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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长春，河南南阳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青年作家》等。
一
“南都信佳丽，武阙横西关;白水真人居，万商罗鄽闤;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与五羖，名播天壤间;丽华秀玉色，汉女娇朱颜;清歌遏流云，艳舞有馀闲;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在李白留下的千余篇诗作中，我比较欣赏这首《南都行》。
这首诗写出了东汉陪都南阳之美，更写出了南阳人的豪迈情怀。
作为一个南阳人，没有理由漠视这种诗心的召唤。
汉光武帝刘秀起兵于此，并娶了南阳有名的美女阴丽华为皇后，云台二十八将故乡大都在南阳，是仅次于东汉首都洛阳的第二大城市。更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诸葛孔明、东汉科学家张衡、医圣张仲景、商圣范蠡、谋圣姜子牙等，因此李白过南阳时题诗《南都行》，心情该是多么兴奋和自豪啊！
他写南阳的青山白水、人杰地灵，实为借卧龙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以怀古之幽情，发黑夜之火光。追思先贤，联想身世家国，内心愤愤不平;针砭时弊，寄托志向抱负，哀叹怀才不遇。诗人情怀之深沉，眼光之独特，行文之酣畅，全在这朗朗百字的滴滴心血里。
当一首诗容纳了作者独立的思想感情，它便不再是单纯的分行文字了。它将诗人的命运及诗的“弦外之音”紧紧交融一起，诗情便确立于自由意识之上。
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光芒，就在于人格的独立。一首重塑诗人自由智慧和独立个性的诗歌，无疑是一座闪烁着人性灵光的精神高峰。不忘使命，勇于担当。这座高峰，以清新的气息，清扫着腐朽的封建糟粕之气。
怀着这样的一颗心，去品味李白的伤愁，去回望那个特殊的时代，将有助于我们读懂一个伟大诗人踽踽远行的背影。
说句心里话，当我每次读到全诗的最后一句时，声音是低沉的，酸酸的，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大唐诗仙啊，如此才华横溢、踌躇满志，平生以“卧龙客”自喻，尚且哀叹自己怀才不遇而愁鬓斑，何况我辈乎？！
一口气读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知是为诗意的南阳，还是失意的李白，抑或失忆的自己。
二
李白与南阳渊源颇深，今人收集李白在南阳留诗共十三首。其中，《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收入李白在南阳留诗三首。
不幸的是，安史之乱，李白避难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传之《李太白全集》，真乃“泰山一毫芒”（韩愈语）也。就李白的性格和他的睿智，李白在南阳的华章诗篇远远超过今人所能见到的篇章。
据考证，李白入翰林前，曾五次光临南阳。一为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入长安，取道南阳，时为初夏;二为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南返安陆，途经南阳，时在秋;三为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由安陆来，时在春，现存李白在南阳所存诗篇中《南阳送客》《送友人》《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三篇都是抒发与崔宗之的情感之作。崔宗之是杜甫所作的《饮八仙歌》中的“八仙”之一，是李白的铁杆朋友，乃宰相日用之子，袭封齐国公，好学，与李白以文相知;四为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李白由安陆移家东鲁，路过南阳;李白第五次访问南阳是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秋，应方城县仙翁观道士元丹丘邀请到方城寺，期间留下《南都行》《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送友人》和《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等诗篇。
公元730年，三十岁的李白，赴长安谋求出路，以期实现其政治理想。在《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中说：“游子东南来，自宛适京国。”说明李白入长安取道南阳。
