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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世纪》杂志新刊目录中看到有一篇陈忠人先生撰写的《外婆陈洁如口述史料问世始末》一文，引起了我的兴趣。承蒙主编沈飞德兄很快就将该文发给我，阅读之后，不禁勾起我近30年前的一段回忆。好在当年的信件还完整保存，因而就根据这几封信件说一下我所了解的有关这部英文回忆录出版前后的情形。
真伪莫辨的回忆录在台湾出现
1992年1月，台湾的《传纪文学》第16卷第1期突然开始连载陈洁如（1906-1971）的回忆录，这期刊登的“编者”说明中表示，该回忆录的出版是缘于前一年10月收到来自南半球一封署名“提供者”的来函，然而写信者既未留下真实姓名，又无联络地址和电话，只说是他手中有一份从未发表过的《蒋介石夫人回忆录》英文原稿，原来并未准备发表，“但人寿几何，我已将它照相影洗三全份，分交英国与美国某大学及南半球某大学图书馆特藏室密存”，原稿仍在他手上。因考虑到以后任由外国所谓“中国通”乱译乱写，不如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处理为是”。这位“提供者”还认为，这部陈洁如的回忆录不单只叙述蒋陈之间的感情与关系，更涉及北伐前后蒋介石与其他民国要人及苏俄顾问之间的故事，因
此是一部“改写民国历史的书”。
《陈洁如回忆录》一经在《传纪文学》连载出版，立即引起海内外学界及台湾政坛的热议。有人阅读后如获至宝，对其内容津津乐道，认为披露了众多秘辛；也有人觉得此书写得类于野史，根本就不值一提。作为一名从事民国史研究的学者，我自然对这本回忆录的出版十分注意，但却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与此事也会沾上一点儿关系。
1992年7月，这时我从南京回香港定居已近四年，到中文大学工作也快两年了。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大学老师张宪文教授的电话，他要我帮他办件事，实际上就是找到陈洁如的女儿，并征得她的同意，出版其母亲的英文回忆录。当时国际电话费用很贵，张老师也只是在电话中简单说了几句，并说已将详细的内容写在信中寄给我了。
几天以后，我就收到张老师寄来一封厚厚的信，除了他写给我的三页信纸之外，还附有陈瑶光的丈夫陆久之先生（1902-2008）写给他的信，以及易劳逸教授写给陈洁如的女儿陈瑶光（1921-2012）的一封英文传真（1992年6月4日）和一封英文信件（1992年6月26日）。
张老师在信中说，他前几年访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时曾复印了藏于该馆的陈洁如回忆录英文原稿，并将其转交给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易劳逸教授，易劳逸教授当时正在计划撰写蒋介石的传记，因此就打算出版这部英文口述，但胡佛研究所表示，必须得到陈洁如的家属同意，否则不能出版。陈洁如本人已于1971年去世，她与蒋介石结婚后并未生育，只收养了一位华侨的女婴，取名蒋瑶光，与蒋分手后便更名为陈瑶光，只知道她后来定居香港，但苦于没有她的通信地址，一直无法联系。张老师好不容易打听到居住在上海的陈瑶光第二任丈夫陆久之先生，便去信询问，陆久之即回信告知陈瑶光在香港的地址，并说她最近已从美国返回香港，但张老师去信后并无回音。易劳逸为此事很着急，曾给他多次去信，希望能尽快找到陈瑶光，于是张老师想到了我，就让我从中代为联系。
易劳逸教授（Lloyd E. Eastman， 1929-1993）是美国研究中国史、特别是民国史的著名教授，他也是费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的学生，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先后出版的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和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被公认为是当时研究国民党历史的经典著作，这两部书后来都译成中文，即《流产的革命》和《毁灭的种子》。