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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同时，中国千百年所形成的民族传统在近代的发展和演化，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内在思想逻辑。经世思想的凸显、思想汇通的趋势、启蒙哲学的形成以及中国本土的政治理想主义在近代的滥觞，为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积淀了文化基础。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嬗蜕与传统学社向共产主义小组的演化，使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带有较浓厚的传统色彩。近代传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具有儒家文化浓厚的泛道德主义色彩和张扬主观能动性等初始特点。
关键词：近代文化；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特点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7)01-0084-06
多年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史都离不开对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考察。现代新儒家代表唐君毅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思潮培育了抛弃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终于培养出一些视人如物之唯物论者，既无中国历史文化意识。亦不重视民族生命之贯通的发展，反而膜拜马、列，视俄国为其精神上的祖国之共产主义”。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论提出质疑，如韦政通提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是极其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反传统问题，“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力”等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根植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土壤，中国千百年所形成的民族传统在近代的发展和演化，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着内在的思想逻辑。因此，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本土社会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行细致的考察，可以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与先进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认识。
一、近代传统的内部演化与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思想原型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导致中国传统的回应。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外来文化的冲击给中国文化内部所造成的反应，不能离开中国文化内部的自然演变，尤其是中国传统内部的演化在近代转型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新文化的思想基础。正如有的学者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变化时提出的“内发性发展”问题，即“后发国家尊重传统，并创造性地转化外来模式谋求发展的路线”，用这“内发性发展”模式来考察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就必须把握住“土著的、固有的自我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导入、转化这两方面的内容”Ⅲ。中国共产党固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风暴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然而为了能够从更深层次挖掘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背景，必须对明清以来中国思想传统的内部衍化脉络进行清理，从而揭示近代传统与中国共产党的内在联系。
其一，经世学风的凸显。中国文化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形成了思想上的一个高峰。然而，理学经过其发展高峰，其末流却呈现空疏的弊病。近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从龚自珍、魏源等言世务而开风气之先，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以达“经世致用”。不仅今文经学派恢复了经世趋向，而且加世纪初再次兴起的古文经学也开始注意经世问题。无论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在近代都发生讲求经世致用的趋向，其文化意义在于它在近代知识界的学风上引起巨大的变革，引发人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世界潮流的关注，把研究的视野从中国的实学扩大到研究西方的西学，由此进一步最终导向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因此，如果没有近代传统的经世致用学风的复兴，就不会摆脱理学末流脱离现实的空洞学风，更不会有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迅速传播。
其二，思想汇通的趋势。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大规模传人中国并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呈现两方面的特色：一是西学东渐的趋向，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文化和进化论观念的输入，不仅使中国文化具有更明显的近代特征，而且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和融合过程。在近代思想界主导一时的“中体西用”论开启了人们反思中国文化的认识过程，人们从技术层面到制度层面最后深入到文化层面的认识深化，从而引发对“华夏中心主义”的质疑。二是近代文化不仅出现中西文化的汇通，而且在传统文化内部也出现儒学各派的汇通融合，主张汉学与宋学由互相排斥而走向调和，对作为异端的陆王心学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汇通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剧变下传统文化内部的调整和适应，同时为接受新文化积蕴了心理基础。
