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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历史主义着重考察历史与文本之间的互动，揭露了话语之间的颠覆关系。本文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对科尔森·怀特黑德的《地下铁道》进行读解，探讨小说中体现的“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从而揭示美国奴隶制的残酷与毒害，以及小说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怀特黑德的利用文学创作这面“镜子”反映了历史，同时以文学之“灯”照亮了现实，实现了文史互动。
【关键词】：怀特黑德；《地下铁道》；新历史主义
一.作家、作品介绍
科尔森·怀特黑德，一位被约翰·厄普代克成为是“挥洒自如的天才作家”，1969年11月6日生于纽约，毕业于哈佛大学。至今为止，科尔森·怀特黑德写过七部小说，两部非虚构作品，其创作题材广泛，且风格各不相同。2016年8月，科尔森·怀特黑德构思长达16年的长篇小说《地下铁道》出版，该书使其成为二十一世纪唯一凭借同一部小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的作家。
《地下铁道》讲述了女奴科拉在受尽种植园奴隶生活折磨后，决心逃脱人间炼狱，努力争取自由的故事。科拉穿过沼泽的黑水和森林的幽暗，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搭乘秘密的地下铁道，一路向北上，逃离奴役。逃亡路上坎坎坷坷，猎奴者穷追不舍，无辜的善良人难逃迫害，奴隶制的邪恶未曾减弱，但是，仍要在令人失望的境地中寻求生机，在黑暗的地下铁道中寻求希望的光明。
二、文献综述
至今为止，国内共有大约八篇关于《地下铁道》的文章，其发表时间主要集中在2016年11月到2017年6月。文章数量少，只是因为小说出版时间距今非常短，2016年8月小说刚在美国出版，2017年3月小说的中文版在中国上市。由于小说刚问世不久，大多数的文章主要对小说和作者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例如，姜千蕊编译的《怀特黑德：若不是已为人父，<地下铁道>可能写不出来》一文是关于奥普拉对怀特黑德的采访，怀特黑德透露种族或黑奴制度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自己花了16年的时间来积淀。当自己有了妻子和儿女的时候，才真正意识到黑奴制度对家庭破坏的残酷之处。无论何时对历史感到痛心的时候，一想到孩子的将来会更好，便会重燃希望。康慨在其文章中指出《地下铁道》一方面是建立在大量文献研究工作之上的历史小说，另一方面有因为时空挪移而带上了几分魔幻现实主义或科幻小说的色彩。耿淑的《追求自由捍卫民主—<地下铁道>出版的价值与意义》则主要研究了小说出版的价值和意义，其中包括社会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目前为止，对该小说研究的文章数量少，研究程度较浅，仍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本文旨在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对《地下铁道》进行解读。在浪漫主义殿堂级专著《镜与灯》中，艾布拉姆斯用两种比喻来形容心灵：“镜”，即心灵反映外部世界；“灯”，把心灵比作发光体，具有主动作用。（艾布拉姆斯：64）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文学作品，既如“镜”，与历史相连，可以反映历史；又如“灯”，具有主动性，能够积极参与文化塑造，对历史构造具有能动作用。本文旨在考察《地下铁道》中的历史与虚构，主观与客观，探讨文学作品之“镜”如何反映历史，以及文学作品之“灯”如何照亮现实，从而揭示美国奴隶制的残酷与毒害，以及小说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三、《地下铁道》之“镜”与“灯”
为了能够使自己的主意和视角能有新意，怀特黑德默默积蓄了十六年。他让小说中的逃亡黑奴通过一条实实在在的地下铁路奔向自由，不同州的火车站有着不同的模样，各站的火车也不尽相同。以佐治亚为例，站台的入口是地板上的一道活门，平日里覆盖着干草作掩护。“台阶很陡，很光滑的平面上镶嵌着石子，往下走并不费力，台阶的尽处是一座小型月台。巨大的隧道黑洞洞的入口分居两端。这里少说有六米高，墙面铺了石子，组成深浅相间的图案。”作者对地下通道的模样进行了一番详细的描写，并以科拉的视角对火车进行了一番描述：“火车头黑黑的，样子好丑，前面的排障器像一张三角形的大嘴巴，可是不会有什么动物脸上长着这样的引擎。”（怀特黑德：75）科拉从小生在种植园，长在种植园，想必从未见过火车，这个好奇的少女对火车仔细打量了一番，描述火车所用的语言，如“黑黑的”、“样子很丑”，也非常符合科拉的生活经历。
