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转眼，姜德明先生今年九十华诞了！
每次见到姜德明先生，总是会想到“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这一名句。有一年，我陪《钱江晚报》记者张瑾华、马黎，前去采访黄永玉先生，画室墙上正好挂着他书写的这副对联。黄先生与记者聊得开心，高兴地站在对联旁留影。
一副对联，令人难忘。
姜德明是《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编辑，也是著名藏书家、作家。退休前几年，他出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以“百家丛书”为标志的一批好书，在他手中推出，同样也是出版家。他与书有缘，可以说，书融于他的生命。
我1987年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在此之前，就与姜德明认识了。初次见面开始，就习惯喊他“老姜”，一直叫到今天。20世纪80年代中旬认识时，他还不到60岁。生于1929年的他，2019年适逢九十大寿，时间过得如此之快，也没有想到。
与老姜结缘，是向他约稿。我在《北京晚报》编辑五色土副刊，开设“居京琐记”栏目，写好约稿信，复印一大批分头寄不同作者，老姜当然也在其中。之前，读过他的书话与随笔，颇为喜欢，他如能赐稿，一定精彩。1985年10月，老姜寄来一篇文章《戏单》，并附信一封：
李辉同志：
谢谢你的约稿。真的写了一篇千字文，看可用否？不合适，盼賜还。如可用，再说插图。
我同丁聪同志很熟，他去日本了，月底可回。
致
礼！
姜德明
十.廿六
文章写他留存的话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戏单。观看此剧时，早在1950年，三十几年后，他重看戏单，写下的这段话，读来令人感慨无限：
翻看这戏单，我的眼睛有些潮湿了。
我舍不得丢弃它，尽管戏单的纸发脆发黄了，却分明又染着我青春时代血红的颜色。就像恋人们保存着永不褪色的红叶一样，它早已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了。
今后，我仍将珍惜也保存着它。三十五年来，我很少再在剧场里那样激动地看过戏了。一翻这戏单，我就想起当年的那些青春伙伴。如今我们山南海北，都已年近六旬，咸了老头和老太婆了。我们当中有的历经坎坷，包括已经不在人世的，都保持着青春时代的真诚。我愿借着这份戏单，留下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留下那些使人难以忘怀的历史风雨。
（《戏单》）
喜欢这篇与收藏相关的文章。我当即去信，请他寄来照片，以便请丁聪插图。老姜很快回信：李辉同志：
拙稿承用，谢谢！
照片奉上，用后祈赐还，或由丁聪兄退我亦可。他还有东西要退我。
致以
敬礼
姜德明
十一、四
丁聪先生很快为《戏单》配了一幅精彩插图。
一份戏单，留存青春时光。在戏单里，老姜感悟生命，重温他们那一代人从风雨坎坷中如何走过。一切，如今归于历史云烟。
由此可见，无论藏书还是藏戏单，对于他，就是个人兴趣所在。我常常觉得，一个人的兴趣，决定着他的文化情怀与走向。显然，正是这种留存老物件的兴趣，才使老姜在前辈唐弢之后，成为当代藏书丰富、名家书信丰富的一位著名藏书家。
老姜的生活与书无法分开，最能把谈话深入下去的，无疑就是书。从最初结识他，到与他在一个报社工作，三十多年来，每次交谈，书总是我们之间的主要话题。书的版本变迁，作者的命运遭际，逛旧书摊淘书的乐趣……“有意思！真有意思！”说到这些事情，他常常喜欢连声感慨。这一时刻，我看到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兴奋、陶醉。
一种痴情，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每当这种场合，我习惯于在一旁静听。我知道，对于自己，这不仅是知识的补充，更是对性情的陶冶。
如今，收藏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一种与市场相连的行为。可是，对老姜而言，藏书从一开始就只是他个人的兴趣与爱好，是他偏爱历史、景仰前辈文人的方式。没有这样一种与书的天生痴情，他就不会在贬低文化的年代，居然把业余时间和有限财力，几乎都用在了逛旧书摊和古旧书店。他喜欢收藏“五四”时期作家们的签名本，他有意无意之间搜寻到一些孤本、珍本。这些不被重视的书，曾经受到冷落。可是，一种对文化的特殊情感，才使老姜具有与众不同的眼光，了解它们本身应有的价值。可以说，我们应该看重的，恰恰是藏书家身上所体现的对文化的热爱，这才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真正文人与书之间纯粹、真诚的情感。这种兴趣与爱好，不会因外在的种种干扰而改变。
