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基本方面，这也是世界各国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代表、委员热议教育公平
　　
　　“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连日来，教育公平一直是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热门话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同样一个道理：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保证孩子们站在同一起跑线的重要举措，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实现教育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我们在实现教育公平上迈出了重大步伐。”
　　—3月5日，当温家宝总理说出这短短17个字时，人民大会堂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总理的报告把教育公平摆在了突出位置，是十分振奋和鼓舞人心的，因为教育公平是一切公平的起点。今年，总理再次提出高等教育向西部倾斜，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举措。这样，西部能有更多的人进入到更好的大学，学成后就能发挥种子的作用和效益。”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认为，把教育公平摆在突出位置非常必要。
　　
　　“教育公平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从全新的角度阐述教育，充分肯定了推进教育公平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宣传。”
　　—全国政协委员、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田淑兰指出，这五年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教育是第一民生，我们要大力推进教育公平。政府应该做好教育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在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的同时，多一些雪中送炭，少一点锦上添花。要坚持教育的公益性质，大力扶持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代表认为，可以要求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的20%。这样就可以使4%的目标按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逐步实现。
　　


　　
　　“谈城乡教育公平，不光是对学生的公平，对城乡教师的待遇也应该公平。农村学校生均经费提高了，国家也要适当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标准，并且由中央和地方财政明确责任，在资金上给予保证，这样，农村教育的基础才会更牢固。”
　　—在全国“两会”上，山东省日照市委书记杨军代表说他最关注的一问题是农村教师工资。
　　
　　“社会公平首先要公平在教育的起跑线上。不管是城市的孩子，还是乡村的孩子；也不管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孩子，还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在教育面前应当是平等的。只有实现这一公平、平等，和谐社会在教育领域才能够得以充分体现。”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虞国庆说，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解决教育公平问题，这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是说在嘴上，而是要真正加大投入力度，促进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教育厅厅长涂文涛认为，近年来，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现在教育的重点从注重数量转移到注重质量上来，从单纯注重自身发展扩展到促进民生的改善上来，更加关注教育公平，也推动了社会公平。
　　
　　“教育公平的原则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公民接受教育的机会要公平，适龄青少年都应当享有公平地受教育的权利。二是公民受教育的过程要公平，能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享受到同等的优质教育资源。”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蓝天学院董事长于果在谈到教育公平时说，要以更大的气魄和决心来发展教育事业，科学、公平地配置教育资源。
　　
　　迈向公平之一：
　　教育公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
　　◎文·李士伟
　　
　　近年来，教育公平问题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制度、政策和措施，使我国的教育公平程度大有提高，诸如中等职业学校贫困家庭学生申请助学金了，大学生基层服务3年可免还国家助学贷款等等。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教育正加速迈向公平发展的轨道。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仍然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待解决。
　　
　　


　　公平背后的政府意志
