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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泥土里种植的庄稼,栅栏里围拢的家禽,以及刚从地窖里翻出来的红薯,它们从来无法获知自己的旅途。
山里的风其实也很难具体描述它们的孤独。快乐地吃喝这件事,反倒像山里生活的一种破绽,可以打发孤独和忧愁。泥土里生长万物,家禽们与泥土万物一起生长。它们熟悉泥土的气息,更深知泥土给予它们身体的养分。
坐长途汽车来到我这里的是三只母鸡。它们和母亲一样,都是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家乡,第一次来到深圳特区。在所有雄鸡为客里山的早晨合唱时,它们也许因为激动,只在鸡笼里和着母亲的节奏扑闪着翅膀。我想,它们肯定在头天晚上就听懂了母亲的话:明天带你们去深圳咯!
明天带你们去深圳咯!当这样的声响浸染了客里山的乡气,每一遍重复都会让它们喜出望外地探出头来。
作为客里山土生土长的家禽,它们是幸运的几个异数。而作为公鸡和母鸡的它们,这种区别是无法比拟的。公鸡在高昂的合唱里,总是面临着案板上镀银的刀。这些不产蛋的家鸡们,会在我们胃口大开的时候,不经意间成为“英雄”的楷模。在人们司空见惯的眼里,公鸡总是以不可一世的姿态自鸣其乐。它们立在那里,摆着阔气,有时揉了又揉自己的羽毛,拧动脖子,用精雕细刻的眼光拽拽地看着你。与公鸡相比,母鸡就乖巧温柔得多了。它们用自己无限的温柔把所有乡村的阔气藏于翅膀里,至少它们懂得了爱护自己的嗓子。
唯一从客里山走出来在深圳“移民”的鸡种,它们通过母亲的勇气和幸运,实现了自己的特区之旅。它们还没有准备好展开自己的翅膀,客里山就成为了另外一个异乡。
母亲从家里捉来的三只母鸡,我陆续宰杀了两只,剩下最后一只一直喂着。家里的鸡忒珍贵了,舍不得杀了吃,想多养些日子。养了几日,觉得麻烦,准备把这最后一只也宰杀吃掉算了。我的宰杀任务还没实施,这只鸡就好像有预感似的,在第二天早晨灵机一动,竟然在这个城市产下了它伟大的蛋。这个发现是令人兴奋的!
因为它的“受贿”,我暂缓了宰杀计划,把这只鸡又养了起来。
现在,每个早晨母鸡总是咯咯地夸大其词地歌唱。这种声音让我读到了它的骄傲,我知道,它又立功了。果然不出所料,我去看时,一个白里透着鲜洁的鸡蛋呈现在了我的眼前。这是真正的鸡蛋,我感到了一种温情的柔软和质感的力量。在这个城市,我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吃过一枚如此真实的鸡蛋。而呈现在鸡笼里的这一枚蛋,它是那么真实。“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这个无人喝彩的读书时代,我一直没有放弃读书,也因此写作了大量的作品,频频远播国内外。客里山的人们对于知识的尊敬是令人感动的。在这样一个拒绝抒情的时代,我的讲述保持了客里山的纯粹和优雅。我是从熟悉一枚鸡蛋开始熟悉客里山的,这种熟悉是久经考验的,是温暖的。在客里山,除了鸡在村里是有主的,鸡蛋就是每个人的想象力。沿着这种纵横驰骋的想象力,每个人可以相遇一种独特。这里包涵了对生命和生活的敬畏热爱!
我就是客里山孕育的一枚蛋,像我手心里捧着的这般:沉默而独立,圣洁的外壳里一定蕴藏着纵深的根。如同植物的呼吸,有着一种鲜为人知的秘密。如果让一个人再回到故乡,他的一生都回不到了从前。那么旅行,对于一枚蛋来说,是幸福的,对于我们呼出的气体,是忧伤的。在通往远方的路上,我们用挑剔的眼光来检验一枚鸡蛋的品质,那么由谁来检验我们的品质呢?
