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国的军事研究者至今也想不通，上甘岭为什么会打不下来。他们用电脑模拟得出结论，凭借美军强大的机械化装备。中国军队的两个主力师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住的。可是中国军队却做到了。电脑往往只能模拟常识性的东西，它永远也模拟不出一个民族重新觉醒时所能进发出的力量。
以寡抵众以弱胜强
1952年下半年，朝鲜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彭德怀指着朝鲜地图对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当时的事实是，联合国军连续攻下了“喋血岭”和“伤心岭”，尽管他们损失了几千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达到了战略目的。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五圣山——美方将其叫做“三角形山”，美军将领范弗里特预计以200人为代价，在5天内实现目标。为此他动用了联合国军共7万余人的庞大兵力。
志愿军方面在敌情判断上出现了巨大的失误。我方把几乎所有的火炮和十五军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到了西方山谷地，而五圣山方向只留下了一个连，秦基伟自己也承认算不上主力的四十五师，区区一万来人。五圣山下敌方集中了六七倍的优势兵力，至于火炮、飞机、补给等优势就更不必说了。
1952年10月14日凌晨三点半，战斗打响。
范弗里特计划用一天时间夺下五圣山前的两个小山包——597，9和537，7北山高地。这两个高地背后的山地里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做上甘岭。这场战役我方叫做“上甘岭战役”，美方称之为“三角形山战役”。
美军320多门重炮、27辆坦克以每秒钟6发的火力密度将钢铁倾泻到这两个小山包上。在长达8个小时的时间里，前沿部队未能得到有力的炮火支援，一天伤亡550余人。通往一线阵地的电话线全部中断。
这一天里，敌军向上甘岭发射30余万发炮弹、500余枚航弹，上甘岭主峰标高被削低整整两米，寸草不剩。
即便是这样，直到4天以后——10月18日，四十五师前沿部队才因伤亡太大，退入坑道，表面阵地第一次全部失守。该师逐次投入的15个步兵连全部打残，最多的还有30来人，少的编不成一个班。
19日晚，四十五师倾力发动了一次反击。
597.9高地九号阵地上，美军在阵地顶部的巨石下把它掏空，修成了一个地堡，我军攻击受阻。这个地堡后来再现在电影《上甘岭》里。
19岁的贵州苗族战士龙世昌，闷声不响地拎了根爆破筒冲了上去，敌人炮兵实施拦阻射击，一发炮弹将他左腿齐膝炸断。目击者几十年后回忆道：“那个地堡就在我们主坑道口上面，约有四五十米吧。高地上火光熊熊，从下往上看，透空，很清楚。看着龙世昌拖着伤腿拼命往上爬，把爆破筒从枪眼里杵进去。他刚要离开，爆破筒就给里面的人推出来，哧哧地冒烟。他捡起来又往里捅，捅进半截就捅不动了。龙世昌就用胸脯顶住往里压，他整个人被炸成碎片，我们什么也没找到。”
0号阵地上，135团六连仅存16个人，在对4个子母堡的爆破中，三个爆破组都没能接近地堡，在途中伤亡殆尽。还剩下营参谋长张广生、六连连长万福来、六连指导员冯玉庆、营通讯员黄继光、连通讯员吴三羊和肖登良。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不过黄继光并未喊出后来那句让四亿五千万人热血沸腾的口号——让祖国人民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他们炸掉了3个地堡，付出的代价是吴三羊牺牲，肖登良重伤，黄继光爬到最后一个地堡前的时候，全身也已经7处负伤。他爬起来，用力支起上身，向战友们说了句什么，只有指导员冯玉庆省悟了：“快，黄继光要堵枪眼。”牺牲后的黄继光全身伤口都没有流血，地堡前也没有血迹——血都在路途上流尽了。
当时的目击者大都在后来的反击中牺牲，只有万福来重伤活了下来，在医院听到报上说黄继光仅仅追授“二级英雄”，曾上书陈情。志愿军总部遂撤销黄继光“二级英雄”。追授“特级英雄”称号——我军至今仅有杨根思和黄继光获得过这一级别的荣誉。
誓死守护主峰
20日晨，敌人再度反扑，上甘岭表面阵地再度失守。四十五师再无一个完整的建制连队，21个步兵连伤亡均逾半数以上。联合国军投入了17个营，伤亡7000之众，惨到每个连不足40人。美国随军记者威尔逊报道：一个连长点名，下面答到的只有一名上士和一名列兵。