美国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地下铁道”却并非如此。“地下铁道”的活动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自从黑奴开始逃亡北方，就有人在协助他们。19世纪30年代废奴运动大规模地兴起后，“地下铁路”的活动便广泛发展起来。到1860年南北战争前夕，已是成为一个组织严密、具有相当规模的运动。“地下铁道”由“火车”（集体逃亡的奴隶群）、“乘务员”（组织集体逃亡的领导人）、“车站”（沿途投诉的地点）和很多条“轨道”组成。（张福运，102）南北相邻的各州，都有许多通往北部和加拿大的路径，这些道路就成了“地下铁道”的“轨道”。建成初期，大多数逃亡者都是男性，他们通常都是步行。后来，逃亡者队伍越来越大，妇女和儿童也加入进去，就准备了护送车和车辆，把逃亡者装进带帆布蓬顶的大马车和特设密闭隔离间的农场货车。为了躲避捕奴队，逃亡黑奴和乘务员都是昼伏夜行，并尽可能涉水泅渡，以避开警犬的追踪。
作者运用其超凡的想象力，以历史上的“地下铁道”为原型，把黑奴逃亡的空间由地上转移到地下，把逃亡的道路幻化成火车的轨道，把大马车和农场货车改装成火车，使得地下铁道成为整部小说最别出心裁之处。虽然小说中运用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已将“地下铁道”改头换面，但仍能透过文本之“镜”瞥见历史的一隅。怀特黑德本人曾为其对历史与文本的处理做出这样的解释：“历史学家得遵照现实。小说家却不用。这个故事的前提就是虚构的、奇想的——一条名
副其实的地下铁道——因此打一开始，它就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我希望遵从真实，而不是事实。我又不会被某个历史小说家联盟给踢出门去。”（吴里红：2）地下的隧道是理想的世界，而地面之上，是残酷的现实。对于逃亡的科拉而言，这些地下轨道是通往自由之路，黑暗的隧道与疾驰的火车给科拉带来希望、安全感的同时，又预示着未知，这种悬念的设计使得小说更扣人心弦。 科拉答应西泽与其一起逃离佐治亚种植园的提议，虽然对科拉而言，是一个勇敢的、重大的决定，但这只是科拉的初步觉醒。从佐治亚，经南卡莱罗纳、北卡莱罗纳、田纳西，到印第安纳，科拉对奴隶制度的理解程度越来越深，随之觉醒得也越来越彻底。科拉一开始是拒绝逃跑的，认为“要那样做，必须与你的理智告别”。（怀特黑德：45）虽然在这里“她见过男人吊在树上，任由秃鹰和乌鸦啄食。女人被九尾鞭打到露出骨头。活的身体，死的尸首，统统在火葬的柴堆受着烧灼。双脚砍去了，以防逃跑；双手斩断了，以阻遏盗窃”，（怀特黑德：39），但她仍没有勇气逃跑。在西泽的第三次请求下，科拉答应了。受够了鞭打和凌辱，厌倦了荒谬的酷刑，看透了无望的生活，她决定孤注一掷。然而，逃亡之旅注定坎坷艰辛，因为，对黑奴而言，没有真正的天堂，无论是南卡还是印第安纳。
科拉曾天真地以为南卡是她的避难所，这里有食宿，有学校，还有聚会。然而，这些好待遇到头来竟是虚伪的面纱，面纱之下则仍是迫害。南卡的医生们密切关照有色人的身体健康，病人们以为自己正在接受血液的治疗，其实医生给他们开出的药剂与糖水无异。事实上，他们正在参与一个研究项目，内容是潜伏期和第三期的梅毒。打着为有色人种应为自己种族争光的旗号，白人舍监劝说科拉发挥表率作用，接受绝育手术。“先针对妇女，到一定时间两性皆然----我们既可以解除他们的枷锁，又不必害怕熟睡时遭到他们的屠戮...... 对有色人新移民及其后代资料的收集，已经展开了几年甚至几十年了，这必将成为历史上最具胆识的科学工程。”（怀特黑德：138）科拉在了解事情的本质之后，对南卡不再抱有幻想，那些被绝育的人只是换了面孔的伶仃屋的女奴，没有发言权，由着医生们随心所欲。
美国公共卫生部自1932年起授权塔斯基吉研究所启动一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面对免费治疗等条件的诱惑，大约399名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和将近201名没有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试验品”。这项实验违背人性之处在于，研究人员隐瞒事实真相，有意不对这些梅毒感染者提供任何治疗。即使是在1947年青霉素成为治疗梅毒的有效武器后，研究人员也没有对参与实验的黑人患者提供必需的治疗。这项原本声称为期6个月的计划一直进行到1972年。