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论语派作家提倡闲适的小品文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他们不断地为自己塑造疏离现实政治、独立于"左"和"右"之间的自由主义政治身份,以求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林语堂等论语派作家关心政治,他们批评的锋芒既指向国民党当局,又指向左派。然而,他们对现政权是大致认可的。其文学倾向从根本上与左派对立,不免遭到批判。鲁迅、茅盾等左翼作家进行政治批评,考察和分析论语派理论和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身份政治,并进一步进行定性,指其为统治者"帮闲"。在林语堂、周作人等言志派作家那里,"小品文"与"个性"紧密相连,小品文是个人自由的象征。胡风运用唯物史观,指他们的"个性"脱离现实,是抽象的、过时的、非道义的。言志派与左派的深刻歧异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自由观,这种不同可以借助以赛亚·伯林关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的理论加以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