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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建，“唱工委”秘书长、海蝶唱片董事长，第一眼看到《著作权法》草案，就有点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样的草案出现？草案所有的关键点，都和市场规律相违背，和大家期待的相违背，和国家扶植文化创意产业的政策理念相违背。”
“唱工委”是中国音像协会下属的一个行业协会。在“唱工委”成立以前，音乐行业一盘散沙，大家各活各的。“虽然都活得很不好，但是也没有说团结起来做什么，但是这一次触碰到我们容忍的底线了。”
“唱工委”的热闹与活跃也是被逼无奈。面对一份差不多要摧毁整个音乐行业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担忧，所以这一次，“唱工委”和流行音乐协会团结起来，这些过去很分散、沟通很少的音乐人现在都抱团抵制这个新《著作权法》。“实在不行一起死嘛！”访谈中一直非常冷静的卢建用这样激烈的言辞来描述最坏的结果。
《新民周刊》：《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起草者是不是更多地考虑了海外的相关法律条款？
卢建：刚开始，他们都用海外“延伸管理”的概念来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条款，但是在我们看来，这都是偷换概念！争论比较多的这几条条款，海外比较多的都采用自由竞争的方式，提倡服务、透明、比较科学的方法，真正的延伸管理，全世界只有8个国家在这样做。如果老百姓不懂，以为他们是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国外先进经验有很多，但是实际上他们学的都不是特别先进的经验。但是我想，他们不会弱智到去学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海外法律吧？当然了，其实，他们还是很聪明的，聪明到引用了一些貌似先进的条款，然后达到他们非常明确的目的：一是剥夺著作權人的权利；二让集体管理组织变得更集权更武断，这个目标是很明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个说法。当我们看透了这一点之后，对于参与修法者的意图，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修改方案为什么会出台？
《新民周刊》：“唱工委”通气会之后，《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方面是什么样的反应？
卢建：媒体的力量和整个社会的力量都是站在音乐产业和音乐人这一边的，毕竟大家还有最基本的良知。“唱工委”一直在讲我们的需求，对方就一直在王顾左右而言他了。据说央视一些对话节目提出来，既然你们两边在争执，何不上一个像样的节目公开辩论呢？可以让大众做评判。他们那边根本没有人敢站出来，而且据说两个修法的专家现在也完全站在了音乐人这一边。音著协的发言人呢，则躲在后面装无辜，好像这事跟他们无关，因为这事如果挑明了是很难听的。
《新民周刊》：什么叫“很难听”？
卢建：利益驱使他们修订出这样的草案，对行政的利益、垄断的利益、集体管理的利益的维护，太明显了，明显到你必须怀疑他们的动机，是不良的。
《新民周刊》：他们不是公开征求意见吗？怎么还躲在后面呢？
卢建：对啊，所以就很奇怪嘛，为什么不敢公开对话？他们在第一周发表了几个观点了，什么新法是为了鼓励产品的传播，什么担心唱片公司垄断自己的产品，什么新法是鼓励文艺为人民服务，其实都是完全荒谬、站不住脚的。
我们“唱工委”刚刚做了一个PPT，是对近年中国唱片市场的数据分析，数据触目惊心到令人发指，还有人要盘剥我们。我们没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中国真正应收的音乐版权费用，版税应该220亿，音著协收到的就少得可怜，更不要说发到每个唱片公司的钱了。你难以想象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会那么普遍。
盗版为什么屡禁不止？
《新民周刊》：主要的收益都流失到哪去了？盗版？
卢建：一个是盗版。盗版方，比如卡拉OK，比如说网络音乐，绝大多数都在盗版侵权，他们应该在他们的运营成本里拿出一些资金，否则他们就不应该做这样的生意。但是因为目前法律的缺失，对权利人维权是有难度的，这里有历史原因，比如避风港原则等等。按说音著协和音集协拥有相对垄断的权利，但是他们也没有有效地帮助权利人维权。权利人，都是分散在各地的中小公司，维权，有一定的难度。而且，中国知识产权的意识，历来都淡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该收到的钱收不到，该拥有保护自己权利的人呢，又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权利，使用这个权利收钱的机构呢，比如音著协的管理费，居然高达所有版税的54%！这在全世界都是个笑话！世界上常见的管理费在10%左右，经过层层盘剥，到真正的权利人手里，真是少得可怜！
