定了禁止在外面过夜、禁止参加玩伴聚会、禁止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禁止任何一门功课的成绩低于“A”等10项家规，自称“采用咒骂、威胁、贿赂、利诱等种种高压手段，要求孩子沿着父母为其选择的道路努力”。比如，大女儿在一次乘法速算测试中得了第二名，蔡美儿便每晚让女儿做20张试卷，每张试卷100道速算题，自己在一旁掐着秒表计时。一周强化训练后，女儿次次速算测试都稳拿第一。7岁的小女儿因为一首钢琴曲弹不好，蔡美儿就要求她从晚饭后一直练习到夜里，中间不许喝水、不许上厕所。
也是那一年，在飞往新加坡的航班上，《虎妈猫爸》的制片人黄澜看到报纸上关于“虎妈”蔡美儿的报道，越看越觉得感触深。“我原本属羊，有了孩子以后，就变成了老虎。上下班都是跑着，回家全忙孩子。等孩子考卷一拿来，我就仰天虎啸。这样的虎妈，我当得心安理得，因为我觉得全中国的妈妈都是这样的。”黄澜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的确，那些“凶悍”的中国式教育情节并不陌生，几乎每天都在中国的家庭里上演着。苗女士就是一位把教育当成战争来打的妈妈。对于她来说，培养儿子成材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孩子3岁时，苗女士就开始让他学习小提琴，每天练习半小时，从未间断，考级、参加比赛，也从没有落下过。学习更是抓得很紧，不但有日常学习，还要看各种课外书、背诵《论语》，等等。她和儿子目标一致：上清华。为了这个目标，每个假期，孩子都会严格执行作息表：6点半起床，7点跑步，7点半早饭，8点读英语，8点半做数学作业，9点做语文作业……孩子有时候也觉得委屈，但从来不敢说。苗女士的决心丝毫不打折扣：“现在竞争压力这么大，孩子要想脱颖而出，就要努力。”现在，苗女士又有了新的烦恼，为了让儿子上更好的初中，她正在考虑是不是要花高价买一套学区房。
值得一提的是，在妈妈们纷纷成为“老虎”的同时，爸爸们却在家里扮演着提倡快乐教育的“猫爸”角色。电视剧中，“猫爸”罗素走的是温暖路线，充当家庭的润滑剂、灭火器，但在“虎妈”的高压政策下难免忍气吞声，甚至做出妥协。
每每看到罗素受的窝囊气，陈先生都会无奈地说：“我简直是感同身受呀。”想让孩子成为一个优秀的人，还是一个快乐的人？陈先生主观上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现实却未必能如他的愿。他的儿子今年5岁了，眼看到了入学的年龄。为了不让儿子输在起跑线上，妻子为孩子报名参加了各种学习班，提前进入了“备战状态”。陈先生起初并不赞同妻子所谓“提前预热”的做法，但考虑到妻子的苦心还是答应下来。没多久，妻子又开始为儿子增加了课外作业，并每天监督儿子完成。他只有眼睁睁看着儿子离快乐越来越远。“和一个固执强硬的‘虎妈’比起来，我这个‘猫爸’永远都是弱者。”
“虎妈”=灾难
在参加家长会时，黄澜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来的大部分是妈妈，认真听讲做笔记，小部分的爸爸在看手机。社会压力之下，女人变成了焦虑的‘虎妈’，男人变成躲避的‘猫爸’。”
一份关于亲子调查的报道显示，当问到“当小孩犯错时，父母扮演什么角色”时，有42.8%的家庭是妈妈唱白脸、爸爸唱红脸;37.3%的家庭是妈妈唱红脸、爸爸唱白脸。
那到底是什么塑造了“虎妈”“猫爸”？有教育专家分析：首先，女性细致、敏感的性格特点，使得妈妈在家庭中更多地承担起照顾和教育子女的责任。面对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身负重任的妈妈容易精神紧张，甚至焦虑不安，这些负面情绪就成为在教育上“用力过猛”的重要原因。其次，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职场中有着出色的表现，果敢、干练和刚毅的作风为她们赢来事业上的成功，当回归家庭时，她们很容易将这种强势的作风用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对孩子发号施令，让孩子无条件服从。而对于父亲而言，由于忙工作，陪伴孩子的时间有限，因此对孩子产生愧疚和亏欠之情，与孩子相处时反而会采取更加温和宽容的态度，算是对孩子的一种补偿。