庆幸,在这样的早晨,我是这个城市唯一见证母鸡下蛋的人。只要下蛋,就会继续歌唱。这只母鸡是非常聪明的。
当理想和爱情成为一枚消遣的鸡蛋,真正的饥饿和孤独只需轻轻一碰,鸡蛋就会碎裂。那些金黄的流淌,顺着生活的壳,缓慢而迟疑。这城市的喧嚣和现实的诗意,生活因此而愈发孤独。
向温暖致敬!蛋让一只母鸡,把享受的自然之光推迟了。它成就了一种可能,也成就了我的健康和思想。
二
身体和声音都是艺术的。
身体展示的是形体的艺术,是一种视觉;声音展示的是心灵的艺术,是一种倾听。视觉和倾听都蕴藏了艺术的内容。
它們各自朝着自己的参照,保持了艺术的注释,保持了自己独立的表情。
身体就是肉身,是外在的一个整体,看得见摸得着,它是具体生动的,只需轻轻一碰,它就会产生敏锐的回应。声,是一种从身体上剥离开来的另一个整体,它是看不见的,无形的,需要心的感应。身体的聚焦在我们惯常的思维里喜欢以女性为主,女人的身体天生是属于美术的。它是上帝给予的艺术品,是可以用来欣赏品味的。喜欢一个女人,那是因为女人的身体里拥有生活丰富的内容,它具体到了一种生活的艺术。
那么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更像一个男人。声色俱厉一般都与男人有关系。身与声,便可以是男人和女人。我允许他们在异性的对照里完成艺术的难度。
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哪种是高雅的,哪种是低俗的,在艺术表现的范围内没有标准的定论,取决于一个人认识事物的态度和看法。
也许在这样的冷天里,我的穿着太“性感”了。在经过上合站时,那些外露的结实的肉,让陌生女人产生了兴趣。一个长得妩媚的女人,抽着香烟向我吹了一声口哨,低声洋气,却毫无表情。我朝她看了一眼,她顺势把眼神重重地抛来,很温柔的那种。女人在喷出的烟雾里对我打出招呼:“靓仔,要不要跟我去玩呀?”女人涂了很浓的口红,她像这唇上的红立在我的眼前,鲜艳夺目。
女人的笑浮现了出来,她有着非常突出的胸脯。她站在那儿,她怎么也想不到她遇到的是一位穷书生,是守身如玉的那种没出息的男人。我真想笑出声来,但我还是很冷静地扫了她一眼。直到她的那一句话,不轻不重地砸过来,我才醒悟到她原来是一个用身体收买男人的女人。我想起了一家报纸的著名娱乐编辑说过的话:“她们也是在打工,只是她们与我们打工的方式不同而已,她们是在用身体打工。”我想起了田野上的公牛,是如何挣脱农民手里的犁耙和鞭子,朝着一头母牛一路狂奔,池塘边水草上刚刚落下的一只蜻蜓,还来不及蜻蜓点水,就被惊吓着飞了起来。 这些女人有着漂亮的面孔和姣好的身材,如果素面朝天,在芸芸众生里你可能分辨不出来她就是干这一行的,算不准她一滴动情的眼泪就能与你身边的哪位本分的男人私定终身了。她们用自己的身体在冒险一种生活的质量,你能说她没有给予生活的诗意吗?她们站在那儿,像错过花期的花儿,但是她们对于诗意的探索让自己的生活产生了怀疑。她们一生都保持了这种怀疑。
在上川路市场旁边,有一个大约五十来岁的男子在独自拉着二胡,蕴含忧伤的音符遍及他身边一排的人。二胡拉得非常动听,把我给吸引住了,我停下了脚步。我沉醉于他拉出来的音符,说不上他拉的是什么曲子,但我被这声音给镇住了。这个有故事的男人,二胡读懂了他的故事。他面前放着一个长长的小木盒,是用来装钱的,很浅,能看清楚那些一元的两元的五角的纸币和硬币。小木盒的前面还放了一个小木字板,上面写着:江湖卖艺,供儿上学。字是繁体字,写得潇洒飘逸,有一种苍劲。我这才开始注意到这个男人的脸,长着特别杂乱的胡子,精神清爽,有一种艺术的味道。
