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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的一个午后，《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华盛顿国会山附近的酒店里见到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时，他正受邀在白宫西翼与美国副总统拜登会面。
此前，万向刚刚收购了破产的美国豪华电动汽车生产商菲斯科公司。菲斯科曾是与特斯拉齐名的电动汽车品牌，获得过联邦政府大笔补贴。力挺菲斯科的拜登在与鲁冠球会面时对万向寄予厚望，希望万向能让它重现昔日的风光。
此番收购的一帆风顺，与一年多前收购A123公司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万向收购陷入破产的美国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商A123公司，正逢美国总统大选，一些政客以电池技术外泄为由阻挠收购。虽然最终万向胜出，但过程颇费周折。
“美方一开始不信任我们，因为他们不了解万向。现在我们做好了，他们就理解、支持了。”鲁冠球说。他告诉记者，此次在与美国联邦、州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美国政府是真心实意地欢迎中国企业来投资。”
近年来，一些类似万向这样实力雄厚的中国企业，开始将海外投资的“雷达”从亚非拉等原材料产地转向资本、管理和技术的“宝塔尖”——美国。与单纯做出口贸易不同，跨国投资让中国企业有机会深度体验美国的商业体系、法律架构和政治生态。
前美国商务部投资美国局局长伯瑞·约翰逊曾对中国企业家说，一些投资者对在美国投资的认识过于简单化，他们相信美国遍地是牛奶和蜂蜜，但直接投资者需要理解和应对来自这个国家固有的挑战和风险。
在中美关系这一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的背景之下，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亦无法完全抽身于时隐时现的政治阴霾，美国在一些敏感领域对中国企业保持戒心。中企在美投资的机遇才刚刚开始，挑战也刚刚开始。
为何选择投资美国
美国拥有广阔稳定的市场、页岩气革命带来低廉的能源价格、优质的高技术劳动力资源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再加上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都让中企赴美投资呈现势如破竹之势。
在执掌A123、菲斯科等多个并购案，并在美国有着20年投资经验的万向美国公司总裁倪频看来，美国政界对中国投资出现明显的两极化现象，他告诉记者：“一些国会议员总是爱对中国公司‘瞪眼’，但是州和地方政府却无比热情。只要你能给当地带来税收和就业，他们就会为你创造有利条件。”
万向收购菲斯科时就受到了工厂所在地特拉华州政府的热烈欢迎。力推清洁能源产业的美国能源部部长莫尼兹也对万向表示，能源部有160亿美元的新能源扶持基金，欢迎万向提出申请。
位于美国南部的亚拉巴马州为了吸引中国的金龙集团落户，促成该州议会通过相关立法，先后筹集数百万美元建设高压变电站，还为金龙集团修建了一条专用道路和铁路大桥。
由于赴美投资的快速增长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加上统计样本方法各异，目前各方对中企在美投资的统计数据差异较大。按照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3年中企对美直接投资额为42.3亿美元，美国商务部的数据为80.7亿美元，而根据长期跟踪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美国罗迪厄姆咨询集团（Rhodium Group）的数据，这一数字已达到创纪录的140亿美元。
虽然绝对数字不一，但各方数据都显示，去年的投资总额已较前一年翻倍，其中包括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其在美国的资产）、中国上海投资集团复兴国际收购大通曼哈顿广场等几宗大笔交易。中企在美的投资行业从前些年集中在化工和电子设备制造业，现已扩大到房地产、食品、能源（尤其是新能源）、娱乐业，等等。尽管如此，中企在美投资目前还不到其全部海外投资的2%，未来进一步增长的潜力巨大。
“最怕在火车顶上跳舞”
中企在美收购的大单并不多，但是每一笔都会置于美国政商媒体的“聚光灯”和“放大镜”下。美国政府总体上欢迎中国投资，但是总有一些反华议员会时不时跳出来对一些大的并购横加阻挠，部分交易在政治压力下被迫流产，不免让人觉得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政治环境有一些不确定性。
对此，倪频认为，美国社会是一个多元表达的“万花筒”，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限，而国会议员经常跳出来发表不同意见也是常态。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一定要先搞清楚这种独特的政治生态和经济运行体系，然后再寻找应对之策。
