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瓷的时代起源

　　关于刻瓷的时代起源众说纷纭，每个朝代都曾有人提及过。对此，茅子芳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任何艺术形式的形成都不能脱离社会背景，更不可能超越当时的科技条件，它必须有一个长期孕育的过程。”刻瓷，对于介质和工具是有一定要求的。茅子芳说：“刻瓷工艺的产生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必须在瓷器完全成熟之后，也就是必须能烧制出质地坚硬、细密的瓷质。第二，必须有比瓷质硬度更高的雕刻工具。第三，必須在其他艺术形成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情况下才可以。刻瓷艺术所表现的内容是书法、绘画艺术，所以只能这些都发展成熟之后才可以出现刻瓷工艺。”
　　瓷器是刻瓷工艺的载体，刻瓷对于瓷质硬度相对较高，瓷釉与胎体结合紧密结实。这种瓷必须是高温瓷，雕刻时才能占住刀痕，不会出现瓷釉大片脱落和炸裂。对此，茅子芳用自家的瓷砖做过试刻。他说：“这种瓷砖大概是烧的温度低，胎和釉都很软而且结合的不坚固，錾刻时会大片脱落并且出现了裂纹。”瓷器坚硬且脆，所以刻瓷的工具要比瓷本身更硬而且需要更锋利。
　　对于刻瓷的时代起源问题，茅子芳认为必须有科学依据和事实根据，以科学的态度看待问题。他也为此查阅过很多相关资料同时也在阅读的史书中寻找答案。经过多方查证和调研，茅子芳认为刻瓷应起源于北宋时期，同时在叶昌炽的《语石》中也有记载称：“刻瓷之文有三。一为‘曹调造瓷盆题字’，仅有‘七年’二字，纪年已泐。一为‘郑德兴与宝林三十一娘舍东庙莲盆题字’元丰元年正月。两器皆在福建省垣。一为‘元延二年瓷瓮题字’，在淄川县高氏。”书中所记载的第一件刻瓷作品由于年号已无，无从查证。第二件所刻“元丰元年”即公元1078年，是北宋时期宋神宗赵顼的年号。

技术是熟练过程艺术是修养过程

　　回想起初识刻瓷技艺，茅子芳回忆说：“1962年春节在王府井美术展览馆看到了朱友麟先生的刻瓷展览。在这之前我没有听过刻瓷这俩字。我一进去看就觉得这东西漂亮，因为本身瓷就很漂亮，再在上面刻上画简直就是锦上添花。所以自打那时候刻瓷就引起了我的兴趣，走上了这条路。”
　　茅子芳说：“技术是熟练过程，艺术是修养过程。技术表达的是艺术内容，艺术内容要通过你的技术来表现。所以说技术是熟练的过程，熟能生巧。但是艺术不行，艺术是一个修养的过程，修养过程中要多实践、多读书、多行路，见识要广。我认为工艺美术行业不应该拘泥于自己的一个专业，而是要什么都留心什么都注意，见识多了就可以把它们融入自己的创作里。真正的大师级的人物也都是这样的，比如四大名旦梅兰芳先生，他不只是会唱戏，琴棋书画也是样样精通。还有齐白石先生也同样不只会画虾，书法、诗词、篆刻也很厉害。这就说明这些大家们的综合素质非常高，艺术修养也非常高，通过自己擅长的领域展现出来。”
　　在师承方面，茅子芳也同样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老师教的是技术，不是艺术。艺术是内心的一种感受，人与人的想法、感受都是不同的，所以这是没法教的。我们只能用老师教给你的那些东西把内心感受表达出来。我没有真正意义上拜过师，即使是刻瓷，我也是朱友麟先生的编外徒弟，我都是去他那问，让他帮着指点指点。其实任何工艺，多好的师父都是教技术，艺术是自己悟出来的东西。”

　　1964年，朱友麟先生去世，无法再向他请教。茅子芳就走自行研究的路，他在着传承刻瓷工艺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艺术风格创作出了独具特色的北京刻瓷作品。茅子芳说：“刻瓷都是在白色瓷盘上刻制，刻完以后再涂上颜色。”但他却另辟蹊径，自20世纪七十年代起首创深色釉的瓷盘刻制。他说：“这样就不用上色，只要变换不同的工具、刀法、疏密，就可以创造出至少五种色调的变化。”

做一个有文化的老工匠

　　初见茅子芳，的确会觉得他有一些“怪”。而他的“怪”我想就是因为他力争要做一个有文化的老工匠。《北京刻瓷》的作者李俊玲曾给茅子芳先生总结出了“四怪”：
　　第一“怪”：是工美大师，却在家里堆满了历史书籍。俗话说：“读史使人明智。”对于茅子芳而言，自己做的活儿是一个传统工艺，想要做好自己这摊活儿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是为了了解行业的过去，也是为了将来的创新。
　　第二“怪”：可以在废料上刻出花。茅子芳坦言：“我的所有作品用的盘子都是次品，上面都会有一些瑕疵。但是这些瑕疵都会被放在设计里，会被刻掉，所以所有的作品都完全看不出来。”在他的眼里永远没有废料这么一说。他说：“无论是刻瓷、刻章还是葫芦造型都免不了遇见坏的料。但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好料。把坏料变成好料需要你肚子里有很多东西，无论哪块料拿出来都能想出来做什么。其实道理很简单，就像东海的定海神针，很多人说它就是块废铁，但是到孙悟空手里就成了如意金箍棒。” 　　第三“怪”：自己的作品从来不参加评比。在茅子芳眼里评比需要一个比自己还要高的人去评比。他说：“我参加评比并非为了名与利，而是为了提高与进步。评比的老师要可以看出我的问题在哪儿，给我指点出来，这样的评比对于我来说才有意义。”

　　第四“怪”：从来不卖自己的作品。茅子芳和老伴儿原来都在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因为研究所改制，有那么几年是没有工资的。他说：“凭自己的本事，挣钱真的不难。我的很多同事在那几年也都改行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不愿意改，几十年的专业，能够坚持下来一定也是因為我喜欢这些东西。当时的情况的确是难，但是我不愿意卖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儿子在皮鞋厂上班，我就进些鞋来卖。想法很简单，都是为了吃饭，为什么要卖自己喜欢的东西呢？也就是这份儿坚持，我才能写论文、出书、办展览。如果当时都卖了，我拿什么做这些呢。”

传承与接班人

　　对于北京刻瓷的接班人，茅子芳认为必须要培养好接班人。一个好的接班人的培养需要配备一位“明师”。何为“明师”？茅子芳说：“为人师者，不但得有学问和精湛的技艺，而且能把他所会的知识，通过科学的教学方法、教学艺术、表达能力，让被教者接受，使之明白。”
　　作为师父茅子芳认为必须是严格的。俗话说：教不严，师之惰。亦是这个道理。严格往往被理解为厉害，但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茅子芳说：“严格不是厉害，作为老师，我从来没有对我的徒弟发过脾气，我认为老师对学生发脾气是一种无能的表现。我对徒弟在技艺和创作等方面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达不到要求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基本功的训练。同样，我教的只是方法，今后的路也必须由他们自己走出去。正如《金刚经》中所说‘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意思相同。”
　　对于徒弟的培养茅子芳也有不同的见解。他说：“如果你是我徒弟，你跟我学的一模一样，那就不叫教徒弟，那是克隆自己，艺术是多种风格的，一人一种风格才好呢，那叫百花齐放。我绝不允许我的徒弟在外面打着我的旗号，让他们走自己的路，创自己的牌子。我告诉他们，谁超过我，谁是我的好徒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北京刻瓷的接班人，传承人。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