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承诺成了中国政坛流行词。中央领导公开承诺之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积极响应。吉林、甘肃、山东、河北、江西、江苏、广东、海南等十几个省、自治区以省(区)委、省(区)政府的名义，向社会作出公开廉政承诺，承诺的内容包括：坚决抵制跑官要官，坚决拒收钱财，严管身边的亲属与工作人员，带头遵纪守法等等。
　　当前，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红包礼金”、“买官卖官”、“打旗号”是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敢于就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出公开的政治承诺，无疑是值得赞许的。省级领导干部对这三个突出问题的公开承诺，可以说是一年多年前表态接受监督的具体化。
　　从国际反腐败的经验来看，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需要从政治领导层到社会各阶层的公开、具体的廉政承诺。公开承诺由上而下逐步推行，有助于创造对反腐倡廉有利的氛围，促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如果把反腐败比作一局棋，公开承诺应是这局棋中很重要的一步。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反腐倡廉的过程，就是“不断以新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顺利实现”的过程。因此，我们立党、执政、力量的“本”、“基”、“源”，说到底就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任何文明政府的治理，均需以人民的信赖为基础。
　　近年来，从刘方仁、程维高，到田凤山、韩桂芝等等，省部级高官不断爆出腐败和滥用权力的丑闻。这体现了反腐的力度，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一次又一次地强化了民众对一些省部级党政干部的负面印象。
　　公开的廉政承诺，标志着地方政府已经清晰地感受到自身的形象危机，并且试图改变这种形象。大部分官员也已经意识到，在得到领导认可的同时，更要做到以民为本，取信于民。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本轮各地政府所承诺的事项，比如，跑官要官，收受钱财，给亲属与工作人员以特权等等，也都是法律、法规、规章及党政纪律一直以来所严厉禁止的，党的全国性机构和中央政府也对其三令五申。然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涉及高官的所谓“大案要案”仍然一再爆发。
　　现在的承诺仅仅是单方面的，这样没有程序保障、也没有多大约束力的纯粹道德性承诺，在民众心目中，可能不易留下深刻印象。民众的这种心态不难理解，随着这些省级高官大案不断。民众对部分官员的腐败和滥权行为，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
　　政府官员获得人民的信任，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人民可能一时会被一些官员高调的话语所感染，但是更期待脚踏实地的行动。归根到底，人民对官员的信任，源自良好制度的长期稳定运行，因为制度本身会带来一种确定的预期：官员滥用权力的机会是很少的，成本则是很高的。承诺是一种软约束，只有制度建设逐步跟进，才会成长为一种硬约束。
　　沿着廉政承诺的逻辑进一步引申，可以考虑，在政府官员与其所服务的人民之间，订立某种政治性契约，以某种具有较强约束力、同时也具有更为强烈的象征意义的宪章性文本，向人民表明，政府具有建设廉洁政府——更广泛地说，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决心。当前，世界142个国家的宪法中，有97个都对宣誓制度有明确的规定。
　　这样的文本将规定，人民授予政府以管理社会所必需的权力，由此明确它们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政府方面承诺，它们的权力将接受人民的监督，具体表现为，接受法律的约束和审查，而不能任意行使。政府方面也承诺，建立更为有效的司法体系，对因官员滥用权力而给民众造成的损害，及时而有效地提供法律上的救济。
　　此后每届政府官员上任之时，均须宣誓遵守和执行这些条款，这样的契约，可能比政府口头上的一个承诺效果好得多。从根本上说，它也能够逐渐在官员和民众中塑造一种新的政府观和权力观，迷对于法治宪政秩序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
　　反腐败的过程，其实质也就是改革制度、创新制度、建设制度的过程。完善社会制度的建立，需要从中央到地方到民众的共同努力。
　　党中央、国务院认真践行自己的政治承诺，使一股重民、爱民、亲民、为民、利民的清风从北京徐徐吹来，照亮着“农民工们”的企盼，弥补着“孙志刚们”的遗憾，鼓舞着“梁雨润们”的士气，震慑着“胡长清们”的贪婪……我们期待省部级官员的承诺，也能化成缕缕如斯清风，拂过地方每个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