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一连三年遭遇严重经济困难，我的家乡甘肃本来就穷，这时候更是雪上加霜，当时贫下中农每人每天一斤粮食，我们这些地富家庭每人每天还不到半斤粮，再加一些政治压力，无奈之下，我身上带了两元钱就逃离了老家，经过四十多天的流浪，乞讨，还曾卖过血，一路向西，流落到了哈密，是兵团当时的哈密管理处收留了我，并将我分配到了工程大队去工作，在没有接受像我这样的盲流之前，工程大队实际上是劳改队，后来接受了近400名像我这样20多岁的壮劳力，成立工程二队，我们整天同劳改犯一起修水渠、盖房子，筛沙子等，干基建一类的重体力活。那个时候，兵团长年基本上没有礼拜天，每天都是天不亮起来干活，天黑了才下班，还经常和劳改犯一起搞劳动竞赛，工资试用期标准是34.32元，我一直干了近十年才转为一级农工，工资变成36.96元。
　　记得1964年大年三十晚上，车站来了两车皮水泥，每个车皮60吨，连里派了我们五个人去卸，要把水泥从车皮上扛下来，跨过两个道轨，然后搬上站台码好，等我们五个人搬完时，天都亮了，又饥又冻，累得站都站不住了。回去后昏昏沉沉睡了两天，也算是过了个年，现在哪个农民工能干这么重的活？
　　兵团管理完全是军事化的，像我们工程队，这里的活干完了，下一个点搬哪里干都保密，工人们从来不知道。我清楚地记得1965年3月8日这天，来了几辆解放车，要我们立即打行李搬家，结果将我们拉到了天山脚下的五道沟的红星渠首，那里根本没有房子，领导说自己找地方露天打地铺睡，男女各选地方，明天开始给红星渠作防渗，三月份天山脚下还堆积着几十公分厚的雪，我们只好把雪铲了，把石头拣一下。晚上零下三十度，穿着棉衣盖着被子挤在一起露宿，天不亮起来支大锅烧开水加盐拌混凝土，用能装200公斤的大筐子往渠道里抬，在渠道里抹十公分厚的防渗混凝土，到现在红星渠上还存在着。
　　当时一个班一次占200米长，在厚钢板上拌和，依次类推，我们16个班，加上劳改队几百人，搞完一段往下挪，每晚收工后提着马灯去昨晚睡觉处找行李，一天搬几公里，几天后累得连雪也不刮，石头也不搬，那时大家都年轻，随便找个地势稍低的地方就睡了，开始男女还各住一处，最后女的冻的不行也和男的挤一堆了。当时兵团人思想都比较单纯，也没有什么男女之间的风言风语。
　　记得那时兵团的粮食供应虽说是基建工人每月45斤，基本上80%是从吐鲁番调拨的红高粱面为主，由于活重体力消耗大，根本吃不飽，窝窝头送到工地冻得一咬一个冰碴子。工程好不容易搞到一多半时，有天夜里紧急集合，说渠首上的人骑马过来通知，因白天山里阳坡处消雪形成洪水，顺渠道马上就流下来了，为了保护前三天打的混凝土，连长决定突击装沙袋，垒在还没有凝固好的段面上堵截洪水。
　　谁知刚做好准备，洪水就冲下来了，老连长带头跳进了渠道，接着一大群人都跳了进去，渠道形成了三排人墙，前面的人堵水，后面突击垒沙袋，同时在渠道上开挖了排洪口，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折腾，洪水终于堵住了，不但保护了尚未凝固的防渗面，而且又便利了继续做防渗的作业面。
　　可当这三十多个人从水中拉出来时，一个个腿脚失去了知觉，棉裤冻硬了几乎不能打弯，脱也脱不下来，只好用剪刀剪开，冻僵的腿在被窝里暖了大半天才恢复知觉。至今我的腿关节留下了后遗症，只要天气稍有些变化就发痛。经过近两个月的突击，红星渠的防渗工程才搞完，两个月没脱衣服，大家身上都长满了虱子，现在的人谁受得了。
