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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对《管子·禁藏》篇错简复原作了三点补充论述。并认为全篇有一个主题思想，即提倡君主心中保持自我克制的思想；表现在治国理念上，又有三条思想线索，即以法治国、以时施政、以利劝民。最后指出《侈靡》篇与本篇思想上的联系最为密切，既有很大差别，又一脉相承。
关键词：《管子》 《禁藏》 政治思想
《管子·禁藏》篇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思想，是全书中极其重要的一篇，历来颇受学人重视。如张舜徽先生自言“夙好诵习《管子》，尝反复究绎其论法诸篇，果得其中精粹之文，凡十有八”，其中之一即《禁藏》篇。先生又云：“余尝有意从《管子》中抽出此十八篇，为之疏证，使之别行。终以他事间之，未能成也。”可惜先生已归道山，再也不能读到如《周秦道论发微》般的“《禁藏》发微”了。前辈学者关于《禁藏》篇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胡家聪先生《管子新探》的有关章节和牛力达先生的专题论文，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见解。笔者10年前开始习读《管子》，曾经受到他们一些观点的启发，也形成一些与他们不同的看法。但由于当时主要兴趣集中在《禁藏》错简问题上，没有对其内容和思想作更多的分析。这里不揣翦陋，再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一、《禁藏》篇错简补说
要谈论《禁藏》篇的思想，首先有一个文献上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即篇文的错简问题。清人张文虎首先怀疑《七臣七主》中间部分从“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到“名断言泽”为他篇错简，张佩纶认为就是《禁藏》篇错简，理由讲得还不够充分。所以虽然多数人已经接受这一说法，但也有不赞同的。如黎翔凤先生认为：“此文承‘七主’而纵言之，何云‘不相覆’乎!”牛力达先生的论文一开头就说：“《禁藏》是一篇逻辑严密、首尾完整的经济论文。”对于有些学者过度怀疑古书，动辄斥为错简伪书的做法，笔者向来持有保留态度，因而起初也没有认同这一错简说，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一条错简的有力证据。唐人马总丛抄诸子而成的《意林》一书，在卷一节录了《管子》二十条文句，大致是按原文先后的顺序编排的。其中所抄第十条：“楚王好小(此处脱腰字)，美人省食；吴王好剑，国士轻死。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工女靡。”这段话今本在《七臣七主》篇内，马总却将其夹抄在出自《禁藏》篇的两条文字之间，显得十分反常。所以我们怀疑马总所依据的钞本中这段错简还在《禁藏》篇内，晚唐以后才错入《七臣七主》篇，并推测这段文字原来应该编排在《禁藏》篇首部分“为其伤于本事而妨于教也”句之下。这一考证结论总体来说应该是有点道理的，但有些具体论述还很粗疏，这里先作三点修正和补充。
(一)、错简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复原方法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以前没有加以注意和解释。错简开头部分有“主好本”一句，唐人尹知章注云：“本谓农桑也。”按我们的复原方法，这个“本”字与《禁藏》篇首部分的“本”字中间仅仅隔了33个字，那句话下仅注云“伤事而妨教”，后面这句才专门就“本”字作出解释，就不符合注释的常理。尹知章注释的本子这段话应该已经在《七臣七主》篇中，错简产生于马总以后的推断是错误的。但这一点还不足以颠覆我们关于错简的基本观点，因为虽然马总的生活年代比尹知章约晚百年，但他所依据的并不是尹注本，而是更早的没有发生错简的旧抄本，这一点从《意林》目录中在《管子》书名下注明为“十八卷”，可以得到证明。因此，我们仍然坚持原有的错简说，只不过其产生年代应提前到唐初。
(二)、错简的起止。张文虎认为错简至“名断言泽”为止，我们不加思考地予以引录，没有注意到后人的一些不同说法。这里先将今本《管子·七臣七主》有关文字引录于下：