易劳逸教授80年代经常到大陆访问，也曾多次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来查阅资料，1987年10月，以二档馆为首发起举办“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研讨会”，除了内地学者外，易劳逸教授与其他20多位外国学者亦应邀参加，诚为当时学术界的一大盛会。我当时在二档馆工作，并参与会议的筹备，亦多次见过他，虽然没有时间单独向他请益，但他的声望却早已听闻。后来张老师又将我的电话告诉了易劳逸教授，他也专门从美国打电话给我，委托我办理此事。
受两位老师嘱托代为联系陈洁如家属
两位老师嘱托的事作为学生自然是义不容辞，我随即就按照陆久之先生提供的地址，于7月23日给陈瑶光女士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自我介绍一番，并说自台湾《传记文学》刊载您母亲的回忆录之后，引起学界极大的重视，而这份回忆录的英文原稿现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易劳逸教授为了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计划将其英文原稿在美国出版，但这需要得到家属的同意。他说曾多次去信给您，但一直没有回音，现通过我的老师张宪文教授委托我尽快与您联系。我将我的联络地址和电话都写在信上。我在信中还介绍，易劳逸教授是美国第一流的民国史学者，为人正直，学问渊博，不仅在美国，就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享有盛誉，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宪文教授是易教授的好友，也是國内著名的民国史专家。同时易劳逸教授还再三强调，该书出版后的所有稿酬将全数交给家属，他不会收取任何报酬。
7月28日上午，我在办公室接到陈瑶光女士的次子陈晓人先生的电话，说我寄给他母亲的信业已收悉，因其年迈，行动不便，故让他与我联系，我们随即约定当日下午在九龙塘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面。
当天下午，我与陈晓人先生见面，他西装革履，相貌堂堂，年龄大约50岁左右，从他递给我的名片中得知，他是香港敏孚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我首先将易劳逸教授写给他母亲的信与传真交给他，并详细介绍了易、张二位教授的学术地位与道德文章，以及出版英文回忆录的目的。陈晓人告诉我，他母亲从未收到易教授的信件及传真，但张教授的信倒是收到过，之所以没有回信，主要是不了解对方的情形，加上对于台湾《传记文学》单方面连载回忆录的做法有保留。然而收到我的信之后，知道我在香港，很多事可以当面问清楚，而且通过我的介绍也了解了两位教授的为人，是值得信任的，所以同意相互联系，他也对我居间联系表示感谢。 陳晓人说，台湾的《传记文学》出版他外婆的回忆录事先从未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从已发表的前几期来看，有些地方不像出自他外婆的语言，因为他自幼即与外婆一起生活近20年，一直到她1962年赴香港定居才分开，因此对她的生活及语言习惯非常熟悉，而且这篇回忆译文的水平也不高，刊载的图片亦太少。他还说，他外婆保留了很多照片，并确认她是写过回忆录的，时间是她来香港之后不久。因为写回忆录需要找一些资料予以核对，曾去信向他母亲索取，后通过秘密途径从上海寄到香港。他还随身带了几封陈洁如到香港后写给蒋介石的信件复印件，可惜我当时没有带照相机，未能将其拍摄下来。
陈晓人表示，听了我的介绍，他们对易、张两位教授有了了解，也绝对信任他们的学术地位及名望，对于这部英文手稿在美国出版原则上没有什么意见，但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首先，他们希望了解这部英文手稿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到胡佛研究所的；第二，他们希望能提供给他们一份英文手稿的复印件，这样才好依据手稿及内容来确认这部回忆录是否真的是其外婆所作，同时也希望易教授能够通过其他方式对该手稿的真伪予以论证。也就是说，只有确定这部手稿真的出自陈洁如之手，才能具体洽谈今后的出版问题。