其三，启蒙哲学的形成。明末清初出现了启蒙主义思想，在哲学上王夫之继承了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通过对宋明以来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清算批判．把朴素唯物主义的元气本体论发展得更加完备；在认识论上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从而达到过去唯物主义所不能达到的思想高度。他的认识论和自然观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构成了较为严密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近代思想界一方面传承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朴素唯物论传统，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进化论的唯物主义，从哲学形态看已经超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阶段。近代启蒙哲学的形成体现了近代中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进步，它不仅成为近代思想家变革现实的理论根据，而且为20世纪初具有初步共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哲学基础。
其四，中国本土的政治理想主义在近代的滥觞。中国本土的大同思想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理想社会。康有为以古代儒家的社会理想为思想基础，融入了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与平等的政治观念，使传统大同政治理想发展到近代形态，已经开始越出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表现出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存在着许多方面的相似和相通因素。正因为如此，上世纪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以后，共产主义的社会远景对深受儒家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使他们产生一种似曾相识而又相见恨晚的感觉。这就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和心理基础。郭沫若曾说自己就是因为信仰儒家的大同理想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他说：“在这儿我在王阳明学说中与近世欧西的社会主义寻出了一致点。王阳明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这从社会方面说来，便是废去私有制度而一秉大公了。在这儿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才可以握手，在这儿西方文化才能生出眼睛，东方文化也才能魂归正宅。所以在我自己是肯定孔子，肯定王阳明，而同时更是信仰社会主义的。”
近代中国文化的内部演变表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不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机缘或外力铄人而出现的，其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深刻背景。
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嬗蜕与集结
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建立有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前提条件：一是活跃于知识界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倾 向的知识分子；二是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这两个基本前提都与近代文化密切相关。
其一，多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青少年时代打下较为扎实的传统文化的基础。正如金耀基先生在《从传统到现代》中所分析的“中国的过渡人”，由于他们是生活在传统解体、新思潮涌现之后的转型社会，既要接受西方的价值，同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护中国传统的文化，其最大的努力是追求一种综合，即“企图把中国的与西方的两个价值系统中最好的成分，融化为一种‘运作的、功能的综合’”。20世纪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具有转型期“过渡人”的特色，他们新旧兼有，既有心仪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求新一面．同时又是脱胎于传统，因而又带有传统思想烙印的另一面，这种特点影响到他们的思想、理论创造和社会活动等各个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思想渊源来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当时引起社会关注的主要有明清之际王夫之、顾炎武、颜习斋、黄宗羲、朱舜水、李贽等被程朱理学正统思想视为“异端”的启蒙思想家。李大钊尤其敬佩李贽的反封建精神，在《民彝与政治》、《真理之权威》等文章中深切同情李贽的遭遇，肯定其反传统权威主义的精神。毛泽东早年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特别称赞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师表。开启近代湖湘文化之先的王船山及其学说对近代湖南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曾国藩曾大量刻印《船山遗书》而使研究王船山的学术思想在湖南成为一时风尚。杨昌济承接近代湖湘文化的思想传统和学术风格，尤为服膺王船山的经世致用思想和民族主义的情怀。他把王船山的著作当做给学生讲课的重要内容，青年毛泽东正是通过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杨昌济的传授而直接了解船山学说的。1915年湖南创办了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毛泽东在学校期间经常在星期日去船山学社听讲船山学术。1937年他在抗大讲哲学，需要参考《船山遗书》，由于手头不全，因而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设法补全所缺各册。由此可见船山学说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形成影响之深。长沙党组织建立后，毛泽东、何叔衡等利用在民间源远流长的船山学脉，以“船山学社”为基地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以务实的精神和眼光“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湖南自修大学上承船山思想的优秀传统，下启经世新风，既弘扬湖湘传统，又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为党组织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
此外，王阳明“心学”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也留下了思想痕迹。心学是理学的一个派别，始创于南宋的陆九渊，至明代的王守仁形成完整的体系，曾盛行一时，统治思想界达百余年之久，对宋明政治、明末清初思想解放潮流、鸦片战争前后经世之风、变法维新运动等中国社会的思潮转型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大都信仰并提倡陆王心学．希望从中获取变革现实的动力。戊戌维新时期，杨昌济曾参加南学会，受学于谭嗣同，深信谭嗣同的“心力说”。毛泽东早年崇拜康、梁，而陆王心学则通过杨昌济传播给青年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心力说”成为杨门弟子所共同信奉的思想。