在《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中说：“忆昨去家此为客，荷花初红柳条碧。”指其初夏时节登途。初识南阳，诗人被南阳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景物和人文景观所感动，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写下《南都行》《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和《游南阳清泠泉》三篇华章。
在《南都行》中，诗人颂扬了南阳“舟车秦楚，襟带南国”的重要地理位置，高楼、紫陌、甲第、青山的富庶繁华的都市风貌。
诗中李白还以诸葛亮自喻，感慨自己怀才不遇：“誰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我推测，当时雄心壮志的李白，一定认为自己也具有诸葛亮那样安邦济世的管、乐之才，也能写出“临表涕零”的华章，但没有人像刘备那样“三顾茅庐”不辞劳苦真心实意去造访，更没有得到“受先帝托孤之重”般的厚望，于是感叹世风日下、不为人识，想到功业未立，瞻念渺茫前途，内心当然不是滋味，遂有“愁鬓斑”之怨，也是人之常情了。
南阳著名的风景区清泠泉，位于蒲山东边的丰山。李白在《游南阳清泠泉》的五言诗中吟道：“惜彼落日暮，爱此寒泉清。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空歌望云月，曲尽长松声。”诗中显示，置身如此绝妙的胜景，诗人从早到晚恋恋不舍，面对山上潺潺的西辉流水，感慨无限的游子之情，直至空歌望月，才踏着日暮和阵阵的松涛之声而去。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三十二岁的李白，第一次入长安漫游两年之后，满怀愁绪地返回安陆，途中第二次独来南阳。在一个秋高气爽、月圆风清之夜，李白一人在南阳东门外河堤上独自沉吟赏月时，邂逅了年轻的齐国公左司郎中崔宗之。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第二天崔宗之便邀请太白赴菊潭宴饮，宗之赋诗寄怀，并赠送一张极为珍贵的孔子琴作见面礼。崔宗之的诗中写道：“是时霜飙寒，逸兴临华池。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此诗中之“华池”即上诗中之“菊潭”。
在南阳结识这位潇洒美少年崔宗之，是李白毕生难忘的一页。崔宗之不仅同李白在南阳游览纵酒放歌，还陪同回归安陆的李白在襄阳探望孟浩然，拜谒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韩朝宗，意在托韩荆州推荐李白出仕。这次活动虽没有成功，但李白对崔宗之却充满感激之情。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李白陪同崔宗之返回洛阳，途经南阳，与宗之话别。《南阳送客》、《送友人》当是这次话别之作。 《送友人》是李白在南阳最得意、也是最为刻骨铭心的一首五律：“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从该诗的行文初衷、表达方式和思想意境看，应属李白创作于南阳白水之滨的五言名篇。这个观点，已是诗坛不争的事实，历来为评论家所称道：“太白五律之結构，当推此诗第一。”
三
那么，当时的南阳与京都长安都处于怎样的情形呢？
《南都行》中如此形容：“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
喜读唐诗的人都知道，李白生活的时代是大唐最为兴盛的时期。他到南阳当然不只是为了旅游，恐怕更多的是希望结交一些朋友，为前程做一些铺垫。而作为帝乡汉都的南阳，有着一脉相传的贵族圈子，恐怕也是李白不敢轻视的主要原因。或许，那时的驴友李白并没有想那么多，但在其他记载中却透露出这样的信息。
李白到南阳后，大概并没有马上要休息的意思，而是首先拿出了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应该是描画在绢纸上的，图画简单，粗略描述了南阳的地理位置。详细查阅南阳地图的驴友李白，对南阳的地理位置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三面环山，一水（汉水）贯境的南阳盆地景况，让他不由自主的想起了老家——四川盆地富饶的成都和梦中的蜀山。这也让驴友李白，对南阳平添了几份好感。
在南阳停留的间隙，李白这样的大唐第一愤青，大唐第一才子，大唐第一驴友，走过千山万水见多识广，也不得不承认：南阳人才辈出，不能小瞧轻视！
在这里，作为很想从政并试图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的李白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帮助勾践复国成功，携美隐退的陶朱公范蠡;一个是被秦献公以五张羊皮买下，后为秦国称霸西戎奠定基础的70多岁的老奴隶百里奚。
这两个人都是李白的榜样和楷模，缅怀偶像也是驴友李白行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杰出驴友的代表，李白看到街上行走的南阳美女，发挥了丰富的想象，以伟大驴友的寻色找美特质，想到了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老婆阴丽华。这个有着玉一般肤色的美女，曾经让未来的皇帝刘秀大发感慨：为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哪个文人骚客不风流，更何况大唐第一驴友李白！
