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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亚音乐学校、哈佛大学经济系、华尔街金融公司，无论哪一个的名号都是响当当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生中能够踏入其中任何一个就足够让人艳羡了，而李垂谊却能在几年时间里轻松地穿梭于这三者之中。
少年时，自幼习琴的他声称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历程，从有着“音乐天才集中营”之称的朱利亚音乐学校转到与音乐毫无关系的“世界财经大师殿堂”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顺利成为华尔街金融公司的一名“金领”。
然而某一天，他忽然决定辞去高薪的工作，重回音乐的怀抱。
经过五年的刻苦练习，他一举夺得了杨尼格洛国际大提琴比赛的冠军，
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大提琴家。
这样的人生轨迹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他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我带着无数的好奇和疑问，采访了如今被看作是“马友友接班人”的大提琴家李垂谊（Trey Lee），想要从这位曾经的哈佛才子身上探究出一点成功的秘诀。
所以，当一身便装的李垂谊在酒店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匆匆忙忙地赶到约定地点后，我抛给他的第一个问题就非常直截了当：“你在朱利亚音乐学校学习之后，为什么会选择放弃音乐这条道路，转去哈佛大学念经济呢？”
李垂谊坦言，他小时候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学习音乐的：“我妈妈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老师，所以要求我们几个小孩子都要学习乐器。”大提琴并不是李垂谊自己的选择，两个姐姐分别学了钢琴和小提琴，因此妈妈为他挑选了大提琴，这样姐弟三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家庭三重奏了。从小为了练琴，李垂谊没少挨父母的揍，“我相信很多孩子都有过这样的反感，所以长大后不想拉琴是很自然的事了。”“那么如果让你自己选的话，你会选什么呢？”“我选看电视。”李垂谊调皮地答道。
十一岁时，李垂谊不费吹灰之力就考入了有着“天才集中营”之称的朱利亚音乐学校附中。颇有天分的他在朱利亚混得如鱼得水，他每天练琴不超过一个小时，成绩却是大提琴专业第一，并拿过好几次比赛冠军，还在纽约林肯中心开过独奏会。也许是因为一切都来得太过容易，李垂谊并不珍惜手中的这把琴。十八岁时，青春期的逆反使他突然意识到音乐并不是自己的选择，他开始盘算着早日摆脱音乐的束缚。机会终于来了，他考上了哈佛大学的经济系，于是头也不回地只身前往波士顿“弃艺从商”去了。
还好，李垂谊并没有就此将手中的大提琴砸掉。在哈佛就学期间，他还是会利用业余时间和同学们一起玩室内乐。“哈佛的学生真是藏龙卧虎，学的都是和音乐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东西，但高素质的演奏人才比比皆是。和他们在一起，我才没有彻底丢掉当年练就的‘童子功’”。但同时，他也不好意思地承认道：“因为在哈佛没练琴、没跟老师，只是朋友之间自发组织一些演出，所以拉得很难听。”
哈佛毕业后，李垂谊顺理成章地来到了纽约的华尔街，在一家跨国的金融顾问公司谋职，做了一个人人羡慕的“金领”，收入相当不菲。然而，仅仅在商界沉浮了短短一年，他便发现自己的性情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天性使然，他确信自己最爱的和最适合自己的，还是母亲带给他的音乐。于是，他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从金融界抽身而退，重新拾起荒废了五年的大提琴。他远赴欧洲拜师学艺，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向同样由哈佛数学系改学音乐的劳伦斯·莱瑟尔（Laurance Lesser）教授钻研琴技，随后又赴德国科隆跟随弗朗兹·海尔默森（Frans Helmerson）教授深造。