直到1972年7月，美联社记者才首次揭开“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黑幕，随即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一个由医学、法学专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于同年成立，受权调查真相。然而，通过对各方当事人的采访以及对尘封档案的细致搜索，美国记者兼生物伦理学者哈丽雅特·华盛顿发现，该调查委员会当年匆匆数月的调查远远没有揭露出事件本質，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掩盖丑恶事实。（黄文龄：183-202）除此之外，美国的优生政策对有色人种的迫害也不可小觑。优生政策其实是20世纪在美国30多个州执行的强制性的绝育政策。接受绝育政策的对象包括移民、有色人种、穷人、残疾人和“心智弱”的人。 从限制对象和内容上看，三大优生立法实质上是优生运动与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及其他社会不良观念结合的产物。（侯波：88）在1929年和1974年间北卡绝育了大约7500人，大多数都是未经同意就进行的，其中百分之四十五是黑人或者印第安人。
怀特黑德以小说文本的形式重构了美国历史上的梅毒实验和优生政策两大事件，揭露了美国历史黑暗的一角，控诉了对黑人所做出的非人道的残忍行为。黑人不仅受奴役，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做棉花王国发动机的燃料，而且没有任何人权可言，被归为劣等民族，受到非人的待遇。在小说行文中，作者果敢地揭穿了白人政策的谎言，暴露出了其迫害的本质，颠覆了历史中官方的主流话语，积极寻求对真实历史的叙述。科拉所穿过的每一个州，某种程度上都代表着美国历史上蓄奴--废奴的较量。就算是在印第安纳瓦伦丁农场过上了一段乌托邦的生活，最终废奴主义者被种族主义者袭击，以一场大屠杀匆匆收场，科拉死里逃生，继续北上。小说中科拉到达印第安纳的时间大约是1839年10月，而历史上的印第安纳，自1820年就已经正式废除了奴隶制。作者借虚构的文本来进一步说明，即使是在自由州的印第安纳，奴隶制的邪恶渗入了土壤并沉浸了下来，更不用说南方的蓄奴州了。
奴隶制自废除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这样一部关于种族问题的小说仍然在当代美国如此受关注和欢迎，说明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独立宣言》就像一张地图。你相信它是正确的，但你只有走出去，亲自做一番检验，才知道它对不对。”（怀特黑德：53）就算是现在的美国，也未能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且相距甚远。有色人种的生存现状与白人相比，差距甚大。司法领域，据马里兰大学2005年12 月的一项研究显示，黑人犯罪往往受到比白人更重的刑罚，黑人杀了白人被判死刑的可能性是白人杀了白人的 2.5倍，是黑人杀了黑人的3.5倍；教育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起至今，亚特兰大地区按考试成绩，前十名学校均为清一色的白人学校，而倒数前十名为清一色的黑人学校；医疗方面，黑人穷人在拥挤不堪、缺乏资金的公立医院接受治疗，黑人的平均人均寿命比白人少6岁；经济方面，《2005年美国非裔状况》调香报告显示：目前非裔家庭收入只有白人家庭收入的1/10；黑人享受的福利只占白人3/4。（孙立新：58-60）
文本自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事件，具有主动性，能够参与历史的建构。同时，作家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怀特黑德的创作也不可能摆脱当代美国社会现状的影响，尤其是种族问题现状。作者试图通过叙述小写的历史故事，再现美国奴隶制对黑人的残酷迫害，再现一个个血腥暴力的场景，如奴隶主的极刑，猎奴者的追杀，种族主义者的迫害，来引发读者的共鸣，进而引发读者对当代美国现状的反思，使文本发挥“灯”的能动作用。逃亡路上，有许多正义人士冒着生命危险伸出援助之手，如伦布利、马丁、埃塞尔等，其中有的人因帮助逃奴被迫害致死，反映了奴隶制血腥残暴的同时，也体现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小说也渗透着这样一种信念：自由、平等、民主、正义应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在人类追求民主与公正的道路上，种族歧视这块绊脚石被彻底清除，才是社会与文明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当代美国要想真正实现文明与进步，种族问题不可忽视。 四、结论
