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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文化，或者称为学者文化，与风俗文化的关系，也就是雅文话与俗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人类学上有所谓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概念，罗伯特·雷德费尔德曾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使用过这一术语，他自己说，这两个传统还可以被称为“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民间文化和正统文化，通俗文化与学者文化，除此之外，还可以称之为‘科层文化’和‘世俗文化’”。（Robert Redfiel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Ⅲ: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radition,p.70,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6）余英时说：“不少人类学家与思想史家都认为后者（意识形态、下层文化、通俗思想）是从前者（学术传统、上层文化、高级思想）渗透下来的，因此后者往往表现为前者的庸俗化与歪曲……从传统中国的经验看，这个‘渗透’说尤其切合”。（《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想》，见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70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7、1992。）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葛兆光曾在《中国思想史》一书中提出疑问，并写道：“这一说法需要重新审视，应当追问的是，那些‘高级思想’、‘上层文化’或‘学术传统’是从何而来的，我总以为，学术传统、高级思想、上层文化等等精英与经典的文化，其背后有一个弥漫并笼罩一切的一般思想背景，其下端有一个依靠教育和熏染传续的经验系统和知识系统，这才是产生它们的基础，文化并不总是‘自上而下’地‘渗透’的。”他认为，一般知识和思想，是产生精英和经典的土壤。两者的关系是互相沟通与影响的。同样地，雅文化与俗文化的关系也是互动的，二者之间也是互相影响和沟通的。学术文化中的一些观点、想法是从风俗文化中提炼出来的，形成之后会反过来影响风俗文化。本文将采取葛兆光老师的观点简单地分析一下兵学与齐地风俗文化的关系。
在先秦兵学文化中，齐国兵学尤为显著，它不仅有孙武、孙膑等一大批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一大批的兵学著作，而且还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兵学理论系统。齐国兵学为何在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独占鳌头？这与当地的尚武之风和兵学传统是分不开的。
一、尚武之风与兵学的形成
东夷人是齐地的土著人，以尚武善战而闻名。姜太公封齐地因俗而治，东夷人的尚武之风得以延续和传承，并且成为齐国兵学文化之源。
尚武之风在东夷人中不足为奇，东夷族中涌现出许多骁勇善战的军事领袖，蚩尤和后羿为其显著性代表。这种风气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仍保留，成为齐国称霸一方的重要条件之一。
齐国君臣上下莫不尚武，齐桓公、管仲把“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作为国之栋梁之一，认为“武勇者长，此为天之道，天之情”；（《国语·齐语》、《管子·君臣下》）只有“巧伎勇力”，（《管子·制分》）方能“追亡逐遁若飘风，击刺若雷电”。（《管子·兵法》）齐庄公“陈武夫，尚勇力”。（《晏子春秋·外篇上·第十九》）由于齐国君臣上下都倚重尚武习俗，以致于“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管子·五辅》）“齐人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二》）出现了像公孙接、古冶子、田开疆这样的“以勇力搏虎闻”、“仗兵而却三军者再”的勇士，晏子因其无礼而欲杀之。景公担心“三子者，博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晏子设计杀之，这就是“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可见三勇士武技之高超。齐国重战尚武的习俗，使其军事实力不断得到加强，《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天下强国无过齐鲁……地广民众，兵强士勇。”齐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并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与齐国的尚武习俗是密分不可的。
兵学是建立在人们广泛的军事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是由感性经验认识上升到科学理性认识的产物。先秦齐国兵学诞生于渤海、黄海之滨，东夷故地，吸收和消化其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是很自然的。
姜太公封齐地因俗而治，将东夷人的尚武之风保留下来，加上其本人就是杰出的军事家。《六韬》一书具体是谁写的，至今还有争论，但是该书反映了太公的军事思想，并且为齐国兵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二、兵学与齐地风俗
关于齐国风俗，司马迁曾描述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班固也对齐国的民风尚俗有过记述和评论。他认为，齐国“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