明王知其然，故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则往，召则来，如坠重于高，如渎水于地。故法不烦而吏不劳，民无犯禁。故有百姓无怨于上，上亦／法臣：法断名决无诽誉。故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赂止，而民无奸。呜呼美哉!名断言泽。
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注意到，《七臣七主》篇君、臣各有“六过一是”，而这段话以下只有“六过”之臣，缺少“一是”。《管子集校》引何如璋说：“上亦’二字乃‘矣’字之讹，连上为句者。‘法臣’为目，与下六臣一例。”诚为卓识。末两句与篇首部分“呜呼美哉，成事疾”相似，显然应为同一篇的文字。所以“法臣”以下为《七臣七主》原文，错简止于“上亦”二字。
(三)、错简的复原。何如璋的“上亦”讹字之说，并不可信。错简开头“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和《禁藏》“故先慎于己而后彼”两句中的“故”字，在唐初钞本中很可能正好各自居于一页之末，唐人将这几页散乱的书页重新粘连时，将本应接于下一“故”字下的错简，接于上一“故”字下。按这一推断来复原错简，应将其置于“故先慎于己而后彼”这句话中的“故”、“先”二字之间，“上亦”与“先慎于己而后彼”连读为一句，与下两句“官亦慎内而后外，民亦务本而去末”，正好句法相同。而从全篇来看，《七臣七主》去除错简以后，“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赂止”等直接上承“故主虞而安，吏肃而严”等论述。《禁藏》补入错简以后，“刑烦而奸多”、“明王知其然，故必诛而不赦，必赏而不迁”等直接上承前引错简“法不烦而吏不劳”、“明王知其然，故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等论述。两篇各自的文风、思想都更加统一，前后呼应更加密切。
二、《禁藏》篇的思想特征
在复原《禁藏》错简后，再来讨论全篇的思想特征。清人张佩纶说：“《牧民》篇：‘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法法》篇：‘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此篇本之，谓禁在上不在下，在内不在外，意气不定则营物，意气定则不营物，故以‘禁藏’名篇。前半极言禁胜于身之故，后半详言令行于民之效，而刑罚之省，文巧之禁，不期然而然矣。”胡家聪先生说：“精研《禁藏》全篇，其内涵主要有三条线：第一，明主内心体道，修己正身，先慎于已而后彼’；第二，严于执法，‘法者天下之仪’，‘主上视法严于亲戚’；第三，行四时之政。”他们或明或暗地主张，根据其对思想的理解，将错简文字分别复原到《禁藏》相关内容之下，这一点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们的上述思想分析，给人以很多启发。
根据我们的复原方法，全篇的论述层次大体比较清楚，即可以粗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错简“则主道备矣”，从总体上论述君主的思想行为准则；第二部分从错简“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至《禁藏》“当今为愚人”，主要围绕法的问题来作论述：第三部分从“故圣人之制事也”至“田备然后民可足也”，主要论述治理民众的问题；第四部分即末段，为谋攻敌国的五种方法。当然，古人文法循环往复，百变不穷，这里前三部分的论述是有所交叉的，正因如此，才能达到前呼后应、说理透辟的效果。从思想上分析，我们认为本篇可以说有一个主题，即禁藏思想；又有三条思想线索，即以法治国、以时施政、以利劝民。
(一)、禁藏思想。作者开门见山，点出主题：“禁藏于胸胁之内，而祸避于千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这个“禁藏”应该视为本篇的特殊概念，意为君主心中保持自我克制。 衣衾足以朽肉，坟墓足以道记，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牛力达先生认为这些都是反对侈靡的言论，“和《侈靡》篇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我们认为，《侈靡》篇所提倡的是与周代分封制度和礼乐制度相适应的等级消费思想，它非但不是一种异端，反而是当时最正统的一种官方思想。春秋末战国初晏子、墨子等提倡节用以后，崇俭思想才占据统治地位。从这一历史背景说，本篇与《侈靡》篇可以说是很不同的。但实施侈靡政策的目的，用《侈靡》篇原文说是“贱有实，敬无用”，“通于侈靡，而士可戚”，即通过让贵族拥有礼乐特权，享受金石狗马之类无用之物，来亲近他们，使其乐于为国效力。本篇则说：“能移无益之事，无补之费，通币行礼，而党必多，交必亲矣。”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思想背景下，对侈靡思想核心的继承和发展。
