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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明末利玛窦来到中国以后，天主教传教士一直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管是清前期的“礼仪之争”还是晚清频发的教案，天主教传教士都是其中主要的活跃者，而且留下了很多不光彩的印记。不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整个中国都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很多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也投身到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中，有的是直接上前线和日军作战，如中外闻名的雷鸣远神父，更多的则是参加医疗救治和难民救济，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数饶家驹神父了。
饶家驹(1878-1946)，原名Yacquinot deBesange，法国耶稣会传教士，1913年到上海传教。饶神父精通拉丁、中、英等多种文字，来华的前10年先后在沪上著名的徐汇公学和震旦大学教授英文。后来住在吕班路天主堂，曾负责虹口南浔路天主堂，并担任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布道师，此外还曾负责上海天主教所办外侨子弟学校童子军指导员。饶神父在传教之余，非常热心于慈善事业，曾到苏、皖、豫、冀、黔、鄂、浙等省，参与当地救灾，深得教内外赞誉。
“一·二八”淞沪战事期间，饶神父担任“华洋义赈会’’副会长，主持设立了多所难民收容所。并向中日两国政府建议，请求双方暂时停战以方便战区居民撤退，并曾多次冒着炮火深入前线，为伤病员提供医疗救治。国民政府事后曾授予饶家驹嘉禾奖章，以表彰其杰出贡献，他还因此先后获得上海万国商团奖章和基利斯督战事十字勋章。
饶神父是断了一只手臂的，其右手在徐汇公学任职上因意外事故而断损。自从“一·二八”事变后，人们就纷传他的手臂是在战事中为炮弹所炸毁，从这个传说可以看出饶神父在战事中所冒的危险有多大，而上海的人民都叫他“独臂神父”。蒋介石曾因事接见饶神父，在用过饭上水果时，由于饶神父独臂不太方便，宋美龄亲自为他削去果皮，以示尊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淞沪战役打响，在战火纷飞中，大批难民涌入上海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饶神父再次挺身而出，他先是联合同道，出发赴战区救护伤兵，送往各医院疗治，兼救难民，分送各收容所。随着战事不断扩大，涌入租界的难民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70万人，租界难以容纳如此多的难民。此时，饶神父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救济会救济组主任，同时兼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他联合沪上各救济组织，倡议在南市建立难民区，得到各方一致同意。他又和法国驻沪海军司令联袂拜会日本海军司令长官长谷川，同时还和中国政府交涉，最终在上海老城南市北部建立了难民区。难民区约为旧城厢三分之一，南以方滨路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为界，东面为小东门，西面为方滨桥。
1937年11月9日，难民区正式开始收容难民，先后共设有收容所130多个，最多时收接难民10万余人。饶神父是难民区的主要主持者，他要负责难民区内的日常运作，我们可以通过当时人的描述看饶神父的每日工作。“他每天清晨四时半即起身，这个时候上海大都会中的人们都还安睡在暖烘烘的被头里，他老人家却已经到教堂里行弥撒祭礼了。从六时半起，在他的狭小会客室中，已经挤满了不速之客。据门房说：自从南市难民区成立以来，每天总有许多贫苦无告的男女老少，都趁清早来求见饶神父，他们中有些是请求他准许入难民收容所的，也有些是哀求布施或救济衣食的……难民都把他当做慈父及救命恩人看待。他经过每一条街上，便有许多人过来向他行礼致敬，来打听新闻，来报告消息。也有人向他诉苦，也有人向他乞援。仁慈的饶神父，始终是很耐心地倾听，他或用善言慰问，或予以周济。有一个老妇挨近他的面前。她向他道谢：‘没有神父来照顾我，我们早已活不下成命了。’”(《难民之父饶家驹神父》，载张若谷编《当代名人特写》谷峰出版社1941年，第81-82页)除了难民区的警备权由日本占领军所有，其他难民区的管理始终由沪上国际救济组织所主持。
除了负责难民区的日常管理，饶神父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向中外社会各界募集资金。难民区的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上海各界社会团体的捐赠；二是中国政府的临时拨款和津贴；三是国际团体和友人的捐助。1938年饶家驹亲赴美国，请求美国社会各界对中国抗战救济事业给予援助。当时罗斯福总统和饶家驹联名发出救济倡议书，饶神父也到处宣传演讲，共募集了70万美元捐款。这些款项全部由各捐款人和团体直接汇给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而不经过饶神父之手。当时国际舆论对饶神父的人道主义精神极为称赞，并将南市难民区称为Yacquinot Zone(即饶家驹地带)，他被誉为“中国之友”“人类的救星”。当他由美转日来华，因为在日本友人藤川家小住，让报界误以为在日本失踪，引起孤岛各界瞩目，造成了一场风波。后来饶氏抵沪后，曾发表谈话，谓渠旅华甚久，以中国为第二故乡，其爱中国之热诚，不亚于华人之爱中国。