战斗进入了坑道战。电影《上甘岭》里主要反映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10月24日晚上，秦基伟将军的警卫连补充到一号坑道，120多号人，穿过两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连排干部只剩一个副排长，还有25名战士。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为后方赢得了时间。10月30日，我方再度反攻。
我方动用了133门重炮。美七师上尉尼基惊恐地告诉随军记者：“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地。每秒钟一发炮弹，美军就受不了了，殊不知我们的战士在10月14日面对的是每秒钟6发炮弹的狂轰。”
5小时后，志愿军收复主峰。次日凌晨，联合国军发动了40余次攻击。
一天下来，全员上阵的三十一团便完全丧失战斗力，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也没能恢复。11月1日，联军再度反扑，打到2日拂晓，反被我坚守部队打了个反击，收复597.9高地全部表面阵地。四十五师补充后用于反击的10个连也全部打光。11月15日，联合国军分5路进攻，四十五师最后一个连队增援到位，打到下午3点，连长赵黑林趴在敌人尸体上写了个条子派人送回：我巩固住了主峰，敌人上不来了。
当天美国人坦率地向新闻界承认：“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是打败了。”
随手抓把土，可以数出32粒弹片，一面红旗上有381个弹孔，一截一米不到的树杆上，嵌进了100多个弹头和弹片。这片3，8平方公里的山头，已经被鲜血浸透了。
“上甘岭”上的奇迹
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天上没有出现过一架我们的飞机；我们的坦克也没有参战的记录；我们的火炮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敌方的四分之一，美军总共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5000多枚航弹，我们只有40多万发炮弹，而且全是后期才用上的。
数百万发炮弹蹂躏着这两个区3.8平方公里的小山头，这两个在范弗里特的，作战计划里第一天就该攻下来的小山头，用自己的粉身碎骨验证了人类的勇敢精神。
此役之后，我方再没遭遇到美方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三十八度纬线上。这一战奠定了朝鲜的南疆北界。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86年出版的五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找不到海拔1061.7米的五圣山，却标出了上甘岭。
原本是二等部队的十五军四十五师，这一战几乎全军覆没，但是她从此昂首跨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等主力的行列，因为她的战绩是——上甘岭。
1961年3月，中央军委从全军中抽出三支主力——第一军、第十五军、第三十八军，交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挑选其中之一，改建为中国第一支空降兵军。
这位上将选择了十五军，理由是：“十五军是个能打仗的部队，他们在上甘岭打出了国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十五军。”从此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西方人的标准是：要想成为强国，你必须击败过另一个强国的军队。
历史已经记不得那一万多位在战火中浴血的战士的姓名了，他们的身躯已经和朝鲜半岛的五圣山糅合在了一起。
我们没有足够的大炮，甚至于没有足够的反坦克手雷，当时前沿阵地上的战士们唯一希望的是多给配点手雷，因为这个东西“一炸一片”，炸碉堡也比手榴弹威力大多了。可是，黄继光手里仍然只有一颗手雷，因为我们造不出来，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去进口。美国人可以动用B-29轰炸机去轰炸一辆自行车，而我们的反坦克手雷只能留给敌人的坦克，用来炸碉堡就算是很奢侈了。当年的美国随军记者贝文·亚历山大写道：“中国部队进攻时，通常主要依靠轻兵器、机枪和手榴弹。只有对付最有利的目标时，才肯动用迫击炮。”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战士——他们没有任何奢求，决不会因为没有空中支援放弃进攻，决不会埋怨炮兵火力不够，决不会怪罪没有足够的给养，只要一息尚存，他们就绝不放弃自己的阵地……他们甚至可以在华氏零下20度的气温里整夜埋伏，身上仅仅只穿着单衣；他们可以在烈火中一动不动；他们中的每个人都随时准备着拎起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