人与书的相知、相通，乃至相爱。如老姜在《戏单》中所说，是恋人之间的“永不褪色的红叶”。
老姜珍藏大量文化前辈写给他的信，分别用文件夹将它们——整理出来。一次，在他家中聊天，谈到高兴时，他拿出文件夹让我欣赏。叶圣陶、茅盾、俞平伯、巴金、孙犁……这些前辈文人的来信，无不谈到书，可见他们在把姜德明视为知己，一位文化的对话者。来往信件，谈书，谈掌故，谈那些不大时髦却仍然令他们迷恋的话题。书，如此这般将两代文人的情怀联结在一起。
我有幸能与老姜结识三十多年。
我常说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在不同关口，总有前辈们耐心开导与启发，建议做一个合適的题目，让人沉静下来。老姜就是这样一位可爱可亲的前辈。
早在大学期间，我就喜欢唐強书话。其实，老姜也是书话高手。20世纪80年代，他为北京出版社主编一套“现代书话丛书”，首辑推出八大家，分別为鲁迅、周作人、郑振铎、阿英、巴金、唐搜、孙犁、黄裳，可谓现代书话最为系统而集中的呈现。从复旦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晚报》工作，因为喜欢书话，也尝试写一组书话小品。正好《中国青年报》副刊，约我开设一个专栏，我起名为“人·地·书”专栏。一写，就是两年。我把这些书话，以及其他文章，编选后送老姜看看。写这些书话时，还不到三十岁，可见幼稚。老姜却对我厚爱有加，读过几遍，答应出版，并来信就书的体例等提出建议： 李辉同志：
大著草读三、四，有以下意见：
一、有几篇与全书体例不合，应抽掉，如曾卓、吴泰昌、张辛欣等篇。还有白杰明一篇。
二、年代一律用阿拉伯文字，不用汉字。请改。
三、页码得重新标过。
四、写一富鼓动性的內容提要来。
五、封面有何考虑？望示。
《书评研究》望早进行。
匆致
敬礼
姜德明
八、廿二
老姜心颇为细致，在信末又补充一句：“来我处改原稿亦可，可免往返寄稿之麻烦。又及。”多年之后，再读此信，依然感动。何其有幸，能够与如此细心的前辈交往，自己的毛病一直是毛毛躁躁，粗心大意，与前辈交往，在他们身上感受注重细节，对自己或多或少，有所补正。
信中所说封面，我想到请唐达成先生题签。很快，唐达成写来“人地书”三个字，印在封面上。《人·地·书》出版于1988年，这是我的第一本书话集。出版时，我已于头一年调至《人民日报》文艺部。办公楼在十号楼，二楼是文艺部，一楼是出版社，这样，与老姜可谓朝夕相处了。将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想到，他为我出的第一本书，应该请他题跋才好。他在扉页上写的这句话，既是厚爱，更是鞭策：
为前辈作家写生是李辉兄所长，令人称羡。
姜德明
二〇一六年九月
在上面这封信中，老姜建议我《书评研究》早曰进行。
在此之前，我刚刚完成萧乾传记。萧乾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其毕业论文是研究书评，该论文1936年结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即《书评研究》。大学毕业，经沈从文推荐，萧乾接替沈从文前往天津编辑《大公报》副刊，书评成为他的一个重点。他邀请众多名家、书评家、读者谈眼中的书评，如叶圣陶、沈从文、巴金等。他在副刊上发表不同风格的各种书评。可以说，在萧乾编辑的版面上，书评成为副刊的一道亮丽风景。我把这一想法与老姜交流，他建议加快进行。我将之分为三辑。第一辑，书评研究（萧乾）;第二辑，作家、书评家、读者谈书评;第三辑，萧乾编发书评选萃。书名确定为《书评面面观》，并请萧乾先生写一篇序，题为《未完成的梦》。我为此书写了“编后记”，最后一段写道：
此书有它的新的意义，旧梦的追寻，也能给人新的回味。但，人决不是梦的依恋者，需要的是从梦中走出来，将昔日的梦化为今日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决不是对萧乾旧梦的偏爱，而是设想着这本书的问世，会使更多的人，用踏踏实实的工作和丰硕的果实，来充实、来完成前辈所未完成的“梦”——书评。
（《书评面面观》编后记）
在老姜的推动下，《书评面面观》于1989年4月出版。
恰恰就在这一年的年底，老姜的一个建议，让我从此摆脱了情绪的焦虑，走出写作的低谷。
这一年秋天，萧乾曾写来几封信，苦口婆心地开导我。他在两封信中分別告诫我：“人，总应有点历史感，其中包括判定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心猿意马？我认为缰绳不可撒手。在大雾中，尤不可撒手。这几年你真努力，你应肯定自己的努力。要有个‘主心柱儿’，不因风吹草动就垮。”“我写信，就是劝你定下心来，多抓几把稻草，这样才不至沉沦。你应为自己设计一下。越是这样，越是需要设计一下自己的life。”萧乾的信，令人感动不已。
在这个秋天，我常常到楼下老姜办公室里聊天。一次，他对我说，你何不去图书馆，找找《国闻周报》，当年丁玲失踪、被捕之后，沈从文的《记丁玲女士》就在上面连载。他告诉我，这个连载后来结集时，有过不少删节，你可以去校勘一下。