《地下铁道》中对各种人物的叙述，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历史”，如镜子碎片一样，拼贴起来折射出的却是整个美国将近二百年的奴隶史这一“大历史”，文史互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历史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历史具有文本性，作者也承认“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是不能确切地知道那种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姜千蕊：2），小说将历史与想象、主观与客观结合起来，再现了奴隶制的残暴，痛斥了美国以压迫和掠夺为前提的发迹史。同时，文本也像“灯”一样，具有历史性，对历史建构具有能动作用。小说以小写大，以古喻今。奴隶制的毒害影响深远，在当代美国，种族歧视仍然存在且颇为严重，种族问题不可小觑，公平正义仍然是时代的追求和文明进步的需要。小说的最后，作者借科拉抒己，“她想知道他是从哪逃出来的，过去有多苦，走了多远的路，才把它留在身后。”（怀特黑德：75）但至少对今天的美国而言，过去的问题仍活在当代，小说通过对过去问题的再现，从而引发当代人的深思。
参考文献：
[1]艾布拉姆斯：《鏡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丽稚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 耿淑：《追求自由捍卫民主—<地下铁道>出版的价值与意义》，《出版广角》，2017年第291期。
[3]侯波：《20世纪上半叶美国优生运动的历史轨迹》，《医学与哲学》2014年第35卷第7A期（总第5046期）。
[4]黄文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南方黑人和“塔斯克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5]姜千蕊（编译）.《怀特黑德：若不是已为人父，<地下铁道>可能写不出来》，（采访人：奥普拉；受访人：怀特黑德），《中国传媒商报》，2017年3月24日第6版。
[6]康慨：《美国“暴力叙事”的突破与扬弃—评获得 2017 年普利策小说奖的长篇小说<地下铁道>》，文汇报》，2017年5月23日第11版。
[7]孙立新：《“二战”后美国黑人生存境遇及其接受成人教育状况分析》，《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9月第12卷第3期。
[8]吴里红：《穿越“地下铁道”寻找自由》，《黑龙江日报》，2017年6月6日第7版。
[9]张福运：《美洲黑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关键词】：怀特黑德；《地下铁道》；新历史主义
一.作家、作品介绍
科尔森·怀特黑德，一位被约翰·厄普代克成为是“挥洒自如的天才作家”，1969年11月6日生于纽约，毕业于哈佛大学。至今为止，科尔森·怀特黑德写过七部小说，两部非虚构作品，其创作题材广泛，且风格各不相同。2016年8月，科尔森·怀特黑德构思长达16年的长篇小说《地下铁道》出版，该书使其成为二十一世纪唯一凭借同一部小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的作家。
《地下铁道》讲述了女奴科拉在受尽种植园奴隶生活折磨后，决心逃脱人间炼狱，努力争取自由的故事。科拉穿过沼泽的黑水和森林的幽暗，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搭乘秘密的地下铁道，一路向北上，逃离奴役。逃亡路上坎坎坷坷，猎奴者穷追不舍，无辜的善良人难逃迫害，奴隶制的邪恶未曾减弱，但是，仍要在令人失望的境地中寻求生机，在黑暗的地下铁道中寻求希望的光明。
二、文献综述
至今为止，国内共有大约八篇关于《地下铁道》的文章，其发表时间主要集中在2016年11月到2017年6月。文章数量少，只是因为小说出版时间距今非常短，2016年8月小说刚在美国出版，2017年3月小说的中文版在中国上市。由于小说刚问世不久，大多数的文章主要对小说和作者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例如，姜千蕊编译的《怀特黑德：若不是已为人父，<地下铁道>可能写不出来》一文是关于奥普拉对怀特黑德的采访，怀特黑德透露种族或黑奴制度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自己花了16年的时间来积淀。当自己有了妻子和儿女的时候，才真正意识到黑奴制度对家庭破坏的残酷之处。无论何时对历史感到痛心的时候，一想到孩子的将来会更好，便会重燃希望。