一位“虎妈”对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灾难！”尹建莉斩钉截铁地说。她从事教育研究多年，并根据自身经验写了《好妈妈胜过好老师》《最美的教育最简单》两本教子手记。“这是虚荣心作祟下的急功近利。只能获得表面的、暂时的东西，却给孩子造成了长久的伤害。事实上，很多孩子在这样的教育下痛不欲生。”尹建莉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一个前来做咨询的真实案例。
小真是一所重点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从中学开始，她就是老师、同学眼里标准的好学生。不仅成绩优秀，还十分听话乖巧。自从考入重点大学后，小真的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读大一时，她患上了严重的甲亢，不得不休学。经过手术治疗，一年后，小真重新回到学校，可问题还没有结束。升入大三后，小真开始暴饮暴食，体重在短时间内猛增。没过多久，她又得了厌食症，迅速地暴瘦下来。就这样反复多次，最终导致小真无法正常上课，再度休学。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小真有一位“虎妈”。这位母亲对女儿有着近乎完美的要求：学习成绩自然不必说，哪怕考试中有一点点失误，等待小真的都是极其严厉的批评;外貌上同样要求严格，读大学后的小真稍稍长胖了一些，她就立刻要求女儿必须减肥到规定体重，还训斥说：“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还能指望他什么？！”衣着打扮方面，小真也要听从妈妈的安排，买什么款式的衣服，搭配哪双鞋子、包包等等。“这位母亲对女儿有着超强的控制欲，不给孩子的生命留有一点点空档。在这样长年累月的严苛教育下，小真已经把自己小小的能量消耗殆尽，再也支撑不起母亲对她的任何要求与期望。” 说这话时，尹建莉带着些无奈和惋惜。 从教育角度出发，尹建莉并不赞同“虎妈猫爸”这种家庭教育模式。“父母刻意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会把孩子搞得很分裂，不但无法达到教育效果，还容易导致孩子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夫妻双方要有统一的教育价值观。前提是这种统一的价值观必须是健康的。如果双方都采取劣质的教育方式，那么对孩子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20年父母态度的转变
从传统的严父慈母到新近流行的“虎妈猫爸”，背后是竞争压力、教育制度、家庭模式所带来的父母对孩子教育态度的变化。郭琪琪告诉《环球人物》记者说：“我们小时候，父母通常对孩子的要求没有现在这么高，也没有‘虎妈猫爸’这么明显的分歧。”
20年前，郭琪琪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发起了一个“和爸爸妈妈度周末”的亲子活动，“我发现每个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很不一样”，这激发了她和同是媒体人的丈夫郑宪的灵感。他们走入了30多个家庭，探讨父母对孩子的教育。20年后，他们回访了这些家庭，写了《孩子，你已经长大》一书，不仅记录了孩子、父母的成长，也是对不同教育方式最终成果的展示。
“20年前的家长，就是要求孩子比自己强一些吧。有比较温和的，也有严厉一点的。有个孩子叫翁奇羽，他父母是‘老三届’，吃的苦比较多，后来回到上海，当了工人，希望孩子更成功一点。”郭琪琪告诉记者，翁奇羽3岁开始练拍照，用母亲的话来说，接受的是“法西斯正规训练”。譬如练拍照的“功架”，举相机对焦距，室内室外测曝光，装卸胶卷，空举相机时间，从10分钟开始，逐渐加码，最后换上长镜头练。孩子自然感觉枯燥，但父母毫不留情。后来，父亲带着他参加了一系列的摄影比赛。渐渐地，翁奇羽的热情一步步高涨，最终成了一名新闻摄影师。即便现在，翁奇羽的生活都是父母负责安排的，但他并不抗拒，和父母感情很深。每次出去采访上飞机前，他都会给父母打个电话，“我到机场了”;下飞机再打个电话，“我安全到达了”。在郭琪琪看来，这种严格教育是否适合，要看孩子本身的条件，“如果他可以承受这种压力的话，孩子也是可以成材的。”