　　促进和保障教育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不懈追求的目标。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保证人民享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2006年8月，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完善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的若干意见》（财教[2006]74号）和《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首次搭设了国家中等职业教育贫困家庭学生助学制度基本架构—中央财政“十一五”时期将安排40亿元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资助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包括公办和民办的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等）全日制在校学生中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保障和促进教育公平的四项具体要求和措施。
　　2007年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全社会公布了中央政府在推动教育公平方面作出的重大举措：
　　一是从2007年新学年开始，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二是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
　　


　　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来我们在实现教育公平上迈出了重大步伐。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和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助学金制度，中央财政此项支出从2006年20.5亿元增加到去年的98亿元，高校资助面超过20%，中等职业学校资助面超过90%，资助标准大幅度提高。”
　　温总理同时强调，要继续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强教育统筹，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合理布局并协调发展，坚持教育公平，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四项“法则”力撑公平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在现有的基础之上，纷纷就如何实现教育公平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意见和建议。
　　增加政府教育投入 增加政府教育投入是缩小地区间、学校间教育差距的重要前提，是推进教育公平的关键。然而，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至今也没有达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制定的占GDP4%的标准。2004年，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降低到2.39%，虽然很多人士解释这有国家调整GDP的因素，但如此低的教育投入，是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严重不协调的。
　　改革资源配置模式 改革政府教育资源投入配置模式，是与增加教育投入相对应的。很多代表、委员表示，教育资源的配置，应从两方面衡量：从学校角度看，考察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从受教育者角度看，考虑其受教育机会。
　　


　　改变教育评价体系 教育公平下的评价体系显然不能采用升学率指标与各类统考指标、竞赛指标，而是将目光转向教师创造性的教育过程。因此，推进教育公平，必须建立新的教育评价体系，要重新认识教育的本质，以及政府、学校在发展教育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职责。
　　打破“小公平意识” “小公平意识”包括两方面，一是狭隘的“地区意识”。几乎所有既得利益者都不愿改革，怕影响自己的利益。然而从长远看，教育作为千秋万代的事业，每个人都会受到教育环境的影响。因此，营造公平的教育环境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二是狭隘的“分数公平”观。从现实来看，分数评价标准已经不适合培养个性鲜明的人才，这对喜欢创造、追求人格全面发展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无法回避的投入难题
　　实际上，从实现教育公平的主要措施来看，如果教育投入不增加，仅靠改变现有教育资源的分配模式，以牺牲学校的教育质量来实现教育公平，或者以产业化的方式，政府负责薄弱学校、市场负责优质学校来发展教育，都难以实现教育的公平发展。
　　模糊的财政分担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党组成员田淑兰告诉记者，到2006年，全国仍有河北、内蒙、江苏等12个省、自治区，预算内教育拨款的增长率低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率。她同时表示，对于高等教育投入，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应该分担多少，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
　　此外，全国政协委员、宁波市副市长成岳冲认为，现在一提教育投入，政府往往习惯于采用各级政府层层叠加的方式来计算投入比例，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概念。他举例说，2007年宁波市的GDP是3433亿，如果按照4%投入比例的话，要拿出140多亿的财政性资金用于教育。但是，上交中央财政税金以后，地方实际可用资金只有320多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拿出140多亿用于教育的话，其它领域的发展肯定受到严重的影响。
　　


　　针对此现实，田淑兰认为，必须通过制定相应措施来保证各级政府落实每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比例，从而保证各级政府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稳定增长。
　　不能不说的“挤出效应”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周洪宇告诉记者，近两年，尽管政府教育投入总量继续增加，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没有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教育投入增长要求。从地域分布来看，未达到投入要求省份既有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份，如内蒙古、宁夏、新疆等，也有河南、湖南等中部省份，更有经济发达的广东、江苏、浙江等。