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是在短时期内就可以彻底与之决裂的。它可能会伴随着一个人一生的思想和活动。因此，当他们的世界观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之后，并不能够完全割断与传统的联系。传统的知识背景不仅成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选择的思想基础。为他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作了心理铺垫，而且在他们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传统文化仍然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二，组织兼具新旧色彩的传统学社作为活动团体，并发展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雏形。中国社会政治团体的出现与民间兴起的各种传统学社组织紧密相关。传统学社是知识分子在研究旨趣、政治理想、政治抱负等共同一致的情况下聚集而成的。在古代社会，传统人士具有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他们力求以自己的学术影响政治，甚至在某些时候也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因而士人阶层的学术团体往往具有政治派别的某些特点。在儒学主流社会环境下．传统学社从探讨学术问题人手，以道德修养为主要内容，从而达到施展政治抱负的目的。因此，虽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没有有关现代政党的理论，但通过学术团体进而影响政治，则是士人阶层从事政治活动所采取的较为普遍的方式。五四前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学社林立。几乎都以此为目的。最为典型的当属毛泽东等成立的新民学会。新民学会具有鲜明的传统学社的特点，学会于1918年4月成立，“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等最初会员怀有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根本改造大任”以造福全人类的宏大志愿，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同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
当然，新民学会不完全是传统学社的翻版，而是新时代的产物，人们不仅仅需要思考个人的立身处世之道，同时还要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一时代问题。因此，新民学会的时代特点也非常明显。1918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等人的信中说：“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随后，1920年5月，毛泽东与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开会，讨论新会友人会必须具备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个条件，同时人会必须经过旧会友5人介绍、评议部审查认可、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三个手续。这些表明新民学会在具有传统学社特点的同时，不仅自身的组织建设开始严密，同时还突出强调了真理的重要性。这些均表明新民学会已经在传统学社的基础上向政党化发展。此后，新民学会积极倡导和组织各项社会活动，如组织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湖南的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等等。毛泽东在总结1920年9-10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教训的时候，在给会员罗章龙的信中提出要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此时在法国的蔡和森等人与在长沙的毛泽东等人，分别组织了两次关于学会的发展方向问题的大讨论。开始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赞成俄国式革命，毛泽东、蔡和森还不约而同地希望能够“先要组织党——共产党”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这表明新民学会已经向马克思主义团体转化，新民学会的部分会员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与新民学会同时期的其他众多社团组织，几乎在同一时期纷纷发生分化演进，如天津的觉悟社、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等等，都从传统学社中脱胎而出，演变为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这反映了五四前后的进步学社承担了中国近代文化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它既是传承民族优秀传统的载体，又是集结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进步知识分子的社会团体，同时还是共产 主义小组这一无产阶级政党雏形的前身。由传统学社向无产阶级政党的演化，可以说是近代文化演变的缩影，从一个侧面影射出中国共产党与近代传统之间的渊源关系。
三、近代传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初始特点
五四前后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他们先期从书本、学校、社会生活等各个渠道接受了较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因而只可能以中国文化为知识基础和思想背景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正如李大钊当时所指出的：“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能“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只能部分地、有选择性地选用其中的某些理论观点。他们在理解、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必然不可避免地打上传统的烙印。
