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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和美国都面临流动性过剩问题，但是中国的广义货币M₂总量已经占据全球第一位，超过美国，虽然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
近期，美国重新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加大货币发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泛滥，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在刚刚闭幕的G20首尔峰会上也受到争议和不少的批评。
从具体的数据看，美国的广义货币即M₂的总额大约是8.34万多亿美元，2010年11月份准备量化宽松增加6000亿美元约7.2%，总额不到9万亿美元。与美元发行增速的历史比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元的发行速度显著提高，同时美元刻意维持低利率水平，在美元依然是全球主导性的国际货币条件下，这种美元在美国国内的流动性过剩格局迅速传导到国际市场，因为根据大致的估算，总额不到9万亿美元的广义货币，在美国国内流通大致在4万亿美元之内，特别是考虑到套利交易和杠杆交易，新增部分的美元流向国际市场的影响是显著的。
从中国的情况看，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同样十分突出，中国广义货币在2010年前三季增加了19%，新增货币量实际还高于美国此次量化宽松所推出的6000亿美元（中国前三季度M₂增量换算为美元应为1.65万亿）。从存量看，中国2010年9月底M₂总量在69万亿人民币，折算为美元超过10万亿美元以上，且人民币目前不是国际货币，除了十分有限的海外流通量之外（在香港地区目前的流通量大约2000亿元人民币以内），绝大部分人民币在境内流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1978年中国的M₂还不到860亿元。从总量看，虽然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是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的第一位。因此，中国同样面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其中有部分是因为美元流动性带动的，但是也有中国经济内部不平衡的原因应当是主要的。
美国当前的流动性过剩是其应对危机所必然采取的对策之一，有利于美国向其他国家转移结构调整的压力，但是从总体上看，美元为了维持自身的国际主导性储备货币地位，在美元发行方面应当总体上会保持克制基调
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采取大量的货币发行对策，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条件下，就必然导致这种宽松的流动性向国际市场，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政策带来影响，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类似的挑战，如果对这种国际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不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就可能带来货币的大幅升值并冲击本国出口，如果进行对冲干预又可能导致本国的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问题。
在批评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时，也需要避免过于情绪化的争论。仅仅从美国的利益出发，美国当前的政策操作也可以理解。从全球经济看，美欧日G3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在未来3～5年仍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在此之前，一系列的支持性政策可能难以退出；金融体系仍脆弱，私人资产负债表仍有待修复，因此，通过私人消费实现可持续复苏的可能性不大，相反，为避免陷入“债务—通缩陷阱”，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其必然的选择之一；美国等国家的财政状况预计在未来两年还可能继续恶化，而且缓慢复苏的经济条件也制约了财政修复的空间，预计通过财政刺激实现增长的边际效果将不断减弱。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名义利率已在接近于0，实际利率为负的条件下，传统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难以有效运转，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则不得不依赖其自身资产负债结构的改变（即通过购买公债来扩大其资产负债表）来影响金融市场预期，即实施所谓量化宽松政策。同样可以预期的是，如果这种过度投放的美元会导致全球对美元信心的丧失，实际上美国的损失更大，因此，在投放流动性方面，美国应当在美元发行方面总体上持较为克制的基调。
从美国角度看，在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仍在高位、产能缺口较大的情况下，实施量化宽松的非常规政策则基本上已经是美联储仅有的选择之一。从欧元区情况来看，美国重启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复杂性提高，而且欧元、美元等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水平也将扩大，这也将增加政策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条件下，预计欧元区退出策略的执行将被推处延。
中国应对当前的流动性过剩，应当将政策重点放在维持内部宏观经济平衡上，避免重大的宏观失衡并被国内外的过剩流动性放大
尽管中国与美国都面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但是两个国家的流动性过剩所形成的机理及其影响是有显著的差别的，两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经济周期的波动阶段也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中国应对当前的流动性过剩，应将重点放在维持内部经济平衡上。外部的流动性过剩当然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通过适当的资本管制和汇率操作等政策措施应当是可以应对的，但是如果不能维持内部的宏观经济平衡，就可能带来更大的冲击。
1．重点调整好投资结构
从发展的角度看，在我国当前高储蓄率、以及流动性充裕的条件下，未来对投资总量的增长可能还不得不采取比较容忍的态度。如果未来在危机冲击下，需要追求贸易平衡、扩大内需，则投资率可能会在历史的高点上进一步提高，外需降低了，储蓄就需要更多通过投资等吸收而不是外流。在当前的发展阶段，重点还是注重调节结构，在投资的总量上，关键还是投资与储蓄的平衡，只要储蓄处于高位，投资就必然有内在的要求要处于高位，但是在储蓄率高、流动性充裕的条件下，特别容易导致投资结构的恶化，因为资金的低廉价格会使得许多并不具备效益的企业获得资金的支持。
