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司法改革全面推进的一年，帷幕已在试点省份拉开。司法改革任务繁重，从司法体制到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制度都有需要动大手术的地方，而各方利益关系、落后的司法观念也在羁绊改革推进。改革如何改，从何下手，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谈起来话题总显得沉重。
　　我想撇开这些沉重的话题，在司法改革的艰难进程中提一个花絮式的建议：把法庭既有桌椅位置打乱，重新排列组合。
　　旧格局易于有罪推定
　　我国现行法庭的格局是图一，这是自1980年1月1日刑诉法实施时确定的法庭格局，沿用到现在。这一格局是时代的产物，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但带着浓厚的究问式色彩。公诉人、律师分坐法官两边，呈八字形展开，一半对着被告人，一半对着观众，批判式的成分远大于向法官说理的成分。被告人孤零零坐在法官对面，直面法官受审，遗留着县官拍惊堂木审讯犯人的色彩。律师虽然是被告人的辩护人，但与公诉人分别坐在法官两侧，不像被告人的辩护人，更像是法官身边的侍卫，虎视眈眈地目视着被告人。在这样的法庭模式下，庭审越来越像“过堂”，法官的脾气越来越大，被告人的地位越来越像跪在“青天大老爷”面前的犯人。被告人的衣服逐渐变成罪犯的“号衣”，普通座椅逐步变成打击困兽的“围栏”，即使坐在法庭上，还要被戴上手铐脚镣，被告人似乎已经变成罪犯。
　　让被告人在法庭上蒙羞也许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司法官们坐在这样的法庭上，他们内心逐步坚定、确信面前的被告人就是罪犯，就要被从重处罚。可见，现行法庭格局为有罪推定思想推波助澜。
　　桌椅重排控辩双方平等
　　因此，法庭格局将桌椅板凳打乱，重新排列组合后成为图二的格局，效果将大不一样。第一，审判逐渐向“以庭审为中心”过渡。对法官而言，在法庭上聆听控辩双方意见很重要。而现在的不少法官基本不懂得聆听。他们在庭审中戴着有色眼镜，用早已形成的“有罪”观念，先入为主地“走过场”，庭审不过是必须履行的程序。所以，在法庭上他们时常没有耐心，认为被告人辩解是认罪态度不好，律师辩护是他们拿了被告人的钱在家属面前装模作样地表演，只有公诉人指控才是维护国家利益。因此，法官帮助公诉人与被告人、律师争斗的情况，在法庭上屡见不鲜。
　　在图二格局下，法官才能真正面对控辩双方，而不是仅直接面对被告人。这样有助于法官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和职业，发现自己不应是“第二公诉人”，而是公平的裁判者，只有认真聆听双方意见，才有可能做出公平判决。
　　第二，突出控辩双方平等地位。当控辩双方并排坐在一起，共同面对法官时，控辩双方才能意识到双方是平等的，不存在公诉方凌驾于律师之上，更不应出现公诉人在法庭上监督法官的奇怪现象，公诉人大声宣称自己“代表国家”的压倒性气势也将不复存在。控辩双方共同面对的是法官，双方从不同角度提出指控与辩护的对抗性意见，是法律赋予的职责，根本目的是帮助法官把好关，防止出现错案。
　　第三，从“公检法”的线性结构向“控辩审”三角形结构转变。现有刑事诉讼结构是公检法三机关相互配合的传送带式的线性结构。在这个传送带上，刑事诉讼往往成为一条加工“罪犯”的流水线，公安机关为龙头老大，在传送带的前端，将抓来的“罪犯”放在传送带上;检察机关位于传送带中间，将“罪犯”打包贴上标签后传给后面的法官;法官收到包装好的“罪犯”，打上“合格”烙印，他们共同的产品就“下线”了，加工完成的“罪犯”再被送往监狱。在这一流水线下，冤案频繁发生，根本原因是辩护方缺失，公检本质上是一家。因此，公检法三机关实际上只有控审两方，辩护人完全被排除在流水线体制之外。当“检法配合公安”的荒谬指令下达后，原本处于弱势的辩方完全缺位，龙头老大“控制”甚至“綁架”检察院和法院，办案过程缺少监督和对抗机制，这是冤案产生的根本原因。
　　现代意义的刑事诉讼，应是控辩双方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三角形结构，这才是最稳定的结构。变成图二的格局，控辩审的三角形结构更加直观，当检察官和律师在平等位置上入座时，他们立刻会意识到双方平等，各自职责是帮助法官公平处理案件;当法官步入法庭面对公诉人和辩护人时，意识到自己不偏不倚居中审判的天职，保持公正而不是偏向一方。
　　第四，被告去标签化，由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转变。法官不再直接面对被告人后，被告人认罪与不认罪的审判焦点开始被法律人之间的专业对话取代，依据证据和法律判断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成为法官真正关心的问题。法官需要听取的是专业级的对话，号衣、笼子、手铐脚镣等罪犯标签失去意义，有罪推定思想逐步向无罪推定转变。第五，弱化舆论对法官的冲击。旧格局下被告人后面是观众，一双双眼睛直视法官，象征着舆论对法官的冲击。面前没有屏障，这种庭审格局让法官心里没底。新格局让法官有了专业级别的对话、思索和考量，对案件的事实、证据和法律等审判要素有了深刻认识，法官知道应如何通过判决说理，引导社会树立基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