此外，《侈靡》篇说：“教之始也，身必备之。”“有臣甚大，将反为害，吾欲忧患除害，将小能察大。”“修之心”，“声好下曲，食好咸苦，则人君日退”。这些论述与本篇主题思想，即禁藏避祸，防止“营于物而失其情”，都有相通之处。
《侈靡》篇说：“必辨于天地之道，然后功名可以殖。”“夫运谋者，天地之虚满也，合离也，春秋冬夏之胜也。”“以时事天。”“满虚之合，有时而为实，时而为动。地阳时贷，其冬厚则夏热，其阳厚则阴寒。是故王者谨于日至，故知虚满之所在，以为政令。”“收其春秋之时而消之。”“夫阴阳进退，满虚亡时。其散合可以视岁，唯圣人不为岁，能知满虚，夺余满，补不足，以通政事，以赡民常。”其中既有四时教令思想的原则表述，又主张掌握岁时变化的规律，来“夺余满，补不足”。本篇的四时教令思想已如上述，又说：“彼时有春秋，岁有败凶，政有急缓。政有急缓，故物有轻重；岁有败凶，故民有义(羡)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不调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这段话与书中《国蓄》篇相似：“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它们应该都是就上引《侈靡》诸句和下面两则论述所作的综合和发挥：“商人于国，非用人也……市廛之所及，二依(倍)其本。”“不然，则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收)之，贱所贵而贵所贱。”
《侈靡》篇认为人具有趋利的本性，主张满足民众衣食田宅之需：“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利积多者，百姓则从而归之也。”“水鼎之汨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求珠贝者不令也。”“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本篇的思想线索之一就是以利劝民，已如上述。而其对人性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之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两者对于人的趋利本性过于夸张，但其满足民众欲望的主张，可以说是管子学派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值得肯定。
最后，两篇中有些特殊词语用法相同，而这些用法在其它先秦古书中不太常见。如《侈靡》说：“众而约。”“长丧以毁其时，重送葬以起身财。一亲往，一亲来，所以合亲也。此谓众约。”所谓“约”，是指民众不用君主要求，就自愿集合起来。本篇也有这一用法：“不求而约，不召而来。”
《侈靡》中的“二十岁而可广”一句，前贤作过很多解释，都未能得其真意。其实这个“广”字所包括的意思就是下文的“信其情者伤其神”、“声好下曲，食好咸苦，则人君日退”，是指尽情追求物质享受而导致精神旷废。《管子》书中“广”字的这一用法还有两例。一是《形势》说：“无广者疑神。”一是本篇说：“听其滛乐，以广其心。”本篇又说：“营于物而失其情者也，愉于滛乐而忘后患者也”，其意相当于“广”；“意定而不营气情，气情不营则耳目谷”，其意相当于“无广”。