可能是因为南阳美女众多吧，驴友李白在南阳呆了好多天，最后总结出来南阳美女的一些特征：皮肤细腻温润如玉，面庞娇艳红润，唱歌声音清冽动人，跳舞艳丽却自有质朴特色。虽然李白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总结，给予后人的启示，但是南阳美女色艺貌品俱佳的特征却随着文字流传了下来。
旅游不仅仅是走走看看，更是一种良好的交际方式。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一千多年前，聪明的李白应该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实际上，他不仅明白“读书行路”的道理，而更重要的是，他还在身体力行倡导和践行“书旅路线”，一路看世态炎凉，品人间冷暖，很有点“侠客行”的味道。
我们可以想见，当李白回首南阳，感受到不枉此行，在南阳有许多“诗外”收获的时候，一定会小小地激动一下。
后来，他从南阳到了洛阳，而且结交了很多朋友，提高了知名度，获得了愉快的心情。“只应守寂寞，知音世所稀”，这是李白在洛阳见到杜甫后，写出的刻骨铭心的诗句。所以我推断，李白这个时期的惆怅，很大程度上可能属于“曲高和寡”。就像有人所说，优秀的人物总是孤独的。
李白因为仙风道骨而孤独，诸葛亮何尝不是？要不，他哪儿来的“临表涕零”！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一大批愁肠百结的文人志士。忧愁本是一种情绪，但在文人志士的笔下，却赋予了忧愁更鲜活的意味。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李白抽象的愁绪与南唐后主李煜笔下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对比，就能明显感觉到豪迈与婉约的不同情调，这与李清照笔下的“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以及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所表现的受压抑、遭排挤、报国无路的痛苦，对南宋朝廷的讽刺与不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李白在南阳的这些日子，并没有闲着。实际上，他每天的“活动安排”应该比他诗中描述的都忙。
不但骑马到红阳城（笔者推测，当时的“红阳城”可能是现在南阳的红泥湾或者镇平）走了一遭，而且在白河边还进行了狩猎活动。按照这样的描述，李白估计也参加了烧烤，并喝了不少酒，抒发了自己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郁闷心情。
从一些诗文描述推断，李白喝酒的地方应该在卧龙岗附近，在这里他参观了诸葛武侯祠和简陋的草庐，吟唱了当时文人中比较流行的诸葛亮经常唱的歌曲——《梁父吟》，哀叹自己年华逝去而功名尚无进展的不得志心情。
所以，我们说李白这趟南阳之行，应该是一次收获颇大的文化苦旅。
透过一百个汉字，在韵律有致的时光中记载下了一个城市的绝世风华。这也让李白，在众多大唐驴友的天空中闪烁着别样的风采。
历史上的汉唐，是代表中国几千年民族兴盛的两个高峰。从古到今，世界上很少有人批判汉唐时期的中国，中国的史书典籍中也无相关记载。唐诗精神的豪迈、浪漫与庄重，与汉赋的大气、厚重与高雅，在精神传承和文化意义上，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非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和朝代所能比。
因此，只要谈到“汉唐雄风”，人们就能出口成章，立马说出几个熟悉的人物名字来，“西汉文章两司马，南阳经济一卧龙”，就是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名鼎鼎、满腹经纶的文人志士，无不对国运民生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理论上，与我们今天常常提到的“居安思危”同出一辙。
史学家钱穆说过，国家本为精神的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受迷茫与惶恐的时候，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都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 这么说，我们就不难理解李白写作《南都行》的初衷了。
现在，我们就认真地看看李白笔下那个令人“愁鬓斑”的卧龙先生诸葛亮吧。