　　兵团的基建部队外出施工经常是几十个人睡一个大地窝子，老职工几家人睡一个帐篷，那时每天干十五六个小时，根本没人说什么加班费或钱的事，文革中闹派性把我们工程大队的400多人押解到红星二场解散，大部分分到各农业连队，大概因我身强力壮，还会技术，仍留在了改编的十二连，农闲时仍为红星二场干基建活，遇“三夏”（夏收夏种夏灌）三秋常常去支援农业连队，六十年代农业机械少，像割麦基本上全靠人工，农业单位割几天后还要打压脱谷，腾地复种等。而我们基建单位好像每年要割40多天，割麦可是霸王苦活，看似简单，拿镰刀一把一把割，那时有任务，定额是每人每天割8分地，麦熟季节天气炎热，哈密有时温度达到40度，麦芒一碰上镰刀就飞起来了，落到脸上脖子里奇痒难耐，一些南方的人，特别是女同志，根本不会割麦子，手忙脚乱，割伤腿脚的事天天都有。
　　兵团人历来是轻伤不下火线，兵团的地，每隙3.6米宽，一个人占一隙，别人割完前面走了，你落在后面又难看又着急，不会割的，每割几把就要站起来看一下，一蹲一站，腰不停地一弯一抬，半天后腰酸胀疼痛难忍，又不得不咬牙坚持。我在老家从小就割麦子，又当过麦客，我早就学会了割走镰（不弯腰的割法），轻轻松松每天可以割3亩以上。完成任务光荣，但超支消耗体力，饭量比别人大得多，一个月馍票早早就吃光了，况且越出力大，伙食费比别人就高得多。有的女同志完不成任务经常拿着馍票求我帮忙替她割麦子。
　　实际上干得再多，每月的工资不会多一分钱，在老家要养活两个老人，更难的是还得攒钱给我弟弟娶媳妇，当时陇东的彩礼要上千元，那时算是天文数字了。此外，我还要养孩子，我的三个孩子吃饭穿衣上学……花一毛钱都得精打细算，夏天连队来了卖瓜的，我把孩子关在家里，不敢让看见。那时兵团自己种瓜，五分钱一公斤，我都买不起。那时我的女儿正在上托儿所，不懂事，看见人家娃娃吃瓜就哭着要。
　　由于当时生活所迫，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为了活得好一些，我不得不见啥学啥，稍有空闲，我就在家里学做木工，有时为自己，有时帮人做。高低柜，写字台，讲究的人还叫我做大衣柜。后来我又买了一部旧缝纫机，学会了做衣服。我先是比着衣服在水泥纸上画，后来就可以直接在布上裁了。不久，大人小孩的衣服裤子都会做了。有人从上海等地买回一些新款式的衣服，我稍为比划一下，就能翻做出来，有时还能在口袋、领角上作些创新。后来不少职工家属都来请我做衣服，当然大多是尽义务，有时人家也会送些包谷面之类作为回报，从我有手艺后生活就比邻家好多了。
　　现在说兵团辉煌，兵团人艰苦创业，兵团锻练人，我亲身体验了二十多年的兵团农工的艰辛，但兵团人的思想教育确实始终没有放松过，割麦子那么忙，天天晚上要开会，指导员每晚坚持念报纸，表彰好人好事。
　　兵团人的待遇，艰辛几乎超人承受极限，但从没有人有怨言，有个老连长拉肚子脱水，绑上尿片子，不顶用缠上一条烂裤子坚持继续干，现在人谁能做得到？我之所以能创业成功，其实是兵团磨练的结果，那时我把三十几元工资支配得让全家人都体面地生活着，想想没有那时的磨练，就没有现在的我能自如地掌控十数亿资产进行运作，并不断飞速滚动。
　　往事如烟，抹不去那些难忘的记忆。兵团，那些苦难的岁月，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给我的精神财富，正是得益于她的滋养，才让我一步步地走向了人生的辉煌。
　　责任编辑 胡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