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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傍晚,复旦校园里总有两位老人相互搀扶,缓缓走过。6月24日, 87岁的谷超豪先行一步,留下夫人胡和生与遥远太空里一颗名叫“谷超豪”的行星。
绅士、朴实是谷超豪给复旦师生留下的最深印象。干净的西装,洁白的领口,冬天围上条红围巾,与人们主观印象中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的数学家迥然有别。
一个书房两张写字台,丈夫的书桌朝阳,妻子的书桌面墙。书房里堆放各种文件、会议通知、报纸以及书籍。“谷老先生的家就是一个图书馆。”他的学生刘宪高教授对谷宅的第一印象便是如此。
谷超豪不爱运动、不爱旅游、不爱其他的消遣,除了每天晚上与夫人散步,就是与数学在一起。“我每天早上7点起床,生活很规律,除了数学研究就是数学研究,没什么了。”
上世纪20年代,谷超豪降生于温州高盈里。故宅至今保留明清风貌,在这里谷超豪与其老师苏步青一同成为当地的骄傲。
谷幼年由婶母抚养,5岁入私塾,两年后进入温州瓯江小学。谷超豪性格沉静,在课堂上才思维活跃。早在小学三年级便掌握了分数与循环小数的互化,并开始知道数学上有无限的概念。
上世纪40年代,21岁的谷超豪与数学大师苏步青在浙江大学相遇。一天,谷超豪接到通知,苏步青接管台湾大学任务完成,回杭州给学生演讲。“我为能够见到苏先生感到很兴奋……但总觉得有些不够味,因为他没有讲数学。”
1947年下半年,谷超豪进入四年级,和同学张鸣镛被获准参加几何和分析两个方面的“数学研究”。谷超豪印象中这“史无前例”。这种例外是由苏步青和陈建功共同商定的。
45岁的苏步青时任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谷超豪成为他的助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苏步青调到复旦大学,谷超豪跟随他到复旦任教。后半生,他都与复旦相依相伴。
在苏步青门下,谷超豪不仅精研了数学,也邂逅了爱情。5年后他与师妹胡和生结缘,成为此后的院士伉俪。谷曾称两人竞争很“激烈”,“我一定要做好研究,夫人才能更‘重视’我。”
这对夫妇将日常生活做成一道减法题。结婚时,谷超豪就对胡和生说,“我们不要在家务上花费太多时间。”住着12平米的简陋屋子,夫妇俩却请了一个钟点工。这位钟点工在谷家一做就是45年,两家保持了常相来往的朋友关系。
“谷老先生很听胡先生的话,”刘宪高回忆,“在家里,胡先生说什么,谷老先生就听什么。”
1957年,谷超豪赴苏联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进修。两年后,获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
谷超豪自述,1960到1965年是他“学术的丰收季”。紧随而至的“文革”将这位数学家打发到农村爬屋顶、捅下水道、扫厕所……科研工作被迫停止了。
70年代开始谷超豪和杨振宁一起做规范场研究问题,取得丰富成果。不久,国际权威杂志《Physical Report》请谷写文章,并用中文做摘要,这让他兴奋,“在此之前国际杂志还从来没有用中文做摘要的。”
工作取得进展时,中国科技大学邀请他任校长,“我很犹豫,担心工作和研究难以协调,不过苏步青先生和杨振宁都支持我去,我也就去了。”做校长后,他发现情况复杂,“当时政治紧张,保持学校稳定非常重要,我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稳定学校科教上,这产生了一个问题:要不要继续搞数学研究了?”