美国人不是输给了地利。他们忘记了拿破仑100余年前讲过的话：“中国是一头睡着了的狮子。”
以寡抵众以弱胜强
1952年下半年，朝鲜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彭德怀指着朝鲜地图对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200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当时的事实是，联合国军连续攻下了“喋血岭”和“伤心岭”，尽管他们损失了几千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达到了战略目的。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五圣山——美方将其叫做“三角形山”，美军将领范弗里特预计以200人为代价，在5天内实现目标。为此他动用了联合国军共7万余人的庞大兵力。
志愿军方面在敌情判断上出现了巨大的失误。我方把几乎所有的火炮和十五军的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到了西方山谷地，而五圣山方向只留下了一个连，秦基伟自己也承认算不上主力的四十五师，区区一万来人。五圣山下敌方集中了六七倍的优势兵力，至于火炮、飞机、补给等优势就更不必说了。
1952年10月14日凌晨三点半，战斗打响。
范弗里特计划用一天时间夺下五圣山前的两个小山包——597，9和537，7北山高地。这两个高地背后的山地里有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叫做上甘岭。这场战役我方叫做“上甘岭战役”，美方称之为“三角形山战役”。
美军320多门重炮、27辆坦克以每秒钟6发的火力密度将钢铁倾泻到这两个小山包上。在长达8个小时的时间里，前沿部队未能得到有力的炮火支援，一天伤亡550余人。通往一线阵地的电话线全部中断。
这一天里，敌军向上甘岭发射30余万发炮弹、500余枚航弹，上甘岭主峰标高被削低整整两米，寸草不剩。
即便是这样，直到4天以后——10月18日，四十五师前沿部队才因伤亡太大，退入坑道，表面阵地第一次全部失守。该师逐次投入的15个步兵连全部打残，最多的还有30来人，少的编不成一个班。
19日晚，四十五师倾力发动了一次反击。
597.9高地九号阵地上，美军在阵地顶部的巨石下把它掏空，修成了一个地堡，我军攻击受阻。这个地堡后来再现在电影《上甘岭》里。
19岁的贵州苗族战士龙世昌，闷声不响地拎了根爆破筒冲了上去，敌人炮兵实施拦阻射击，一发炮弹将他左腿齐膝炸断。目击者几十年后回忆道：“那个地堡就在我们主坑道口上面，约有四五十米吧。高地上火光熊熊，从下往上看，透空，很清楚。看着龙世昌拖着伤腿拼命往上爬，把爆破筒从枪眼里杵进去。他刚要离开，爆破筒就给里面的人推出来，哧哧地冒烟。他捡起来又往里捅，捅进半截就捅不动了。龙世昌就用胸脯顶住往里压，他整个人被炸成碎片，我们什么也没找到。”
0号阵地上，135团六连仅存16个人，在对4个子母堡的爆破中，三个爆破组都没能接近地堡，在途中伤亡殆尽。还剩下营参谋长张广生、六连连长万福来、六连指导员冯玉庆、营通讯员黄继光、连通讯员吴三羊和肖登良。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不过黄继光并未喊出后来那句让四亿五千万人热血沸腾的口号——让祖国人民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他们炸掉了3个地堡，付出的代价是吴三羊牺牲，肖登良重伤，黄继光爬到最后一个地堡前的时候，全身也已经7处负伤。他爬起来，用力支起上身，向战友们说了句什么，只有指导员冯玉庆省悟了：“快，黄继光要堵枪眼。”牺牲后的黄继光全身伤口都没有流血，地堡前也没有血迹——血都在路途上流尽了。
当时的目击者大都在后来的反击中牺牲，只有万福来重伤活了下来，在医院听到报上说黄继光仅仅追授“二级英雄”，曾上书陈情。志愿军总部遂撤销黄继光“二级英雄”。追授“特级英雄”称号——我军至今仅有杨根思和黄继光获得过这一级别的荣誉。
誓死守护主峰
20日晨，敌人再度反扑，上甘岭表面阵地再度失守。四十五师再无一个完整的建制连队，21个步兵连伤亡均逾半数以上。联合国军投入了17个营，伤亡7000之众，惨到每个连不足40人。美国随军记者威尔逊报道：一个连长点名，下面答到的只有一名上士和一名列兵。
战斗进入了坑道战。电影《上甘岭》里主要反映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10月24日晚上，秦基伟将军的警卫连补充到一号坑道，120多号人，穿过两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连排干部只剩一个副排长，还有25名战士。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为后方赢得了时间。10月30日，我方再度反攻。