多好的建议！在图书馆里精心校勘，可以让人的情绪不再焦虑，心情会渐渐沉静。我历来喜欢翻阅史料，从来不觉得枯燥，相反，诸多乐趣尽在其中。随之，将近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常常坐在图书馆，借出《国闻周报》，一页一页翻过。读后，再将它们复印，细细阅读，校勘。在故纸堆里看文坛风云，在沈从文与丁玲半个世纪的交往故事里，追寻文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记丁玲女士》连载之后，赵家壁先生通过巴金，找到沈从文，在良友文丛中以《记丁玲》上、下两册出版。
《记丁玲》上、下两册，我分别从唐歿、范用两位先生那里借来，将之与连载进行校勘。发现删减部分，多达数百处，字数也在几千字上下。
校勘需要耐己、，从而也令人充實。
校勘之际，我忽然想到，何不通过采访和书信往来，请熟悉的前辈，讲他们眼中的沈从文与丁玲。于是，1990年，成为我过得无比充实的一年。巴金、张兆和、施蛰存、赵家壁、萧乾、冰心、凌叔华、陈明、刘祖春、汪曾祺、林斤澜、徐迟、周明……在他们的回忆中，历史的恩恩怨怨，渐次分明。看似个人之间的友谊、破裂，其实，恰恰是那一代文人，身处历史旋涡之中的不同呈现。
历时一年多，终于完成了这段难得的历史追寻。《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请老姜为本书写序，那是必须的。我去找他，他应允了。
老姜的序写得颇长，详述他与沈从文、丁玲各自的交往，场景与细节描述，颇为生动，留存他眼中的二人印象。在序的后面，老姜写到对我的建议：
我同本书作者李辉同志相识的时候，彼此还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后来他调来我们单位，彼此又成为同事。我们年龄有别，业余爱好却有些相似。有暇时我们常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但八成离不开现代文学，离不开作家和书刊。我们都有很多美丽的梦，想弄这又弄那。……有一次，我把自己早想做而无精力做的事告诉他，希望他来完成。当年我曾经想找出最早发表沈从文记丁玲的《国闻周报》，据以校勘辑录出使国民党审查机关删割的文字，我以为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应该有人来做。少壮派的李辉一口应承了。从此，他默默地伏案工作起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目光亦有所发展，结果远远超过了我原先设想的规模，不仅仅是研究著作，已经完成了一部有血有肉，有风有雨，有恨有爱，有情有理的可供广大读者欣赏的文学读物。作者找了多少不易找到的书刊啊，又跑了多少路去访问各位知情者，我很羡慕他那旺盛的精力，也佩服他的见识和工作热情。 （《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序）
我真心应该感谢老姜。没有他的这番建议，就不会让我静下心细细校勘，在校勘与寻访中走进历史，细细体味那一代人的心绪。也是因为有了这本书的写作，我的写作风格有所调整与改变，两年后，在《收获》杂志开设的“沧桑看云”专栏，由此而延伸。
老姜说得不错，我们开始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很快，我与他也成了“编者与作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与思和兄策划出版“火凤凰文库”系列，请老姜编选《流水集》列入其中，于1997年出版。
二十年之后，請他在《流水集》扉页上题跋如下：
写散文，我追求清淡如水。
姜德明
二.一六年九月
2000年，我为大象出版社策划一套袖珍版“大象漫步书系”，再次约请老姜编选《猎书偶记》，列入其中。为这本《猎书偶记》，老姜写了一篇颇为有趣的前记。好在字数不多，恕我全文录下：
集近两三年写的随笔，编完这本记书人书事的《猎书偶记久拍拍手松了一口气。完成一件工作总是愉快的。因想张守常教授托我转交谢兴尧先生的《太平军北伐丛稿》留在舍间几天了，这是一本新著，理应让研究太平天国的专家先睹为快。说走便走，拿起书就上路了。
谢老今年九十五高龄，这天睡到上午十时才起身。我问他天天如此吗？他说不是，昨夜失眠，今天起迟了。我说何不吃点安眠药。谢老说，他什么药也不吃，现在的药吃了也不管事。这是老人的幽默吧，意指市面上假药的泛滥。
顺问老人对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的看法，回答说看过了，那是玩艺儿，娱乐么，怎么拍都可以，不必反对。这同历史是两码事，若讲历史可就没那么好玩了。
又讲到他有时还写点毛笔字，不过几句题跋之类。别的不敢动了。