　　周洪宇指出，在中央财政教育经费投入稳步增长的情况下，部分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投入非但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挤出效应”，即上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投入增加，当地政府投入相应减少。
　　还是认识的问题 事实上，尽管我国经济发展连年呈高速增长趋势，但4%的教育投入却似乎成为了难以逾越的一道槛。
　　在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来看，不能说因为经济发展快了，整个GDP总量增加了，教育投入达不到4%的比例就合情合理。
　　周洪宇认为，保证各级政府教育经费投入的逐年增长，是解决教育投入不足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实现教育经费投入的“三个增长”是实现“GDP的4%目标”的根本途径。
　　“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的‘三个增长’，财力不是问题，关键是认识。当然，我们也不能由此简单地得出‘各级地方政府没有尽责’的结论，但事实也的确表明要真正落实‘三个增长’，还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周洪宇说。
　　他进而指出，对政府的教育经费的投入缺乏刚性的制约措施，是造成这种现状的一个重要原因。办教育毕竟是一件“远功”，其效果要在十年甚至几十年以后才能真正显现出来，而各级政府官员都是有明确任期的。
　　缺乏立法保障机制 教育财政的实施，不仅取决于社会制度、国家教育发展政策，而且取决于利益集团之间和各级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只有以法律形式明确各级政府的教育投入责任，明确制约措施，才能在财力上形成财政性教育投入不断增加的有效保障机制。
　　为此，周洪宇认为，要尽快制定《教育经费投入法》，从法律层次上保证教育投入：一是在各级政府预算中将教育经费支出单列，设置“教育经费类”级科目；二是以落实《教育法》中规定的“三个增长”为基准，规定各级政府年度教育经费投入在本级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及年增长率或经费投入总量。
　　特别是各级人大常委会教育经费预算工作小组在明确各级政府及相关政府部门教育经费投入责任的基础上，还要对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的执行情况进行严格监督。并将教育经费投入的增长指标作为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指标之一，实行“一票否决”制。如果真正建立起将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增长纳入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指标体系，将可以有效地改善教育投入不足的不利局面。
　　总的来说，透过各种教育不公平现象以及政府为此作出的种种努力，我们不难发现，教育发展的失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实施不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政策。所以，实现教育公平，关键还在于政府—政府的教育政策在确保人们平等的享受教育机会的同时，还应该充分考虑教育的长期性和教育资源国民普遍享有的原则，从财政支出和保障上解决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逐步消除各类教育领域存在的教育不公平现象，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迈向公平之二：
　　提升中西部高教发展
　　◎文·张韦韦
　　
　　3月7日上午，教育界委员在驻地华润饭店举行了联组讨论会。在这次教育部部长周济出席的会议上，中国第三军医大学教授余争平关于“加快发展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平衡、和谐发展”的发言引发了委员们的共鸣。
　　作为一名新委员，余争平在来北京参会之前，就对我国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和公正性等方面作了一些调研。
　　通过调研，他发现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7年上海、北京等发达地区高校毛入学率达到60%以上，而重庆2007年的高校毛入学率仅为26%，还有一些地区达不到这一水平。”
　　河南的形式也不容乐观。全国人大代表、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高考录取率为56.2％，而河南省仅为52.3％。另外，河南省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19.8％，全国的平均水平为23％。河南每万人在校大学生111人，也低于全国每万人143人的水平。”
　　剖析原因，很多委员认为，造成这一差距既有历史的原因，也与国家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与政策支持的不平衡有关。
　　
　　“211”、“985”，形单影只
　　


　　西部高校需要培养大量人才以满足西部开发对人才的需求。然而事实是，西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去年3月14日，胡锦涛总书记对重庆的发展作出了重要部署，要求重庆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会。
　　“要实现这一战略部署，需要大量的中高级人才支持。2007年我们的在校大学生总人数约为63万，若以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在校生占人口的3％-4%计算，重庆市在校大学生应达到96万。此外，高水平大学比较少。目前重庆57所高等院校中，只有2所进入国家‘211’工程。”余争平委员介绍了重庆的高等教育情况。
　　河南，作为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文化资源大省，它肩负着中原崛起的使命。然而，目前河南还没有一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和“985工程”高校。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也仅有郑州大学一所。