饶神父在救济难民中所体现出的仁爱、人道和博爱精神为中外各界所称誉。法国驻华大使接法国政府之命授予饶家驹武士光荣勋章，中国政府亦授予其勋章。甚至连侵略军的日本人也为其精神所感动，时任日本首相广田弘毅致函饶神父称“阁下冒极大危险，在中日两国官宪之间奔走，在该处(南市)设立避难地区，由悲惨之战争灾害中，救济十数万中国无辜民众。本大臣对于阁下，献身的努力，与崇高人道的伟业，表示本大臣之敬慕与感谢之念”。(《申报》1939年4月18日第11版)南市难民区的设立不但挽救了众多中国人的生命，也为此后建立类似的难民区提供了范例。由贝德士等人在南京沦陷后设立的国际安全区就是受到了饶家驹神父这一做法的启示。
1938年10月27日，日军占领武汉。在此之前，饶家驹于重庆向国民政府汇报上海救济事业，又在武汉沦陷前赶到汉口。他再次向中日双方建议设立非武装区，得到交战双方认可，在汉口的租界设立了安全区。饶神父联合武汉的美籍艾原道主教、意籍希贤主教和爱尔兰籍高尔文主教帮助转移了一批没有来得及撤退中国军队，同时将大批难民接入租界的难民区内。由于日军在占领武汉后，不断要求进入难民区搜查，饶神父据理力争拒绝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他又从上海运来疫苗157Y支，以预防难民区内伤寒、天花等流行病。
然而就在饶神父为中国难民奔走呼号的时候，法西斯德国也在欧洲展开了大规模侵略战争。1940年5月10日，德军开始进攻法国，6月14日巴黎沦陷。身在中国的饶神父为祖国命运担忧，他在1940g6月16日悄然登船离开上海，打算返回祖国。(《申报》1940年6月17日)此后园战事发展，曾滞留香港，1940年10月抵达美国，他一手创建的南市难民区也于6月30日停止运转，结束其历史使命。
饶神父自己在评价南市难民区时曾动情地说道，“上海南市难民区工作的成功，这是自古以来在任何地方，所未曾有过的!同时即便是在千百年后的难民救济史上，也要占灿烂光辉，很荣耀的一页。其成功的因素，不只是中国政府贤明的当局所使然，而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所使然!”“一个民族的兴隆灭亡，不在它的船坚炮利，而是要看他内在的民族性如何呢。中华民族有这样伟大民族的特性，要是还没办法，请问天地间还有什么民族，能够存在呢。”(《饶家驹神父访问纪》，《益世周报》1939年第2卷第1期)
而饶神父身上所体现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为世人所铭记，1949年国际社会修订《日内瓦公约》，其中的第四条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公约》，就引用了饶神父在上海建立的南市难民区作为参考案例。饶神父在抗战时期难民救济事业不只是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也为世界人道主义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袁剑)
饶家驹(1878-1946)，原名Yacquinot deBesange，法国耶稣会传教士，1913年到上海传教。饶神父精通拉丁、中、英等多种文字，来华的前10年先后在沪上著名的徐汇公学和震旦大学教授英文。后来住在吕班路天主堂，曾负责虹口南浔路天主堂，并担任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布道师，此外还曾负责上海天主教所办外侨子弟学校童子军指导员。饶神父在传教之余，非常热心于慈善事业，曾到苏、皖、豫、冀、黔、鄂、浙等省，参与当地救灾，深得教内外赞誉。
“一·二八”淞沪战事期间，饶神父担任“华洋义赈会’’副会长，主持设立了多所难民收容所。并向中日两国政府建议，请求双方暂时停战以方便战区居民撤退，并曾多次冒着炮火深入前线，为伤病员提供医疗救治。国民政府事后曾授予饶家驹嘉禾奖章，以表彰其杰出贡献，他还因此先后获得上海万国商团奖章和基利斯督战事十字勋章。
饶神父是断了一只手臂的，其右手在徐汇公学任职上因意外事故而断损。自从“一·二八”事变后，人们就纷传他的手臂是在战事中为炮弹所炸毁，从这个传说可以看出饶神父在战事中所冒的危险有多大，而上海的人民都叫他“独臂神父”。蒋介石曾因事接见饶神父，在用过饭上水果时，由于饶神父独臂不太方便，宋美龄亲自为他削去果皮，以示尊崇。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月13日，淞沪战役打响，在战火纷飞中，大批难民涌入上海的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饶神父再次挺身而出，他先是联合同道，出发赴战区救护伤兵，送往各医院疗治，兼救难民，分送各收容所。随着战事不断扩大，涌入租界的难民越来越多，最多时达到70万人，租界难以容纳如此多的难民。此时，饶神父担任华洋义赈会会长，国际救济基金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救济会救济组主任，同时兼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委员会主席。他联合沪上各救济组织，倡议在南市建立难民区，得到各方一致同意。他又和法国驻沪海军司令联袂拜会日本海军司令长官长谷川，同时还和中国政府交涉，最终在上海老城南市北部建立了难民区。难民区约为旧城厢三分之一，南以方滨路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为界，东面为小东门，西面为方滨桥。