其一，具有儒家文化浓厚的泛道德主义色彩。中国文化具有较为浓厚的“泛道德性”、“泛道德主义”的色彩，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影响很深。五四前后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选择就带有浓厚的儒家注重伦理的理论色彩，这种特点在李大钊最初对阶级斗争学说的诠释上表现极其突出。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的界定，阶级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和经济概念，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体现为经济上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不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人伦关系。然而，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等文章中，从他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和诠释中反映出道德主义对其认识的影响。他一方面承认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条金线，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存在着“偏弊”，即只强调斗争的一面而忽视了互助的一面。将残酷的阶级斗争视为人类的一种悲剧，期望人类能找到互助而不是竞争的通往理想社会的道路。他说：“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合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在他看来，互助、友爱的道德体现了人类生活的普遍原则，“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所以，他试图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补救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偏弊”，以“互助”、“协作”、“友谊”、“人道”、“道德感化”的精神来增添社会改造实践的道德主义色彩，来缓和阶级斗争的血腥气息，认为这正是“马氏学说应加以救正的地方”。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也带上传统大同社会的伦理印记。他们之所以痛恨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阶级分化，是因为这种制度的不平等性和不道德性，是资产阶级的个人私欲心驱使的，而社会主义则体现了平等互助的道德传统。李达在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时，把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道德化理想化。他说：“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建国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就带有某些伦理的色彩，以平等、平均的道德观为尺度，建立一种符合人们道德理想的模式。
其二，阳明心学对主观能动性的张扬。传统的思想文化是一个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多元统一体，它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深处所起的作用不是完全相同的。阳明心学夸大心力的作用，发挥人的主体精神，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鼓吹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舍身取义，有助于人们树立临危不惧、舍己忘身的献身精神。因而，阳明心学在近代思想界备受青睐，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存在尤其是社会物质经济条件是决定礼会意识的第一位因素，人类丰十会的发展是以社会经济基础及其变革为前提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基本前提．同时，阳明心学对主观能动性的张扬这一思想基础，对于他们理解意识的能动性，起到很大的作用。李汉俊早年受到陆王心学、老庄及佛学的思想影响，主张弘扬人的主体意志的力量，而他正是从人的意志的角度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他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底变化之间有人类意志的媒介的。……组织底变革是要人底意志——或其表现的阶级斗争——来实现，……我们离开了人类底意志来观察人类底进化，人类底进化就要成为不可思议。”…他关于意志与阶级斗争的论述，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通过人的努力才能实现，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其早年心学重视人的主体意志的作用这一思想所起的积极影响。而李达既以唯物史观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过程，又以无产阶级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力量和阶级觉悟去解释加速这一过程迅速崩溃的重要意义。他的这种理论特点在《马克思还原》一文对阶级斗争学说与经济决定论的关系的解释特别明显。他认为，解释资本制度的解体，不能仅仅归因于资本集中的结果。如果认为社会变革“完全可以离却人的精神的要素和意志的行动”．那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变为机械的史观了，”。因而，他提出，唯物史观在讲社会物质条件决定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自觉”。
其三，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吸收。中国近代文化脱胎于传统文化，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之上，没有经过高度发展的工业化社会阶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所孕育的封建性糟粕和结构性缺陷，这在许多方面限制了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运用的深度。比如在哲学观上，李汉俊、李大钊等受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影响，把唯物史观解释成“在根本上就没有把人分为两段，只认物质与精神是一体”，“物心两面的改造”仍是不准确的，而更多地强调意志的作用则有可能陷入唯意志论的危险。同时，中国传统思想注重政治与伦理，轻视自然科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紧迫的政治问题，没有更多的精力学习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和总结这方面的优秀成果，即使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体系的选择和引进，也不全面。虽然在李大钊等人的文章里已经初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然而从总体上看，阶级斗争学说则是当时宣传的一个重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问题，还无暇顾及。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的研究和宣传，也只局限于剩余价值理论，并且是为论证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服务的，而从学理上探讨中国具体的经济建设规律，则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就是当时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瞿秋白，也存在着这种理论缺陷。他曾说“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