2009年8月,像科幻小说的剧情一样,编号为171448的小行星被命名为“谷超豪星”。 随后一年,谷超豪获得2009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谷超豪从不信奉所谓“严师出高徒”。“不严格,一点也不严格。”刘宪高回忆。谷超豪从不苛责学生,不让学生下不了台。
他保持着规律的作息,也不赞成学生秉烛夜读。“不要钻牛角尖!想不出来先放一边,晚上不要熬夜,该睡就睡。”
年迈的谷超豪听闻学术乱象,曾公开表示:“有些教授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学生称呼导师为‘老板’,这样很不好。”
“你可以去看看他发表的文章,基本上是他自己的研究才署上他的名字,很少和学生一起发表论文。” 中科院院士洪家兴的论文,从题目的确定和着手做都是老师谷超豪一手指导,“但他从来不在论文上署名。”
学术圈不像当年那么纯粹,谷超豪心里是有数的。但他很少对同僚和同行发表抨击,只在酒后微醺时轻轻地说:“做数学做得好不好,自己说没用。”
苏步青跟谷超豪开了句玩笑:“我的学生超过我了。但谷超豪只有一点没有超过老师,就是没有培养出像谷超豪似的学生来。”随着大师的陨落,数学研究的一个时代宣告结束。
绅士、朴实是谷超豪给复旦师生留下的最深印象。干净的西装,洁白的领口,冬天围上条红围巾,与人们主观印象中蓬头垢面、不修边幅的数学家迥然有别。
一个书房两张写字台,丈夫的书桌朝阳,妻子的书桌面墙。书房里堆放各种文件、会议通知、报纸以及书籍。“谷老先生的家就是一个图书馆。”他的学生刘宪高教授对谷宅的第一印象便是如此。
谷超豪不爱运动、不爱旅游、不爱其他的消遣,除了每天晚上与夫人散步,就是与数学在一起。“我每天早上7点起床,生活很规律,除了数学研究就是数学研究,没什么了。”
上世纪20年代,谷超豪降生于温州高盈里。故宅至今保留明清风貌,在这里谷超豪与其老师苏步青一同成为当地的骄傲。
谷幼年由婶母抚养,5岁入私塾,两年后进入温州瓯江小学。谷超豪性格沉静,在课堂上才思维活跃。早在小学三年级便掌握了分数与循环小数的互化,并开始知道数学上有无限的概念。
上世纪40年代,21岁的谷超豪与数学大师苏步青在浙江大学相遇。一天,谷超豪接到通知,苏步青接管台湾大学任务完成,回杭州给学生演讲。“我为能够见到苏先生感到很兴奋……但总觉得有些不够味,因为他没有讲数学。”
1947年下半年,谷超豪进入四年级,和同学张鸣镛被获准参加几何和分析两个方面的“数学研究”。谷超豪印象中这“史无前例”。这种例外是由苏步青和陈建功共同商定的。
45岁的苏步青时任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谷超豪成为他的助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苏步青调到复旦大学,谷超豪跟随他到复旦任教。后半生,他都与复旦相依相伴。
在苏步青门下,谷超豪不仅精研了数学,也邂逅了爱情。5年后他与师妹胡和生结缘,成为此后的院士伉俪。谷曾称两人竞争很“激烈”,“我一定要做好研究,夫人才能更‘重视’我。”
这对夫妇将日常生活做成一道减法题。结婚时,谷超豪就对胡和生说,“我们不要在家务上花费太多时间。”住着12平米的简陋屋子,夫妇俩却请了一个钟点工。这位钟点工在谷家一做就是45年,两家保持了常相来往的朋友关系。
“谷老先生很听胡先生的话,”刘宪高回忆,“在家里,胡先生说什么,谷老先生就听什么。”
1957年,谷超豪赴苏联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进修。两年后,获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
谷超豪自述,1960到1965年是他“学术的丰收季”。紧随而至的“文革”将这位数学家打发到农村爬屋顶、捅下水道、扫厕所……科研工作被迫停止了。
70年代开始谷超豪和杨振宁一起做规范场研究问题,取得丰富成果。不久,国际权威杂志《Physical Report》请谷写文章,并用中文做摘要,这让他兴奋,“在此之前国际杂志还从来没有用中文做摘要的。”
工作取得进展时,中国科技大学邀请他任校长,“我很犹豫,担心工作和研究难以协调,不过苏步青先生和杨振宁都支持我去,我也就去了。”做校长后,他发现情况复杂,“当时政治紧张,保持学校稳定非常重要,我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花在稳定学校科教上,这产生了一个问题:要不要继续搞数学研究了?”
2009年8月,像科幻小说的剧情一样,编号为171448的小行星被命名为“谷超豪星”。 随后一年,谷超豪获得2009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谷超豪从不信奉所谓“严师出高徒”。“不严格,一点也不严格。”刘宪高回忆。谷超豪从不苛责学生,不让学生下不了台。
他保持着规律的作息,也不赞成学生秉烛夜读。“不要钻牛角尖!想不出来先放一边,晚上不要熬夜,该睡就睡。”
年迈的谷超豪听闻学术乱象,曾公开表示:“有些教授把学生当廉价劳动力,学生称呼导师为‘老板’,这样很不好。”
“你可以去看看他发表的文章,基本上是他自己的研究才署上他的名字,很少和学生一起发表论文。” 中科院院士洪家兴的论文,从题目的确定和着手做都是老师谷超豪一手指导,“但他从来不在论文上署名。”
学术圈不像当年那么纯粹,谷超豪心里是有数的。但他很少对同僚和同行发表抨击,只在酒后微醺时轻轻地说:“做数学做得好不好,自己说没用。”
苏步青跟谷超豪开了句玩笑:“我的学生超过我了。但谷超豪只有一点没有超过老师,就是没有培养出像谷超豪似的学生来。”随着大师的陨落,数学研究的一个时代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