正事说完之后我们又聊起其他的事，陈晓人应该比我年长六七岁，也基本上算是同龄人，我们彼此谈了谈各自的经历，他简单地叙说了自幼与外婆在一起生活的往事，“文革”爆发后，他们家因与蒋家关系所遭到的苦难，他的哥哥陈忠人因此而入狱。“文革”结束后，在有关部门的斡旋下，他们兄弟俩被批准来港与母亲团聚，以及到香港后如何奋斗的过程。我们大约谈了两个多小时，临行前陈晓人说他会直接与易劳逸教授联系。第二天，我即将与陈晓人见面及谈话的情形写了一封长信传真发给易劳逸教授，同时亦将此信复印一份寄给张老师，这样，我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
回忆录在英美出版引发史学界热议
在这之后，我就没有再关心此事，也不太清楚他们之间是如何联系的。直到第二年的4月19日，我突然收到陈晓人先生写于13日的一封信，说他原打算在清明节或复活节期间与我见次面，但他最近一直忙于在港陪同客户，复活节又在办公室伏案工作，后又去广州参加春交会，其后再参加华东考察团需离港多日，只有第二天（即14日）有点时间，因而想约我当晚一起谈谈，并共进晚餐。不知为何，这封写于13日的信件竟然在香港走了6天，直到19日上午我才收到，早就错过原来约定见面的时间。我赶紧发了封传真给他说明情况，并说等他回港后随时都可以约见，为避免误事，可提前电话或传真告知。然而在这之后，我再也没有收到陈先生的来信，因而也不知道他原来约我见面要谈些什么。只是后来在网上查到2003年宋美龄去世后，陈晓人先生曾接受过英国BBC专栏的实名专访，披露他的外祖母到香港后曾受到来自台湾宋美龄方面的威胁，标题就叫《慈容背后的凶残》。
当年陈洁如回忆录的出版是件大事，除了治民国史的学者之外，社会上其他各界人士对此也都很感兴趣。最早刊载回忆录的《传记文学》在连载六期后即以《陈洁如回忆录——蒋介石陈洁如的婚姻故事》为名出版了单行本，全文约21万字；台湾的《新新闻》周刊亦在连载后迅速推出节译本，书名为《我做了七年的蒋介石夫人》。内地的出版社也不遑多让，相继出版有《陈洁如与蒋介石：改写民国历史的陈洁如回忆录》（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陈洁如回忆录：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等，后来又有日文、韩文版译著问世，一时洛阳纸贵，众人皆以先睹为快。
陈洁如的回忆录除了中文版最先出版外，由易劳逸教授编辑出版的《陈洁如回忆录》英文原稿亦于1993年9月在英国和美国同时由Westview Press出版，书名为Chiang Kai-shek’s Secret Past： The Memoir of his Second Wife， Chen Chieh-ju，然而可惜的是，易劳逸已在前一个月因病去世，未能看到这部书的出版。但是易劳逸在出版前写了13页纸的序言，披露了这部回忆录发现及出版的经过。他说大约是在1990年前后，台湾有位年青学者在胡佛研究所档案馆阅览时，无意中在典藏张歆海档案中发现了这部回忆录，并将此消息告诉他。易劳逸闻讯后立即赶去斯坦福大学查阅原件，紧接着又赴台湾收集相关资料，没想到在台北期间突患脑病，不得已只好先行返美就医，但此消息已在学界中透露，台北的《新新闻》周刊和《传记文学》杂志便争着翻译并连载，并抢先出版了这部回忆录。由此看来，《传记文学》编者所说的那位神秘的“提供者”和所谓信达雅的“翻译者”，恐怕都是子虚乌有的人物。
《陈洁如回忆录》出版之后，关于其内容真实与否，曾在学术界中引起热烈讨论。但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陈洁如确实曾经与蒋介石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七年，而且陈洁如晚年到香港后也确实与人合作写过一部回忆录，后来受到台湾方面的干预，最后私下予以了结，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陈洁如回忆录》出版至今已近30年，易劳逸教授已于1993年去世，陈晓人和陈瑶光亦先后于2009年和2012年去世，如今斯人已去，写上这篇小文，借以怀念过去的一段往事。
