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贺年帖到贺年片

　　贺岁拜年，是中国自古以来在春节期间的一项重要礼俗活动。据考，自宋代开始，投送“贺年名帖”的风尚便开始流行。这种“贺年名帖”，是由祝贺人在自己的名帖（类似于如今的名片）上，亲笔书写亲友同僚姓名或字号，并附有一些节日祝福语和贺词，再将此名帖送至亲友同僚家中。明代以后，贺年名帖亦简称贺年帖；过年互赠贺年帖，已成为民间的一种习俗。到晚清时期，又有商家在春节前夕用红色的硬纸制作贺年帖，帖上直接印有各类吉祥祝语，装帧精美。祝贺者只需在贺年帖上，填写亲友同僚和自己的姓名即可，既美观，又便捷。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贺岁依据乃是农历春节，而西洋各国贺年依据的则是阳历元旦。从每年圣诞节（12月25日）开始，至阳历新年之际，西洋各国流行互送贺年片的风尚，与中国农历春节期间流行互送贺年帖，虽同是互祝新年之举，可依据的历法是完全不同的。至于晚清时期，引进或仿照西洋工艺印制的贺年帖，虽样式已非常接近或几乎等同于西式贺年片，可因为仍是用于农历春节期间的贺岁活动，还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贺年片”。
　　贺年片本是“舶来品”，乃是从西方传入的“新生事物”之一。晚清以来，西洋使节将阳历新年互致贺年片的风尚，带入中国。据《清季外交史料》（卷五十五）所载“总署奏各国使臣来署贺年片”条目（时为光绪十一年，1885年），可知清光绪年间，这一风尚已见诸官方记载。至此之后，将阳历新年元旦视为“洋节”与“西节”者，为迎合都市公众的时尚心理，漸有批量印制与发售贺年片的商家出现。
　　事实上，“贺年片”作为一个新名词，在清末官方文件中出现之后不久，民间亦有称之为“贺年卡”者，乃是因其为国内不常见的硬卡纸制作的关系。1916年12月，上海《时事新报》刊登有一则题为“介绍卡片”的简讯，文曰：
　　西俗贺年分送冬至卡片于亲友，以敦交谊，较中国旧例贺年函柬繁简不同，而礼尚往来，则一也。商务印书馆制有西式贺帖并凹凸版卡片二种，定价甚廉，中西人士用作琼瑶之报，藉联缟纾之懽，想必争先购用也。
　　从这一则简讯可知，上个世纪初，贺年片作为“西俗”，渐为中国都市人群所关注。且又因西方圣诞节与中国农历“冬至”在时间上相接近，产生了一定的“比附”与“亲切”感，西方各国流行的各类“贺年卡片”（圣诞卡或贺年片），作为与中国本土的贺年帖有所不同又有所联系的“新生事物”，渐有流行趋势了。
　　谨就笔者所见，可能比这一则简讯还要略早数年，中国国内就已然出现过一种将圣诞节、阳历元旦、农历春节“合为一体”的“贺年卡片”。这一现象说明，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进程中，“贺年”这一礼俗活动，正在突破各自所据历法的不同，在交互融合中试图“本地化”了。
　　事实上，贺年片开始大规模地“洋为中用”，最早可能是从明信片开始的，最初又被称之为“贺年信片”。其实，明信片与贺年片，皆是“舶来品”，仍是从西方传入的“新生事物”之一。据载，奥地利早在1869年即开始发行明信片，成为西方各国中率先使用明信片的国家。明信片是用硬卡纸印制的，正面印有邮资图（或印有线框标志贴邮票位置）和收信人地址、姓名的格式，背面供书写通信内容。明信片于清末传入中国后，清政府于1896年即印制邮政明信片，开始投放使用。无论传统的农历春节，还是后来流行的阳历新年，通过邮寄或投递明信片祝贺新年，很快成为中国都市人群所热衷的一种贺年方式。
　　谨就笔者所见，早在1917年1月，上海《时事新报》就刊登有文明书局的“贺年信片”广告。这一广告的出现，表明国人贺年活动与寄递信函相结合的商机，正在为商家所重视。只不过，此时的“贺年信片”，还不是“贺年片”与“贺年明信片”的结合体，还只是可用于寄递的、简柬式的、还得装在信封里的“贺年片”之一种而已。且看广告语称：
　　五彩精印新式
　　绅商学界普通四种
　　贺年信片
　　我国新岁例有贺年信片，千篇一律，陈陈相因，甚不合用。本局现仿西式，制成五彩硬纸贺年信片，祝贺词句分绅、商、学、普通四种，各随其用，于我国习惯最为相合。价亦低廉，新年将届，速购是幸。每张大洋二分。
　　一年之后，1918年1月，上海《时事新报》又刊登了商务印书馆的“贺年明信片”广告。这可能是中国国内将“贺年片”与“明信片”合二为一最早的一个实例。其广告语如下：
　　商务印书馆
　　新式贺年明信片
　　彩印中西贺年明信片，各十二张，每张三分，每组三角
　　中西合璧贺年明信片，十二张，每张三分，每组三角
　　大号双页贺年明信片，十二张，五角
　　小号双页贺年明信片，十二张，五角
　　以上各明信片均系以中西文祝贺之词，印以金字颜色，极其华丽，印制尤为精雅，以作贺年之用最为合宜。
　　1920年12月，上海《时事新报》再次刊登商务印书馆的“自制各种新式卡片”广告。这一广告不再强调“贺年片”与“明信片”的功能合体，而是将双页贺年片定义为“贺年卡”，单页贺年片则径直称之为“贺年片”，在商业印售领域率先实施了对“贺年卡片”的功能细分。
　　上述三则广告案例说明，无论是“贺年信片”还是“贺年明信片”，无论是装在信封里的“贺年卡”，还是可以直接邮寄的“贺年片”，至少在一个世纪之前，即已在国内开始规模印制与集中发售了。可以想见，至此每逢阳历新年之际，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各大城市贺年片的发售与寄递活动，日渐踊跃起来。

