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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结缘元押二十年，同好者众，交流颇多，深感“元押”中蕴藏着许多未解之谜。民间收藏爱好者手中，确有很多以往各种图册中未见的奇特印章品种，把玩摩娑，趣味无穷。经多年累积爬梳，与同好王钧、孙惠民先生共同编撰《民间藏历代押印图录》一书，即将付梓。在此与大家分享关于“元押”收藏的八个话题，也算对二十年收藏的回顾总结。
三大印章中的冷门
在四大文明古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对印章的拥有和使用。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他三个国家的印章使用逐渐衰落以致消失。像印度迄今已陆续发现古印章3000余枚，却因其发展中断，印上的文字已无法释读。唯独在中国，印章代表个人或权力机构的凭证作用始终未变，即使在今天，各党政机构的公章不用赘言，私章也仍在购房、贷款等重大个人征信情境起着重要作用。
按印学研究的主流分类，中国印章有三大印章系统，在时间上呈先后、发展上相互影响。第一个系统是起源自殷商、勃兴于秦汉，以政府和官员征信为主要目的的古典玺印（或统称为“秦汉印”“汉印”）；第二个系统是与明清文人书画活动密切相关，以抒发文化人内心情绪、案头赏玩为目的的“明清流派印”；第三个系统是处于上述两者之间，发展期亦间于这两种印章之间，长期以来被笼统称为“元押”的类印章。
“元押”的特点可概括为四点：
1.时间上处于南北朝、隋、唐、宋、元，兼跨辽、西夏、金，主体在元，流风可及明，甚至绵延至民国；
2.这段时间官印从官吏印转为官署印，数量大减。私印出于纸张运用普及，封缄和民间凭信形态变化。以及葬俗改变，冥印大为减少等原因不再普遍；
3.受民族大融合影响，“元押”在印式、印文诸方面打破了原有篆书程式，以俗体楷书汉字、少数民族文字入印。印面也打破了传统的非方即圆形式；
4.以各种“押”“记”为代表，多用于市井民间。
三大印章系统中，“元押”这一类，虽然存世量较其他两类为多，但因其又“土”又“俗”，其学术研究也最薄弱，在收藏中也属于较偏的“冷门”。历史功用研究刚刚起步
以往对“元押”的研究，大多限于审美和篆刻借鉴的范畴，对其在历史上实际功用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胡家持在《元代押印研究》（载《元代印风》）中，特辟节列出了“元押”研究中有待探索的三个问题：一是断代（除极少数出土于年代较清晰的墓葬，宋、辽、夏、金、元往往混为一谈，纽式也变化不大）；二是地域性；三是加工方式（许多文献上说押记是店铺里批量生产销售的）。
印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印章产生于西周乃至新石器时代用于陶器上拍印纹的工具——陶制的印模。它慢慢演变为一种既能复制固定的符号，又可验示持有者身份的特殊凭证。而在很多人的思维定势中，印章成为“官印”后，其身份凭证功用被强化，而实用性的“工具”一面却在减弱。实际上，作为凭信的印章和作为劳动工具的戳子，在长期的发展中都是印章绵延千年的基础。像王献唐就认为，古代玺印用途有三：一为符信封印、一为火烙钤印器物、一为佩带压胜。
在民间手工业和商业中使用的印章，显然有着不同于“官印”的传统。如在唐墓中发现的用朱印进行贡品坛口的封缄，再如宋代金粟笺、耀州窑瓷器，金代铜镜等器物上工匠留下的楷书押署。今天在南京明孝陵参观，只要足够细心，也不难在城墙砖上发现此类印记。民间收藏爱好者也很容易在清代银锭、明代砚台等物件上发现当年工匠留下的押戳印记。
有学者认为，文人流派印兴起和政治上对元代蒙古族统治反动的影响，是押印戳记在明代锐减的原因。像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工人，就以“画印”的方式替代了戳记的使用。到了清代，押印戳记一部分融入流派印创作，变成纯艺术品；一部分流变为“条记”与“关防印”合流。还有一些图形、文字押印戳记则演变为手工商品、商铺的标识，具有了后世戳记商标的意味，演变为店铺字号用印。