顺便再说一句，陈忠人先生的文章最后写到有关蒋介石日记的出版惹起蒋家的“姑嫂勃谿”，但蒋方智怡是蒋经国幼子蒋孝勇之妻，而蒋友梅则是蒋经国长子蒋孝文之女，她们两个并不是同辈，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姑嫂，而应是“婶侄之争”才对。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之立
真伪莫辨的回忆录在台湾出现
1992年1月，台湾的《传纪文学》第16卷第1期突然开始连载陈洁如（1906-1971）的回忆录，这期刊登的“编者”说明中表示，该回忆录的出版是缘于前一年10月收到来自南半球一封署名“提供者”的来函，然而写信者既未留下真实姓名，又无联络地址和电话，只说是他手中有一份从未发表过的《蒋介石夫人回忆录》英文原稿，原来并未准备发表，“但人寿几何，我已将它照相影洗三全份，分交英国与美国某大学及南半球某大学图书馆特藏室密存”，原稿仍在他手上。因考虑到以后任由外国所谓“中国通”乱译乱写，不如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处理为是”。这位“提供者”还认为，这部陈洁如的回忆录不单只叙述蒋陈之间的感情与关系，更涉及北伐前后蒋介石与其他民国要人及苏俄顾问之间的故事，因
此是一部“改写民国历史的书”。
《陈洁如回忆录》一经在《传纪文学》连载出版，立即引起海内外学界及台湾政坛的热议。有人阅读后如获至宝，对其内容津津乐道，认为披露了众多秘辛；也有人觉得此书写得类于野史，根本就不值一提。作为一名从事民国史研究的学者，我自然对这本回忆录的出版十分注意，但却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与此事也会沾上一点儿关系。
1992年7月，这时我从南京回香港定居已近四年，到中文大学工作也快两年了。一天早上，我突然接到大学老师张宪文教授的电话，他要我帮他办件事，实际上就是找到陈洁如的女儿，并征得她的同意，出版其母亲的英文回忆录。当时国际电话费用很贵，张老师也只是在电话中简单说了几句，并说已将详细的内容写在信中寄给我了。
几天以后，我就收到张老师寄来一封厚厚的信，除了他写给我的三页信纸之外，还附有陈瑶光的丈夫陆久之先生（1902-2008）写给他的信，以及易劳逸教授写给陈洁如的女儿陈瑶光（1921-2012）的一封英文传真（1992年6月4日）和一封英文信件（1992年6月26日）。
张老师在信中说，他前几年访问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时曾复印了藏于该馆的陈洁如回忆录英文原稿，并将其转交给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易劳逸教授，易劳逸教授当时正在计划撰写蒋介石的传记，因此就打算出版这部英文口述，但胡佛研究所表示，必须得到陈洁如的家属同意，否则不能出版。陈洁如本人已于1971年去世，她与蒋介石结婚后并未生育，只收养了一位华侨的女婴，取名蒋瑶光，与蒋分手后便更名为陈瑶光，只知道她后来定居香港，但苦于没有她的通信地址，一直无法联系。张老师好不容易打听到居住在上海的陈瑶光第二任丈夫陆久之先生，便去信询问，陆久之即回信告知陈瑶光在香港的地址，并说她最近已从美国返回香港，但张老师去信后并无回音。易劳逸为此事很着急，曾给他多次去信，希望能尽快找到陈瑶光，于是张老师想到了我，就让我从中代为联系。
易劳逸教授（Lloyd E. Eastman， 1929-1993）是美国研究中国史、特别是民国史的著名教授，他也是费正清教授（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的学生，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先后出版的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和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被公认为是当时研究国民党历史的经典著作，这两部书后来都译成中文，即《流产的革命》和《毁灭的种子》。易劳逸教授80年代经常到大陆访问，也曾多次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来查阅资料，1987年10月，以二档馆为首发起举办“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研讨会”，除了内地学者外，易劳逸教授与其他20多位外国学者亦应邀参加，诚为当时学术界的一大盛会。我当时在二档馆工作，并参与会议的筹备，亦多次见过他，虽然没有时间单独向他请益，但他的声望却早已听闻。后来张老师又将我的电话告诉了易劳逸教授，他也专门从美国打电话给我，委托我办理此事。