重返音乐的道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走。李垂谊开始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从未有过的耐力练琴，每天练八至十个小时，甚至不得不从最基本的拉空音开始练起。据他的同学回忆说，当他们在琴房外听到他在拉空弦时，还以为是来了一位初学者。但是李垂谊却并不觉得辛苦，因为和当年“叛离”音乐改学金融一样，他很清楚这是他真正想要做的事。“可能因为我念过经济，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个双保险，万一拉琴没有出路，再怎么说也可以退回去做经济，就好像背着降落伞跳出去，这种感觉很不错。”
潜心练琴五年后，李垂谊开始参加比赛，在欧洲和美国的国际大赛中均有斩获。2004年，李垂谊参加了在克罗地亚举办的杨尼格洛国际大提琴比赛，该比赛相当于钢琴界的肖邦大赛、小提琴界的帕格尼尼大赛，李垂谊一举拿下冠军，这是华人大提琴家在国际音乐赛事中所取得的最高荣誉。之后，李垂谊立即被EMI唱片公司罗致旗下，推出首张同名唱片，其中有比赛得奖曲目勃拉姆斯《D大调奏鸣曲》以及帕格尼尼、门德尔松等人的作品。专辑一经推出就迅速登上了古典音乐排行榜，国际权威杂志《弦乐器》（The Strad）对这张大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李垂谊的演奏“表现出一位全面的大提琴家，演释高难度的作品游刃有余。在《勃拉姆斯奏鸣曲》中，他演奏出的深厚情感及抒情音调，能完美无缺地与素材相配合”。自那以后，李垂谊便在全球开始了他独奏大提琴家的职业生涯。
如果没有在演奏家技巧上发展得最好的那五年离开音乐，那份杨尼格洛的大奖很可能还会来得更早。不过，对于这段人生中的“弯路”，李垂谊并不后悔，因为这种经历是无价的：“生活中多一点不同的经验，在演奏时就会比较容易从中抽取出不同的灵感，把自己的脑子训练得很灵活。当然了，这不是绝对的，不是说你做过生意就可以拉莫扎特，我也认识很多一流的音乐家，他们从小生活中就只有音乐，并不需要其他的生活经历。但对于我来说，我的确需要这样的经历来更好地发展我的演奏。”
尽管在朱利亚学习有过“傲人”的成绩，但李垂谊仍然认为朱利亚并没有给过他真正好的音乐教育，这是为什么呢？“当时在朱利亚附中，我感觉整个学校的环境就像一个工厂——一个音乐工厂、神童工厂，他们就想找下一个大天才、大神童，推出去给世人看朱利亚有多厉害。”李垂谊不屑地说，“说到神童，无非就是很小的孩子在那儿拉技巧很难的作品，过于炫技的结果很可能就是牺牲了音乐的另外一部分。而且很多老师和家长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有时学生自己都不知道在干什么，而是老师、家长逼着他们干什么，他们本身并没有享受到音乐带给他们的快乐。”说到朱利亚的竞争机制，美国有这样一个笑话：“一般人换一支新灯管，只需要一个人就够了对不对？但是在朱利亚，你需要两个学生，一个爬楼梯上去，另一个把楼梯拿掉。或者一个把新灯管装进去，另一个在旁边说，我可以弄得更好。”因此，李垂谊非常不喜欢朱利亚的氛围。 和许多独奏家一样，李垂谊对室内乐也非常热衷。“在欧洲，室内乐被认为是古典音乐中最高级的一种音乐表现形式。因为独奏有时有点孤独，在大的交响乐团里演奏，即使你不喜欢指挥的风格也必须听他的。而室内乐就可以自由地发挥，每一个声部都同样重要。很多音乐家都觉得拉室内乐时就好像一个小小的晚会，大家聊着各自不同的故事，这种感觉最好了。”所以，当他发现香港的室内乐那么少时非常惊讶，于是动起了办一个室内乐音乐节的念头。2009年6月，李垂谊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届国际室内乐音乐节。“我们选了半山的孙中山纪念馆作为演出地点，非常古色古香，很多观众都说以前不知道这样一个地方也能演室内乐。”让李垂谊感到惊喜的是，就在他创办室内乐音乐节不久之后，香港电台组织了一个旗下的弦乐四重奏，香港的演艺学院也规定所有学生都要上室内乐的课程。如今，香港的室内乐演出越来越活跃，李垂谊可以说是香港室内乐的“鼻祖”了。
谈到对年轻一代的古典音乐教育，李垂谊认为仅仅做大师班还远远不够。“大师班到处都有，但它最多只有一个小时，学生在大师面前拉一下，大师给你讲解一下就结束了。我希望多给学生一些机会和外国来的大师接触，香港离欧洲那么远，大师们飞过来一次不容易，不充分利用一下太可惜了。”前不久，李垂谊和慕尼黑室内乐团一起在香港举办了音乐会，演出结束后，他安排乐团去了一所学校，在小班中给学生上课，教的内容很仔细，包括颤音、弓法以及在乐团中如何倾听他人等等。第二天，整个乐团和学校最好的几十个学生组成了一个新的乐团，每个团员旁边都坐着一位学生，一起排练、举办音乐会。“通过这次特殊的培训，学生们体会到了专业音乐家的感觉，这样比做大师班让他们的印象更为深刻。”