总之，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因此．从政党的形态来看，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结构、领导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确具有西方现代政党尤其是现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特点。然而，中国共产党又脱胎于近代传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结构、思想特征和党的活动形式必然具有新旧交杂的特色。
责任编辑：王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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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近代文化；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特点
中图分类号：G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07)01-0084-06
多年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史都离不开对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的考察。现代新儒家代表唐君毅提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思潮培育了抛弃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终于培养出一些视人如物之唯物论者，既无中国历史文化意识。亦不重视民族生命之贯通的发展，反而膜拜马、列，视俄国为其精神上的祖国之共产主义”。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论提出质疑，如韦政通提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是极其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反传统问题，“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力”等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因素。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根植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土壤，中国千百年所形成的民族传统在近代的发展和演化，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有着内在的思想逻辑。因此，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本土社会之间的渊源关系进行细致的考察，可以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共产党与先进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的认识。
一、近代传统的内部演化与中国共产党诞生前的思想原型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导致中国传统的回应。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外来文化的冲击给中国文化内部所造成的反应，不能离开中国文化内部的自然演变，尤其是中国传统内部的演化在近代转型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一新文化的思想基础。正如有的学者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变化时提出的“内发性发展”问题，即“后发国家尊重传统，并创造性地转化外来模式谋求发展的路线”，用这“内发性发展”模式来考察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就必须把握住“土著的、固有的自我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导入、转化这两方面的内容”Ⅲ。中国共产党固然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风暴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然而为了能够从更深层次挖掘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背景，必须对明清以来中国思想传统的内部衍化脉络进行清理，从而揭示近代传统与中国共产党的内在联系。
其一，经世学风的凸显。中国文化发展到宋明理学阶段，形成了思想上的一个高峰。然而，理学经过其发展高峰，其末流却呈现空疏的弊病。近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从龚自珍、魏源等言世务而开风气之先，到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开始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以达“经世致用”。不仅今文经学派恢复了经世趋向，而且加世纪初再次兴起的古文经学也开始注意经世问题。无论古文经学还是今文经学，在近代都发生讲求经世致用的趋向，其文化意义在于它在近代知识界的学风上引起巨大的变革，引发人们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世界潮流的关注，把研究的视野从中国的实学扩大到研究西方的西学，由此进一步最终导向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因此，如果没有近代传统的经世致用学风的复兴，就不会摆脱理学末流脱离现实的空洞学风，更不会有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迅速传播。
其二，思想汇通的趋势。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大规模传人中国并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呈现两方面的特色：一是西学东渐的趋向，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文化和进化论观念的输入，不仅使中国文化具有更明显的近代特征，而且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选择和融合过程。在近代思想界主导一时的“中体西用”论开启了人们反思中国文化的认识过程，人们从技术层面到制度层面最后深入到文化层面的认识深化，从而引发对“华夏中心主义”的质疑。二是近代文化不仅出现中西文化的汇通，而且在传统文化内部也出现儒学各派的汇通融合，主张汉学与宋学由互相排斥而走向调和，对作为异端的陆王心学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汇通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剧变下传统文化内部的调整和适应，同时为接受新文化积蕴了心理基础。
