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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五点，复兴门内大街的星巴克。
黄晓菊正坐在咖啡馆的一角，轻轻地搅动着面前的咖啡，眼光不时扫过大厅里往来穿梭的侍应生。
她已经50多岁了，但脸上丝毫不见岁月的痕迹精心打理的发型，两道仔细描过的眉，一抹淡淡的唇红，还有脸上始终如一的微笑。
说话时，她的眼中会闪出异样的光芒，聊到兴奋处，她会突然提高音调大手一挥，然后问一句：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她的声音依然激越：“我天生就没有所谓的。正常’，天生就有无处宣泄、无处倾注的情感缺憾，天生就有一种叛逆。性格和无以名状的。愤怒。”
现在的她仍然像彼时的“潘晓一样困惑：”我对许许多多的事情抱有好奇心，我读佛经，也读圣经，甚至道家的书我也看，为什么我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生命其实很荒诞，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现在是2009年的夏天，那场由她引起的人生观大讨论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
那时的苦闷
现在很多40岁以上的人应该还记得那场大讨论：1980年第5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用沉重、幽怨，郁闷的笔触书写了人生的痛苦和创伤，刚一发表，便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这封信的主要执笔人便是黄晓菊。当时的情景她依然记忆犹新
“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做一期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便到我们工厂里来开思想座谈会。在会上我讲了自己的苦闷与困惑他们觉得我讲得不错，便向我约稿。黄晓菊说，“他们约了十多个人写稿，我只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黄晓菊正因为严重的关节炎而行动困难，“每隔几天就要到医院去一趟。”在医院的病床上，她摊开稿纸，内心淤积已久的苦闷倾泻而出：
我自幼就与父母分开。母亲在19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支边到T内蒙古，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军人。我从小惠上小儿佝偻病，被送回北京，在外祖父家长大。从小到大我哪里得到过父母的关爱!
小时候，外公是我们家的支柱，他在北京一家建筑公司当党委书记，得了癌症还在坚持工作。发病时，他在建筑工地被抬下来，一个多月后去世了。外婆召集全家开会，说以后家里人每个月都得交钱。当时我在房门后，听到这句话，感觉天都塌下来了。自己的亲人竟然只认钱!
什么是血缘?什么是家庭?什么是亲情?虽然后来结婚生子，在形式上，我完成了一个女人应有的过程，但在感情和心理上，我始终没有找到‘有家’的感觉。
我从小学五年级就赶上“文革”爆发，没有机会从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豁达与智慧；严重的关节炎使我步履艰难；我在一家简陋的街道小厂里工作，整日与一群命运对之不公的残疾人为伴。
有一次，眼瞅着变天了，暴雨即将来临。离下班还有几分钟，车间主任拍板放我们早点回家。一个厂领导却偷偷躲在暗处，把早走的人记在本上，在月底贴出大布告，宣布扣发我们的当月奖金。
在场的工人敢怒不敢言，就我犯傻啊，在开厂会的时候，我站出来说，我能说两句么?最后，我索性越级，一状告到领导的上级那儿，6元钱的奖金发下来了，我却从此成了厂子里的“鼻类”：领导不待见。甚至连同事们也不领情。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我的一个好朋友竞把我跟她说的知。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为了寻求人生的意义，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手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熏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我由着自己，决不妥协
就是这封信让黄晓菊 夜成名。当时，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纷纷请她参加活动，与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的“存在主义”。
“我们工厂门口每天站着许多陌生人，都说要见‘潘晓’，要和我谈人生，谈理想。”黄晓菊说，“还有很多记者要采访我，连中央电视台的都来了。”
接下来，在《中国青年》的帮助下，她从毛线厂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工作。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出版社发行部是在主楼外面，我与出版社的员工子女们在一起，都是一帮小孩子，我有事儿和谁探讨去?
于是，离开。
1988年，黄晓菊只身来到海南。在《海南特区报》她谋了一份差事写稿，兼职去拉广告。“你说拉广告应当求着人家吧?我偏不。被人晾在一边，我就直接上前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啊7到底行不行啊7结果，好长段时间，我一单广告也没有拉来。”
正在这时，一位客户知道了她的身份，主动提出愿意做广告赞助，但前提是她要以“潘晓”的名字与对方合作。但她不愿糟蹋潘晓的名声，婉拒了对方的好意。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南下的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但任性的她依然故我不赶流行，不与人套近乎。只进自己喜欢的货，只卖自己喜欢的款式，若有人不懂欣赏，她还忍不住跟人争论不休。
因此，她的生意一直做的不大不小，但黄晓菊却丝毫不以为意：“我就是这么个人，如果还有下辈子，我还会这么任由自己，决不妥协。有了信仰，人才有“核儿”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对您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是什么?