《侈靡》说：“邻国之君俱不贤，然后得王。俱贤若何?曰：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变而足以成名，承弊而民劝之。”其中“承弊”二字，先秦古书中少见连用者，今人对其含义多已不能索解，庸俗地解释为“赠币”，也有人说是“拯弊”。本篇说：“两国相敌，必承其弊。”两相对照，用法完全相同。《史记》卷8：“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卷30：“太史公曰：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卷130《太史公自序》：“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司马迁对《管子》很熟悉，其承弊之说，盖即来源于此。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将《管子》完全看作丛抄的伪书，甚至以为其成书于汉代，仅从这一具体例证来看，这类说法就难以成立。
(责任编辑；谢乃和)
关键词：《管子》 《禁藏》 政治思想
《管子·禁藏》篇蕴藏着丰富的政治思想，是全书中极其重要的一篇，历来颇受学人重视。如张舜徽先生自言“夙好诵习《管子》，尝反复究绎其论法诸篇，果得其中精粹之文，凡十有八”，其中之一即《禁藏》篇。先生又云：“余尝有意从《管子》中抽出此十八篇，为之疏证，使之别行。终以他事间之，未能成也。”可惜先生已归道山，再也不能读到如《周秦道论发微》般的“《禁藏》发微”了。前辈学者关于《禁藏》篇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胡家聪先生《管子新探》的有关章节和牛力达先生的专题论文，其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见解。笔者10年前开始习读《管子》，曾经受到他们一些观点的启发，也形成一些与他们不同的看法。但由于当时主要兴趣集中在《禁藏》错简问题上，没有对其内容和思想作更多的分析。这里不揣翦陋，再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一、《禁藏》篇错简补说
要谈论《禁藏》篇的思想，首先有一个文献上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即篇文的错简问题。清人张文虎首先怀疑《七臣七主》中间部分从“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到“名断言泽”为他篇错简，张佩纶认为就是《禁藏》篇错简，理由讲得还不够充分。所以虽然多数人已经接受这一说法，但也有不赞同的。如黎翔凤先生认为：“此文承‘七主’而纵言之，何云‘不相覆’乎!”牛力达先生的论文一开头就说：“《禁藏》是一篇逻辑严密、首尾完整的经济论文。”对于有些学者过度怀疑古书，动辄斥为错简伪书的做法，笔者向来持有保留态度，因而起初也没有认同这一错简说，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一条错简的有力证据。唐人马总丛抄诸子而成的《意林》一书，在卷一节录了《管子》二十条文句，大致是按原文先后的顺序编排的。其中所抄第十条：“楚王好小(此处脱腰字)，美人省食；吴王好剑，国士轻死。主好宫室，则工匠巧；主好文采，则工女靡。”这段话今本在《七臣七主》篇内，马总却将其夹抄在出自《禁藏》篇的两条文字之间，显得十分反常。所以我们怀疑马总所依据的钞本中这段错简还在《禁藏》篇内，晚唐以后才错入《七臣七主》篇，并推测这段文字原来应该编排在《禁藏》篇首部分“为其伤于本事而妨于教也”句之下。这一考证结论总体来说应该是有点道理的，但有些具体论述还很粗疏，这里先作三点修正和补充。
(一)、错简产生的年代。我们的复原方法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以前没有加以注意和解释。错简开头部分有“主好本”一句，唐人尹知章注云：“本谓农桑也。”按我们的复原方法，这个“本”字与《禁藏》篇首部分的“本”字中间仅仅隔了33个字，那句话下仅注云“伤事而妨教”，后面这句才专门就“本”字作出解释，就不符合注释的常理。尹知章注释的本子这段话应该已经在《七臣七主》篇中，错简产生于马总以后的推断是错误的。但这一点还不足以颠覆我们关于错简的基本观点，因为虽然马总的生活年代比尹知章约晚百年，但他所依据的并不是尹注本，而是更早的没有发生错简的旧抄本，这一点从《意林》目录中在《管子》书名下注明为“十八卷”，可以得到证明。因此，我们仍然坚持原有的错简说，只不过其产生年代应提前到唐初。
(二)、错简的起止。张文虎认为错简至“名断言泽”为止，我们不加思考地予以引录，没有注意到后人的一些不同说法。这里先将今本《管子·七臣七主》有关文字引录于下：
明王知其然，故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则往，召则来，如坠重于高，如渎水于地。故法不烦而吏不劳，民无犯禁。故有百姓无怨于上，上亦／法臣：法断名决无诽誉。故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赂止，而民无奸。呜呼美哉!名断言泽。