老人问我还常写东西吗，我说偶一为之。他忽然冒出一段北大往事。那年，他用三十元买了一套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久是线装本，装满了一辆人力车。见到胡适时他讲到此事，随口说了句，好像《饮冰室文集》里也没有太多的东西。胡氏大不以为然，很严肃地跟他讲起梁氏的学问，认为那也代表了一种新思潮，不应对故人这么漫不经心。这件事对他影响不小。
莫非谢老有意在写作上想指点于我？因为我写书话亦时涉前人。
管他是与不是，我写本书的“前记”正没词儿呢，何不记下谢老讲的掌故。
我就怀着这种不安的心情，把这本小书献给各位高明的读者。
作者
二〇〇〇年十月于北京
再读前记，老姜的叙述绝妙。借九十五岁高龄老人谢兴尧（原人民日报图书馆馆长）的一段故事，谈学问与写作的关系。老姜的文字，少雕琢，平淡朴实，却耐人寻味。多年后，请他在《猎书偶记》扉页上题跋：
我喜爱袖珍小册，可惜如今已绝版。
姜德明
二〇一六、九
与老姜同住一个大院，他的藏书成了我的“强大后盾”，颇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有时写文章，缺少老书或者旧杂志，打电话询问，老姜不出几天，就会找出来让我去取。
有一年，在黄永玉先生那里第一次看到吴朗西翻译的《童年与故乡》。黄先生将此书交给我，希望能够出版。我从老姜处借来几本《漫画生活》，发现《童年与故乡》连载始于1935年2月（《漫画生活》第六期），而非1936年。该书最初的译名，既非“从前”也非“童年与故乡”，而是“过去”;作者的译名为“古尔卜兰生”，而非“古尔布兰生”。后来推荐主政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汪家明兄，出版吴朗西翻译的《童年与故乡》，该书由丰子恺先生书写译文。后来，《读库》张立宪兄，重新打造，出版精装版。
读黄永玉先生怀念钱锤书的文章《北向之痛》，提到当年在上海他曾与钱锤书一起，受到左翼刊物的严厉批评。询问老姜，他很快找到1948年的“同代人文艺丛刊”第一集《由于爱》杂志，送我阅读。杂志中，批评黄永玉的文章题目为《谈黄永玉的木刻倾向》，批评钱锤书的文章题目为《从围城看钱锤书》。由此，我写下长文，收录在《传奇黄永玉》一书中。
在“沧桑看云”系列中，我曾写过一篇关于田汉的《落叶》。多年之后，老姜还记得此事。一次去看他，他拿出一个大信封交给我，里面是他整理出来的与田汉的相关资料，并附信如下：
李辉：
找出几份材料，记得还有，不知放在何处。这些可能没用，我不想保存了，请随便处理便是。
姜德明
多好的前辈！时时想着我写过的人物，清理资料，总会给我留下一些什么。在我，真是莫大的福分。
将近二十年前，我曾一度主持郑州越秀学术讲座，请一些名家黄永玉、杨宪益、唐振常、龚言之、李锐、梁从诫、黄宗江、蓝英年、陈思和、陈村等前去演讲。我想到，应该请黄裳、老姜二人同去，两代藏书家、散文集，一起谈藏书体会，那该多好。与老姜讲过之后，他写来一个便条如下：
李辉兄：
奉上小丁画稿，拙文请你校正一遍，怕有误。谢谢！
河南讲话还是以后再说吧，身边有点事，怕走不开。请谅。
姜德明
不过，他们二人的郑州之行，最终如愿以偿。1999年6月，陆灏陪同黄裳从上海前往郑州，我陪同老姜从北京前往郑州，两位藏书家联袂做了一场题为“藏书与书话”的演讲。老姜健谈，主要由他多讲。不过，黄裳虽然不健谈，那天却也讲了不少，是我听到他说话最多的一次。
这些年，老姜出了书，总会留下一册送我。或签名，或题跋若干，袒露心迹，留存记忆。在我看来，这些都是难得的情怀。
《与巴金闲谈》
巴金说不尽，我无力全面写巴老，只能侧面记我所见而已。
李辉兄
姜德明
二〇一〇年九月
《孙犁书札》
孙犁为人为文皆我所重往日向他求教约稿时留下了这永远的记忆。
李辉兄
姜德明
二〇一三年五月
《南亚风情》
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
李辉兄正
姜德明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佘时书话》
结识李辉，是他在《北京晚报》编副刊时，约我为《居京琐记》专栏投稿。清新的散文小品，再加上丁聪的插图，正是文艺副刊的理想文章。后来又集成一本可爱的小书，为人们留下一份美好的记忆。
姜德明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辅助美育——听姜德明说书籍装帧》
我写西厓的装饰画集，曹辛之对我说黄永玉剧赏西厓的作品，并介绍与他相识。
姜德明
二〇一六年九月
《书坊归来》
我很喜欢《书坊归来》这书名，难以忘记往日访书的风景。
姜德明
二〇一六年九月
《长短录》
继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之后，当时已公开点名夏衍等的《长短录》也是反党的大毒草。那时的报社文艺部已是待罪之身，无权过问此事，改由国际部两位写手写出批判文章，上纲之高令人吃惊。据说因罪行反动得不便再行公开而作罢。粉碎“四人帮”后《长短录》得以重见天日，初版即发行十万册，真是历史无情，真理最后战胜了荒谬。
姜德明
二〇一七年二月