黄晓菊(以下简称黄) 那当然是《简·爱》，我从小就开始读，已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你看里边的主人公一个比一个事儿，我也一样，事儿事儿的。
青：您如何看待30年前的那场大讨论?
黄；我觉得那是一个偶然，刚好在那时候他们约我写稿子，结果很多人来讨论，就像你们今天来采访我一样都是偶然。当时有很多人支持我，也有很多人批评我，但这些我都不大在意，也丝毫不会对我构成任何影响，要不然我就不是我自己了。
青：您觉得人需要有信仰吗?您的信仰是什么?
黄我觉得信仰是个好东西，有信仰是个好事儿。有了信仰，人才有了一个“核儿”，人才会坚定，才会平和，才会有力量。我本人读佛经，也读圣经甚至道家的书我也看，我在试着找到我自己的信仰。
青：有一种声音，说现在的青年是缺乏信仰的一代，您怎么看?
黄：老实说，我也曾经认为他们是缺乏信仰的代。就像我的儿子，也是“80后”他文化水平不高当过兵，现在在西餐厅做厨师。我曾经认为他怎么能够这样呢?要有点儿追求才行呀。
可到后来，我发现他还是有追求的。他想做好人，想有朋友，他认为该做的他一定做好，不该做的坚决不做。有所为，有所不为，其实这就是一种信仰。
青：您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树立正确的信仰?
黄；我觉得，不能说让他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信仰，他们的选择是自由的。但一个人还是要先弄清楚自己有一个主旨，主调儿在。
青：如今的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多元，您如何看待这种信仰的多元化现象?
黄：在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像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种非白即黑的时代了，再去创造一个统一的信仰已经很难了。我觉得，人应该各有各的精彩，他们的选择应该是自由的，而不应该是由外界强加给他的。无论什么信仰，只要挹说得清楚，以理服人我就信。
黄晓菊正坐在咖啡馆的一角，轻轻地搅动着面前的咖啡，眼光不时扫过大厅里往来穿梭的侍应生。
她已经50多岁了，但脸上丝毫不见岁月的痕迹精心打理的发型，两道仔细描过的眉，一抹淡淡的唇红，还有脸上始终如一的微笑。
说话时，她的眼中会闪出异样的光芒，聊到兴奋处，她会突然提高音调大手一挥，然后问一句：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她的声音依然激越：“我天生就没有所谓的。正常’，天生就有无处宣泄、无处倾注的情感缺憾，天生就有一种叛逆。性格和无以名状的。愤怒。”
现在的她仍然像彼时的“潘晓一样困惑：”我对许许多多的事情抱有好奇心，我读佛经，也读圣经，甚至道家的书我也看，为什么我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生命其实很荒诞，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现在是2009年的夏天，那场由她引起的人生观大讨论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
那时的苦闷
现在很多40岁以上的人应该还记得那场大讨论：1980年第5期的<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用沉重、幽怨，郁闷的笔触书写了人生的痛苦和创伤，刚一发表，便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
这封信的主要执笔人便是黄晓菊。当时的情景她依然记忆犹新
“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准备做一期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便到我们工厂里来开思想座谈会。在会上我讲了自己的苦闷与困惑他们觉得我讲得不错，便向我约稿。黄晓菊说，“他们约了十多个人写稿，我只是其中之一。”
当时的黄晓菊正因为严重的关节炎而行动困难，“每隔几天就要到医院去一趟。”在医院的病床上，她摊开稿纸，内心淤积已久的苦闷倾泻而出：
我自幼就与父母分开。母亲在1950年代响应国家号召支边到T内蒙古，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军人。我从小惠上小儿佝偻病，被送回北京，在外祖父家长大。从小到大我哪里得到过父母的关爱!
小时候，外公是我们家的支柱，他在北京一家建筑公司当党委书记，得了癌症还在坚持工作。发病时，他在建筑工地被抬下来，一个多月后去世了。外婆召集全家开会，说以后家里人每个月都得交钱。当时我在房门后，听到这句话，感觉天都塌下来了。自己的亲人竟然只认钱!
