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历来有主张一切皆忍者，似乎只要修炼到了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辱、容人所不能容之事，乃至唾面自干的境界，从而做到“受侮不答，闻谤不辩，受辱不怨”，便是“大智大福之人”了。其上下求索、搜尽枯肠，找来的证据便是：韩信忍于胯下，卒受登坛之拜；张良忍于取履，终有封侯之荣。
　　但是，这种以忍为上、为贵、为高的苦心说教，从来就没有说服过芸芸众生，故而不曾有过“舆论一律”的“太虚幻境”。与之针锋相对的立论则是敢作敢为，爱憎分明，其振聋发聩的呐喊声为：“是可忍，孰不可忍”！为此，鲁迅立下的遗嘱旗帜鲜明：“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李敖也说过类似的话：人对他有恩，他忘恩；人对他有仇，他不记仇。这种恩怨不明的人，不可交。
　　窃以为，凡事不可一概而论。当忍不忍，乃鸡肠小肚、鼠目寸光；不当忍而忍，则是尸位素餐、行尸走肉。韩信受屠夫胯下之辱，他后来也曾说，不是惧怕，而是没有理由杀屠夫，杀了屠夫就没有后来的韩信了。应当说，这是一种懂法理、识时务、重长远的睿智，岂一个“忍”字了得？
　　西晋太康3年，一统天下的武帝司马炎在南郊祭天，自以为有雄才大略，得意非凡，兴致勃勃地探问陪同在一旁的监察官刘毅：“你以为我可以与汉代哪个皇帝可以相比？”这个刘毅是吃了豹子胆的直臣，向来怎么看、怎么想就怎么说。他竹筒倒豆：“陛下堪与汉桓帝、汉灵帝相比！”知否？这桓、灵二帝昏聩无能，乃开创中国官场卖官鬻爵先风的罪魁祸首，大汉的江山就断送在这两个人手里。刘毅此言，则无异于指着武帝的鼻子骂他也是个“不是东西的东西”！武帝本想讨点口风，不料刘毅却“犯颜不畏乎逆鳞”，其震惊可想而知。但他还是忍住了，只是问了一句：“你怎么把我与这两个昏君相比呢？”刘毅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摊牌：“桓、灵二帝把卖官的钱归入官库，而陛下却把卖官的钱放进了私人的腰包。由此看来，陛下连此二帝都不如呢！”如此不给面子，武帝不仅忍了，还反过来表扬了刘毅：“桓、灵二帝时代，听不到有人说类似的话。现在我有你这样刚直的人说这样的话，显然我比那两人强些。”武帝能忍，乃一位“开明领导”的应有雅量，可嘉；刘毅不忍，是一名“合格干部”的应有素质，难得！
　　民国时期，国民党参政员张奚若，在不当忍的原则问题上也绝对不忍。他敢于在会上与演讲中，当着蒋介石的面猛烈抨击国民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并强烈反对喊蒋“万岁”，还曾公然敦促蒋介石下野，道是“说得不客气点，便是滚蛋”。当他看到蒋介石闻过不喜，还责怪他“太刻薄”，便从参政会议上拂袖而去。从此，每接到参政会议开会通知与赴会路费时，他就当即回电，以示抗议：“无政可参，路费退回！”蒋介石当忍不忍，缺乏气量，不可取。张奚若不当忍就不忍，乃独立人格的体现，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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