其三，启蒙哲学的形成。明末清初出现了启蒙主义思想，在哲学上王夫之继承了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通过对宋明以来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清算批判．把朴素唯物主义的元气本体论发展得更加完备；在认识论上重视“行”在认识中的作用，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从而达到过去唯物主义所不能达到的思想高度。他的认识论和自然观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构成了较为严密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近代思想界一方面传承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朴素唯物论传统，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进化论的唯物主义，从哲学形态看已经超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阶段。近代启蒙哲学的形成体现了近代中国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进步，它不仅成为近代思想家变革现实的理论根据，而且为20世纪初具有初步共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哲学基础。
其四，中国本土的政治理想主义在近代的滥觞。中国本土的大同思想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理想社会。康有为以古代儒家的社会理想为思想基础，融入了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与平等的政治观念，使传统大同政治理想发展到近代形态，已经开始越出小生产者的狭隘眼界．表现出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存在着许多方面的相似和相通因素。正因为如此，上世纪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以后，共产主义的社会远景对深受儒家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使他们产生一种似曾相识而又相见恨晚的感觉。这就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和心理基础。郭沫若曾说自己就是因为信仰儒家的大同理想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文化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他说：“在这儿我在王阳明学说中与近世欧西的社会主义寻出了一致点。王阳明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这从社会方面说来，便是废去私有制度而一秉大公了。在这儿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才可以握手，在这儿西方文化才能生出眼睛，东方文化也才能魂归正宅。所以在我自己是肯定孔子，肯定王阳明，而同时更是信仰社会主义的。”
近代中国文化的内部演变表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不是由于历史的偶然机缘或外力铄人而出现的，其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深刻背景。
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嬗蜕与集结
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建立有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前提条件：一是活跃于知识界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倾 向的知识分子；二是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这两个基本前提都与近代文化密切相关。
其一，多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青少年时代打下较为扎实的传统文化的基础。正如金耀基先生在《从传统到现代》中所分析的“中国的过渡人”，由于他们是生活在传统解体、新思潮涌现之后的转型社会，既要接受西方的价值，同时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保护中国传统的文化，其最大的努力是追求一种综合，即“企图把中国的与西方的两个价值系统中最好的成分，融化为一种‘运作的、功能的综合’”。20世纪初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具有转型期“过渡人”的特色，他们新旧兼有，既有心仪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的求新一面．同时又是脱胎于传统，因而又带有传统思想烙印的另一面，这种特点影响到他们的思想、理论创造和社会活动等各个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思想渊源来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
当时引起社会关注的主要有明清之际王夫之、顾炎武、颜习斋、黄宗羲、朱舜水、李贽等被程朱理学正统思想视为“异端”的启蒙思想家。李大钊尤其敬佩李贽的反封建精神，在《民彝与政治》、《真理之权威》等文章中深切同情李贽的遭遇，肯定其反传统权威主义的精神。毛泽东早年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特别称赞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为文武兼备、德智体三育并重的师表。开启近代湖湘文化之先的王船山及其学说对近代湖南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曾国藩曾大量刻印《船山遗书》而使研究王船山的学术思想在湖南成为一时风尚。杨昌济承接近代湖湘文化的思想传统和学术风格，尤为服膺王船山的经世致用思想和民族主义的情怀。他把王船山的著作当做给学生讲课的重要内容，青年毛泽东正是通过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杨昌济的传授而直接了解船山学说的。1915年湖南创办了船山学社，发行《船山学报》，毛泽东在学校期间经常在星期日去船山学社听讲船山学术。1937年他在抗大讲哲学，需要参考《船山遗书》，由于手头不全，因而写信给在长沙主持八路军办事处的徐特立，设法补全所缺各册。由此可见船山学说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形成影响之深。长沙党组织建立后，毛泽东、何叔衡等利用在民间源远流长的船山学脉，以“船山学社”为基地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以务实的精神和眼光“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湖南自修大学上承船山思想的优秀传统，下启经世新风，既弘扬湖湘传统，又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文化，为党组织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共产党员。
此外，王阳明“心学”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身上也留下了思想痕迹。心学是理学的一个派别，始创于南宋的陆九渊，至明代的王守仁形成完整的体系，曾盛行一时，统治思想界达百余年之久，对宋明政治、明末清初思想解放潮流、鸦片战争前后经世之风、变法维新运动等中国社会的思潮转型产生深远影响。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大都信仰并提倡陆王心学．希望从中获取变革现实的动力。戊戌维新时期，杨昌济曾参加南学会，受学于谭嗣同，深信谭嗣同的“心力说”。毛泽东早年崇拜康、梁，而陆王心学则通过杨昌济传播给青年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心力说”成为杨门弟子所共同信奉的思想。