什么是血缘?什么是家庭?什么是亲情?虽然后来结婚生子，在形式上，我完成了一个女人应有的过程，但在感情和心理上，我始终没有找到‘有家’的感觉。
我从小学五年级就赶上“文革”爆发，没有机会从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豁达与智慧；严重的关节炎使我步履艰难；我在一家简陋的街道小厂里工作，整日与一群命运对之不公的残疾人为伴。
有一次，眼瞅着变天了，暴雨即将来临。离下班还有几分钟，车间主任拍板放我们早点回家。一个厂领导却偷偷躲在暗处，把早走的人记在本上，在月底贴出大布告，宣布扣发我们的当月奖金。
在场的工人敢怒不敢言，就我犯傻啊，在开厂会的时候，我站出来说，我能说两句么?最后，我索性越级，一状告到领导的上级那儿，6元钱的奖金发下来了，我却从此成了厂子里的“鼻类”：领导不待见。甚至连同事们也不领情。
我求助友谊。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点过失，我的一个好朋友竞把我跟她说的知。话悄悄写成材料上报了领导……
我寻找爱情。认识了一个干部子弟。他父亲受“四人帮”迫害，处境一直很惨。我把最真挚的爱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扑在他身上，用我自己受伤的心去抚摸他的创伤……可没想到，“四人帮”粉碎后，他翻了身，从此就不再理我……
为了寻求人生的意义，我观察着人们。我请教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初出手庐的青年，兢兢业业的师傅，起早摸熏的社员……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
我由着自己，决不妥协
就是这封信让黄晓菊 夜成名。当时，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纷纷请她参加活动，与她共同讨论“费尔巴哈”，萨特的“存在主义”。
“我们工厂门口每天站着许多陌生人，都说要见‘潘晓’，要和我谈人生，谈理想。”黄晓菊说，“还有很多记者要采访我，连中央电视台的都来了。”
接下来，在《中国青年》的帮助下，她从毛线厂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工作。但很快，她就发觉，在这里她并没有得到认可和接受，我似乎是作为‘有越轨思想’的人被安置在出版社的主流之外时刻被人‘关注’。我没有可以表现或发挥下自己的可能、甚至没人可以交流。出版社发行部是在主楼外面，我与出版社的员工子女们在一起，都是一帮小孩子，我有事儿和谁探讨去?
于是，离开。
1988年，黄晓菊只身来到海南。在《海南特区报》她谋了一份差事写稿，兼职去拉广告。“你说拉广告应当求着人家吧?我偏不。被人晾在一边，我就直接上前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啊7到底行不行啊7结果，好长段时间，我一单广告也没有拉来。”
正在这时，一位客户知道了她的身份，主动提出愿意做广告赞助，但前提是她要以“潘晓”的名字与对方合作。但她不愿糟蹋潘晓的名声，婉拒了对方的好意。
1993年，黄晓菊结束了南下的漂泊生活，回到北京做起服装生意。但任性的她依然故我不赶流行，不与人套近乎。只进自己喜欢的货，只卖自己喜欢的款式，若有人不懂欣赏，她还忍不住跟人争论不休。
因此，她的生意一直做的不大不小，但黄晓菊却丝毫不以为意：“我就是这么个人，如果还有下辈子，我还会这么任由自己，决不妥协。有了信仰，人才有“核儿”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对您影响最大的一部书是什么?
黄晓菊(以下简称黄) 那当然是《简·爱》，我从小就开始读，已经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你看里边的主人公一个比一个事儿，我也一样，事儿事儿的。
青：您如何看待30年前的那场大讨论?
黄；我觉得那是一个偶然，刚好在那时候他们约我写稿子，结果很多人来讨论，就像你们今天来采访我一样都是偶然。当时有很多人支持我，也有很多人批评我，但这些我都不大在意，也丝毫不会对我构成任何影响，要不然我就不是我自己了。
青：您觉得人需要有信仰吗?您的信仰是什么?
黄我觉得信仰是个好东西，有信仰是个好事儿。有了信仰，人才有了一个“核儿”，人才会坚定，才会平和，才会有力量。我本人读佛经，也读圣经甚至道家的书我也看，我在试着找到我自己的信仰。
青：有一种声音，说现在的青年是缺乏信仰的一代，您怎么看?
黄：老实说，我也曾经认为他们是缺乏信仰的代。就像我的儿子，也是“80后”他文化水平不高当过兵，现在在西餐厅做厨师。我曾经认为他怎么能够这样呢?要有点儿追求才行呀。
可到后来，我发现他还是有追求的。他想做好人，想有朋友，他认为该做的他一定做好，不该做的坚决不做。有所为，有所不为，其实这就是一种信仰。
青：您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树立正确的信仰?
黄；我觉得，不能说让他们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信仰，他们的选择是自由的。但一个人还是要先弄清楚自己有一个主旨，主调儿在。
青：如今的社会，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多元，您如何看待这种信仰的多元化现象?
黄：在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像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种非白即黑的时代了，再去创造一个统一的信仰已经很难了。我觉得，人应该各有各的精彩，他们的选择应该是自由的，而不应该是由外界强加给他的。无论什么信仰，只要挹说得清楚，以理服人我就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