受两位老师嘱托代为联系陈洁如家属
两位老师嘱托的事作为学生自然是义不容辞，我随即就按照陆久之先生提供的地址，于7月23日给陈瑶光女士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自我介绍一番，并说自台湾《传记文学》刊载您母亲的回忆录之后，引起学界极大的重视，而这份回忆录的英文原稿现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易劳逸教授为了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计划将其英文原稿在美国出版，但这需要得到家属的同意。他说曾多次去信给您，但一直没有回音，现通过我的老师张宪文教授委托我尽快与您联系。我将我的联络地址和电话都写在信上。我在信中还介绍，易劳逸教授是美国第一流的民国史学者，为人正直，学问渊博，不仅在美国，就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都享有盛誉，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张宪文教授是易教授的好友，也是國内著名的民国史专家。同时易劳逸教授还再三强调，该书出版后的所有稿酬将全数交给家属，他不会收取任何报酬。
7月28日上午，我在办公室接到陈瑶光女士的次子陈晓人先生的电话，说我寄给他母亲的信业已收悉，因其年迈，行动不便，故让他与我联系，我们随即约定当日下午在九龙塘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面。
当天下午，我与陈晓人先生见面，他西装革履，相貌堂堂，年龄大约50岁左右，从他递给我的名片中得知，他是香港敏孚有限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我首先将易劳逸教授写给他母亲的信与传真交给他，并详细介绍了易、张二位教授的学术地位与道德文章，以及出版英文回忆录的目的。陈晓人告诉我，他母亲从未收到易教授的信件及传真，但张教授的信倒是收到过，之所以没有回信，主要是不了解对方的情形，加上对于台湾《传记文学》单方面连载回忆录的做法有保留。然而收到我的信之后，知道我在香港，很多事可以当面问清楚，而且通过我的介绍也了解了两位教授的为人，是值得信任的，所以同意相互联系，他也对我居间联系表示感谢。 陳晓人说，台湾的《传记文学》出版他外婆的回忆录事先从未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从已发表的前几期来看，有些地方不像出自他外婆的语言，因为他自幼即与外婆一起生活近20年，一直到她1962年赴香港定居才分开，因此对她的生活及语言习惯非常熟悉，而且这篇回忆译文的水平也不高，刊载的图片亦太少。他还说，他外婆保留了很多照片，并确认她是写过回忆录的，时间是她来香港之后不久。因为写回忆录需要找一些资料予以核对，曾去信向他母亲索取，后通过秘密途径从上海寄到香港。他还随身带了几封陈洁如到香港后写给蒋介石的信件复印件，可惜我当时没有带照相机，未能将其拍摄下来。
陈晓人表示，听了我的介绍，他们对易、张两位教授有了了解，也绝对信任他们的学术地位及名望，对于这部英文手稿在美国出版原则上没有什么意见，但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首先，他们希望了解这部英文手稿是通过什么途径传到胡佛研究所的；第二，他们希望能提供给他们一份英文手稿的复印件，这样才好依据手稿及内容来确认这部回忆录是否真的是其外婆所作，同时也希望易教授能够通过其他方式对该手稿的真伪予以论证。也就是说，只有确定这部手稿真的出自陈洁如之手，才能具体洽谈今后的出版问题。