清代以来许多学者注意到，《七臣七主》篇君、臣各有“六过一是”，而这段话以下只有“六过”之臣，缺少“一是”。《管子集校》引何如璋说：“上亦’二字乃‘矣’字之讹，连上为句者。‘法臣’为目，与下六臣一例。”诚为卓识。末两句与篇首部分“呜呼美哉，成事疾”相似，显然应为同一篇的文字。所以“法臣”以下为《七臣七主》原文，错简止于“上亦”二字。
(三)、错简的复原。何如璋的“上亦”讹字之说，并不可信。错简开头“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和《禁藏》“故先慎于己而后彼”两句中的“故”字，在唐初钞本中很可能正好各自居于一页之末，唐人将这几页散乱的书页重新粘连时，将本应接于下一“故”字下的错简，接于上一“故”字下。按这一推断来复原错简，应将其置于“故先慎于己而后彼”这句话中的“故”、“先”二字之间，“上亦”与“先慎于己而后彼”连读为一句，与下两句“官亦慎内而后外，民亦务本而去末”，正好句法相同。而从全篇来看，《七臣七主》去除错简以后，“君法则主位安，臣法则货赂止”等直接上承“故主虞而安，吏肃而严”等论述。《禁藏》补入错简以后，“刑烦而奸多”、“明王知其然，故必诛而不赦，必赏而不迁”等直接上承前引错简“法不烦而吏不劳”、“明王知其然，故见必然之政，立必胜之罚”等论述。两篇各自的文风、思想都更加统一，前后呼应更加密切。
二、《禁藏》篇的思想特征
在复原《禁藏》错简后，再来讨论全篇的思想特征。清人张佩纶说：“《牧民》篇：‘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法法》篇：‘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此篇本之，谓禁在上不在下，在内不在外，意气不定则营物，意气定则不营物，故以‘禁藏’名篇。前半极言禁胜于身之故，后半详言令行于民之效，而刑罚之省，文巧之禁，不期然而然矣。”胡家聪先生说：“精研《禁藏》全篇，其内涵主要有三条线：第一，明主内心体道，修己正身，先慎于已而后彼’；第二，严于执法，‘法者天下之仪’，‘主上视法严于亲戚’；第三，行四时之政。”他们或明或暗地主张，根据其对思想的理解，将错简文字分别复原到《禁藏》相关内容之下，这一点我们不能赞同，但是他们的上述思想分析，给人以很多启发。
根据我们的复原方法，全篇的论述层次大体比较清楚，即可以粗略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至错简“则主道备矣”，从总体上论述君主的思想行为准则；第二部分从错简“夫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至《禁藏》“当今为愚人”，主要围绕法的问题来作论述：第三部分从“故圣人之制事也”至“田备然后民可足也”，主要论述治理民众的问题；第四部分即末段，为谋攻敌国的五种方法。当然，古人文法循环往复，百变不穷，这里前三部分的论述是有所交叉的，正因如此，才能达到前呼后应、说理透辟的效果。从思想上分析，我们认为本篇可以说有一个主题，即禁藏思想；又有三条思想线索，即以法治国、以时施政、以利劝民。
(一)、禁藏思想。作者开门见山，点出主题：“禁藏于胸胁之内，而祸避于千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这个“禁藏”应该视为本篇的特殊概念，意为君主心中保持自我克制。 衣衾足以朽肉，坟墓足以道记，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牛力达先生认为这些都是反对侈靡的言论，“和《侈靡》篇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我们认为，《侈靡》篇所提倡的是与周代分封制度和礼乐制度相适应的等级消费思想，它非但不是一种异端，反而是当时最正统的一种官方思想。春秋末战国初晏子、墨子等提倡节用以后，崇俭思想才占据统治地位。从这一历史背景说，本篇与《侈靡》篇可以说是很不同的。但实施侈靡政策的目的，用《侈靡》篇原文说是“贱有实，敬无用”，“通于侈靡，而士可戚”，即通过让贵族拥有礼乐特权，享受金石狗马之类无用之物，来亲近他们，使其乐于为国效力。本篇则说：“能移无益之事，无补之费，通币行礼，而党必多，交必亲矣。”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思想背景下，对侈靡思想核心的继承和发展。