　　很多委员也表达了对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的担忧，认为如果不及时解决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规模与质量问题，将会继续加大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人才流失，兰大只是缩影
　　“高校人才流失已经直接影响到西部地区的发展。”全国人大代表、兰州大学校长周绪红有些担忧。
　　早前，兰州大学原校长李发伸也曾多次呼吁，希望这一问题能引起足够重视。“不但难以引进优秀人才，而且已有人才也很难稳定。兰大流失的师资完全可以另办一所同样水平的大学。按照教育部核定的编制和岗位设置方案，兰州大学师资缺额就达到900多人，其他西北高校的状况可想而知。”
　　兰州大学的情况只是西部地区人才流失的一个缩影。
　　数据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部人才流出量是流入量的两倍以上，特别是中青年骨干人才大量外流。新疆近年来调往内地的专业技术人员高达两万多人，青海省20年来调走或者自动离开青海的科技人员在5万人以上。陕西省2006年毕业的4600多名硕士学位以上的研究生，有80％择业到了东部。甘肃省每年在外地高校培养的非师范类毕业生的回归率只有40％，甘肃农业大学培养的27名畜牧业硕士研究生现已全部调走。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放表示，目前，西部高校人才流失较多，新进来的教师急需培养，否则难以胜任。国家应重点支持西部高校重点学科和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实施西部地区教育人才培养计划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
　　
　　对中西部出台倾斜政策
　　“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对区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就要打破这个不均衡。”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大学副校长宋纯鹏强烈呼吁高等教育资源要向中西部倾斜。
　　“强调‘一省一校（211工程中的一省扶持一所地方院校）’，显然不够！拥有9800万人口的河南省，与甘肃、贵州、新疆、广西、内蒙古、青海、宁夏、西藏、海南等9省（自治区）的人口持平，这样的教育布局，无论从人口、经济贡献、教育实力、地理位置等方面考虑，都是不公平、不客观、不实际的。”宋纯鹏认为，“一省一校”的政策界限必须打破。
　　余争平建议，可以通过扩大中西部地区高等院校的办学规模来解决不均衡问题。“按分类指导的原则，扩大对中西部地区各类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另一种方式是，国家对各省市招生指标的分配，按每年考生基数平等地分配到各省市，以保证中西部地区考生有平等的受高等教育和利用发达地区教育资源的机会，而不是按目前各省市已有的高等教育规模与条件来分配。”
　　此外，在国家层面建立发达地区高校与中西部地区高校师资交流机制，促进中西部地区高校师资队伍质量的提高。以国务院颁布的学科分类为依据，在一级（或二级）学科层面，制订高校师资双向交流计划，整体提高中西部院校师资队伍的教研水平，这也是一种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方式。
　　


　　周绪红认为，西部地区也应转变观念，形成合理流动机制解决西部地区人才缺乏的问题。“国家继续加大投入，扶持西部地区人才培养；同时，应当建立高层次人才进出西部地区的‘绿色通道’，来去自由，不求拥有，但求所用，形成人才的合理流动机制；完善东部地区高水平大学对口支援西部高校制度，扩大范围，提高层次，主要以学科带头人、校院领导为主，以三年为期，双向互动。”
　　也有委员呼吁，应加大力度促进发达地区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就业。在个人待遇与发展机遇方面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
　　
　　王智平：
　　西部高校成人才流失重灾区
　　
　　针对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全国政协委员、兰州理工大学党委书记王智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说，西部省份的发展，不仅需要项目、资金、技术，更需要大批高层次人才。当前，西部地区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各级各类教育总体上比较落后，特别是高层次人才严重不足，制约了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
　　王智平介绍，高层次人才的匮乏表现在多个方面：高层次人才总量过少。从人才能级结构看，西部地区存在着高学历人才绝对量较少，高职称人才比重偏低的问题。
　　高层次人才梯队差距大。高层次人才的梯队建设问题，是这支队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如果调整不到位或政策实施不力，有可能导致相关领域因专业技术人才匮乏而呈现弱势。西部地区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中低学历者比重过大，高层次人才严重不足，特别是在国际国内影响力大、创新能力强、对经济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杰出人才太少，该问题在短期内很难解决。
　　高层次人才资源分布不尽合理。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人才资源配置的社会化程度不高，高层次人才在地区、行业、产业布局方面存在畸轻畸重现象。高层次人才主要集中在工程、经济、教育、卫生、会计五大类专业，许多重要领域和新兴产业高层次人才十分匮乏。
　　另外，西部高层次人才流失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尤其是高层次人才最为集中的高等院校成了人才流失的重灾区。高层次人才流动的普遍规律是，流向与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流动的频率与其擅长的专业紧缺程度和技能的熟练程度呈正比关系。在市场导向下，越是紧缺的人才流动频率越高；而且越是像西部这样处于市场竞争力劣势的地区，人才流失率越大。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及地区间市场体制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这种人才流失趋势很难得到有效遏制。