老姜今年九十华诞，谨以此文恭贺！
修订于北京看云斋
每次见到姜德明先生，总是会想到“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这一名句。有一年，我陪《钱江晚报》记者张瑾华、马黎，前去采访黄永玉先生，画室墙上正好挂着他书写的这副对联。黄先生与记者聊得开心，高兴地站在对联旁留影。
一副对联，令人难忘。
姜德明是《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编辑，也是著名藏书家、作家。退休前几年，他出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以“百家丛书”为标志的一批好书，在他手中推出，同样也是出版家。他与书有缘，可以说，书融于他的生命。
我1987年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在此之前，就与姜德明认识了。初次见面开始，就习惯喊他“老姜”，一直叫到今天。20世纪80年代中旬认识时，他还不到60岁。生于1929年的他，2019年适逢九十大寿，时间过得如此之快，也没有想到。
与老姜结缘，是向他约稿。我在《北京晚报》编辑五色土副刊，开设“居京琐记”栏目，写好约稿信，复印一大批分头寄不同作者，老姜当然也在其中。之前，读过他的书话与随笔，颇为喜欢，他如能赐稿，一定精彩。1985年10月，老姜寄来一篇文章《戏单》，并附信一封：
李辉同志：
谢谢你的约稿。真的写了一篇千字文，看可用否？不合适，盼賜还。如可用，再说插图。
我同丁聪同志很熟，他去日本了，月底可回。
致
礼！
姜德明
十.廿六
文章写他留存的话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戏单。观看此剧时，早在1950年，三十几年后，他重看戏单，写下的这段话，读来令人感慨无限：
翻看这戏单，我的眼睛有些潮湿了。
我舍不得丢弃它，尽管戏单的纸发脆发黄了，却分明又染着我青春时代血红的颜色。就像恋人们保存着永不褪色的红叶一样，它早已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了。
今后，我仍将珍惜也保存着它。三十五年来，我很少再在剧场里那样激动地看过戏了。一翻这戏单，我就想起当年的那些青春伙伴。如今我们山南海北，都已年近六旬，咸了老头和老太婆了。我们当中有的历经坎坷，包括已经不在人世的，都保持着青春时代的真诚。我愿借着这份戏单，留下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留下那些使人难以忘怀的历史风雨。
（《戏单》）
喜欢这篇与收藏相关的文章。我当即去信，请他寄来照片，以便请丁聪插图。老姜很快回信：李辉同志：
拙稿承用，谢谢！
照片奉上，用后祈赐还，或由丁聪兄退我亦可。他还有东西要退我。
致以
敬礼
姜德明
十一、四
丁聪先生很快为《戏单》配了一幅精彩插图。
一份戏单，留存青春时光。在戏单里，老姜感悟生命，重温他们那一代人从风雨坎坷中如何走过。一切，如今归于历史云烟。
由此可见，无论藏书还是藏戏单，对于他，就是个人兴趣所在。我常常觉得，一个人的兴趣，决定着他的文化情怀与走向。显然，正是这种留存老物件的兴趣，才使老姜在前辈唐弢之后，成为当代藏书丰富、名家书信丰富的一位著名藏书家。
老姜的生活与书无法分开，最能把谈话深入下去的，无疑就是书。从最初结识他，到与他在一个报社工作，三十多年来，每次交谈，书总是我们之间的主要话题。书的版本变迁，作者的命运遭际，逛旧书摊淘书的乐趣……“有意思！真有意思！”说到这些事情，他常常喜欢连声感慨。这一时刻，我看到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兴奋、陶醉。
一种痴情，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每当这种场合，我习惯于在一旁静听。我知道，对于自己，这不仅是知识的补充，更是对性情的陶冶。
如今，收藏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一种与市场相连的行为。可是，对老姜而言，藏书从一开始就只是他个人的兴趣与爱好，是他偏爱历史、景仰前辈文人的方式。没有这样一种与书的天生痴情，他就不会在贬低文化的年代，居然把业余时间和有限财力，几乎都用在了逛旧书摊和古旧书店。他喜欢收藏“五四”时期作家们的签名本，他有意无意之间搜寻到一些孤本、珍本。这些不被重视的书，曾经受到冷落。可是，一种对文化的特殊情感，才使老姜具有与众不同的眼光，了解它们本身应有的价值。可以说，我们应该看重的，恰恰是藏书家身上所体现的对文化的热爱，这才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真正文人与书之间纯粹、真诚的情感。这种兴趣与爱好，不会因外在的种种干扰而改变。
人与书的相知、相通，乃至相爱。如老姜在《戏单》中所说，是恋人之间的“永不褪色的红叶”。