我方动用了133门重炮。美七师上尉尼基惊恐地告诉随军记者：“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地。每秒钟一发炮弹，美军就受不了了，殊不知我们的战士在10月14日面对的是每秒钟6发炮弹的狂轰。”
5小时后，志愿军收复主峰。次日凌晨，联合国军发动了40余次攻击。
一天下来，全员上阵的三十一团便完全丧失战斗力，直到朝鲜战争结束也没能恢复。11月1日，联军再度反扑，打到2日拂晓，反被我坚守部队打了个反击，收复597.9高地全部表面阵地。四十五师补充后用于反击的10个连也全部打光。11月15日，联合国军分5路进攻，四十五师最后一个连队增援到位，打到下午3点，连长赵黑林趴在敌人尸体上写了个条子派人送回：我巩固住了主峰，敌人上不来了。
当天美国人坦率地向新闻界承认：“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是打败了。”
随手抓把土，可以数出32粒弹片，一面红旗上有381个弹孔，一截一米不到的树杆上，嵌进了100多个弹头和弹片。这片3，8平方公里的山头，已经被鲜血浸透了。
“上甘岭”上的奇迹
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天上没有出现过一架我们的飞机；我们的坦克也没有参战的记录；我们的火炮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敌方的四分之一，美军总共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5000多枚航弹，我们只有40多万发炮弹，而且全是后期才用上的。
数百万发炮弹蹂躏着这两个区3.8平方公里的小山头，这两个在范弗里特的，作战计划里第一天就该攻下来的小山头，用自己的粉身碎骨验证了人类的勇敢精神。
此役之后，我方再没遭遇到美方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三十八度纬线上。这一战奠定了朝鲜的南疆北界。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86年出版的五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找不到海拔1061.7米的五圣山，却标出了上甘岭。
原本是二等部队的十五军四十五师，这一战几乎全军覆没，但是她从此昂首跨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等主力的行列，因为她的战绩是——上甘岭。
1961年3月，中央军委从全军中抽出三支主力——第一军、第十五军、第三十八军，交由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挑选其中之一，改建为中国第一支空降兵军。
这位上将选择了十五军，理由是：“十五军是个能打仗的部队，他们在上甘岭打出了国威，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知道有个十五军。”从此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西方人的标准是：要想成为强国，你必须击败过另一个强国的军队。
历史已经记不得那一万多位在战火中浴血的战士的姓名了，他们的身躯已经和朝鲜半岛的五圣山糅合在了一起。
我们没有足够的大炮，甚至于没有足够的反坦克手雷，当时前沿阵地上的战士们唯一希望的是多给配点手雷，因为这个东西“一炸一片”，炸碉堡也比手榴弹威力大多了。可是，黄继光手里仍然只有一颗手雷，因为我们造不出来，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去进口。美国人可以动用B-29轰炸机去轰炸一辆自行车，而我们的反坦克手雷只能留给敌人的坦克，用来炸碉堡就算是很奢侈了。当年的美国随军记者贝文·亚历山大写道：“中国部队进攻时，通常主要依靠轻兵器、机枪和手榴弹。只有对付最有利的目标时，才肯动用迫击炮。”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战士——他们没有任何奢求，决不会因为没有空中支援放弃进攻，决不会埋怨炮兵火力不够，决不会怪罪没有足够的给养，只要一息尚存，他们就绝不放弃自己的阵地……他们甚至可以在华氏零下20度的气温里整夜埋伏，身上仅仅只穿着单衣；他们可以在烈火中一动不动；他们中的每个人都随时准备着拎起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
美国人不是输给了地利。他们忘记了拿破仑100余年前讲过的话：“中国是一头睡着了的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