　　王智平认为，就目前高层次人才流动趋势而言，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起着重要作用。西部省份由于地缘劣势，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对人才的吸引力远远不如东部省份。
　　针对解决西部省份高层次人才缺乏的问题，王智平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建议中央给予西部地区一定的政策倾斜，从宏观上调控，促进高层次人才向西部省份流动。
　　他表示，中央政府为西部地区高校、科研院所独立设置特聘教授、特聘专家岗位，面向海内外招聘高层次人才到西部工作。这些特聘岗位的待遇要达到或高于“长江学者”的待遇。
　　其次，高层次人才必须要“有位”才能“有为”，因此，中央政府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工程技术中心等科研基地的设置上，要向西部地区适当倾斜，为高层次人才到西部工作搭建平台。建议中央财政加大西部地区科研基地建设投入。
　　第三，建议科技部多设置解决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科研项目，并将这些项目作为国家重大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项目，加大投入，以吸引高层次人才到西部工作。
　　第四，中央政府出台支持高层次人才到西部地区工作的配套政策措施。如优先安排高层次人才的子女到发达地区就业；对在西部地区工作的高层次人才给予较高的政治待遇；支持高层次人才到西部短期工作，期间给予高于发达地区的经济待遇等。
　　


　　此外，还应加大东西部地区对口支援力度，如教育部所属重点大学要“一对一”支持西部高校；国家级科研机构对口支援西部科研机构等。还要不断加强西部地区人才培训，建议中央有关部委继续对西部人才出国给予倾斜性政策支持。也可以让东部重点大学、科研院所承担为西部培训人才的任务。
　　
　　刘基：
　　同资金相比，西部更缺人才
　　
　　“同资金欠缺相比，西部高等教育更加缺乏的是人才。”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刘基疾呼，高层次人才的匮乏已经成为制约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
　　他也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西部高等教育人才与资金的关系。“大学要发展，需要‘大师’和‘大楼’。但‘大楼’好盖，‘大师’难求。”
　　刘基说，由于受地理区位、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影响，西部地区高校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外部条件相对东部地区差一些；同时，受到高校现有条件的影响，这些高层次人才引进后，科研方面的条件同发达地区高校也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
　　“以甘肃省为例，目前有各类高校30余所，其中绝大部分是省属高校。按照教育部的标准测算，甘肃省属高校教学仪器缺额为4.4亿元，图书缺额为98万册，教学实验用房缺额为175万平方米。甘肃省财政目前每年可用于高校的基础建设投入仅1000万元左右，省属高校银行贷款欠债已经达到49亿元。面对这样的情况，依靠高校和地方自身的能力，维持高校运转和发展已经非常困难，更谈不上发展。”
　　刘基表示，目前在高层次人才方面，西部高校普遍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引进，一个是现有的人才如何稳定。这两方面做不好，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将无从谈起。
　　他呼吁，希望西部高等教育需要从国家层面建立人才流失补偿机制：通过建立国家级高层次人才稳定和激励机制，依靠国家、省区市、高校“三位一体”的投入，有效引进和留住人才，避免东西部高等教育的差距越拉越大。
　　
　　迈向公平之三：
　　职业教育亟待走出“边缘”
　　◎文·潇禾
　　
　　温家宝总理指出，“职业教育是面向人人的教育，国家要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更加重要、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这样做，既有利于当前缓解技能型、应用型人才紧缺的矛盾，也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扩大社会就业。”
　　今天，作为一种全民教育，职业教育独特的社会功能正日益凸显。然而，由于多年来国家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的不平衡以及在相关政策上有失公平，使得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明显偏低，并加重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从而导致职业教育相对于普通教育一直处于“弱势教育”、“边缘教育”地位，严重阻碍了教育的公平发展。
　　
　　问题：困难重重考量公平
　　发展局面不乐观
　　“从现实来看，职业教育的地位与其所承担的任务不相称。”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副主席李进权指出，长期以来职业教育一直处于普通教育的从属和补充地位，教育投入和政策扶持明显不够。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杜时贵院长深有感触，“目前社会上存在着‘职业教育是一种有别于高等教育的层次教育’，这是一种观念上的错误，非常不利于教育的持续和谐发展。”
　　他认为，在教育层面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都是教育的一种类型，“我国高职教育发展历史不长，但极为迅猛，在校生规模已占整个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立下了汗马功劳。”
　　同时，社会对人才评价存在一定偏差。重学历轻技能的片面人才观比较普遍，以致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认可度不高。而一些用人单位脱离实际需要、过度追求高学历，也加剧了社会重文凭轻技能的现象。
　　更让人担心的是，即便是在职业教育内部，也存在着管理分散、缺乏统筹协调机制等不良因素。
　　“目前，职业院校和职业培训工作由多个部门管理和参与。具体来说，教育部门和一些行业系统负责管理普通中专、成人中专、职业学校、民办职业学校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负责职业技能鉴定和城乡劳动力就业培训工作；农业部门负责农民科技教育培训；高等职业院校也被地方分为省属和市属两类。”李进权说。