老姜珍藏大量文化前辈写给他的信，分别用文件夹将它们——整理出来。一次，在他家中聊天，谈到高兴时，他拿出文件夹让我欣赏。叶圣陶、茅盾、俞平伯、巴金、孙犁……这些前辈文人的来信，无不谈到书，可见他们在把姜德明视为知己，一位文化的对话者。来往信件，谈书，谈掌故，谈那些不大时髦却仍然令他们迷恋的话题。书，如此这般将两代文人的情怀联结在一起。
我有幸能与老姜结识三十多年。
我常说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在不同关口，总有前辈们耐心开导与启发，建议做一个合適的题目，让人沉静下来。老姜就是这样一位可爱可亲的前辈。
早在大学期间，我就喜欢唐強书话。其实，老姜也是书话高手。20世纪80年代，他为北京出版社主编一套“现代书话丛书”，首辑推出八大家，分別为鲁迅、周作人、郑振铎、阿英、巴金、唐搜、孙犁、黄裳，可谓现代书话最为系统而集中的呈现。从复旦大学毕业后，我到《北京晚报》工作，因为喜欢书话，也尝试写一组书话小品。正好《中国青年报》副刊，约我开设一个专栏，我起名为“人·地·书”专栏。一写，就是两年。我把这些书话，以及其他文章，编选后送老姜看看。写这些书话时，还不到三十岁，可见幼稚。老姜却对我厚爱有加，读过几遍，答应出版，并来信就书的体例等提出建议： 李辉同志：
大著草读三、四，有以下意见：
一、有几篇与全书体例不合，应抽掉，如曾卓、吴泰昌、张辛欣等篇。还有白杰明一篇。
二、年代一律用阿拉伯文字，不用汉字。请改。
三、页码得重新标过。
四、写一富鼓动性的內容提要来。
五、封面有何考虑？望示。
《书评研究》望早进行。
匆致
敬礼
姜德明
八、廿二
老姜心颇为细致，在信末又补充一句：“来我处改原稿亦可，可免往返寄稿之麻烦。又及。”多年之后，再读此信，依然感动。何其有幸，能够与如此细心的前辈交往，自己的毛病一直是毛毛躁躁，粗心大意，与前辈交往，在他们身上感受注重细节，对自己或多或少，有所补正。
信中所说封面，我想到请唐达成先生题签。很快，唐达成写来“人地书”三个字，印在封面上。《人·地·书》出版于1988年，这是我的第一本书话集。出版时，我已于头一年调至《人民日报》文艺部。办公楼在十号楼，二楼是文艺部，一楼是出版社，这样，与老姜可谓朝夕相处了。将近三十年之后，我才忽然想到，他为我出的第一本书，应该请他题跋才好。他在扉页上写的这句话，既是厚爱，更是鞭策：
为前辈作家写生是李辉兄所长，令人称羡。
姜德明
二〇一六年九月
在上面这封信中，老姜建议我《书评研究》早曰进行。
在此之前，我刚刚完成萧乾传记。萧乾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其毕业论文是研究书评，该论文1936年结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即《书评研究》。大学毕业，经沈从文推荐，萧乾接替沈从文前往天津编辑《大公报》副刊，书评成为他的一个重点。他邀请众多名家、书评家、读者谈眼中的书评，如叶圣陶、沈从文、巴金等。他在副刊上发表不同风格的各种书评。可以说，在萧乾编辑的版面上，书评成为副刊的一道亮丽风景。我把这一想法与老姜交流，他建议加快进行。我将之分为三辑。第一辑，书评研究（萧乾）;第二辑，作家、书评家、读者谈书评;第三辑，萧乾编发书评选萃。书名确定为《书评面面观》，并请萧乾先生写一篇序，题为《未完成的梦》。我为此书写了“编后记”，最后一段写道：
此书有它的新的意义，旧梦的追寻，也能给人新的回味。但，人决不是梦的依恋者，需要的是从梦中走出来，将昔日的梦化为今日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决不是对萧乾旧梦的偏爱，而是设想着这本书的问世，会使更多的人，用踏踏实实的工作和丰硕的果实，来充实、来完成前辈所未完成的“梦”——书评。
（《书评面面观》编后记）
在老姜的推动下，《书评面面观》于1989年4月出版。
恰恰就在这一年的年底，老姜的一个建议，让我从此摆脱了情绪的焦虑，走出写作的低谷。
这一年秋天，萧乾曾写来几封信，苦口婆心地开导我。他在两封信中分別告诫我：“人，总应有点历史感，其中包括判定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心猿意马？我认为缰绳不可撒手。在大雾中，尤不可撒手。这几年你真努力，你应肯定自己的努力。要有个‘主心柱儿’，不因风吹草动就垮。”“我写信，就是劝你定下心来，多抓几把稻草，这样才不至沉沦。你应为自己设计一下。越是这样，越是需要设计一下自己的life。”萧乾的信，令人感动不已。
在这个秋天，我常常到楼下老姜办公室里聊天。一次，他对我说，你何不去图书馆，找找《国闻周报》，当年丁玲失踪、被捕之后，沈从文的《记丁玲女士》就在上面连载。他告诉我，这个连载后来结集时，有过不少删节，你可以去校勘一下。