三顾茅庐的故事早已经被大家所熟知。实际上，诸葛亮的伟大，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神，更重要的他是千百年来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人格神。在中国历史上，德才兼备的人不少，但像他这样集智慧神与人格神于一身，可谓绝无仅有。他所张扬、实践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忘我精神，为历代所推崇备致。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这是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肺腑之言。
说句心里话，每当我读起这样的文字，心底就会发出由衷的感动，不仅仅感动卧龙先生的那一份忠诚，而是感动于那烫热的真实情怀。《出师表》不长，这是诸葛亮北伐前，写给后主刘禅的，也是他临行前的一个交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绝对是一篇导源于生命的文字。
所以，我们说《出师表》是生命的文字，是记忆的符号，它在危难之秋完成了涅槃，长出了风骨，于是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愈磨愈亮！
四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诗圣杜甫在《蜀相》一诗中的千古绝唱，也是为诸葛亮发出的哀歌，与诗仙李白的“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有异曲同工之妙。
妙就妙在，区区十余字道出了中华民族多少英雄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据说，宋朝抗金名将宗泽死前曾吟杜甫此两句诗。
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想，不仅仅是诗人的文笔好，主要还是卧龙先生的高风亮节起了“文心雕龙”的作用。
我们纵观诸葛亮光明磊落、鞠躬尽瘁的一生，会惊讶地发现，老先生是新秩序（蜀国）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东汉）的改革者，既有理想又有蓝图，为蜀国发展、光复汉室指明了路线和方向，尤其是在治理蜀国方面，是那样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可见心中有数。在当时风起云涌、群雄逐鹿的社会背景下，他在总结两汉政治得失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做出清醒的判断和明确的选择，为社会时局、建国方略和执政理念进行新的探索和规划，为奠定三国鼎立局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正是诸葛亮务实精神的体现，堪称“千古楷模”。
诸葛亮之所以后来走上“神坛”，其原因是社会需要典型：统治阶层需要一位忠臣，普通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学士需要一位代言人。这种尊享，与“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也许，有人会为他“打抱不平”，认为李白所处的时代太不公，还不如诸葛亮所处的“乱世三国”，要不为何会没人赏识，使其“长吟愁鬓斑”呢？竟然使一个才高八斗的“诗仙”无用武之地，最后忧郁而死！
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倒是认为，李白没从仕还算他的幸运，凭他的性格，就算真的当了官员，估计下场跟那个才情横溢的南唐李后主和宋徽宗差不多。
为什么说他是不幸中的“万幸”呢？
正是因为他那不畏权贵、不怕艰险的草根精神，才在一个险象迭生的困境中以诗歌做武器，拿义气赌人生，从而使那些带着虚假面具苟且偷生的权贵们逊色。历史上的皇帝王侯成群结队，可是，有几个能像李白那样死后让人记住名字的？
他骨子里羡慕诸葛亮的才能也好，希望得到明主赏识也罢，这都是一个人的美好的愿望，可以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都有报效国家的远大理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李白不明白，人生价值和理想抱负是两码事。
人各有志，而且各有长短。尽管当初二人都“位卑未敢忘忧国”，但李白跟卧龙先生的人生规划、思想观点和处世方式还是有明显区别的，甚至在某些方面不可“同日而语”。我们通过《出师表》看到，其实诸葛亮的文笔很好，但他骨子里毕竟是个政治家，政治家最擅长的是什么？谋略和权术，而不是满腹诗书和愤世嫉俗。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政治的高明性，所以在“治国安邦”方面，可以肯定地说，李白是不及诸葛亮的。
而且，我还想说的是，诸葛亮身上所发生的许多传奇，也不是天下每个读书人都能遇到的。但你让诸葛亮写诗，他肯定不如李白。同样，若李白生在三国时期，说不定早被哪个混蛋的诸侯给砍头了。