现代“元押”在侨乡
“侨批”可以看做是“元押”在现代的绵延。广东潮汕、福建闽南等地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明、清两代，大批居民移民东南亚等地，出洋华人多愿将来之不易的血汗钱托寄回乡。在当时金融邮政机构尚未建立或不完善的情况下，民间的水客和特殊的金融机构——侨批局应运而生，其营运从19世纪前半叶一直绵延至1979年。
侨批专指海外华侨通过侨批局寄回国内的汇款和家书，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件。在潮汕侨批的信封和信笺上可看到有各种颜色、起各类用途的印拓。特别是按照侨批的传统，在信封与信笺的右上方盖上红色“如意”章，向收信人祝福吉祥如意，同时起到迎首压角、防伪、信物、印证的作用。一些特殊的“如意”章和用法，还有某些使用人约定的特殊意味。“中国侨批”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此类印章，从其功用和形态上，完全可以视为“元押”在现代的绵延。
汉字印三种
单字印在“元押”中，单字印占了相当数量。它们有的是姓氏印，如“张”、“刘”等；有的属吉语，如“吉”“福”；还有些可能具有某种实用验证功能，如“当”“关”。还有些可能与商业有关，如“记”“宝”等。此类印章较多为楷、行字体，也有隶体的。
值得注意的是，施元亮《花押印汇》等印谱中收录的一些“起伏明快，峻厉奇恣”，颇有魏碑风格的单字印拓，在现实收藏中却几乎未见印章。因此孙慰祖在《唐宋元私印押记》中怀疑这批最早源于杨守敬摹刻《印林》中的印章，可能根本就是出自清代书家、印家之手。
封缄印印章在纸帛应用之前的封缄作用即“封泥”。起初，绝大多数亦用姓名玺或官玺封缄。后因书牍交流的普遍与广泛，专用的玺印也形成了独有的体系。文字长的如“刘次卿印完封请发”，文字短的有“颜琳白笺”“孙敏白记”等。在元押体系中，典型的是“封”“封检”“谨封”“封记”“顿首谨封”“顿首”等。存世量相当多，应当都是钤于来往信函上，以示谦敬的。
“封检”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如收入《铜印钮把玩与鉴赏》94页的“护封”印。张千弘先生有文介绍，在民国时有一种与封口纸配用的护封印，印文即是“护封”或“谨封”。封口纸系种专门生产的极薄且韧性很大的宣纸，做成小本出售，信件粘封后在封口贴上一张封口纸，盖上护封印再交付递送，以保护信件在中途不被随便拆封。 吉语印吉语印又叫成语印，是使用者精神愿望的一种载体。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敬事”“正行”“忘私”等印。有论者认为吉语印不是自己刻的，而是成批生产，作为商品在市上出售，供人佩带或作为随葬品的，也可能钤于信函以示对收信人的祝福。
与秦汉印中的吉语印不同，元押中的吉语印更富草根性，像常见“大吉”“和合”“富贵”“大吉利市”等。花押在日本使用至今
“花押”是“元押”中最富特色的类，几乎成为“元押”一类印章的代称。关于它的起源，元代陶宗仪《辍耕录》中有一段被反复引用的话：“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
“押”者，署也，本为动词，是指在文字、字画、契据上用作凭信的草书签名或代替签名的特定符号。署押的形式，在汉朝就有了。如居延汉简有“□月诟表押墨付如牒”，“押墨”便是指用笔墨画押。当时长官给属吏的符牒，便只是书一“诺”，如今天官员阅文的画圈（圈阅），或批“阅”字一样。有研究者认为早在北齐后主时，已有了官方文书集体签名用花押的方式。唐太宗、唐玄宗也都留下了花押的笔迹。
唐中宗时有个韦陟，常常用五彩笺作书札尺牍，大都自己口授，令一个聪慧的女婢代笔作书，写完后在末尾署签名。他的签名以萦回如垂云姿态，博得了“韦陟五朵云”之誉。可见花写签押在唐代非常流行。毛笔签押，起到了美化签名和征信辨伪的作用。
为了使用方便，将自己习用的签押铸刻成印，以盖印代替亲笔签押，这就是花押印。“花押”入印的时间，主流观点是五代。孙慰祖认为，民间收藏的不少被认为是“元押”的印章中，有相当部分应是宋代制品。