李垂谊认为一位好的音乐家必须能涉及广博的知识领域，这样演奏出来的音乐才不会单调，才会足够丰满。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全面的音乐家，感受并理解音乐的内容：“如果只理解其中一点，那么演奏出来的音乐就会有所欠缺。”他说在欧洲生活对他在音乐上的发展很有帮助。“在柏林，我很喜欢去博物馆，发现很多德国浪漫派的画作与我所拉的音乐作品属于同一时代。也就是说，作曲家在写那些音乐时，这些画家也在画这些名作，他们互相之间肯定有关联。看这些画的时候，我仿佛可以听到那些音乐，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些音乐应该这样表达，或者反过来，为什么这些画是那个样子。这样就提高了我对西方古典艺术的认知。”
李垂谊觉得艺术并不只是欣赏、享受好听、好看的，有时也需要挑战一下自己，找不同的角度和方式来观察、体会。“很多人不喜欢现代派的音乐，却喜欢现代派的绘画和建筑，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他们都是同样的艺术。”他以前也很难接受现代派的音乐，但在看了很多现代派的画后，逐步改变了这样的观点。说着，他随手拿起了手边的一瓶水：“举个例子，当你看着这瓶水时，有没有能力把它看成另外一种形状呢？比如在脑子里把它切成一半、颠倒、幻化成动物等等。现代艺术家会把现实世界中的物品变成另外一种形态，这对我的演奏很有帮助。我在练习德沃夏克的协奏曲二十遍、三十遍之后，可能会觉得很乏味，但如果我的脑子很灵活，习惯把熟悉的东西颠倒过来，就会一直保持新鲜感了。”
最后，他总结道：“我们要多尝试接受不同的作品，因为我们不知道五十年之后，究竟哪一部作品会流传下来。”
目前，李垂谊拉的大提琴是1703年产于威尼斯的，和卡萨尔斯用的琴是同一个制造者。“这把琴是借来的，2012年刚开始用，我找琴找得很辛苦啊，2011年有一把很贵很出名的斯特拉迪瓦里被一个加拿大人买去了，价值几千万人民币，可惜我不认识他，最后他借给了一个加拿大学生。”李垂谊惋惜地说，所以他现在最希望的事是中国的收藏家们能多收藏一些好琴给他们演奏家用。“中国现在那么多人收藏名画、名酒，什么时候也能收藏一些名琴呢？这不仅是艺术资助，同时也是一种投资，名琴可比股票保值多了，而且被大牌音乐家用过之后只会升不会跌。”
仅仅在商界沉浮了短短一年，他便发现自己的性情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天性使然，他确信自己最爱的和最适合自己的，还是母亲带给他的音乐。
少年时，自幼习琴的他声称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历程，从有着“音乐天才集中营”之称的朱利亚音乐学校转到与音乐毫无关系的“世界财经大师殿堂”哈佛大学商学院，毕业后顺利成为华尔街金融公司的一名“金领”。
然而某一天，他忽然决定辞去高薪的工作，重回音乐的怀抱。
经过五年的刻苦练习，他一举夺得了杨尼格洛国际大提琴比赛的冠军，
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大提琴家。
这样的人生轨迹不得不让人叹为观止。他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我带着无数的好奇和疑问，采访了如今被看作是“马友友接班人”的大提琴家李垂谊（Trey Lee），想要从这位曾经的哈佛才子身上探究出一点成功的秘诀。
所以，当一身便装的李垂谊在酒店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匆匆忙忙地赶到约定地点后，我抛给他的第一个问题就非常直截了当：“你在朱利亚音乐学校学习之后，为什么会选择放弃音乐这条道路，转去哈佛大学念经济呢？”
李垂谊坦言，他小时候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学习音乐的：“我妈妈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老师，所以要求我们几个小孩子都要学习乐器。”大提琴并不是李垂谊自己的选择，两个姐姐分别学了钢琴和小提琴，因此妈妈为他挑选了大提琴，这样姐弟三人就可以组成一个家庭三重奏了。从小为了练琴，李垂谊没少挨父母的揍，“我相信很多孩子都有过这样的反感，所以长大后不想拉琴是很自然的事了。”“那么如果让你自己选的话，你会选什么呢？”“我选看电视。”李垂谊调皮地答道。