大唐毕竟是大唐，煌煌二百八十九年，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朝代。虽因“安史之乱”而步入破败，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世界一流”的民族魂魄，却没有因为一个政权的移动而轟然倒塌。因此，它再多灾多难，社会对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还是客气的，如果不客气，李白那么多的“不当言论”也流传不到现在！
就他临死前“站错队”，参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这一个“把柄”，就足以叫他“吃不了兜着走”。但大唐官方并没这样做，而是以流放的方式让他“思想反省”继续活着，直到遇赦。可惜的是，一代才子获得新生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的夙愿从此随风而逝，这真是一个悲哀。
一
“南都信佳丽，武阙横西关;白水真人居，万商罗鄽闤;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此地多英豪，邈然不可攀;陶朱与五羖，名播天壤间;丽华秀玉色，汉女娇朱颜;清歌遏流云，艳舞有馀闲;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在李白留下的千余篇诗作中，我比较欣赏这首《南都行》。
这首诗写出了东汉陪都南阳之美，更写出了南阳人的豪迈情怀。
作为一个南阳人，没有理由漠视这种诗心的召唤。
汉光武帝刘秀起兵于此，并娶了南阳有名的美女阴丽华为皇后，云台二十八将故乡大都在南阳，是仅次于东汉首都洛阳的第二大城市。更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诸葛孔明、东汉科学家张衡、医圣张仲景、商圣范蠡、谋圣姜子牙等，因此李白过南阳时题诗《南都行》，心情该是多么兴奋和自豪啊！
他写南阳的青山白水、人杰地灵，实为借卧龙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以怀古之幽情，发黑夜之火光。追思先贤，联想身世家国，内心愤愤不平;针砭时弊，寄托志向抱负，哀叹怀才不遇。诗人情怀之深沉，眼光之独特，行文之酣畅，全在这朗朗百字的滴滴心血里。
当一首诗容纳了作者独立的思想感情，它便不再是单纯的分行文字了。它将诗人的命运及诗的“弦外之音”紧紧交融一起，诗情便确立于自由意识之上。
人类文明最伟大的光芒，就在于人格的独立。一首重塑诗人自由智慧和独立个性的诗歌，无疑是一座闪烁着人性灵光的精神高峰。不忘使命，勇于担当。这座高峰，以清新的气息，清扫着腐朽的封建糟粕之气。
怀着这样的一颗心，去品味李白的伤愁，去回望那个特殊的时代，将有助于我们读懂一个伟大诗人踽踽远行的背影。
说句心里话，当我每次读到全诗的最后一句时，声音是低沉的，酸酸的，有种欲哭无泪的感觉。大唐诗仙啊，如此才华横溢、踌躇满志，平生以“卧龙客”自喻，尚且哀叹自己怀才不遇而愁鬓斑，何况我辈乎？！
一口气读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不知是为诗意的南阳，还是失意的李白，抑或失忆的自己。
二
李白与南阳渊源颇深，今人收集李白在南阳留诗共十三首。其中，《明嘉靖南阳府志校注》收入李白在南阳留诗三首。
不幸的是，安史之乱，李白避难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传之《李太白全集》，真乃“泰山一毫芒”（韩愈语）也。就李白的性格和他的睿智，李白在南阳的华章诗篇远远超过今人所能见到的篇章。
据考证，李白入翰林前，曾五次光临南阳。一为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入长安，取道南阳，时为初夏;二为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南返安陆，途经南阳，时在秋;三为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由安陆来，时在春，现存李白在南阳所存诗篇中《南阳送客》《送友人》《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三篇都是抒发与崔宗之的情感之作。崔宗之是杜甫所作的《饮八仙歌》中的“八仙”之一，是李白的铁杆朋友，乃宰相日用之子，袭封齐国公，好学，与李白以文相知;四为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李白由安陆移家东鲁，路过南阳;李白第五次访问南阳是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秋，应方城县仙翁观道士元丹丘邀请到方城寺，期间留下《南都行》《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送友人》和《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等诗篇。
公元730年，三十岁的李白，赴长安谋求出路，以期实现其政治理想。在《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中说：“游子东南来，自宛适京国。”说明李白入长安取道南阳。