花押印章的运用，一直沿用到明代。而在文书上墨笔押署的方式，直到民国还在使用，即民间的“签字画押”。而同处中华文化圈的日本，这种签署方式的影响更大。据佐藤进一《花押を読む》（东京平凡社1988年）介绍，4世纪中期的日本，大和政权统一了割据的小国，这个时期，大量中国的知识、技术传入日本。5世纪，开始使用中国汉字。目前发现的最早花押是承平三年（933年，相当于中国的五代时代）文书上的。自10世纪开始广泛采用花押签署的方式，至江户中期才被印章所取代。直到目前，内阁总理大臣和阁僚们在签署文件时仍使用花押的方式。一些特殊的行业，如铁道站长也有使用花押的习惯。
景教印数量巨大
景教属于基督教的个支派，景教始创人为聂斯托利（Nestorius，380451年，生于叙利亚）。可能于6世纪初便已进入北魏洛阳，传入中国时，原称“波斯经教”“大秦教”，后改以景教为名，“景”是指光明之意。隋唐景教最盛时，与祆教、摩尼教并称为“三夷教”之一。在唐朝，因统治者喜好不同，景教时兴时衰。而在契丹、蒙古等地景教颇为流行。随着蒙古人入土中原，不少色目人来到中国，该教在元代再度兴盛，并与当时的天主教会合称为“也里可温”教。明朝建立后，受统治者打压，景教再度哀微，但并未绝迹，社会上一直存在着“十字架教派信徒”活动，持续了两个世纪，直到16世纪中后期，天主教传教土开展中国传教工作，景教才从中国绝迹。现在全中国只有香港还有此派的信徒。
景教印数存世量很大，以孙慰祖《唐宋元私印押集存》为例，景教印就占了该书收存印章总数的约8%。民间古印收藏者手中，大量都是这种印。且近年来在东北、内蒙、山西、河北等地仍有不少面世。
其形制比一般元押要大，有自己独立的系统。其特征是无论千变万化，都不离“十”字图案。往往以四个向心的梯形组成十字骨架，中间饰以“卍”“卐”“+”字，有独特的形式感。另有一种为鸟形或双头鸟形，民间多称为“鹰”，孙慰祖则认为这纹样来自于希腊和西亚体系，应释为“鸽”。并指出这种印符大量发现的区域是在中国，故受到佛教文化的渗透，出现了与十字并存的莲花、云气纹等图案。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民间收藏的图形印中，经常还能看到一些“不上谱”的奇怪图形，很容易被人们认为是“假印”“臆造品”，但实际上这些印很有可能是历史上中华文化与草原文化、西域文化，甚至是南亚等文化交流的遗存。如果有眼光，非常有可能“捡漏”。
2016年9月10日识于梁溪窥山楼
（编辑/董萍）
三大印章中的冷门
在四大文明古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对印章的拥有和使用。随着历史的发展，其他三个国家的印章使用逐渐衰落以致消失。像印度迄今已陆续发现古印章3000余枚，却因其发展中断，印上的文字已无法释读。唯独在中国，印章代表个人或权力机构的凭证作用始终未变，即使在今天，各党政机构的公章不用赘言，私章也仍在购房、贷款等重大个人征信情境起着重要作用。
按印学研究的主流分类，中国印章有三大印章系统，在时间上呈先后、发展上相互影响。第一个系统是起源自殷商、勃兴于秦汉，以政府和官员征信为主要目的的古典玺印（或统称为“秦汉印”“汉印”）；第二个系统是与明清文人书画活动密切相关，以抒发文化人内心情绪、案头赏玩为目的的“明清流派印”；第三个系统是处于上述两者之间，发展期亦间于这两种印章之间，长期以来被笼统称为“元押”的类印章。
“元押”的特点可概括为四点：
1.时间上处于南北朝、隋、唐、宋、元，兼跨辽、西夏、金，主体在元，流风可及明，甚至绵延至民国；
2.这段时间官印从官吏印转为官署印，数量大减。私印出于纸张运用普及，封缄和民间凭信形态变化。以及葬俗改变，冥印大为减少等原因不再普遍；
3.受民族大融合影响，“元押”在印式、印文诸方面打破了原有篆书程式，以俗体楷书汉字、少数民族文字入印。印面也打破了传统的非方即圆形式；
4.以各种“押”“记”为代表，多用于市井民间。
三大印章系统中，“元押”这一类，虽然存世量较其他两类为多，但因其又“土”又“俗”，其学术研究也最薄弱，在收藏中也属于较偏的“冷门”。历史功用研究刚刚起步