　　以贵州省为例，截至2005年底，该省拥有中等职业学校273所，其中国家重点35所，在校生39500人，尽管教育资源丰富，但由于管理滞后和生源素质等因素，技工人才极度匮乏。
　　在他看来，体制差异造成了管理分散、各自为政、专业设置重复、无序竞争、资源利用率不高等问题。在发展规划、资源配置、条件保障、政策措施等方面缺少对大职教进行宏观管理、统筹协调的机制。
　　
　　投入和师资仍然是薄弱环节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技能教育，需要相应的实训基地、实验设备以及大量的耗材，教育成本比较高。就中等职业学校而言，近几年虽然投入逐年增加，但是与其他类型教育相比，与职业教育的自身要求相比，办学的软硬件差距还较大。
　　在李进权看来，职业教育尤其是西部的职业教育发展经费投入不足，多元投入机制缺乏，校企共生双赢的局面尚未形成。
　　“由于多元投入机制缺乏，学校仍主要依靠多招学生增加经费，这往往又陷入‘多投需要多招，多招必须多投’的窘境。办学经费不足，给学校发展带来很多困难，也影响到培养技能型人才的实际效果。受财力限制，大部分学校实训条件欠缺，一些专业没有校内实训场所和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 李进权说。
　　据悉，“用昨天的设备和技术，培养今天的人，为未来服务”已经成为一些学校的现实写照。例如，贵州省贵阳市职业教育经费在上世纪90年代每年的专项资金是50万元，如今10多年过去，也只增加了10多万元，职业教育经费只占全部教育经费的4%。
　　同时，师资建设方面，职业教育仍显薄弱，尤其在西部地区矛盾更突出。李进权告诉记者，以陕西为例，全省中等职业学校生师比例为28∶1，远高于国家规定17∶l的要求；专任教师中级以上职称比例为43.3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16个百分点；“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9.51％，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教师合格率为58.06％，低于全国水平10个百分点。特别是技术理论教师和生产实习指导教师数量不足，学历、职称、技能等级不符合要求。“究其原因，一是目前国内培养中等职业教育师资的院校很少；二是技工院校大多数属事业单位，受教师编制限制，超编制引入的教师，学校无法解决工资及社会保障等经费；三是不少城镇以外、位置较偏的技工院校，对教师缺乏吸引力而难以补充师资。”他分析说。
　　
　　缺乏更高层次的教育
　　普通高等教育目前拥有专科、本科和研究生三种层次。作为与之相平行的高等职业教育，却只限于专科层次。
　　对此，杜时贵院长认为，近年来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社会对本科层次高职教育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将是社会的必然趋势。“高职教育应该拥有本科层次的教育，从而形成一个独立于理论性本科院校之外的独立的高等教育体系。”
　　他进而指出，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将来很可能还拥有研究生层次的教育。而从长远来看，高等职业教育和谐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其核心是追求一种公平、优质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状态。因此，需要树立科学的高等职业教育均衡发展观，实现高等职业教育的和谐发展。
　　从世界范围来看，高等教育多样化、高职教育向本科层次发展等早已是国际共识。据他介绍,美、英、法、日、德等西方发达国家从70年代起，高职便出现向本科层次的延伸趋势。
　　“具体来说，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和法国的大学都已成为培养本科层次高职人才的重要机构。而日本则成立了技术科学大学用于培养本科高职人才，相比之下，美国的部分大学也同时举办本科层次的普通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杜时贵说。
　　据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推出的“国际教育分类”，将普通高等教育称为5A教育，而高等职业教育则归入5B教育。这是以培养目标和课程为依据进行分类的。高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技术应用型人才，既包含技能型人才，也包含技术型人才。
　　“高等职业教育中的专科层次侧重于技能型人才培养，本科层次应侧重于技术型人才培养。”在杜时贵看来，现阶段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定位在培养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技能人才上，这与目前专科层次的教育是相匹配的。但是，培养高技术人才的任务，还应该主要由高等职业教育中的本科层次（甚至研究生层次）教育来承担。
　　
　　出路：和谐是发展之本
　　
　　


　　“内外兼修”寻求突破
　　职业教育涉及面广、管理难度大，从目前来看，亟须加强对职业教育的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李进权认为，首先要建立职业教育统筹协调机构，实质性地协调各个相关部委工作，对承担职业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各类职业培训工作统筹规划，整体推进。或从体制上加以改革，解决职业教育的归属问题，改变政出多门的状况。
　　同时，加强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战略研究，集中各相关力量，制定出职业教育发展规划。通过对经济社会、人口发展趋势和人才结构需求的科学分析，制定出既符合宏观趋势，又满足微观需求的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相统一的职业教育发展规划，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导。
　　“此外，还应该尽快组成由行业、企业、学校参加的职业教育专业指导委员会，对人才需求、产业发展前景以及专业设置等方面进行科学论证，避免无序发展，造成社会性浪费。”李进权说。
　　他进而指出，政府还可以考虑建立职业教育工作定期巡视检查制度，加强对职业教育的评估督导，促进学校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育质量。“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来说，要重视内涵发展。把进一步整合、发展、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打造品牌作为职业教育的发展重点。”