他来自另外一个空间的森林,他和他的二胡隔开了我与他的森林,但又让我贴近了他的森林。生活在他的故事里被二胡唤醒,不慌不忙,清澈悠然。我沿着这莫名的森林走着,不知道自己又属于生活的哪一片森林。三三两两,远远近近,叽叽喳喳,指指点点,围观的人散了又聚,聚了又散。他们或她们也在打量着这如倾如诉的森林。
他有时候也把眼睛闭上,只任他的音乐在倾诉着一个男人内在的忧伤。我想起了天下的父亲,作为一个男人的重量。这是一幅让人温暖的作品。
三
他挂了电话,我就想到了这句话:其实你可以下车了。也想把这句话送给他。他刚才上车时是两个人,过了关,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另一个人,是他的朋友,很显然,他把朋友遗落在了关口。
我们乘坐的车开出了很远,他在电话里跟另一个人埋怨刚才的朋友,同他结伴的朋友仍然站在原处,只剩下了孤独的影子。日光下并无新事,它用滚烫的夸张抒发了生活的差距。
我们常常埋怨生活的无情,人的无情。埋怨朋友真诚的缺失,埋怨信任的缺失。得出的结论是:这个时代没有朋友,朋友都是靠不住的。
这看似郑重的结论,却并不意味深长。使之心乱的是自己本身,得从自己身上去寻找问题。我坚信,你对感情和生活的态度,将决定了你会有什么样的朋友。
醒来后,刷了牙洗了脸,没来得及吃早餐,我就匆匆出了门,坐中巴去深圳大学。深圳大学在市区,要过一道关卡,那就是深圳二线关。关内的人出关不需要证,但关外的人去市里就得有边境通行证。如果没有,就要出示身份证,从大厅验证通行处入关。
到了南头关,没有通行证的全部下车,从大厅验证通行处入关。主要是检验身份证的真实性。这一道程序倒不是很麻烦,麻烦的是还要再找回原来的车,还要为自己占据一个舒适的座位。
好不容易过了关,在关内各个站台费了一番工夫才找到了自己原來的车。我一上车还没站稳车就开出站台了。这时我看到车上一位壮实的小伙子很着急地对司机喊道:“等一下,还有一个人没上车呢!”司机说他是定了时间的,不能等太久。车子缓慢行驶了几十秒钟后,还是在那个小伙子的喊叫声里加速了。小伙子只好坐回了自己的位置。看样子,他是一位与修理水电有关的打工兄弟。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按了一串数字,电话通了:“是厂长吗?我是小徐,刚才过关我们没有边境通行证,要下车验证身份证才能入关。现在还没有看到刘慢过关来,我已经先上车了,车子又不能等他,已经开走了。你等下通知他,叫他到南山医院来,我在医院门口等他。我没有他的手机号码。”
小徐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们都没有对方的手机号码,刘慢去哪里找你?那么多的车去南山医院,你为何要先上车走了呢?从南头关到南山医院就两块钱,为何要急着先赶车?他是你的同事,是你的合作伙伴,是你的朋友,为何不等等两个人一块儿走呢?
其实你可以下车了。当时我是多么想对他说这句话。试想一想,如果是你,你和他大清早兴致勃勃地结伴而行,而他在一个快要到达终点的地方时把你抛下,你的心里会作何感想呢?
多站在别人的一端,你才会重新发现对自己的感觉就是对朋友的感觉。对别人如同对待自己,你会拥有真正的朋友。
朋友是生活里的一面镜子。
责任编辑/谢昕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