以往对“元押”的研究，大多限于审美和篆刻借鉴的范畴，对其在历史上实际功用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胡家持在《元代押印研究》（载《元代印风》）中，特辟节列出了“元押”研究中有待探索的三个问题：一是断代（除极少数出土于年代较清晰的墓葬，宋、辽、夏、金、元往往混为一谈，纽式也变化不大）；二是地域性；三是加工方式（许多文献上说押记是店铺里批量生产销售的）。
印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印章产生于西周乃至新石器时代用于陶器上拍印纹的工具——陶制的印模。它慢慢演变为一种既能复制固定的符号，又可验示持有者身份的特殊凭证。而在很多人的思维定势中，印章成为“官印”后，其身份凭证功用被强化，而实用性的“工具”一面却在减弱。实际上，作为凭信的印章和作为劳动工具的戳子，在长期的发展中都是印章绵延千年的基础。像王献唐就认为，古代玺印用途有三：一为符信封印、一为火烙钤印器物、一为佩带压胜。
在民间手工业和商业中使用的印章，显然有着不同于“官印”的传统。如在唐墓中发现的用朱印进行贡品坛口的封缄，再如宋代金粟笺、耀州窑瓷器，金代铜镜等器物上工匠留下的楷书押署。今天在南京明孝陵参观，只要足够细心，也不难在城墙砖上发现此类印记。民间收藏爱好者也很容易在清代银锭、明代砚台等物件上发现当年工匠留下的押戳印记。
有学者认为，文人流派印兴起和政治上对元代蒙古族统治反动的影响，是押印戳记在明代锐减的原因。像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工人，就以“画印”的方式替代了戳记的使用。到了清代，押印戳记一部分融入流派印创作，变成纯艺术品；一部分流变为“条记”与“关防印”合流。还有一些图形、文字押印戳记则演变为手工商品、商铺的标识，具有了后世戳记商标的意味，演变为店铺字号用印。
现代“元押”在侨乡
“侨批”可以看做是“元押”在现代的绵延。广东潮汕、福建闽南等地是中国著名的侨乡。明、清两代，大批居民移民东南亚等地，出洋华人多愿将来之不易的血汗钱托寄回乡。在当时金融邮政机构尚未建立或不完善的情况下，民间的水客和特殊的金融机构——侨批局应运而生，其营运从19世纪前半叶一直绵延至1979年。
侨批专指海外华侨通过侨批局寄回国内的汇款和家书，是一种信、汇合一的特殊邮件。在潮汕侨批的信封和信笺上可看到有各种颜色、起各类用途的印拓。特别是按照侨批的传统，在信封与信笺的右上方盖上红色“如意”章，向收信人祝福吉祥如意，同时起到迎首压角、防伪、信物、印证的作用。一些特殊的“如意”章和用法，还有某些使用人约定的特殊意味。“中国侨批”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此类印章，从其功用和形态上，完全可以视为“元押”在现代的绵延。
汉字印三种
单字印在“元押”中，单字印占了相当数量。它们有的是姓氏印，如“张”、“刘”等；有的属吉语，如“吉”“福”；还有些可能具有某种实用验证功能，如“当”“关”。还有些可能与商业有关，如“记”“宝”等。此类印章较多为楷、行字体，也有隶体的。
值得注意的是，施元亮《花押印汇》等印谱中收录的一些“起伏明快，峻厉奇恣”，颇有魏碑风格的单字印拓，在现实收藏中却几乎未见印章。因此孙慰祖在《唐宋元私印押记》中怀疑这批最早源于杨守敬摹刻《印林》中的印章，可能根本就是出自清代书家、印家之手。
封缄印印章在纸帛应用之前的封缄作用即“封泥”。起初，绝大多数亦用姓名玺或官玺封缄。后因书牍交流的普遍与广泛，专用的玺印也形成了独有的体系。文字长的如“刘次卿印完封请发”，文字短的有“颜琳白笺”“孙敏白记”等。在元押体系中，典型的是“封”“封检”“谨封”“封记”“顿首谨封”“顿首”等。存世量相当多，应当都是钤于来往信函上，以示谦敬的。
“封检”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如收入《铜印钮把玩与鉴赏》94页的“护封”印。张千弘先生有文介绍，在民国时有一种与封口纸配用的护封印，印文即是“护封”或“谨封”。封口纸系种专门生产的极薄且韧性很大的宣纸，做成小本出售，信件粘封后在封口贴上一张封口纸，盖上护封印再交付递送，以保护信件在中途不被随便拆封。 吉语印吉语印又叫成语印，是使用者精神愿望的一种载体。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敬事”“正行”“忘私”等印。有论者认为吉语印不是自己刻的，而是成批生产，作为商品在市上出售，供人佩带或作为随葬品的，也可能钤于信函以示对收信人的祝福。