康慨在其文章中指出《地下铁道》一方面是建立在大量文献研究工作之上的历史小说，另一方面有因为时空挪移而带上了几分魔幻现实主义或科幻小说的色彩。耿淑的《追求自由捍卫民主—<地下铁道>出版的价值与意义》则主要研究了小说出版的价值和意义，其中包括社会价值、时代价值、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目前为止，对该小说研究的文章数量少，研究程度较浅，仍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間。本文旨在从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对《地下铁道》进行解读。在浪漫主义殿堂级专著《镜与灯》中，艾布拉姆斯用两种比喻来形容心灵：“镜”，即心灵反映外部世界；“灯”，把心灵比作发光体，具有主动作用。（艾布拉姆斯：64）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文学作品，既如“镜”，与历史相连，可以反映历史；又如“灯”，具有主动性，能够积极参与文化塑造，对历史构造具有能动作用。本文旨在考察《地下铁道》中的历史与虚构，主观与客观，探讨文学作品之“镜”如何反映历史，以及文学作品之“灯”如何照亮现实，从而揭示美国奴隶制的残酷与毒害，以及小说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三、《地下铁道》之“镜”与“灯”
为了能够使自己的主意和视角能有新意，怀特黑德默默积蓄了十六年。他让小说中的逃亡黑奴通过一条实实在在的地下铁路奔向自由，不同州的火车站有着不同的模样，各站的火车也不尽相同。以佐治亚为例，站台的入口是地板上的一道活门，平日里覆盖着干草作掩护。“台阶很陡，很光滑的平面上镶嵌着石子，往下走并不费力，台阶的尽处是一座小型月台。巨大的隧道黑洞洞的入口分居两端。这里少说有六米高，墙面铺了石子，组成深浅相间的图案。”作者对地下通道的模样进行了一番详细的描写，并以科拉的视角对火车进行了一番描述：“火车头黑黑的，样子好丑，前面的排障器像一张三角形的大嘴巴，可是不会有什么动物脸上长着这样的引擎。”（怀特黑德：75）科拉从小生在种植园，长在种植园，想必从未见过火车，这个好奇的少女对火车仔细打量了一番，描述火车所用的语言，如“黑黑的”、“样子很丑”，也非常符合科拉的生活经历。
美国历史上真正存在过的“地下铁道”却并非如此。“地下铁道”的活动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自从黑奴开始逃亡北方，就有人在协助他们。19世纪30年代废奴运动大规模地兴起后，“地下铁路”的活动便广泛发展起来。到1860年南北战争前夕，已是成为一个组织严密、具有相当规模的运动。“地下铁道”由“火车”（集体逃亡的奴隶群）、“乘务员”（组织集体逃亡的领导人）、“车站”（沿途投诉的地点）和很多条“轨道”组成。（张福运，102）南北相邻的各州，都有许多通往北部和加拿大的路径，这些道路就成了“地下铁道”的“轨道”。建成初期，大多数逃亡者都是男性，他们通常都是步行。后来，逃亡者队伍越来越大，妇女和儿童也加入进去，就准备了护送车和车辆，把逃亡者装进带帆布蓬顶的大马车和特设密闭隔离间的农场货车。为了躲避捕奴队，逃亡黑奴和乘务员都是昼伏夜行，并尽可能涉水泅渡，以避开警犬的追踪。
作者运用其超凡的想象力，以历史上的“地下铁道”为原型，把黑奴逃亡的空间由地上转移到地下，把逃亡的道路幻化成火车的轨道，把大马车和农场货车改装成火车，使得地下铁道成为整部小说最别出心裁之处。虽然小说中运用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已将“地下铁道”改头换面，但仍能透过文本之“镜”瞥见历史的一隅。怀特黑德本人曾为其对历史与文本的处理做出这样的解释：“历史学家得遵照现实。小说家却不用。这个故事的前提就是虚构的、奇想的——一条名
副其实的地下铁道——因此打一开始，它就不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我希望遵从真实，而不是事实。我又不会被某个历史小说家联盟给踢出门去。”（吴里红：2）地下的隧道是理想的世界，而地面之上，是残酷的现实。对于逃亡的科拉而言，这些地下轨道是通往自由之路，黑暗的隧道与疾驰的火车给科拉带来希望、安全感的同时，又预示着未知，这种悬念的设计使得小说更扣人心弦。 科拉答应西泽与其一起逃离佐治亚种植园的提议，虽然对科拉而言，是一个勇敢的、重大的决定，但这只是科拉的初步觉醒。从佐治亚，经南卡莱罗纳、北卡莱罗纳、田纳西，到印第安纳，科拉对奴隶制度的理解程度越来越深，随之觉醒得也越来越彻底。科拉一开始是拒绝逃跑的，认为“要那样做，必须与你的理智告别”。（怀特黑德：45）虽然在这里“她见过男人吊在树上，任由秃鹰和乌鸦啄食。女人被九尾鞭打到露出骨头。活的身体，死的尸首，统统在火葬的柴堆受着烧灼。双脚砍去了，以防逃跑；双手斩断了，以阻遏盗窃”，（怀特黑德：39），但她仍没有勇气逃跑。在西泽的第三次请求下，科拉答应了。受够了鞭打和凌辱，厌倦了荒谬的酷刑，看透了无望的生活，她决定孤注一掷。然而，逃亡之旅注定坎坷艰辛，因为，对黑奴而言，没有真正的天堂，无论是南卡还是印第安纳。