在《豳歌行上新平长史兄粲》中说：“忆昨去家此为客，荷花初红柳条碧。”指其初夏时节登途。初识南阳，诗人被南阳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景物和人文景观所感动，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写下《南都行》《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和《游南阳清泠泉》三篇华章。
在《南都行》中，诗人颂扬了南阳“舟车秦楚，襟带南国”的重要地理位置，高楼、紫陌、甲第、青山的富庶繁华的都市风貌。
诗中李白还以诸葛亮自喻，感慨自己怀才不遇：“誰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我推测，当时雄心壮志的李白，一定认为自己也具有诸葛亮那样安邦济世的管、乐之才，也能写出“临表涕零”的华章，但没有人像刘备那样“三顾茅庐”不辞劳苦真心实意去造访，更没有得到“受先帝托孤之重”般的厚望，于是感叹世风日下、不为人识，想到功业未立，瞻念渺茫前途，内心当然不是滋味，遂有“愁鬓斑”之怨，也是人之常情了。
南阳著名的风景区清泠泉，位于蒲山东边的丰山。李白在《游南阳清泠泉》的五言诗中吟道：“惜彼落日暮，爱此寒泉清。西辉逐流水，荡漾游子情。空歌望云月，曲尽长松声。”诗中显示，置身如此绝妙的胜景，诗人从早到晚恋恋不舍，面对山上潺潺的西辉流水，感慨无限的游子之情，直至空歌望月，才踏着日暮和阵阵的松涛之声而去。
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三十二岁的李白，第一次入长安漫游两年之后，满怀愁绪地返回安陆，途中第二次独来南阳。在一个秋高气爽、月圆风清之夜，李白一人在南阳东门外河堤上独自沉吟赏月时，邂逅了年轻的齐国公左司郎中崔宗之。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第二天崔宗之便邀请太白赴菊潭宴饮，宗之赋诗寄怀，并赠送一张极为珍贵的孔子琴作见面礼。崔宗之的诗中写道：“是时霜飙寒，逸兴临华池。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此诗中之“华池”即上诗中之“菊潭”。
在南阳结识这位潇洒美少年崔宗之，是李白毕生难忘的一页。崔宗之不仅同李白在南阳游览纵酒放歌，还陪同回归安陆的李白在襄阳探望孟浩然，拜谒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韩朝宗，意在托韩荆州推荐李白出仕。这次活动虽没有成功，但李白对崔宗之却充满感激之情。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李白陪同崔宗之返回洛阳，途经南阳，与宗之话别。《南阳送客》、《送友人》当是这次话别之作。 《送友人》是李白在南阳最得意、也是最为刻骨铭心的一首五律：“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从该诗的行文初衷、表达方式和思想意境看，应属李白创作于南阳白水之滨的五言名篇。这个观点，已是诗坛不争的事实，历来为评论家所称道：“太白五律之結构，当推此诗第一。”
三
那么，当时的南阳与京都长安都处于怎样的情形呢？
《南都行》中如此形容：“高楼对紫陌，甲第连青山。”
喜读唐诗的人都知道，李白生活的时代是大唐最为兴盛的时期。他到南阳当然不只是为了旅游，恐怕更多的是希望结交一些朋友，为前程做一些铺垫。而作为帝乡汉都的南阳，有着一脉相传的贵族圈子，恐怕也是李白不敢轻视的主要原因。或许，那时的驴友李白并没有想那么多，但在其他记载中却透露出这样的信息。
李白到南阳后，大概并没有马上要休息的意思，而是首先拿出了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应该是描画在绢纸上的，图画简单，粗略描述了南阳的地理位置。详细查阅南阳地图的驴友李白，对南阳的地理位置发出了由衷的赞叹。三面环山，一水（汉水）贯境的南阳盆地景况，让他不由自主的想起了老家——四川盆地富饶的成都和梦中的蜀山。这也让驴友李白，对南阳平添了几份好感。
在南阳停留的间隙，李白这样的大唐第一愤青，大唐第一才子，大唐第一驴友，走过千山万水见多识广，也不得不承认：南阳人才辈出，不能小瞧轻视！
在这里，作为很想从政并试图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的李白想起了两个人：一个是帮助勾践复国成功，携美隐退的陶朱公范蠡;一个是被秦献公以五张羊皮买下，后为秦国称霸西戎奠定基础的70多岁的老奴隶百里奚。
这两个人都是李白的榜样和楷模，缅怀偶像也是驴友李白行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杰出驴友的代表，李白看到街上行走的南阳美女，发挥了丰富的想象，以伟大驴友的寻色找美特质，想到了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老婆阴丽华。这个有着玉一般肤色的美女，曾经让未来的皇帝刘秀大发感慨：为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哪个文人骚客不风流，更何况大唐第一驴友李白！