2．在流动性过剩环境下要更加关注经济过热的可能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流动性过剩，以及中国本身存在的流动性过剩，使得资金低廉，投资容易高增长。由于2010年中国经济已经强劲上升，2011年处于“十一五”与“十二五”的衔接期，再附加一个政治周期的叠加影响，那么，如果在现在地方政府GDP导向行为模式、财政支出模式难做明显调整的情况下，应当重点关注经济从偏快转向过热的可能性。
具体在货币工具的公开操作方面，央行票据发行规模的扩大与存款准备率的提高应当成为常态化的对冲外部流动性的工具。目前来看，中国的M₂构成中，银行信贷可以进行较为有效的总量与节奏指导，但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外汇占款的增加。
3．适度进行投机性资本流入的管制，鼓励对外投资并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随着美国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资金流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所难免，因此，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遏制热钱流入将成为必然趋势。作为一种对称性管制措施，中国或将在加强资本流入的同时，逐步放松对资本流出的监管，加大鼓励金融机构与居民对外投资，同时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4．重点在调整经济结构，引导充裕的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促进消费和服务业等的增长
随着市场化和制度改革的推进，目前一大部分尚未进入市场交易的产品和劳务将逐步变成可交易的商品，特别是与土地、劳动等资源相关的要素将日益加入市场化与商品化的领域，这意味着这部分潜在的商品需要被货币所吸收。这里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量增加可以与低通货膨胀率并存。历史上，特别是1978年到1992年间，由于市场化进程使可交易的商品大幅度增加，因此对货币的需要相应增加，在经历高增长的同时，并未看到显著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这就解释了所谓的“货币失踪”问题。
在全球经常账户再平衡的大框架下，中国出口的增速势必会经历一个适当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可贸易商品向非贸易商品的转化则成为另外一个重要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国内非可贸易商品将相应吸收越来越多的货币；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部分压力要通过要素价格的提高来实现，因此每一单位可贸易商品对货币的需求也会有所增加，而这也将反应在CPI上。因此，综合考察，未来中国通货膨胀的潜在水平本质上也与这样两个趋势紧密相关。
5．发展本土金融市场，利用充足的流动性促进本土金融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金融资产规模和种类的扩张也可以吸收部分货币增量
从货币构成来看，中国M₂的总量虽然已经十分庞大，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结构相比，中国M₃、M₄的总量依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金融市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机遇就是在货币供应量增速继续保持平稳增长速度的情况下，通过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产品的多样化，M₂的增长将被转换成M₃、M₄的增长，金融资产的转换过程会经历一个较快的过程。对比发达金融市场，未来债券资产、股票和股权、保险和养老基金等金融产品将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近期，美国重新启动量化宽松政策，加大货币发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泛滥，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在刚刚闭幕的G20首尔峰会上也受到争议和不少的批评。
从具体的数据看，美国的广义货币即M₂的总额大约是8.34万多亿美元，2010年11月份准备量化宽松增加6000亿美元约7.2%，总额不到9万亿美元。与美元发行增速的历史比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元的发行速度显著提高，同时美元刻意维持低利率水平，在美元依然是全球主导性的国际货币条件下，这种美元在美国国内的流动性过剩格局迅速传导到国际市场，因为根据大致的估算，总额不到9万亿美元的广义货币，在美国国内流通大致在4万亿美元之内，特别是考虑到套利交易和杠杆交易，新增部分的美元流向国际市场的影响是显著的。
从中国的情况看，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同样十分突出，中国广义货币在2010年前三季增加了19%，新增货币量实际还高于美国此次量化宽松所推出的6000亿美元（中国前三季度M₂增量换算为美元应为1.65万亿）。从存量看，中国2010年9月底M₂总量在69万亿人民币，折算为美元超过10万亿美元以上，且人民币目前不是国际货币，除了十分有限的海外流通量之外（在香港地区目前的流通量大约2000亿元人民币以内），绝大部分人民币在境内流通，与此形成对照的是，1978年中国的M₂还不到860亿元。从总量看，虽然中国的GDP总量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但是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的第一位。因此，中国同样面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其中有部分是因为美元流动性带动的，但是也有中国经济内部不平衡的原因应当是主要的。
美国当前的流动性过剩是其应对危机所必然采取的对策之一，有利于美国向其他国家转移结构调整的压力，但是从总体上看，美元为了维持自身的国际主导性储备货币地位，在美元发行方面应当总体上会保持克制基调
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时，采取大量的货币发行对策，在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条件下，就必然导致这种宽松的流动性向国际市场，并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宏观政策带来影响，当前不少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类似的挑战，如果对这种国际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不进行外汇市场干预，就可能带来货币的大幅升值并冲击本国出口，如果进行对冲干预又可能导致本国的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问题。