《新民周刊》：音乐方面的盗版侵权也不是一个新话题了，为什么大家呼吁了这么多年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卢建：关键问题在于，在司法解释上，还是没有提高侵权成本，盗版的赔付率是很低的。视频网站两年前都是盗版侵权吧？为什么现在没有了？都在中国，视频可以这样，音频为什么不可以？你只要制定一个合理的政策，让偷东西的人知道偷东西是有代价的，那就足够了，打击盗版的事，不用政府参与。
《新民周刊》：各大网站现在有支付权利人费用吗？
卢建：在中国，所有的网站的音乐都是免费下载，因为收费下载的话，用户都流失了。在美国，70%的收入归版权，像Itunes就是典型的标准，在日韩，90%给权利人，在中国，我们拿到的是1%-2%。低到不可思议。就是这1%-2%也不是全额交到我们手上，也有克扣。像卡拉OK，我们拿到手的是1‰。而且，他们提供的数据我们没有办法监控。
我们需要怎样的游戏规则？
《新民周刊》：你觉得在现在的大环境下，政府或相关机构应该采取一些怎么样的举措来保护音乐人的权益？
卢建：他们要听取行业真正的声音，修法一定要科学要慎重要符合市场规律，其实这个行业真不需要特殊政策特殊扶持，我们也不要什么音乐园区扶持基金，都不要，我们只要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第一，我们权利的管理不能只给独家垄断的一家，垄断一定会产生低效、腐败、变客为主的状况；第二，侵权一定要提高它的侵权成本，偷音乐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本，就算给抓住了，现在的司法也非常倾向于渠道方和使用方。既然偷东西成本很低，那么我就继续偷吧，现在网络音乐基本上就建立在盗版的基础上，包括卡拉OK也是这样。 我们就要求偷东西是有代价的，侵权成本必须提高；第三，你们不要摧毁唱片工业千锤百炼形成的商业模式。
现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46条”和“48条”在我看来就是完全不懂的人写出来的。唱片工业的基石都被打掉了。“唱工委”就要求，不能让那些垄断机构变成怪兽，谁也控制不了，让他们去操控200个亿的版权市场。如果他们把这200亿都收上来，并且透明公正，那行，关键是你看我们统计的数据。音著协都干了20年了，只收到他们应收的2%，几乎所有的权利人都高度怀疑它们的公正性透明性，这样一个组织，再给它这样的权利，我们只有死路一条！
“唱工委”是中国音像协会下属的一个行业协会。在“唱工委”成立以前，音乐行业一盘散沙，大家各活各的。“虽然都活得很不好，但是也没有说团结起来做什么，但是这一次触碰到我们容忍的底线了。”
“唱工委”的热闹与活跃也是被逼无奈。面对一份差不多要摧毁整个音乐行业的《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担忧，所以这一次，“唱工委”和流行音乐协会团结起来，这些过去很分散、沟通很少的音乐人现在都抱团抵制这个新《著作权法》。“实在不行一起死嘛！”访谈中一直非常冷静的卢建用这样激烈的言辞来描述最坏的结果。
《新民周刊》：《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起草者是不是更多地考虑了海外的相关法律条款？
卢建：刚开始，他们都用海外“延伸管理”的概念来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条款，但是在我们看来，这都是偷换概念！争论比较多的这几条条款，海外比较多的都采用自由竞争的方式，提倡服务、透明、比较科学的方法，真正的延伸管理，全世界只有8个国家在这样做。如果老百姓不懂，以为他们是在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国外先进经验有很多，但是实际上他们学的都不是特别先进的经验。但是我想，他们不会弱智到去学一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海外法律吧？当然了，其实，他们还是很聪明的，聪明到引用了一些貌似先进的条款，然后达到他们非常明确的目的：一是剥夺著作權人的权利；二让集体管理组织变得更集权更武断，这个目标是很明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个说法。当我们看透了这一点之后，对于参与修法者的意图，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修改方案为什么会出台？