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是在短时期内就可以彻底与之决裂的。它可能会伴随着一个人一生的思想和活动。因此，当他们的世界观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之后，并不能够完全割断与传统的联系。传统的知识背景不仅成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选择的思想基础。为他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作了心理铺垫，而且在他们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传统文化仍然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二，组织兼具新旧色彩的传统学社作为活动团体，并发展成为共产主义小组的雏形。中国社会政治团体的出现与民间兴起的各种传统学社组织紧密相关。传统学社是知识分子在研究旨趣、政治理想、政治抱负等共同一致的情况下聚集而成的。在古代社会，传统人士具有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他们力求以自己的学术影响政治，甚至在某些时候也直接参与政治斗争，因而士人阶层的学术团体往往具有政治派别的某些特点。在儒学主流社会环境下．传统学社从探讨学术问题人手，以道德修养为主要内容，从而达到施展政治抱负的目的。因此，虽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没有有关现代政党的理论，但通过学术团体进而影响政治，则是士人阶层从事政治活动所采取的较为普遍的方式。五四前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学社林立。几乎都以此为目的。最为典型的当属毛泽东等成立的新民学会。新民学会具有鲜明的传统学社的特点，学会于1918年4月成立，“以砥砺品行、研究学术为宗旨”。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等最初会员怀有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根本改造大任”以造福全人类的宏大志愿，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同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
当然，新民学会不完全是传统学社的翻版，而是新时代的产物，人们不仅仅需要思考个人的立身处世之道，同时还要思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一时代问题。因此，新民学会的时代特点也非常明显。1918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等人的信中说：“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随后，1920年5月，毛泽东与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开会，讨论新会友人会必须具备纯洁、诚恳、奋斗、服从真理四个条件，同时人会必须经过旧会友5人介绍、评议部审查认可、公函通告全体会员三个手续。这些表明新民学会在具有传统学社特点的同时，不仅自身的组织建设开始严密，同时还突出强调了真理的重要性。这些均表明新民学会已经在传统学社的基础上向政党化发展。此后，新民学会积极倡导和组织各项社会活动，如组织湖南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湖南的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等等。毛泽东在总结1920年9-10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教训的时候，在给会员罗章龙的信中提出要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此时在法国的蔡和森等人与在长沙的毛泽东等人，分别组织了两次关于学会的发展方向问题的大讨论。开始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赞成俄国式革命，毛泽东、蔡和森还不约而同地希望能够“先要组织党——共产党”酝酿成立共产党组织，这表明新民学会已经向马克思主义团体转化，新民学会的部分会员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与新民学会同时期的其他众多社团组织，几乎在同一时期纷纷发生分化演进，如天津的觉悟社、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等等，都从传统学社中脱胎而出，演变为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这反映了五四前后的进步学社承担了中国近代文化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它既是传承民族优秀传统的载体，又是集结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文化的进步知识分子的社会团体，同时还是共产 主义小组这一无产阶级政党雏形的前身。由传统学社向无产阶级政党的演化，可以说是近代文化演变的缩影，从一个侧面影射出中国共产党与近代传统之间的渊源关系。
三、近代传统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初始特点
五四前后的进步知识分子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他们先期从书本、学校、社会生活等各个渠道接受了较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因而只可能以中国文化为知识基础和思想背景来理解马克思主义。这正如李大钊当时所指出的：“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能“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只能部分地、有选择性地选用其中的某些理论观点。他们在理解、接受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必然不可避免地打上传统的烙印。
其一，具有儒家文化浓厚的泛道德主义色彩。中国文化具有较为浓厚的“泛道德性”、“泛道德主义”的色彩，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影响很深。五四前后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选择就带有浓厚的儒家注重伦理的理论色彩，这种特点在李大钊最初对阶级斗争学说的诠释上表现极其突出。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阶级的界定，阶级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和经济概念，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体现为经济上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而不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人伦关系。然而，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等文章中，从他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和诠释中反映出道德主义对其认识的影响。他一方面承认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条金线，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存在着“偏弊”，即只强调斗争的一面而忽视了互助的一面。将残酷的阶级斗争视为人类的一种悲剧，期望人类能找到互助而不是竞争的通往理想社会的道路。