与秦汉印中的吉语印不同，元押中的吉语印更富草根性，像常见“大吉”“和合”“富贵”“大吉利市”等。花押在日本使用至今
“花押”是“元押”中最富特色的类，几乎成为“元押”一类印章的代称。关于它的起源，元代陶宗仪《辍耕录》中有一段被反复引用的话：“今蒙古色目人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
“押”者，署也，本为动词，是指在文字、字画、契据上用作凭信的草书签名或代替签名的特定符号。署押的形式，在汉朝就有了。如居延汉简有“□月诟表押墨付如牒”，“押墨”便是指用笔墨画押。当时长官给属吏的符牒，便只是书一“诺”，如今天官员阅文的画圈（圈阅），或批“阅”字一样。有研究者认为早在北齐后主时，已有了官方文书集体签名用花押的方式。唐太宗、唐玄宗也都留下了花押的笔迹。
唐中宗时有个韦陟，常常用五彩笺作书札尺牍，大都自己口授，令一个聪慧的女婢代笔作书，写完后在末尾署签名。他的签名以萦回如垂云姿态，博得了“韦陟五朵云”之誉。可见花写签押在唐代非常流行。毛笔签押，起到了美化签名和征信辨伪的作用。
为了使用方便，将自己习用的签押铸刻成印，以盖印代替亲笔签押，这就是花押印。“花押”入印的时间，主流观点是五代。孙慰祖认为，民间收藏的不少被认为是“元押”的印章中，有相当部分应是宋代制品。
花押印章的运用，一直沿用到明代。而在文书上墨笔押署的方式，直到民国还在使用，即民间的“签字画押”。而同处中华文化圈的日本，这种签署方式的影响更大。据佐藤进一《花押を読む》（东京平凡社1988年）介绍，4世纪中期的日本，大和政权统一了割据的小国，这个时期，大量中国的知识、技术传入日本。5世纪，开始使用中国汉字。目前发现的最早花押是承平三年（933年，相当于中国的五代时代）文书上的。自10世纪开始广泛采用花押签署的方式，至江户中期才被印章所取代。直到目前，内阁总理大臣和阁僚们在签署文件时仍使用花押的方式。一些特殊的行业，如铁道站长也有使用花押的习惯。
景教印数量巨大
景教属于基督教的个支派，景教始创人为聂斯托利（Nestorius，380451年，生于叙利亚）。可能于6世纪初便已进入北魏洛阳，传入中国时，原称“波斯经教”“大秦教”，后改以景教为名，“景”是指光明之意。隋唐景教最盛时，与祆教、摩尼教并称为“三夷教”之一。在唐朝，因统治者喜好不同，景教时兴时衰。而在契丹、蒙古等地景教颇为流行。随着蒙古人入土中原，不少色目人来到中国，该教在元代再度兴盛，并与当时的天主教会合称为“也里可温”教。明朝建立后，受统治者打压，景教再度哀微，但并未绝迹，社会上一直存在着“十字架教派信徒”活动，持续了两个世纪，直到16世纪中后期，天主教传教土开展中国传教工作，景教才从中国绝迹。现在全中国只有香港还有此派的信徒。
景教印数存世量很大，以孙慰祖《唐宋元私印押集存》为例，景教印就占了该书收存印章总数的约8%。民间古印收藏者手中，大量都是这种印。且近年来在东北、内蒙、山西、河北等地仍有不少面世。
其形制比一般元押要大，有自己独立的系统。其特征是无论千变万化，都不离“十”字图案。往往以四个向心的梯形组成十字骨架，中间饰以“卍”“卐”“+”字，有独特的形式感。另有一种为鸟形或双头鸟形，民间多称为“鹰”，孙慰祖则认为这纹样来自于希腊和西亚体系，应释为“鸽”。并指出这种印符大量发现的区域是在中国，故受到佛教文化的渗透，出现了与十字并存的莲花、云气纹等图案。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民间收藏的图形印中，经常还能看到一些“不上谱”的奇怪图形，很容易被人们认为是“假印”“臆造品”，但实际上这些印很有可能是历史上中华文化与草原文化、西域文化，甚至是南亚等文化交流的遗存。如果有眼光，非常有可能“捡漏”。
2016年9月10日识于梁溪窥山楼
（编辑/董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