正事说完之后我们又聊起其他的事，陈晓人应该比我年长六七岁，也基本上算是同龄人，我们彼此谈了谈各自的经历，他简单地叙说了自幼与外婆在一起生活的往事，“文革”爆发后，他们家因与蒋家关系所遭到的苦难，他的哥哥陈忠人因此而入狱。“文革”结束后，在有关部门的斡旋下，他们兄弟俩被批准来港与母亲团聚，以及到香港后如何奋斗的过程。我们大约谈了两个多小时，临行前陈晓人说他会直接与易劳逸教授联系。第二天，我即将与陈晓人见面及谈话的情形写了一封长信传真发给易劳逸教授，同时亦将此信复印一份寄给张老师，这样，我的任务也就算完成了。
回忆录在英美出版引发史学界热议
在这之后，我就没有再关心此事，也不太清楚他们之间是如何联系的。直到第二年的4月19日，我突然收到陈晓人先生写于13日的一封信，说他原打算在清明节或复活节期间与我见次面，但他最近一直忙于在港陪同客户，复活节又在办公室伏案工作，后又去广州参加春交会，其后再参加华东考察团需离港多日，只有第二天（即14日）有点时间，因而想约我当晚一起谈谈，并共进晚餐。不知为何，这封写于13日的信件竟然在香港走了6天，直到19日上午我才收到，早就错过原来约定见面的时间。我赶紧发了封传真给他说明情况，并说等他回港后随时都可以约见，为避免误事，可提前电话或传真告知。然而在这之后，我再也没有收到陈先生的来信，因而也不知道他原来约我见面要谈些什么。只是后来在网上查到2003年宋美龄去世后，陈晓人先生曾接受过英国BBC专栏的实名专访，披露他的外祖母到香港后曾受到来自台湾宋美龄方面的威胁，标题就叫《慈容背后的凶残》。
当年陈洁如回忆录的出版是件大事，除了治民国史的学者之外，社会上其他各界人士对此也都很感兴趣。最早刊载回忆录的《传记文学》在连载六期后即以《陈洁如回忆录——蒋介石陈洁如的婚姻故事》为名出版了单行本，全文约21万字；台湾的《新新闻》周刊亦在连载后迅速推出节译本，书名为《我做了七年的蒋介石夫人》。内地的出版社也不遑多让，相继出版有《陈洁如与蒋介石：改写民国历史的陈洁如回忆录》（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陈洁如回忆录：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等，后来又有日文、韩文版译著问世，一时洛阳纸贵，众人皆以先睹为快。
陈洁如的回忆录除了中文版最先出版外，由易劳逸教授编辑出版的《陈洁如回忆录》英文原稿亦于1993年9月在英国和美国同时由Westview Press出版，书名为Chiang Kai-shek’s Secret Past： The Memoir of his Second Wife， Chen Chieh-ju，然而可惜的是，易劳逸已在前一个月因病去世，未能看到这部书的出版。但是易劳逸在出版前写了13页纸的序言，披露了这部回忆录发现及出版的经过。他说大约是在1990年前后，台湾有位年青学者在胡佛研究所档案馆阅览时，无意中在典藏张歆海档案中发现了这部回忆录，并将此消息告诉他。易劳逸闻讯后立即赶去斯坦福大学查阅原件，紧接着又赴台湾收集相关资料，没想到在台北期间突患脑病，不得已只好先行返美就医，但此消息已在学界中透露，台北的《新新闻》周刊和《传记文学》杂志便争着翻译并连载，并抢先出版了这部回忆录。由此看来，《传记文学》编者所说的那位神秘的“提供者”和所谓信达雅的“翻译者”，恐怕都是子虚乌有的人物。
《陈洁如回忆录》出版之后，关于其内容真实与否，曾在学术界中引起热烈讨论。但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陈洁如确实曾经与蒋介石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七年，而且陈洁如晚年到香港后也确实与人合作写过一部回忆录，后来受到台湾方面的干预，最后私下予以了结，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陈洁如回忆录》出版至今已近30年，易劳逸教授已于1993年去世，陈晓人和陈瑶光亦先后于2009年和2012年去世，如今斯人已去，写上这篇小文，借以怀念过去的一段往事。
顺便再说一句，陈忠人先生的文章最后写到有关蒋介石日记的出版惹起蒋家的“姑嫂勃谿”，但蒋方智怡是蒋经国幼子蒋孝勇之妻，而蒋友梅则是蒋经国长子蒋孝文之女，她们两个并不是同辈，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姑嫂，而应是“婶侄之争”才对。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