“一些国会议员总是在涉华并购上表达不同意见，这就是他们的任务，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万向收购A123时，由于A123涉及一些军方合同，收购遭到一些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但是事后这些议员告诉我，他们所在的选区有很大一部分是军事基地，而他们当时并无权了解这桩并购的细节，所以当时他们必然要站出来反对。”倪频说。
倪频给记者打了个比方：“中国企业在美国就像一列火车，火车一直沿着铁轨在跑。最怕的就是你没事跑到火车顶上去跳舞，风一来就把你刮跑了。政治的东西就是一阵风，吹一吹总会过去的。这阵风过去后，行政部门还是会按程序走，而议员是不负责行政审批的。这就好像立法部门‘只长嘴不长脚’，‘长脚’的是行政部门。所以千万不要去跟议员辩论，这也不是你的强项。”
正如万向收购A123的案例，待到美国大选之后、舆论风潮平息，并购最终回归商业本身，万向如愿以偿。至于收购完成之后，就更没有人再与万向纠缠那些事了。
但是倪频也指出，议员对行政部门并非没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间接的，传导到行政部门的高层后会产生压力，这时候行政部门需要去平衡。但总体上行政部门是站在企业这边的，也要按程序办事，否则企业可以去告他们。
国家安全审查之关
国家安全审查，是中企迈入美国必须要过的一道敏感且微妙的关卡。近日，三一重工集团在美关联公司起诉奥巴马政府和负责该审查的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称其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越权阻挠三一收购美国风电厂，官司获得阶段性胜利。
这是外国公司首次利用美国司法程序挑战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中的不合理程序，该事件再次将国家安全审查置于焦点。 成立于1975年的CFIUS是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对外资收购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跨部门机构，组成人员囊括了财政部、司法部、国防部、国土安全部等美国经济和安全要害部门的全部高官。
有关CFIUS职权的最新法律，是美国2007年颁布的《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根据该项法律，CFIUS可对任何外国公司拥有或控制美国实体的交易进行安全审查，审查范围包括交易对国家经济运行、国土安全、关键性基础设施、关键技术、重大能源资产、反恐怖主义等多方面的潜在影响。不过，该项法律并未就“国家安全”给出清晰的定义，CFIUS的每个成员都可按照其所在政府机构的特定法律职权来理解和诠释“国家安全”概念，从而使得该委员会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目前中美正加速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方的一大诉求就是希望美方在国家安全审查上能够给出更明晰的界定和解释，以减少中国投资的不确定性。在刚刚结束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方承诺将提高相关法规程序的透明度，双方承诺继续就美国的外国投资审查程序中的概念进行讨论和解释。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奥多·莫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美国的确需要更清楚地界定“威胁国家安全”的定义。
比如，关于外国公司对美国一些经济行业的“控制”应该有更具体的定义，这种“控制”是体现在供应商很集中，还是可替代的选择很少，抑或是转向另一种来源的成本过高？此外，对于可能引起军事技术泄露的交易，相关部门应搞清楚是否有其他可替代的技术来弥补，如果有，交易就不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对此，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前部长助理克莱·洛厄里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关于哪些涉及威胁国家安全，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像‘9·11’那样的恐怖事件属于此范畴。除此之外，美方并不方便对其他因素给出明确界定。”
谈到三一胜诉奥巴马一案的影响，洛厄里承认此案确实暴露了CFIUS审查程序不够透明的问题。三一案或许会促使CFIUS和外国投资者对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疑虑进行更公开深入的讨论。但是，他同时指出，CFIUS的调查会涉及大量保密信息，而哪些信息属于保密内容美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期望有特别多的信息能被公开并不现实。
长期追踪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认为，每个国家的市场都有局限性，美国在高技术市场的限制就比较多，这是事实。中国企业一定要选对合适的投资行业，避开那些敏感行业，以及那些中国政府未对美国企业开放的行业。此外，找到真正了解美国情况的顾问、选择合适的投资时机也很重要。