多好的建议！在图书馆里精心校勘，可以让人的情绪不再焦虑，心情会渐渐沉静。我历来喜欢翻阅史料，从来不觉得枯燥，相反，诸多乐趣尽在其中。随之，将近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常常坐在图书馆，借出《国闻周报》，一页一页翻过。读后，再将它们复印，细细阅读，校勘。在故纸堆里看文坛风云，在沈从文与丁玲半个世纪的交往故事里，追寻文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记丁玲女士》连载之后，赵家壁先生通过巴金，找到沈从文，在良友文丛中以《记丁玲》上、下两册出版。
《记丁玲》上、下两册，我分别从唐歿、范用两位先生那里借来，将之与连载进行校勘。发现删减部分，多达数百处，字数也在几千字上下。
校勘需要耐己、，从而也令人充實。
校勘之际，我忽然想到，何不通过采访和书信往来，请熟悉的前辈，讲他们眼中的沈从文与丁玲。于是，1990年，成为我过得无比充实的一年。巴金、张兆和、施蛰存、赵家壁、萧乾、冰心、凌叔华、陈明、刘祖春、汪曾祺、林斤澜、徐迟、周明……在他们的回忆中，历史的恩恩怨怨，渐次分明。看似个人之间的友谊、破裂，其实，恰恰是那一代文人，身处历史旋涡之中的不同呈现。
历时一年多，终于完成了这段难得的历史追寻。《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由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请老姜为本书写序，那是必须的。我去找他，他应允了。
老姜的序写得颇长，详述他与沈从文、丁玲各自的交往，场景与细节描述，颇为生动，留存他眼中的二人印象。在序的后面，老姜写到对我的建议：
我同本书作者李辉同志相识的时候，彼此还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后来他调来我们单位，彼此又成为同事。我们年龄有别，业余爱好却有些相似。有暇时我们常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但八成离不开现代文学，离不开作家和书刊。我们都有很多美丽的梦，想弄这又弄那。……有一次，我把自己早想做而无精力做的事告诉他，希望他来完成。当年我曾经想找出最早发表沈从文记丁玲的《国闻周报》，据以校勘辑录出使国民党审查机关删割的文字，我以为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应该有人来做。少壮派的李辉一口应承了。从此，他默默地伏案工作起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目光亦有所发展，结果远远超过了我原先设想的规模，不仅仅是研究著作，已经完成了一部有血有肉，有风有雨，有恨有爱，有情有理的可供广大读者欣赏的文学读物。作者找了多少不易找到的书刊啊，又跑了多少路去访问各位知情者，我很羡慕他那旺盛的精力，也佩服他的见识和工作热情。 （《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序）
我真心应该感谢老姜。没有他的这番建议，就不会让我静下心细细校勘，在校勘与寻访中走进历史，细细体味那一代人的心绪。也是因为有了这本书的写作，我的写作风格有所调整与改变，两年后，在《收获》杂志开设的“沧桑看云”专栏，由此而延伸。
老姜说得不错，我们开始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很快，我与他也成了“编者与作者”。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与思和兄策划出版“火凤凰文库”系列，请老姜编选《流水集》列入其中，于1997年出版。
二十年之后，請他在《流水集》扉页上题跋如下：
写散文，我追求清淡如水。
姜德明
二.一六年九月
2000年，我为大象出版社策划一套袖珍版“大象漫步书系”，再次约请老姜编选《猎书偶记》，列入其中。为这本《猎书偶记》，老姜写了一篇颇为有趣的前记。好在字数不多，恕我全文录下：
集近两三年写的随笔，编完这本记书人书事的《猎书偶记久拍拍手松了一口气。完成一件工作总是愉快的。因想张守常教授托我转交谢兴尧先生的《太平军北伐丛稿》留在舍间几天了，这是一本新著，理应让研究太平天国的专家先睹为快。说走便走，拿起书就上路了。
谢老今年九十五高龄，这天睡到上午十时才起身。我问他天天如此吗？他说不是，昨夜失眠，今天起迟了。我说何不吃点安眠药。谢老说，他什么药也不吃，现在的药吃了也不管事。这是老人的幽默吧，意指市面上假药的泛滥。
顺问老人对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的看法，回答说看过了，那是玩艺儿，娱乐么，怎么拍都可以，不必反对。这同历史是两码事，若讲历史可就没那么好玩了。
又讲到他有时还写点毛笔字，不过几句题跋之类。别的不敢动了。
老人问我还常写东西吗，我说偶一为之。他忽然冒出一段北大往事。那年，他用三十元买了一套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久是线装本，装满了一辆人力车。见到胡适时他讲到此事，随口说了句，好像《饮冰室文集》里也没有太多的东西。胡氏大不以为然，很严肃地跟他讲起梁氏的学问，认为那也代表了一种新思潮，不应对故人这么漫不经心。这件事对他影响不小。