他说：“人类的进化，是由个人主义向协合与平等的方面走的一个长路程”，“人类不是争斗着、掠夺着生活的，总应该是互助着、友爱着生活的”。在他看来，互助、友爱的道德体现了人类生活的普遍原则，“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所以，他试图以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来补救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偏弊”，以“互助”、“协作”、“友谊”、“人道”、“道德感化”的精神来增添社会改造实践的道德主义色彩，来缓和阶级斗争的血腥气息，认为这正是“马氏学说应加以救正的地方”。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也带上传统大同社会的伦理印记。他们之所以痛恨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阶级分化，是因为这种制度的不平等性和不道德性，是资产阶级的个人私欲心驱使的，而社会主义则体现了平等互助的道德传统。李达在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时，把平等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道德化理想化。他说：“社会主义有两面最鲜明的旗帜，一面是救济经济上的不平均，一面是恢复人类真正平等的状态。”建国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就带有某些伦理的色彩，以平等、平均的道德观为尺度，建立一种符合人们道德理想的模式。
其二，阳明心学对主观能动性的张扬。传统的思想文化是一个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多元统一体，它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深处所起的作用不是完全相同的。阳明心学夸大心力的作用，发挥人的主体精神，以天下国家为己任，鼓吹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舍身取义，有助于人们树立临危不惧、舍己忘身的献身精神。因而，阳明心学在近代思想界备受青睐，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存在尤其是社会物质经济条件是决定礼会意识的第一位因素，人类丰十会的发展是以社会经济基础及其变革为前提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基本前提．同时，阳明心学对主观能动性的张扬这一思想基础，对于他们理解意识的能动性，起到很大的作用。李汉俊早年受到陆王心学、老庄及佛学的思想影响，主张弘扬人的主体意志的力量，而他正是从人的意志的角度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他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底变化之间有人类意志的媒介的。……组织底变革是要人底意志——或其表现的阶级斗争——来实现，……我们离开了人类底意志来观察人类底进化，人类底进化就要成为不可思议。”…他关于意志与阶级斗争的论述，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必须通过人的努力才能实现，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其早年心学重视人的主体意志的作用这一思想所起的积极影响。而李达既以唯物史观说明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过程，又以无产阶级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力量和阶级觉悟去解释加速这一过程迅速崩溃的重要意义。他的这种理论特点在《马克思还原》一文对阶级斗争学说与经济决定论的关系的解释特别明显。他认为，解释资本制度的解体，不能仅仅归因于资本集中的结果。如果认为社会变革“完全可以离却人的精神的要素和意志的行动”．那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变为机械的史观了，”。因而，他提出，唯物史观在讲社会物质条件决定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自觉”。
其三，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吸收。中国近代文化脱胎于传统文化，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之上，没有经过高度发展的工业化社会阶段，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留了传统文化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所孕育的封建性糟粕和结构性缺陷，这在许多方面限制了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和运用的深度。比如在哲学观上，李汉俊、李大钊等受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思维的影响，把唯物史观解释成“在根本上就没有把人分为两段，只认物质与精神是一体”，“物心两面的改造”仍是不准确的，而更多地强调意志的作用则有可能陷入唯意志论的危险。同时，中国传统思想注重政治与伦理，轻视自然科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紧迫的政治问题，没有更多的精力学习西方的现代自然科学和总结这方面的优秀成果，即使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体系的选择和引进，也不全面。虽然在李大钊等人的文章里已经初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然而从总体上看，阶级斗争学说则是当时宣传的一个重点，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问题、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问题，还无暇顾及。即使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的研究和宣传，也只局限于剩余价值理论，并且是为论证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服务的，而从学理上探讨中国具体的经济建设规律，则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就是当时具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瞿秋白，也存在着这种理论缺陷。他曾说“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
总之，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和指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并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因此．从政党的形态来看，中国共产党在组织结构、领导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确具有西方现代政党尤其是现代无产阶级政党的特点。然而，中国共产党又脱胎于近代传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结构、思想特征和党的活动形式必然具有新旧交杂的特色。
责任编辑：王之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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