此外，《侈靡》篇说：“教之始也，身必备之。”“有臣甚大，将反为害，吾欲忧患除害，将小能察大。”“修之心”，“声好下曲，食好咸苦，则人君日退”。这些论述与本篇主题思想，即禁藏避祸，防止“营于物而失其情”，都有相通之处。
《侈靡》篇说：“必辨于天地之道，然后功名可以殖。”“夫运谋者，天地之虚满也，合离也，春秋冬夏之胜也。”“以时事天。”“满虚之合，有时而为实，时而为动。地阳时贷，其冬厚则夏热，其阳厚则阴寒。是故王者谨于日至，故知虚满之所在，以为政令。”“收其春秋之时而消之。”“夫阴阳进退，满虚亡时。其散合可以视岁，唯圣人不为岁，能知满虚，夺余满，补不足，以通政事，以赡民常。”其中既有四时教令思想的原则表述，又主张掌握岁时变化的规律，来“夺余满，补不足”。本篇的四时教令思想已如上述，又说：“彼时有春秋，岁有败凶，政有急缓。政有急缓，故物有轻重；岁有败凶，故民有义(羡)不足；时有春秋，故谷有贵贱。而上不调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这段话与书中《国蓄》篇相似：“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强者能守；分财若一，智者能收。”它们应该都是就上引《侈靡》诸句和下面两则论述所作的综合和发挥：“商人于国，非用人也……市廛之所及，二依(倍)其本。”“不然，则强者能守之，智者能牧(收)之，贱所贵而贵所贱。”
《侈靡》篇认为人具有趋利的本性，主张满足民众衣食田宅之需：“百姓无宝，以利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处。利然后能通，通然后成国。利积多者，百姓则从而归之也。”“水鼎之汨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求珠贝者不令也。”“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本篇的思想线索之一就是以利劝民，已如上述。而其对人性的分析，更是入木三分：“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之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两者对于人的趋利本性过于夸张，但其满足民众欲望的主张，可以说是管子学派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值得肯定。
最后，两篇中有些特殊词语用法相同，而这些用法在其它先秦古书中不太常见。如《侈靡》说：“众而约。”“长丧以毁其时，重送葬以起身财。一亲往，一亲来，所以合亲也。此谓众约。”所谓“约”，是指民众不用君主要求，就自愿集合起来。本篇也有这一用法：“不求而约，不召而来。”
《侈靡》中的“二十岁而可广”一句，前贤作过很多解释，都未能得其真意。其实这个“广”字所包括的意思就是下文的“信其情者伤其神”、“声好下曲，食好咸苦，则人君日退”，是指尽情追求物质享受而导致精神旷废。《管子》书中“广”字的这一用法还有两例。一是《形势》说：“无广者疑神。”一是本篇说：“听其滛乐，以广其心。”本篇又说：“营于物而失其情者也，愉于滛乐而忘后患者也”，其意相当于“广”；“意定而不营气情，气情不营则耳目谷”，其意相当于“无广”。
《侈靡》说：“邻国之君俱不贤，然后得王。俱贤若何?曰：忽然易卿而移，忽然易事而化，变而足以成名，承弊而民劝之。”其中“承弊”二字，先秦古书中少见连用者，今人对其含义多已不能索解，庸俗地解释为“赠币”，也有人说是“拯弊”。本篇说：“两国相敌，必承其弊。”两相对照，用法完全相同。《史记》卷8：“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卷30：“太史公曰：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卷130《太史公自序》：“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司马迁对《管子》很熟悉，其承弊之说，盖即来源于此。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将《管子》完全看作丛抄的伪书，甚至以为其成书于汉代，仅从这一具体例证来看，这类说法就难以成立。
(责任编辑；谢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