《新民周刊》：“唱工委”通气会之后，《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方面是什么样的反应？
卢建：媒体的力量和整个社会的力量都是站在音乐产业和音乐人这一边的，毕竟大家还有最基本的良知。“唱工委”一直在讲我们的需求，对方就一直在王顾左右而言他了。据说央视一些对话节目提出来，既然你们两边在争执，何不上一个像样的节目公开辩论呢？可以让大众做评判。他们那边根本没有人敢站出来，而且据说两个修法的专家现在也完全站在了音乐人这一边。音著协的发言人呢，则躲在后面装无辜，好像这事跟他们无关，因为这事如果挑明了是很难听的。
《新民周刊》：什么叫“很难听”？
卢建：利益驱使他们修订出这样的草案，对行政的利益、垄断的利益、集体管理的利益的维护，太明显了，明显到你必须怀疑他们的动机，是不良的。
《新民周刊》：他们不是公开征求意见吗？怎么还躲在后面呢？
卢建：对啊，所以就很奇怪嘛，为什么不敢公开对话？他们在第一周发表了几个观点了，什么新法是为了鼓励产品的传播，什么担心唱片公司垄断自己的产品，什么新法是鼓励文艺为人民服务，其实都是完全荒谬、站不住脚的。
我们“唱工委”刚刚做了一个PPT，是对近年中国唱片市场的数据分析，数据触目惊心到令人发指，还有人要盘剥我们。我们没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中国真正应收的音乐版权费用，版税应该220亿，音著协收到的就少得可怜，更不要说发到每个唱片公司的钱了。你难以想象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会那么普遍。
盗版为什么屡禁不止？
《新民周刊》：主要的收益都流失到哪去了？盗版？
卢建：一个是盗版。盗版方，比如卡拉OK，比如说网络音乐，绝大多数都在盗版侵权，他们应该在他们的运营成本里拿出一些资金，否则他们就不应该做这样的生意。但是因为目前法律的缺失，对权利人维权是有难度的，这里有历史原因，比如避风港原则等等。按说音著协和音集协拥有相对垄断的权利，但是他们也没有有效地帮助权利人维权。权利人，都是分散在各地的中小公司，维权，有一定的难度。而且，中国知识产权的意识，历来都淡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该收到的钱收不到，该拥有保护自己权利的人呢，又没有办法使用这个权利，使用这个权利收钱的机构呢，比如音著协的管理费，居然高达所有版税的54%！这在全世界都是个笑话！世界上常见的管理费在10%左右，经过层层盘剥，到真正的权利人手里，真是少得可怜！
《新民周刊》：音乐方面的盗版侵权也不是一个新话题了，为什么大家呼吁了这么多年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卢建：关键问题在于，在司法解释上，还是没有提高侵权成本，盗版的赔付率是很低的。视频网站两年前都是盗版侵权吧？为什么现在没有了？都在中国，视频可以这样，音频为什么不可以？你只要制定一个合理的政策，让偷东西的人知道偷东西是有代价的，那就足够了，打击盗版的事，不用政府参与。
《新民周刊》：各大网站现在有支付权利人费用吗？
卢建：在中国，所有的网站的音乐都是免费下载，因为收费下载的话，用户都流失了。在美国，70%的收入归版权，像Itunes就是典型的标准，在日韩，90%给权利人，在中国，我们拿到的是1%-2%。低到不可思议。就是这1%-2%也不是全额交到我们手上，也有克扣。像卡拉OK，我们拿到手的是1‰。而且，他们提供的数据我们没有办法监控。
我们需要怎样的游戏规则？
《新民周刊》：你觉得在现在的大环境下，政府或相关机构应该采取一些怎么样的举措来保护音乐人的权益？
卢建：他们要听取行业真正的声音，修法一定要科学要慎重要符合市场规律，其实这个行业真不需要特殊政策特殊扶持，我们也不要什么音乐园区扶持基金，都不要，我们只要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第一，我们权利的管理不能只给独家垄断的一家，垄断一定会产生低效、腐败、变客为主的状况；第二，侵权一定要提高它的侵权成本，偷音乐没有什么太大的成本，就算给抓住了，现在的司法也非常倾向于渠道方和使用方。既然偷东西成本很低，那么我就继续偷吧，现在网络音乐基本上就建立在盗版的基础上，包括卡拉OK也是这样。 我们就要求偷东西是有代价的，侵权成本必须提高；第三，你们不要摧毁唱片工业千锤百炼形成的商业模式。
现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46条”和“48条”在我看来就是完全不懂的人写出来的。唱片工业的基石都被打掉了。“唱工委”就要求，不能让那些垄断机构变成怪兽，谁也控制不了，让他们去操控200个亿的版权市场。如果他们把这200亿都收上来，并且透明公正，那行，关键是你看我们统计的数据。音著协都干了20年了，只收到他们应收的2%，几乎所有的权利人都高度怀疑它们的公正性透明性，这样一个组织，再给它这样的权利，我们只有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