1937年11月9日，难民区正式开始收容难民，先后共设有收容所130多个，最多时收接难民10万余人。饶神父是难民区的主要主持者，他要负责难民区内的日常运作，我们可以通过当时人的描述看饶神父的每日工作。“他每天清晨四时半即起身，这个时候上海大都会中的人们都还安睡在暖烘烘的被头里，他老人家却已经到教堂里行弥撒祭礼了。从六时半起，在他的狭小会客室中，已经挤满了不速之客。据门房说：自从南市难民区成立以来，每天总有许多贫苦无告的男女老少，都趁清早来求见饶神父，他们中有些是请求他准许入难民收容所的，也有些是哀求布施或救济衣食的……难民都把他当做慈父及救命恩人看待。他经过每一条街上，便有许多人过来向他行礼致敬，来打听新闻，来报告消息。也有人向他诉苦，也有人向他乞援。仁慈的饶神父，始终是很耐心地倾听，他或用善言慰问，或予以周济。有一个老妇挨近他的面前。她向他道谢：‘没有神父来照顾我，我们早已活不下成命了。’”(《难民之父饶家驹神父》，载张若谷编《当代名人特写》谷峰出版社1941年，第81-82页)除了难民区的警备权由日本占领军所有，其他难民区的管理始终由沪上国际救济组织所主持。
除了负责难民区的日常管理，饶神父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向中外社会各界募集资金。难民区的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上海各界社会团体的捐赠；二是中国政府的临时拨款和津贴；三是国际团体和友人的捐助。1938年饶家驹亲赴美国，请求美国社会各界对中国抗战救济事业给予援助。当时罗斯福总统和饶家驹联名发出救济倡议书，饶神父也到处宣传演讲，共募集了70万美元捐款。这些款项全部由各捐款人和团体直接汇给上海国际红十字会，而不经过饶神父之手。当时国际舆论对饶神父的人道主义精神极为称赞，并将南市难民区称为Yacquinot Zone(即饶家驹地带)，他被誉为“中国之友”“人类的救星”。当他由美转日来华，因为在日本友人藤川家小住，让报界误以为在日本失踪，引起孤岛各界瞩目，造成了一场风波。后来饶氏抵沪后，曾发表谈话，谓渠旅华甚久，以中国为第二故乡，其爱中国之热诚，不亚于华人之爱中国。
饶神父在救济难民中所体现出的仁爱、人道和博爱精神为中外各界所称誉。法国驻华大使接法国政府之命授予饶家驹武士光荣勋章，中国政府亦授予其勋章。甚至连侵略军的日本人也为其精神所感动，时任日本首相广田弘毅致函饶神父称“阁下冒极大危险，在中日两国官宪之间奔走，在该处(南市)设立避难地区，由悲惨之战争灾害中，救济十数万中国无辜民众。本大臣对于阁下，献身的努力，与崇高人道的伟业，表示本大臣之敬慕与感谢之念”。(《申报》1939年4月18日第11版)南市难民区的设立不但挽救了众多中国人的生命，也为此后建立类似的难民区提供了范例。由贝德士等人在南京沦陷后设立的国际安全区就是受到了饶家驹神父这一做法的启示。
1938年10月27日，日军占领武汉。在此之前，饶家驹于重庆向国民政府汇报上海救济事业，又在武汉沦陷前赶到汉口。他再次向中日双方建议设立非武装区，得到交战双方认可，在汉口的租界设立了安全区。饶神父联合武汉的美籍艾原道主教、意籍希贤主教和爱尔兰籍高尔文主教帮助转移了一批没有来得及撤退中国军队，同时将大批难民接入租界的难民区内。由于日军在占领武汉后，不断要求进入难民区搜查，饶神父据理力争拒绝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他又从上海运来疫苗157Y支，以预防难民区内伤寒、天花等流行病。
然而就在饶神父为中国难民奔走呼号的时候，法西斯德国也在欧洲展开了大规模侵略战争。1940年5月10日，德军开始进攻法国，6月14日巴黎沦陷。身在中国的饶神父为祖国命运担忧，他在1940g6月16日悄然登船离开上海，打算返回祖国。(《申报》1940年6月17日)此后园战事发展，曾滞留香港，1940年10月抵达美国，他一手创建的南市难民区也于6月30日停止运转，结束其历史使命。
饶神父自己在评价南市难民区时曾动情地说道，“上海南市难民区工作的成功，这是自古以来在任何地方，所未曾有过的!同时即便是在千百年后的难民救济史上，也要占灿烂光辉，很荣耀的一页。其成功的因素，不只是中国政府贤明的当局所使然，而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所使然!”“一个民族的兴隆灭亡，不在它的船坚炮利，而是要看他内在的民族性如何呢。中华民族有这样伟大民族的特性，要是还没办法，请问天地间还有什么民族，能够存在呢。”(《饶家驹神父访问纪》，《益世周报》1939年第2卷第1期)
而饶神父身上所体现的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也为世人所铭记，1949年国际社会修订《日内瓦公约》，其中的第四条公约《关于战时保护平民公约》，就引用了饶神父在上海建立的南市难民区作为参考案例。饶神父在抗战时期难民救济事业不只是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也为世界人道主义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袁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