莫非谢老有意在写作上想指点于我？因为我写书话亦时涉前人。
管他是与不是，我写本书的“前记”正没词儿呢，何不记下谢老讲的掌故。
我就怀着这种不安的心情，把这本小书献给各位高明的读者。
作者
二〇〇〇年十月于北京
再读前记，老姜的叙述绝妙。借九十五岁高龄老人谢兴尧（原人民日报图书馆馆长）的一段故事，谈学问与写作的关系。老姜的文字，少雕琢，平淡朴实，却耐人寻味。多年后，请他在《猎书偶记》扉页上题跋：
我喜爱袖珍小册，可惜如今已绝版。
姜德明
二〇一六、九
与老姜同住一个大院，他的藏书成了我的“强大后盾”，颇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有时写文章，缺少老书或者旧杂志，打电话询问，老姜不出几天，就会找出来让我去取。
有一年，在黄永玉先生那里第一次看到吴朗西翻译的《童年与故乡》。黄先生将此书交给我，希望能够出版。我从老姜处借来几本《漫画生活》，发现《童年与故乡》连载始于1935年2月（《漫画生活》第六期），而非1936年。该书最初的译名，既非“从前”也非“童年与故乡”，而是“过去”;作者的译名为“古尔卜兰生”，而非“古尔布兰生”。后来推荐主政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汪家明兄，出版吴朗西翻译的《童年与故乡》，该书由丰子恺先生书写译文。后来，《读库》张立宪兄，重新打造，出版精装版。
读黄永玉先生怀念钱锤书的文章《北向之痛》，提到当年在上海他曾与钱锤书一起，受到左翼刊物的严厉批评。询问老姜，他很快找到1948年的“同代人文艺丛刊”第一集《由于爱》杂志，送我阅读。杂志中，批评黄永玉的文章题目为《谈黄永玉的木刻倾向》，批评钱锤书的文章题目为《从围城看钱锤书》。由此，我写下长文，收录在《传奇黄永玉》一书中。
在“沧桑看云”系列中，我曾写过一篇关于田汉的《落叶》。多年之后，老姜还记得此事。一次去看他，他拿出一个大信封交给我，里面是他整理出来的与田汉的相关资料，并附信如下：
李辉：
找出几份材料，记得还有，不知放在何处。这些可能没用，我不想保存了，请随便处理便是。
姜德明
多好的前辈！时时想着我写过的人物，清理资料，总会给我留下一些什么。在我，真是莫大的福分。
将近二十年前，我曾一度主持郑州越秀学术讲座，请一些名家黄永玉、杨宪益、唐振常、龚言之、李锐、梁从诫、黄宗江、蓝英年、陈思和、陈村等前去演讲。我想到，应该请黄裳、老姜二人同去，两代藏书家、散文集，一起谈藏书体会，那该多好。与老姜讲过之后，他写来一个便条如下：
李辉兄：
奉上小丁画稿，拙文请你校正一遍，怕有误。谢谢！
河南讲话还是以后再说吧，身边有点事，怕走不开。请谅。
姜德明
不过，他们二人的郑州之行，最终如愿以偿。1999年6月，陆灏陪同黄裳从上海前往郑州，我陪同老姜从北京前往郑州，两位藏书家联袂做了一场题为“藏书与书话”的演讲。老姜健谈，主要由他多讲。不过，黄裳虽然不健谈，那天却也讲了不少，是我听到他说话最多的一次。
这些年，老姜出了书，总会留下一册送我。或签名，或题跋若干，袒露心迹，留存记忆。在我看来，这些都是难得的情怀。
《与巴金闲谈》
巴金说不尽，我无力全面写巴老，只能侧面记我所见而已。
李辉兄
姜德明
二〇一〇年九月
《孙犁书札》
孙犁为人为文皆我所重往日向他求教约稿时留下了这永远的记忆。
李辉兄
姜德明
二〇一三年五月
《南亚风情》
这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
李辉兄正
姜德明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佘时书话》
结识李辉，是他在《北京晚报》编副刊时，约我为《居京琐记》专栏投稿。清新的散文小品，再加上丁聪的插图，正是文艺副刊的理想文章。后来又集成一本可爱的小书，为人们留下一份美好的记忆。
姜德明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辅助美育——听姜德明说书籍装帧》
我写西厓的装饰画集，曹辛之对我说黄永玉剧赏西厓的作品，并介绍与他相识。
姜德明
二〇一六年九月
《书坊归来》
我很喜欢《书坊归来》这书名，难以忘记往日访书的风景。
姜德明
二〇一六年九月
《长短录》
继批判《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之后，当时已公开点名夏衍等的《长短录》也是反党的大毒草。那时的报社文艺部已是待罪之身，无权过问此事，改由国际部两位写手写出批判文章，上纲之高令人吃惊。据说因罪行反动得不便再行公开而作罢。粉碎“四人帮”后《长短录》得以重见天日，初版即发行十万册，真是历史无情，真理最后战胜了荒谬。
姜德明
二〇一七年二月
老姜今年九十华诞，谨以此文恭贺！
修订于北京看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