可能是因为南阳美女众多吧，驴友李白在南阳呆了好多天，最后总结出来南阳美女的一些特征：皮肤细腻温润如玉，面庞娇艳红润，唱歌声音清冽动人，跳舞艳丽却自有质朴特色。虽然李白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些总结，给予后人的启示，但是南阳美女色艺貌品俱佳的特征却随着文字流传了下来。
旅游不仅仅是走走看看，更是一种良好的交际方式。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一千多年前，聪明的李白应该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实际上，他不仅明白“读书行路”的道理，而更重要的是，他还在身体力行倡导和践行“书旅路线”，一路看世态炎凉，品人间冷暖，很有点“侠客行”的味道。
我们可以想见，当李白回首南阳，感受到不枉此行，在南阳有许多“诗外”收获的时候，一定会小小地激动一下。
后来，他从南阳到了洛阳，而且结交了很多朋友，提高了知名度，获得了愉快的心情。“只应守寂寞，知音世所稀”，这是李白在洛阳见到杜甫后，写出的刻骨铭心的诗句。所以我推断，李白这个时期的惆怅，很大程度上可能属于“曲高和寡”。就像有人所说，优秀的人物总是孤独的。
李白因为仙风道骨而孤独，诸葛亮何尝不是？要不，他哪儿来的“临表涕零”！
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一大批愁肠百结的文人志士。忧愁本是一种情绪，但在文人志士的笔下，却赋予了忧愁更鲜活的意味。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横江欲渡风波恶，一水牵愁万里长”，李白抽象的愁绪与南唐后主李煜笔下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对比，就能明显感觉到豪迈与婉约的不同情调，这与李清照笔下的“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以及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得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所表现的受压抑、遭排挤、报国无路的痛苦，对南宋朝廷的讽刺与不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走马红阳城，呼鹰白河湾。”李白在南阳的这些日子，并没有闲着。实际上，他每天的“活动安排”应该比他诗中描述的都忙。
不但骑马到红阳城（笔者推测，当时的“红阳城”可能是现在南阳的红泥湾或者镇平）走了一遭，而且在白河边还进行了狩猎活动。按照这样的描述，李白估计也参加了烧烤，并喝了不少酒，抒发了自己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郁闷心情。
从一些诗文描述推断，李白喝酒的地方应该在卧龙岗附近，在这里他参观了诸葛武侯祠和简陋的草庐，吟唱了当时文人中比较流行的诸葛亮经常唱的歌曲——《梁父吟》，哀叹自己年华逝去而功名尚无进展的不得志心情。
所以，我们说李白这趟南阳之行，应该是一次收获颇大的文化苦旅。
透过一百个汉字，在韵律有致的时光中记载下了一个城市的绝世风华。这也让李白，在众多大唐驴友的天空中闪烁着别样的风采。
历史上的汉唐，是代表中国几千年民族兴盛的两个高峰。从古到今，世界上很少有人批判汉唐时期的中国，中国的史书典籍中也无相关记载。唐诗精神的豪迈、浪漫与庄重，与汉赋的大气、厚重与高雅，在精神传承和文化意义上，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非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民族和朝代所能比。
因此，只要谈到“汉唐雄风”，人们就能出口成章，立马说出几个熟悉的人物名字来，“西汉文章两司马，南阳经济一卧龙”，就是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大名鼎鼎、满腹经纶的文人志士，无不对国运民生带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理论上，与我们今天常常提到的“居安思危”同出一辙。
史学家钱穆说过，国家本为精神的产物，每个民族在自我身份认同遭受迷茫与惶恐的时候，追溯过去的伟大与传统，都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行为。 这么说，我们就不难理解李白写作《南都行》的初衷了。
现在，我们就认真地看看李白笔下那个令人“愁鬓斑”的卧龙先生诸葛亮吧。
三顾茅庐的故事早已经被大家所熟知。实际上，诸葛亮的伟大，不仅仅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神，更重要的他是千百年来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人格神。在中国历史上，德才兼备的人不少，但像他这样集智慧神与人格神于一身，可谓绝无仅有。他所张扬、实践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忘我精神，为历代所推崇备致。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这是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肺腑之言。