在批评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时，也需要避免过于情绪化的争论。仅仅从美国的利益出发，美国当前的政策操作也可以理解。从全球经济看，美欧日G3国家的经济增长水平在未来3～5年仍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在此之前，一系列的支持性政策可能难以退出；金融体系仍脆弱，私人资产负债表仍有待修复，因此，通过私人消费实现可持续复苏的可能性不大，相反，为避免陷入“债务—通缩陷阱”，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其必然的选择之一；美国等国家的财政状况预计在未来两年还可能继续恶化，而且缓慢复苏的经济条件也制约了财政修复的空间，预计通过财政刺激实现增长的边际效果将不断减弱。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名义利率已在接近于0，实际利率为负的条件下，传统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难以有效运转，因此，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则不得不依赖其自身资产负债结构的改变（即通过购买公债来扩大其资产负债表）来影响金融市场预期，即实施所谓量化宽松政策。同样可以预期的是，如果这种过度投放的美元会导致全球对美元信心的丧失，实际上美国的损失更大，因此，在投放流动性方面，美国应当在美元发行方面总体上持较为克制的基调。
从美国角度看，在经济复苏缓慢、失业率仍在高位、产能缺口较大的情况下，实施量化宽松的非常规政策则基本上已经是美联储仅有的选择之一。从欧元区情况来看，美国重启量化宽松政策之后，欧洲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复杂性提高，而且欧元、美元等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水平也将扩大，这也将增加政策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条件下，预计欧元区退出策略的执行将被推处延。
中国应对当前的流动性过剩，应当将政策重点放在维持内部宏观经济平衡上，避免重大的宏观失衡并被国内外的过剩流动性放大
尽管中国与美国都面临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但是两个国家的流动性过剩所形成的机理及其影响是有显著的差别的，两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经济周期的波动阶段也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中国应对当前的流动性过剩，应将重点放在维持内部经济平衡上。外部的流动性过剩当然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通过适当的资本管制和汇率操作等政策措施应当是可以应对的，但是如果不能维持内部的宏观经济平衡，就可能带来更大的冲击。
1．重点调整好投资结构
从发展的角度看，在我国当前高储蓄率、以及流动性充裕的条件下，未来对投资总量的增长可能还不得不采取比较容忍的态度。如果未来在危机冲击下，需要追求贸易平衡、扩大内需，则投资率可能会在历史的高点上进一步提高，外需降低了，储蓄就需要更多通过投资等吸收而不是外流。在当前的发展阶段，重点还是注重调节结构，在投资的总量上，关键还是投资与储蓄的平衡，只要储蓄处于高位，投资就必然有内在的要求要处于高位，但是在储蓄率高、流动性充裕的条件下，特别容易导致投资结构的恶化，因为资金的低廉价格会使得许多并不具备效益的企业获得资金的支持。
2．在流动性过剩环境下要更加关注经济过热的可能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流动性过剩，以及中国本身存在的流动性过剩，使得资金低廉，投资容易高增长。由于2010年中国经济已经强劲上升，2011年处于“十一五”与“十二五”的衔接期，再附加一个政治周期的叠加影响，那么，如果在现在地方政府GDP导向行为模式、财政支出模式难做明显调整的情况下，应当重点关注经济从偏快转向过热的可能性。
具体在货币工具的公开操作方面，央行票据发行规模的扩大与存款准备率的提高应当成为常态化的对冲外部流动性的工具。目前来看，中国的M₂构成中，银行信贷可以进行较为有效的总量与节奏指导，但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外汇占款的增加。
3．适度进行投机性资本流入的管制，鼓励对外投资并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随着美国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资金流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在所难免，因此，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遏制热钱流入将成为必然趋势。作为一种对称性管制措施，中国或将在加强资本流入的同时，逐步放松对资本流出的监管，加大鼓励金融机构与居民对外投资，同时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4．重点在调整经济结构，引导充裕的流动性进入实体经济，促进消费和服务业等的增长
随着市场化和制度改革的推进，目前一大部分尚未进入市场交易的产品和劳务将逐步变成可交易的商品，特别是与土地、劳动等资源相关的要素将日益加入市场化与商品化的领域，这意味着这部分潜在的商品需要被货币所吸收。这里的一个典型特点是，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供给量增加可以与低通货膨胀率并存。历史上，特别是1978年到1992年间，由于市场化进程使可交易的商品大幅度增加，因此对货币的需要相应增加，在经历高增长的同时，并未看到显著恶性通货膨胀的发生，这就解释了所谓的“货币失踪”问题。
在全球经常账户再平衡的大框架下，中国出口的增速势必会经历一个适当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可贸易商品向非贸易商品的转化则成为另外一个重要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国内非可贸易商品将相应吸收越来越多的货币；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部分压力要通过要素价格的提高来实现，因此每一单位可贸易商品对货币的需求也会有所增加，而这也将反应在CPI上。因此，综合考察，未来中国通货膨胀的潜在水平本质上也与这样两个趋势紧密相关。
5．发展本土金融市场，利用充足的流动性促进本土金融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金融资产规模和种类的扩张也可以吸收部分货币增量
从货币构成来看，中国M₂的总量虽然已经十分庞大，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结构相比，中国M₃、M₄的总量依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金融市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机遇就是在货币供应量增速继续保持平稳增长速度的情况下，通过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产品的多样化，M₂的增长将被转换成M₃、M₄的增长，金融资产的转换过程会经历一个较快的过程。对比发达金融市场，未来债券资产、股票和股权、保险和养老基金等金融产品将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