现在，郭琪琪是上海少儿广播合唱团负责人，孩子、父母是她每天都在接触的。“我一直在观察、思考。现在的‘80后’，我看着他们从为人子女到为人父母的成长。我觉得这20多年，家长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们越来越懂得与孩子建立感情，以平等的方式相处以代替高压。”但另一方面，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越来越高，感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了，“家长不但要教育孩子，还要平衡孩子身边的各种关系。孩子考试考得不好，不管你是什么工作、什么社会地位，你必须去学校，听老师对你的批评。”
“前几年，‘虎妈’现象极其普遍，现在，不少家长开始觉醒了。”尹建莉口中的觉醒也体现在了黄澜身上。在《虎妈猫爸》从筹备到播出的4年里，黄澜自己的教育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主要是一种心态改变，从前很焦躁，现在从容了。去除了不讲理或者过分强调规则，我会更多地从孩子的角度出发，迎合着他的特性、喜好。”自从不再当“虎妈”之后，她发现孩子也变得更自信了。有一次，她问儿子：“你是喜欢去同学家玩，还是带同学来我们家玩？”儿子说：“我喜欢带同学来我家玩，因为他爸妈还是你的老版本，而妈妈，现在的你，已经是最新版的了。”
父母要和孩子共同长大
在和一些家长的交流中，常能听到这样的话：“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上不了重点小学，就考不上重点中学;考不上重点中学，就考不上重点大学;考不上重点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找不到好工作就没有成功的人生”……在这些家长身上，你会发现这样的共性：焦躁、功利、短视——正是这些口号给家长们带来了“后遗症”。因为怕输，所以紧张，所以不停地把目光集中在孩子的各种弱点和缺点上，并最终让教育陷入盲区。
就像在跌倒中学会走路一样，一个孩子也必定是在各种探索，甚至失败中成长的。他头脑不断迸发出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心灵和身体的协调需要各种训练来完成，肯定是不可能每个行为都符合既定的标准。
从事教育研究这么多年，前来找尹建莉咨询的家长数都数不清。究竟如何与孩子相处？在尹建莉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爱和自由。
尹建莉主张做一个听话的家长。她以自己和女儿之间的一件小事为例：在女儿3岁时，一次，她带着女儿过天桥赶公交车。女儿出于好玩不愿意走平坦的路，而是拽着天桥的栏杆在小台阶上一步步挪。眼看一辆辆公交车开过，一旁的亲戚实在看不下去，不停催促女儿：“听话，快点好好走路。”但尹建莉没有制止女儿，任由她边走边玩。本来2分钟能走过的天桥，她们足足走了十几分钟。“我就是这样一个听话的家长。所以，我的女儿长大后，也非常听话，没有青春逆反期，我们商量任何事，她都能很好地听取我的建议。”
任何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背后都有一个不听话的家长，这是尹建莉总结出来的经验。“很多家长认为给了孩子自由，孩子就会无法无天。这太不了解人性了。没有一个孩子是因为得到了爱和自由而变得无法无天的。在两条底线之上，家长可以让孩子做任何事情：第一，道德的底线，不损害他人利益。第二，安全的底线，不出事故。给孩子定很多规矩，对孩子细枝末节的要求都是为了成全我们成年人的审美，不要让孩子为我们服务了。”
教育，这似乎是一个永远也讨论不完的话题。但有一点，几乎是所有被采访者都认同的：当家长，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一个好的心态，不是一味改变孩子，而是改变自己。黄澜就向记者感叹：“从我们小时候怎么被教育，到我们现在怎么教育孩子，这是一个重新思索和建设的过程。对孩子的教育，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自己。你为什么那么急躁，为什么难以控制情绪，为什么用粗暴的语言来对待孩子？所以，教育的过程是孩子和家长共同长大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要随时保持一颗谦虚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