说句心里话，每当我读起这样的文字，心底就会发出由衷的感动，不仅仅感动卧龙先生的那一份忠诚，而是感动于那烫热的真实情怀。《出师表》不长，这是诸葛亮北伐前，写给后主刘禅的，也是他临行前的一个交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绝对是一篇导源于生命的文字。
所以，我们说《出师表》是生命的文字，是记忆的符号，它在危难之秋完成了涅槃，长出了风骨，于是在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愈磨愈亮！
四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诗圣杜甫在《蜀相》一诗中的千古绝唱，也是为诸葛亮发出的哀歌，与诗仙李白的“谁识卧龙客，长吟愁鬓斑”有异曲同工之妙。
妙就妙在，区区十余字道出了中华民族多少英雄壮志未酬的悲愤心情。据说，宋朝抗金名将宗泽死前曾吟杜甫此两句诗。
因此，我们甚至可以这样想，不仅仅是诗人的文笔好，主要还是卧龙先生的高风亮节起了“文心雕龙”的作用。
我们纵观诸葛亮光明磊落、鞠躬尽瘁的一生，会惊讶地发现，老先生是新秩序（蜀国）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东汉）的改革者，既有理想又有蓝图，为蜀国发展、光复汉室指明了路线和方向，尤其是在治理蜀国方面，是那样井然有序、有条不紊，可见心中有数。在当时风起云涌、群雄逐鹿的社会背景下，他在总结两汉政治得失的基础上，审时度势，做出清醒的判断和明确的选择，为社会时局、建国方略和执政理念进行新的探索和规划，为奠定三国鼎立局面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正是诸葛亮务实精神的体现，堪称“千古楷模”。
诸葛亮之所以后来走上“神坛”，其原因是社会需要典型：统治阶层需要一位忠臣，普通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学士需要一位代言人。这种尊享，与“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啊！
也许，有人会为他“打抱不平”，认为李白所处的时代太不公，还不如诸葛亮所处的“乱世三国”，要不为何会没人赏识，使其“长吟愁鬓斑”呢？竟然使一个才高八斗的“诗仙”无用武之地，最后忧郁而死！
对于这样的说法，我倒是认为，李白没从仕还算他的幸运，凭他的性格，就算真的当了官员，估计下场跟那个才情横溢的南唐李后主和宋徽宗差不多。
为什么说他是不幸中的“万幸”呢？
正是因为他那不畏权贵、不怕艰险的草根精神，才在一个险象迭生的困境中以诗歌做武器，拿义气赌人生，从而使那些带着虚假面具苟且偷生的权贵们逊色。历史上的皇帝王侯成群结队，可是，有几个能像李白那样死后让人记住名字的？
他骨子里羡慕诸葛亮的才能也好，希望得到明主赏识也罢，这都是一个人的美好的愿望，可以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都有报效国家的远大理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李白不明白，人生价值和理想抱负是两码事。
人各有志，而且各有长短。尽管当初二人都“位卑未敢忘忧国”，但李白跟卧龙先生的人生规划、思想观点和处世方式还是有明显区别的，甚至在某些方面不可“同日而语”。我们通过《出师表》看到，其实诸葛亮的文笔很好，但他骨子里毕竟是个政治家，政治家最擅长的是什么？谋略和权术，而不是满腹诗书和愤世嫉俗。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政治的高明性，所以在“治国安邦”方面，可以肯定地说，李白是不及诸葛亮的。
而且，我还想说的是，诸葛亮身上所发生的许多传奇，也不是天下每个读书人都能遇到的。但你让诸葛亮写诗，他肯定不如李白。同样，若李白生在三国时期，说不定早被哪个混蛋的诸侯给砍头了。
大唐毕竟是大唐，煌煌二百八十九年，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朝代。虽因“安史之乱”而步入破败，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其“世界一流”的民族魂魄，却没有因为一个政权的移动而轟然倒塌。因此，它再多灾多难，社会对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还是客气的，如果不客气，李白那么多的“不当言论”也流传不到现在！
就他临死前“站错队”，参与永王李璘谋反作乱这一个“把柄”，就足以叫他“吃不了兜着走”。但大唐官方并没这样做，而是以流放的方式让他“思想反省”继续活着，直到遇赦。可惜的是，一代才子获得新生后不久，就结束了他传奇而坎坷的一生。“遨游盛宛洛，冠盖随风还”的夙愿从此随风而逝，这真是一个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