齐国兵学是受东夷故地的尚武之风影响而逐渐产生并发展的，其产生后又对齐地的风俗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以《孙子兵法》为例，简单介绍一下兵学对齐地风俗的影响。
首先，尚武好勇。齐国兵学的产生是受东夷人的尚武之风的影响。当然，兵学产生后也会促进其尚武之风在民众间的广泛流传。
其次，足智多谋。流传《孙子兵法》的开篇《计篇》就指明其宗旨：“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就明确的告诫统治者，要慎重地对待战争，不能以自己的喜怒哀乐而盲目地发动战争。因而《火攻篇》说道：“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因为有战争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存亡”与“死生”这样的结果。齐人做事比较谨慎，而且理智，大多是受其军事思想的影响。
三、小结
总之，雅文化和俗文化二者的关系是互动的，不是单纯地雅文化向俗文化“渗透”，俗文化也会对雅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在先秦兵学文化中，齐国兵学尤为显著，它不仅有孙武、孙膑等一大批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一大批的兵学著作，而且还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兵学理论系统。齐国兵学为何在先秦时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独占鳌头？这与当地的尚武之风和兵学传统是分不开的。
一、尚武之风与兵学的形成
东夷人是齐地的土著人，以尚武善战而闻名。姜太公封齐地因俗而治，东夷人的尚武之风得以延续和传承，并且成为齐国兵学文化之源。
尚武之风在东夷人中不足为奇，东夷族中涌现出许多骁勇善战的军事领袖，蚩尤和后羿为其显著性代表。这种风气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仍保留，成为齐国称霸一方的重要条件之一。
齐国君臣上下莫不尚武，齐桓公、管仲把“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作为国之栋梁之一，认为“武勇者长，此为天之道，天之情”；（《国语·齐语》、《管子·君臣下》）只有“巧伎勇力”，（《管子·制分》）方能“追亡逐遁若飘风，击刺若雷电”。（《管子·兵法》）齐庄公“陈武夫，尚勇力”。（《晏子春秋·外篇上·第十九》）由于齐国君臣上下都倚重尚武习俗，以致于“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管子·五辅》）“齐人甚好毂击，相犯以为乐，禁之不止”，（《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二》）出现了像公孙接、古冶子、田开疆这样的“以勇力搏虎闻”、“仗兵而却三军者再”的勇士，晏子因其无礼而欲杀之。景公担心“三子者，博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晏子设计杀之，这就是“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可见三勇士武技之高超。齐国重战尚武的习俗，使其军事实力不断得到加强，《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天下强国无过齐鲁……地广民众，兵强士勇。”齐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并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战国七雄之一，与齐国的尚武习俗是密分不可的。
兵学是建立在人们广泛的军事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是由感性经验认识上升到科学理性认识的产物。先秦齐国兵学诞生于渤海、黄海之滨，东夷故地，吸收和消化其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是很自然的。
姜太公封齐地因俗而治，将东夷人的尚武之风保留下来，加上其本人就是杰出的军事家。《六韬》一书具体是谁写的，至今还有争论，但是该书反映了太公的军事思想，并且为齐国兵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二、兵学与齐地风俗
关于齐国风俗，司马迁曾描述说：“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班固也对齐国的民风尚俗有过记述和评论。他认为，齐国“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
齐国兵学是受东夷故地的尚武之风影响而逐渐产生并发展的，其产生后又对齐地的风俗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文以《孙子兵法》为例，简单介绍一下兵学对齐地风俗的影响。
首先，尚武好勇。齐国兵学的产生是受东夷人的尚武之风的影响。当然，兵学产生后也会促进其尚武之风在民众间的广泛流传。
其次，足智多谋。流传《孙子兵法》的开篇《计篇》就指明其宗旨：“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就明确的告诫统治者，要慎重地对待战争，不能以自己的喜怒哀乐而盲目地发动战争。因而《火攻篇》说道：“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因为有战争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存亡”与“死生”这样的结果。齐人做事比较谨慎，而且理智，大多是受其军事思想的影响。
三、小结
总之，雅文化和俗文化二者的关系是互动的，不是单纯地雅文化向俗文化“渗透”，俗文化也会对雅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