十一岁时，李垂谊不费吹灰之力就考入了有着“天才集中营”之称的朱利亚音乐学校附中。颇有天分的他在朱利亚混得如鱼得水，他每天练琴不超过一个小时，成绩却是大提琴专业第一，并拿过好几次比赛冠军，还在纽约林肯中心开过独奏会。也许是因为一切都来得太过容易，李垂谊并不珍惜手中的这把琴。十八岁时，青春期的逆反使他突然意识到音乐并不是自己的选择，他开始盘算着早日摆脱音乐的束缚。机会终于来了，他考上了哈佛大学的经济系，于是头也不回地只身前往波士顿“弃艺从商”去了。
还好，李垂谊并没有就此将手中的大提琴砸掉。在哈佛就学期间，他还是会利用业余时间和同学们一起玩室内乐。“哈佛的学生真是藏龙卧虎，学的都是和音乐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东西，但高素质的演奏人才比比皆是。和他们在一起，我才没有彻底丢掉当年练就的‘童子功’”。但同时，他也不好意思地承认道：“因为在哈佛没练琴、没跟老师，只是朋友之间自发组织一些演出，所以拉得很难听。”
哈佛毕业后，李垂谊顺理成章地来到了纽约的华尔街，在一家跨国的金融顾问公司谋职，做了一个人人羡慕的“金领”，收入相当不菲。然而，仅仅在商界沉浮了短短一年，他便发现自己的性情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天性使然，他确信自己最爱的和最适合自己的，还是母亲带给他的音乐。于是，他突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从金融界抽身而退，重新拾起荒废了五年的大提琴。他远赴欧洲拜师学艺，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向同样由哈佛数学系改学音乐的劳伦斯·莱瑟尔（Laurance Lesser）教授钻研琴技，随后又赴德国科隆跟随弗朗兹·海尔默森（Frans Helmerson）教授深造。
重返音乐的道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走。李垂谊开始用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从未有过的耐力练琴，每天练八至十个小时，甚至不得不从最基本的拉空音开始练起。据他的同学回忆说，当他们在琴房外听到他在拉空弦时，还以为是来了一位初学者。但是李垂谊却并不觉得辛苦，因为和当年“叛离”音乐改学金融一样，他很清楚这是他真正想要做的事。“可能因为我念过经济，我一直觉得自己有个双保险，万一拉琴没有出路，再怎么说也可以退回去做经济，就好像背着降落伞跳出去，这种感觉很不错。”
潜心练琴五年后，李垂谊开始参加比赛，在欧洲和美国的国际大赛中均有斩获。2004年，李垂谊参加了在克罗地亚举办的杨尼格洛国际大提琴比赛，该比赛相当于钢琴界的肖邦大赛、小提琴界的帕格尼尼大赛，李垂谊一举拿下冠军，这是华人大提琴家在国际音乐赛事中所取得的最高荣誉。之后，李垂谊立即被EMI唱片公司罗致旗下，推出首张同名唱片，其中有比赛得奖曲目勃拉姆斯《D大调奏鸣曲》以及帕格尼尼、门德尔松等人的作品。专辑一经推出就迅速登上了古典音乐排行榜，国际权威杂志《弦乐器》（The Strad）对这张大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李垂谊的演奏“表现出一位全面的大提琴家，演释高难度的作品游刃有余。在《勃拉姆斯奏鸣曲》中，他演奏出的深厚情感及抒情音调，能完美无缺地与素材相配合”。自那以后，李垂谊便在全球开始了他独奏大提琴家的职业生涯。
如果没有在演奏家技巧上发展得最好的那五年离开音乐，那份杨尼格洛的大奖很可能还会来得更早。不过，对于这段人生中的“弯路”，李垂谊并不后悔，因为这种经历是无价的：“生活中多一点不同的经验，在演奏时就会比较容易从中抽取出不同的灵感，把自己的脑子训练得很灵活。当然了，这不是绝对的，不是说你做过生意就可以拉莫扎特，我也认识很多一流的音乐家，他们从小生活中就只有音乐，并不需要其他的生活经历。但对于我来说，我的确需要这样的经历来更好地发展我的演奏。”
