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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有了飞跃发展。张洁、铁凝、王安忆、张辛欣、翟永明、林白、陈染、徐坤、迟子建；《方舟》《玫瑰门》《弟兄们》《逐鹿中街》《在同一地平线上》《女人组诗》《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厨房》《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一大批作家及作品构成了光彩熠熠的当代女性文学史。而在这个脉络里，不同时期的女性写作，也与“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中产阶级写作”等标签扭结在一起。因此，今天讨论女性写作、女性文学时，也不得不面对我们要谈的是哪种女性写作，是何种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等问题。这让人意识到，无论是写作还是研究，“女性写作”都似乎变成了“麻烦”。尤其是近十年来，它已变成一个可疑的命名，一个模棱两可的存在，就连许多女作家谈起它时，都会小心翼翼地避让。当代女性写作出现了某种停滞的状态。
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在发生重大而悄然的变革；另一方面，中国女性写作及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却让人心生遗憾。这是提出“新女性写作”时所面对的文学语境。基于一种遗憾抑或一种期许，2019年10月，我与《十月》杂志一起，向不同代际女作家发起了进行“女性写作”的邀请，希望以此推动女性写作的发展，而令人惊喜的是，这一邀约得到了作家们热情、及时而有行动力的回应。
2019年底，当我读到翟永明、林白的不凡而深具情意的诗句：“请允许我狂喜 也请允许我自恋/让我掌控四面八方投来的惊异目光/或者 目光中的不屑与敌意/也让我将它们聚于眼底 盈手成握/如呼吸般吞吐出去”（翟永明《狂喜》）， “万物终将开花，时间迎风招展”（林白《假想女儿出嫁》）时，内心极为感慨。作为多年来的读者，我要向这两位对女性写作做出重要贡献的诗人/作家表达敬意。当然，我也必须提到周瓒、戴潍娜、玉珍的新诗，她们的诸多诗句让我许多天来不断想起，难以忘记。
阅读小说及非虚构作品时，我会不断回味作家们所理解的女性写作以及女性意识：当金仁顺在《宥真》中写下那位韩国女诗人所遇到的性骚扰，当叶弥写下男女之间的困扰，当乔叶记下普通女人小瓷的那些过往，当孙频写下那位黑夜在汾河里游泳的特立独行的迷人女性，当张天翼写下那位绿皮火车上面临隐秘两难的女孩子，当蔡东写下男人对“她”的不舍和眷恋，当文珍写下青年女工林雅的灰暗人生，当淡豹写下一个单亲家庭女孩子的成长轨迹……这些作品超出了我的阅读期待，无论从行文到立意，她们都为当代文学带来了清新而凛冽的气息，那是冲击，亦是惊喜。
特别感谢北京大学贺桂梅教授能加入这一专辑。作为同代人，我们在对谈里共同梳理了四十年来中国女性文学和性别意识变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在共同思考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今天在中国语境里如何进行女性写作等问题。在我们看来，对“新女性写作”的推动不仅仅应该落实在作家作品里，也应该包括同时代批评家的加入、思辨和争论。
什么是我所期待的女性写作呢？这是我一直以来试图回答的问题。坦率说，所谓“新女性写作专辑”，是“新的女性写作”，它与“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中产阶级写作”等命名有重要区别。“新女性写作”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它将女人和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而非抽离和提纯。它看重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隐秘的性别关系，它认识到，两性之间的性别立场差异其实取决于民族、阶层、经济和文化差异，同时，它也关注同一性别因阶级/阶层及国族身份不同而导致的立场/利益差异。“新女性写作”强调写作的日常性、艺术性和先锋气质，而远离表演性、控诉式以及受害者思维；“新女性写作”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它应该对两性关系、男人与女人以及性别意识有深刻认知。这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女性写作——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豐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
特别要说明的是，此专辑即将付梓之际，正是全国人民共同抗击新冠肺炎之时。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到女性的身影、女性的呼号以及女性的力量。这让人再次想到，看到那些以为不容易看见的女性生存，倾听那些以往不容易听到的女性之声，对今天的女性写作何其重要。是的，我所认为的真正的女性写作，就是和现实中更广大的女性在一起、感同身受，以独具女性气质的方式言说我们的命运。哪怕这个声音不“委婉”，不悦耳，哪怕没有更多人听到。
当然，我并不能说专辑里所有作品都合乎我对女性写作的理解，我只确信的是，在刚刚出炉的新女性写作专辑里，一些气质卓然的女性写作之苗已经孕育。
想到了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对“莎士比亚妹妹”的期许，那已是九十多年前了：
假如我们惯于自由地、无所畏惧地如实写下我们的想法；假如我们能够躲开共用的起居室；假如我们不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从他们与现实的关系出发去观察人；对天空，对树木或无论什么东西，也是从它们本身出发去观察；假如我们的目光越过弥尔顿的幽灵，因为不管什么人，都不该挡住我们的视野；假如我们面对事实，只因为它是事实，没有臂膊可让我们倚靠，我们独自前行，我们的关系是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与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那么机会就将来临，莎士比亚的死去的诗人妹妹就将恢复她一再失去的本来面目。她将从那些湮没无闻的先行者的生命中汲取活力，像先她死去的哥哥一样，再生于世间。