　　从实践来说，可以从有利于整合教育资源出发，按区域、行业、类型进行整合或重组，通过合并、共建、联办等形式，实现规模办学，提高整体效益，使有限的教育资源向具有竞争优势的骨干职业学校集中，组建大职教集团。
　　同时，政府可以制定必要的政策，鼓励企业与学校联合办学，为职业学校提供实习指导教师、学习场所和设备。
　　“特别是在实训基地建设方面，一是创新机制，打破部门、行业和所有制界限，实现实训基地共建共享；二是依托大型重点企业装备水平较高的优势，分行业、专业建立职业技能公共实训基地，充分发挥公共实训基地在教学培训、技能鉴定和技术服务等方面的综合功能。”李进权说。
　　
　　“专升本”是多赢之策
　　毋庸质疑，职业教育是为了适应社会对生产第一线技术人才的迫切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从现实来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科技含量、技术密集程度的提高,引进技术、设备、材料的增多，使生产第一线对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需求的类型和规格发生变化，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已难以适应一些技术密集部门的需要。
　　“这就要求有大量高技能人才的同时，还要有大批高技术人才。当前不能因高技能人才短缺而放缓或放弃对高技术人才的培养，应未雨绸缪，尽早培养。”杜时贵说。
　　与此同时，职业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由于缺少本科教育，按现有的招生录取方式，高等职业教育的生源被限定在第四批。这不仅严重影响了高等职业教育的生源质量，并最终影响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而且还剥夺了前三批考生选择高等职业教育的权利。
　　在杜时贵看来，大批高职专科毕业后，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有进一步提升学历层次的需要，但是由于没有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能选择普通本科教育。
　　“长此以往，学非所用的结果将最终造成高等教育的低效益，也会造成人才和资源的浪费。”为此，他呼吁国家教育部在办好现有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层次的基础上适度发展本科层次教育，具体操作办法可以先在沿海发达地区进行试点—允许部分条件较好的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或进行专业试点，也可以利用普通高校资源培养本科及以上技术人才。
　　
　　“亮点”背后的转型之路
　　中等职业教育不仅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优化教育结构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肩负着为企业培养大量技能人才的重任。
　　在李进权看来，政府应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办学，尝试把职业院校作为引资项目推向市场，通过市场运作，吸引社会资本以多种方式参与职业教育发展，推行职业学校投资主体多元化，“政府不妨考虑把民办职业教育纳入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总体规划，并与公办学校在师资队伍建设、招生、学生待遇等方面同等对待。”
　　与此同时，针对目前农村劳动力缺乏就业技能的现状。他认为在进一步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方面，职业教育大有可为。以西部地区为例，贵州省贵阳等地区整体经济状况仍然处于后工业时代，社会经济由粗放型向细密型转移，大量农业人口涌向城市。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贵阳市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约为28万人。而据2004年的普查显示，贵阳市农民的文化水平和从业技能偏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劳动力的比重高达96.7%。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农村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应该走多样化、专业化的道路，还应将农村职业教育由“生活需要”变为“工作必须”。
　　因此，政府一方面要积极引导、鼓励职业教育参与社会培训领域，另一方面，对于承担培训任务的乡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给予必要的补贴和资助，以切实提高包括国家“阳光工程”在内的各级各类农村劳动力培训资金的使用效率，使乡镇成人教育中心学校能够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农业实用技术培训的重要基地。
　　“对于职业学校尤其是农村职业学校来说，重点应抓好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创业培训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训。以此推动我国，特别是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李进权指出，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科技培训力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成为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又一亮点。
　　美国社会学家罗尔斯曾指出，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处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而职业教育既可以为那些初中毕业后无法继续学习的学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又能够培养出社会各行各业所需要的大批合格技工。
　　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教育是真正面向人人的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教育公平、教育均衡的有力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