科拉曾天真地以为南卡是她的避难所，这里有食宿，有学校，还有聚会。然而，这些好待遇到头来竟是虚伪的面纱，面纱之下则仍是迫害。南卡的医生们密切关照有色人的身体健康，病人们以为自己正在接受血液的治疗，其实医生给他们开出的药剂与糖水无异。事实上，他们正在参与一个研究项目，内容是潜伏期和第三期的梅毒。打着为有色人种应为自己种族争光的旗号，白人舍监劝说科拉发挥表率作用，接受绝育手术。“先针对妇女，到一定时间两性皆然----我们既可以解除他们的枷锁，又不必害怕熟睡时遭到他们的屠戮...... 对有色人新移民及其后代资料的收集，已经展开了几年甚至几十年了，这必将成为历史上最具胆识的科学工程。”（怀特黑德：138）科拉在了解事情的本质之后，对南卡不再抱有幻想，那些被绝育的人只是换了面孔的伶仃屋的女奴，没有发言权，由着医生们随心所欲。
美国公共卫生部自1932年起授权塔斯基吉研究所启动一项“塔斯基吉梅毒实验”，面对免费治疗等条件的诱惑，大约399名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和将近201名没有感染梅毒的黑人男子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试验品”。这项实验违背人性之处在于，研究人员隐瞒事实真相，有意不对这些梅毒感染者提供任何治疗。即使是在1947年青霉素成为治疗梅毒的有效武器后，研究人员也没有对参与实验的黑人患者提供必需的治疗。这项原本声称为期6个月的计划一直进行到1972年。直到1972年7月，美联社记者才首次揭开“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黑幕，随即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一个由医学、法学专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于同年成立，受权调查真相。然而，通过对各方当事人的采访以及对尘封档案的细致搜索，美国记者兼生物伦理学者哈丽雅特·华盛顿发现，该调查委员会当年匆匆数月的调查远远没有揭露出事件本質，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掩盖丑恶事实。（黄文龄：183-202）除此之外，美国的优生政策对有色人种的迫害也不可小觑。优生政策其实是20世纪在美国30多个州执行的强制性的绝育政策。接受绝育政策的对象包括移民、有色人种、穷人、残疾人和“心智弱”的人。 从限制对象和内容上看，三大优生立法实质上是优生运动与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及其他社会不良观念结合的产物。（侯波：88）在1929年和1974年间北卡绝育了大约7500人，大多数都是未经同意就进行的，其中百分之四十五是黑人或者印第安人。
怀特黑德以小说文本的形式重构了美国历史上的梅毒实验和优生政策两大事件，揭露了美国历史黑暗的一角，控诉了对黑人所做出的非人道的残忍行为。黑人不仅受奴役，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做棉花王国发动机的燃料，而且没有任何人权可言，被归为劣等民族，受到非人的待遇。在小说行文中，作者果敢地揭穿了白人政策的谎言，暴露出了其迫害的本质，颠覆了历史中官方的主流话语，积极寻求对真实历史的叙述。科拉所穿过的每一个州，某种程度上都代表着美国历史上蓄奴--废奴的较量。就算是在印第安纳瓦伦丁农场过上了一段乌托邦的生活，最终废奴主义者被种族主义者袭击，以一场大屠杀匆匆收场，科拉死里逃生，继续北上。小说中科拉到达印第安纳的时间大约是1839年10月，而历史上的印第安纳，自1820年就已经正式废除了奴隶制。作者借虚构的文本来进一步说明，即使是在自由州的印第安纳，奴隶制的邪恶渗入了土壤并沉浸了下来，更不用说南方的蓄奴州了。
奴隶制自废除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这样一部关于种族问题的小说仍然在当代美国如此受关注和欢迎，说明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独立宣言》就像一张地图。你相信它是正确的，但你只有走出去，亲自做一番检验，才知道它对不对。”（怀特黑德：53）就算是现在的美国，也未能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且相距甚远。有色人种的生存现状与白人相比，差距甚大。司法领域，据马里兰大学2005年12 月的一项研究显示，黑人犯罪往往受到比白人更重的刑罚，黑人杀了白人被判死刑的可能性是白人杀了白人的 2.5倍，是黑人杀了黑人的3.5倍；教育方面，从20世纪70年代起至今，亚特兰大地区按考试成绩，前十名学校均为清一色的白人学校，而倒数前十名为清一色的黑人学校；医疗方面，黑人穷人在拥挤不堪、缺乏资金的公立医院接受治疗，黑人的平均人均寿命比白人少6岁；经济方面，《2005年美国非裔状况》调香报告显示：目前非裔家庭收入只有白人家庭收入的1/10；黑人享受的福利只占白人3/4。（孙立新：58-60）