我以为，伍尔夫对“莎士比亚妹妹”的描述里，包含有对新的女性写作的期许。
特别感谢《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老师，编辑季亚娅老师，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这期“新女性写作专辑”才得以顺利完成。非常期待更多的写作者、批评家加入，也期待更多的“新女性写作专辑”出台。
2020年2月22日
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性别观念和性别意识在发生重大而悄然的变革；另一方面，中国女性写作及当代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意识却让人心生遗憾。这是提出“新女性写作”时所面对的文学语境。基于一种遗憾抑或一种期许，2019年10月，我与《十月》杂志一起，向不同代际女作家发起了进行“女性写作”的邀请，希望以此推动女性写作的发展，而令人惊喜的是，这一邀约得到了作家们热情、及时而有行动力的回应。
2019年底，当我读到翟永明、林白的不凡而深具情意的诗句：“请允许我狂喜 也请允许我自恋/让我掌控四面八方投来的惊异目光/或者 目光中的不屑与敌意/也让我将它们聚于眼底 盈手成握/如呼吸般吞吐出去”（翟永明《狂喜》）， “万物终将开花，时间迎风招展”（林白《假想女儿出嫁》）时，内心极为感慨。作为多年来的读者，我要向这两位对女性写作做出重要贡献的诗人/作家表达敬意。当然，我也必须提到周瓒、戴潍娜、玉珍的新诗，她们的诸多诗句让我许多天来不断想起，难以忘记。
阅读小说及非虚构作品时，我会不断回味作家们所理解的女性写作以及女性意识：当金仁顺在《宥真》中写下那位韩国女诗人所遇到的性骚扰，当叶弥写下男女之间的困扰，当乔叶记下普通女人小瓷的那些过往，当孙频写下那位黑夜在汾河里游泳的特立独行的迷人女性，当张天翼写下那位绿皮火车上面临隐秘两难的女孩子，当蔡东写下男人对“她”的不舍和眷恋，当文珍写下青年女工林雅的灰暗人生，当淡豹写下一个单亲家庭女孩子的成长轨迹……这些作品超出了我的阅读期待，无论从行文到立意，她们都为当代文学带来了清新而凛冽的气息，那是冲击，亦是惊喜。
特别感谢北京大学贺桂梅教授能加入这一专辑。作为同代人，我们在对谈里共同梳理了四十年来中国女性文学和性别意识变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在共同思考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今天在中国语境里如何进行女性写作等问题。在我们看来，对“新女性写作”的推动不仅仅应该落实在作家作品里，也应该包括同时代批评家的加入、思辨和争论。
什么是我所期待的女性写作呢？这是我一直以来试图回答的问题。坦率说，所谓“新女性写作专辑”，是“新的女性写作”，它与“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中产阶级写作”等命名有重要区别。“新女性写作”强调写作者的社会性别，它将女人和女性放置于社会关系中去观照和理解而非抽离和提纯。它看重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隐秘的性别关系，它认识到，两性之间的性别立场差异其实取决于民族、阶层、经济和文化差异，同时，它也关注同一性别因阶级/阶层及国族身份不同而导致的立场/利益差异。“新女性写作”强调写作的日常性、艺术性和先锋气质，而远离表演性、控诉式以及受害者思维；“新女性写作”看重女性及性别问题的复杂性，它应该对两性关系、男人与女人以及性别意识有深刻认知。这是一种理想意义上的女性写作——真正的女性写作是丰富的、豐饶的而非单一与单调的，它有如四通八达的神经，既连接女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也连接人与现实、人与大自然。
特别要说明的是，此专辑即将付梓之际，正是全国人民共同抗击新冠肺炎之时。在这个特殊的时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看到女性的身影、女性的呼号以及女性的力量。这让人再次想到，看到那些以为不容易看见的女性生存，倾听那些以往不容易听到的女性之声，对今天的女性写作何其重要。是的，我所认为的真正的女性写作，就是和现实中更广大的女性在一起、感同身受，以独具女性气质的方式言说我们的命运。哪怕这个声音不“委婉”，不悦耳，哪怕没有更多人听到。
当然，我并不能说专辑里所有作品都合乎我对女性写作的理解，我只确信的是，在刚刚出炉的新女性写作专辑里，一些气质卓然的女性写作之苗已经孕育。
想到了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对“莎士比亚妹妹”的期许，那已是九十多年前了：
假如我们惯于自由地、无所畏惧地如实写下我们的想法；假如我们能够躲开共用的起居室；假如我们不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从他们与现实的关系出发去观察人；对天空，对树木或无论什么东西，也是从它们本身出发去观察；假如我们的目光越过弥尔顿的幽灵，因为不管什么人，都不该挡住我们的视野；假如我们面对事实，只因为它是事实，没有臂膊可让我们倚靠，我们独自前行，我们的关系是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而不仅仅是与男人和女人的关系，那么机会就将来临，莎士比亚的死去的诗人妹妹就将恢复她一再失去的本来面目。她将从那些湮没无闻的先行者的生命中汲取活力，像先她死去的哥哥一样，再生于世间。
我以为，伍尔夫对“莎士比亚妹妹”的描述里，包含有对新的女性写作的期许。
特别感谢《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老师，编辑季亚娅老师，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这期“新女性写作专辑”才得以顺利完成。非常期待更多的写作者、批评家加入，也期待更多的“新女性写作专辑”出台。
2020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