尽管在朱利亚学习有过“傲人”的成绩，但李垂谊仍然认为朱利亚并没有给过他真正好的音乐教育，这是为什么呢？“当时在朱利亚附中，我感觉整个学校的环境就像一个工厂——一个音乐工厂、神童工厂，他们就想找下一个大天才、大神童，推出去给世人看朱利亚有多厉害。”李垂谊不屑地说，“说到神童，无非就是很小的孩子在那儿拉技巧很难的作品，过于炫技的结果很可能就是牺牲了音乐的另外一部分。而且很多老师和家长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有时学生自己都不知道在干什么，而是老师、家长逼着他们干什么，他们本身并没有享受到音乐带给他们的快乐。”说到朱利亚的竞争机制，美国有这样一个笑话：“一般人换一支新灯管，只需要一个人就够了对不对？但是在朱利亚，你需要两个学生，一个爬楼梯上去，另一个把楼梯拿掉。或者一个把新灯管装进去，另一个在旁边说，我可以弄得更好。”因此，李垂谊非常不喜欢朱利亚的氛围。 和许多独奏家一样，李垂谊对室内乐也非常热衷。“在欧洲，室内乐被认为是古典音乐中最高级的一种音乐表现形式。因为独奏有时有点孤独，在大的交响乐团里演奏，即使你不喜欢指挥的风格也必须听他的。而室内乐就可以自由地发挥，每一个声部都同样重要。很多音乐家都觉得拉室内乐时就好像一个小小的晚会，大家聊着各自不同的故事，这种感觉最好了。”所以，当他发现香港的室内乐那么少时非常惊讶，于是动起了办一个室内乐音乐节的念头。2009年6月，李垂谊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届国际室内乐音乐节。“我们选了半山的孙中山纪念馆作为演出地点，非常古色古香，很多观众都说以前不知道这样一个地方也能演室内乐。”让李垂谊感到惊喜的是，就在他创办室内乐音乐节不久之后，香港电台组织了一个旗下的弦乐四重奏，香港的演艺学院也规定所有学生都要上室内乐的课程。如今，香港的室内乐演出越来越活跃，李垂谊可以说是香港室内乐的“鼻祖”了。
谈到对年轻一代的古典音乐教育，李垂谊认为仅仅做大师班还远远不够。“大师班到处都有，但它最多只有一个小时，学生在大师面前拉一下，大师给你讲解一下就结束了。我希望多给学生一些机会和外国来的大师接触，香港离欧洲那么远，大师们飞过来一次不容易，不充分利用一下太可惜了。”前不久，李垂谊和慕尼黑室内乐团一起在香港举办了音乐会，演出结束后，他安排乐团去了一所学校，在小班中给学生上课，教的内容很仔细，包括颤音、弓法以及在乐团中如何倾听他人等等。第二天，整个乐团和学校最好的几十个学生组成了一个新的乐团，每个团员旁边都坐着一位学生，一起排练、举办音乐会。“通过这次特殊的培训，学生们体会到了专业音乐家的感觉，这样比做大师班让他们的印象更为深刻。”
李垂谊认为一位好的音乐家必须能涉及广博的知识领域，这样演奏出来的音乐才不会单调，才会足够丰满。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全面的音乐家，感受并理解音乐的内容：“如果只理解其中一点，那么演奏出来的音乐就会有所欠缺。”他说在欧洲生活对他在音乐上的发展很有帮助。“在柏林，我很喜欢去博物馆，发现很多德国浪漫派的画作与我所拉的音乐作品属于同一时代。也就是说，作曲家在写那些音乐时，这些画家也在画这些名作，他们互相之间肯定有关联。看这些画的时候，我仿佛可以听到那些音乐，就会明白为什么那些音乐应该这样表达，或者反过来，为什么这些画是那个样子。这样就提高了我对西方古典艺术的认知。”
李垂谊觉得艺术并不只是欣赏、享受好听、好看的，有时也需要挑战一下自己，找不同的角度和方式来观察、体会。“很多人不喜欢现代派的音乐，却喜欢现代派的绘画和建筑，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他们都是同样的艺术。”他以前也很难接受现代派的音乐，但在看了很多现代派的画后，逐步改变了这样的观点。说着，他随手拿起了手边的一瓶水：“举个例子，当你看着这瓶水时，有没有能力把它看成另外一种形状呢？比如在脑子里把它切成一半、颠倒、幻化成动物等等。现代艺术家会把现实世界中的物品变成另外一种形态，这对我的演奏很有帮助。我在练习德沃夏克的协奏曲二十遍、三十遍之后，可能会觉得很乏味，但如果我的脑子很灵活，习惯把熟悉的东西颠倒过来，就会一直保持新鲜感了。”
最后，他总结道：“我们要多尝试接受不同的作品，因为我们不知道五十年之后，究竟哪一部作品会流传下来。”
目前，李垂谊拉的大提琴是1703年产于威尼斯的，和卡萨尔斯用的琴是同一个制造者。“这把琴是借来的，2012年刚开始用，我找琴找得很辛苦啊，2011年有一把很贵很出名的斯特拉迪瓦里被一个加拿大人买去了，价值几千万人民币，可惜我不认识他，最后他借给了一个加拿大学生。”李垂谊惋惜地说，所以他现在最希望的事是中国的收藏家们能多收藏一些好琴给他们演奏家用。“中国现在那么多人收藏名画、名酒，什么时候也能收藏一些名琴呢？这不仅是艺术资助，同时也是一种投资，名琴可比股票保值多了，而且被大牌音乐家用过之后只会升不会跌。”
仅仅在商界沉浮了短短一年，他便发现自己的性情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天性使然，他确信自己最爱的和最适合自己的，还是母亲带给他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