阳历新年与贺年片

　　当然，贺年片在中国的流行，并不是一句如广告语的“中西合璧”或“洋为中用”可以简单概括的。贺年片之所以在上个世纪初悄然“舶来”之后，一二十年间竟迅猛发展，成为中国都市风尚，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社会自身的重大变革。
　　众所周知，中国春节是按中国农历计时的传统佳节，中国人所说的“过年”，皆是指过农历新年、过农历春节。然而，时至100年前，当“新文化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之际，以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为代表的，众多信奉“新文化”的“新青年”涌现出来，他们热衷于新风尚与新生活，倡导“废旧立新”，认为过农历新年是守旧俗、不进步的体现。他们提倡按照国际历法来过阳历新年，要求废除农历春节的传统习俗。 　　事实上，早在100年前，就在1920年末，即贺年片刚刚开始流行之时，当年贺年片广告的“抢滩”之地——上海《时事新报》之上，即已出现反对者的声音，一篇投稿者署名为“汪瑞生”的《废除贺年柬》，打响了国内反对贺年片的“第一枪”。究竟持何种理由反对，究竟又有哪些批评意见，不妨细读，原文如下：
　　废除贺年柬（汪瑞生投稿）
　　快到了新年里。往往友朋之中，互相授受新年片。一纸贺年片，差不多都要一角两角的样子。试问我送他一张，他也给我一纸，装潢固是美观，原来醒目一时而已，结果究竟，两相抛弃，值一废纸，有什么道理？至于交情说法，我们交友在乎精神。专靠那一纸贺年片，才算那朋友交情之道吗？唉，太无价值了！或说怎种贺年片子，每年一次，此项金钱，似乎可不必计及。要晓得你买几张，我买几张，积起来不是就成大项的款资吗？并且这项用费，全无用处。如其有所作为，而有价值，倒也不算什么，也不是专讲那经济问题。我写到这里，阅者诸君，必定要疑惑起来，以为书局营业上下不是要受一大打击吗？其实书局营业正多，何必兢兢一定要作此无谓的营业？有以邮政明信片画成“恭贺新禧”等字样代之者，倒也是一种办法。但是仔细想想，送给友人，也不过当他一种废纸罢了，何必多此一番手续呢？究竟不是道理。我以为到了新年里，譬如寄給朋友信片啊，信封啊，话说之外，加一些新年道贺的话头，就算好了。也是一件好且易的办法。总而言之，我们把无益的消耗，要废除他。现在年关将到，我们终要抱定“自我实行”的决心，去做革除那这种无需的消耗。所以不得不把我的一些浅见，冒昧里写出来。大家不要因事小而疏忽，那就是我一点诚意呀。
　　话说时任《时事新报》编辑，著名学者张东荪收到上述这一篇500余字的投稿之后，深有同感，即刻录用发表，并在文末附加了一条按语，称“东荪按，记者已决定实行，特附声时于此”。显然，编辑与投稿者产生了共鸣，对新年互送贺年片这一流行时尚，都郑重其事地投下了反对票。
　　此文之后，付诸笔下、见诸报端的反对意见，随着贺年片的日益流行，还在不断涌现。时至1936年12月18日，北平《世界日报》甚至刊发出了“不准发送贺年片”的官方禁令之报道。原来，当时的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出台禁令，试图以官方力量来“移风易俗”，希望有效扼制机关内部乃至社会民众滥送贺年片的风尚。可这一纸官方禁令，就如同民国初年废除农历春节而力推阳历新年一样，并没有什么切实的效果——且看就在刊发官方禁令的同一报刊版面之上，还醒目刊印着贺年片发售的商业广告，禁令的效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恐怕直到跨入21世纪之后，随着信息电子技术的蓬勃发展与日新月异，中国都市公众每逢新年互送贺年片的风尚才渐趋沉寂。然而，通过手机等发送的各类电子贺卡，仍还在每年元旦与春节时分，悄然传递于万亿中国民众手中与眼中，这也是无法“免俗”的又一事实。
　　（摘自1月2日《人民政协报》。作者为四川文史研究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