文本自身就是一种历史文化事件，具有主动性，能够参与历史的建构。同时，作家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怀特黑德的创作也不可能摆脱当代美国社会现状的影响，尤其是种族问题现状。作者试图通过叙述小写的历史故事，再现美国奴隶制对黑人的残酷迫害，再现一个个血腥暴力的场景，如奴隶主的极刑，猎奴者的追杀，种族主义者的迫害，来引发读者的共鸣，进而引发读者对当代美国现状的反思，使文本发挥“灯”的能动作用。逃亡路上，有许多正义人士冒着生命危险伸出援助之手，如伦布利、马丁、埃塞尔等，其中有的人因帮助逃奴被迫害致死，反映了奴隶制血腥残暴的同时，也体现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小说也渗透着这样一种信念：自由、平等、民主、正义应是时代进步的标志。在人类追求民主与公正的道路上，种族歧视这块绊脚石被彻底清除，才是社会与文明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当代美国要想真正实现文明与进步，种族问题不可忽视。 四、结论
《地下铁道》中对各种人物的叙述，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历史”，如镜子碎片一样，拼贴起来折射出的却是整个美国将近二百年的奴隶史这一“大历史”，文史互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历史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历史具有文本性，作者也承认“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是不能确切地知道那种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姜千蕊：2），小说将历史与想象、主观与客观结合起来，再现了奴隶制的残暴，痛斥了美国以压迫和掠夺为前提的发迹史。同时，文本也像“灯”一样，具有历史性，对历史建构具有能动作用。小说以小写大，以古喻今。奴隶制的毒害影响深远，在当代美国，种族歧视仍然存在且颇为严重，种族问题不可小觑，公平正义仍然是时代的追求和文明进步的需要。小说的最后，作者借科拉抒己，“她想知道他是从哪逃出来的，过去有多苦，走了多远的路，才把它留在身后。”（怀特黑德：75）但至少对今天的美国而言，过去的问题仍活在当代，小说通过对过去问题的再现，从而引发当代人的深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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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耿淑：《追求自由捍卫民主—<地下铁道>出版的价值与意义》，《出版广角》，2017年第2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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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文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南方黑人和“塔斯克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5]姜千蕊（编译）.《怀特黑德：若不是已为人父，<地下铁道>可能写不出来》，（采访人：奥普拉；受访人：怀特黑德），《中国传媒商报》，2017年3月24日第6版。
[6]康慨：《美国“暴力叙事”的突破与扬弃—评获得 2017 年普利策小说奖的长篇小说<地下铁道>》，文汇报》，2017年5月23日第11版。
[7]孙立新：《“二战”后美国黑人生存境遇及其接受成人教育状况分析》，《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9月第12卷第3期。
[8]吴里红：《穿越“地下铁道”寻找自由》，《黑龙江日报》，2017年6月6日第7版。
[9]张福运：《美洲黑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