此前，万向刚刚收购了破产的美国豪华电动汽车生产商菲斯科公司。菲斯科曾是与特斯拉齐名的电动汽车品牌，获得过联邦政府大笔补贴。力挺菲斯科的拜登在与鲁冠球会面时对万向寄予厚望，希望万向能让它重现昔日的风光。
此番收购的一帆风顺，与一年多前收购A123公司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时，万向收购陷入破产的美国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商A123公司，正逢美国总统大选，一些政客以电池技术外泄为由阻挠收购。虽然最终万向胜出，但过程颇费周折。
“美方一开始不信任我们，因为他们不了解万向。现在我们做好了，他们就理解、支持了。”鲁冠球说。他告诉记者，此次在与美国联邦、州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一个强烈的感受：“那就是美国政府是真心实意地欢迎中国企业来投资。”
近年来，一些类似万向这样实力雄厚的中国企业，开始将海外投资的“雷达”从亚非拉等原材料产地转向资本、管理和技术的“宝塔尖”——美国。与单纯做出口贸易不同，跨国投资让中国企业有机会深度体验美国的商业体系、法律架构和政治生态。
前美国商务部投资美国局局长伯瑞·约翰逊曾对中国企业家说，一些投资者对在美国投资的认识过于简单化，他们相信美国遍地是牛奶和蜂蜜，但直接投资者需要理解和应对来自这个国家固有的挑战和风险。
在中美关系这一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的背景之下，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亦无法完全抽身于时隐时现的政治阴霾，美国在一些敏感领域对中国企业保持戒心。中企在美投资的机遇才刚刚开始，挑战也刚刚开始。
为何选择投资美国
美国拥有广阔稳定的市场、页岩气革命带来低廉的能源价格、优质的高技术劳动力资源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再加上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都让中企赴美投资呈现势如破竹之势。
在执掌A123、菲斯科等多个并购案，并在美国有着20年投资经验的万向美国公司总裁倪频看来，美国政界对中国投资出现明显的两极化现象，他告诉记者：“一些国会议员总是爱对中国公司‘瞪眼’，但是州和地方政府却无比热情。只要你能给当地带来税收和就业，他们就会为你创造有利条件。”
万向收购菲斯科时就受到了工厂所在地特拉华州政府的热烈欢迎。力推清洁能源产业的美国能源部部长莫尼兹也对万向表示，能源部有160亿美元的新能源扶持基金，欢迎万向提出申请。
位于美国南部的亚拉巴马州为了吸引中国的金龙集团落户，促成该州议会通过相关立法，先后筹集数百万美元建设高压变电站，还为金龙集团修建了一条专用道路和铁路大桥。
由于赴美投资的快速增长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加上统计样本方法各异，目前各方对中企在美投资的统计数据差异较大。按照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2013年中企对美直接投资额为42.3亿美元，美国商务部的数据为80.7亿美元，而根据长期跟踪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美国罗迪厄姆咨询集团（Rhodium Group）的数据，这一数字已达到创纪录的140亿美元。
虽然绝对数字不一，但各方数据都显示，去年的投资总额已较前一年翻倍，其中包括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其在美国的资产）、中国上海投资集团复兴国际收购大通曼哈顿广场等几宗大笔交易。中企在美的投资行业从前些年集中在化工和电子设备制造业，现已扩大到房地产、食品、能源（尤其是新能源）、娱乐业，等等。尽管如此，中企在美投资目前还不到其全部海外投资的2%，未来进一步增长的潜力巨大。
“最怕在火车顶上跳舞”
中企在美收购的大单并不多，但是每一笔都会置于美国政商媒体的“聚光灯”和“放大镜”下。美国政府总体上欢迎中国投资，但是总有一些反华议员会时不时跳出来对一些大的并购横加阻挠，部分交易在政治压力下被迫流产，不免让人觉得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的政治环境有一些不确定性。
对此，倪频认为，美国社会是一个多元表达的“万花筒”，政治上实行三权分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限，而国会议员经常跳出来发表不同意见也是常态。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一定要先搞清楚这种独特的政治生态和经济运行体系，然后再寻找应对之策。
“一些国会议员总是在涉华并购上表达不同意见，这就是他们的任务，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万向收购A123时，由于A123涉及一些军方合同，收购遭到一些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但是事后这些议员告诉我，他们所在的选区有很大一部分是军事基地，而他们当时并无权了解这桩并购的细节，所以当时他们必然要站出来反对。”倪频说。
倪频给记者打了个比方：“中国企业在美国就像一列火车，火车一直沿着铁轨在跑。最怕的就是你没事跑到火车顶上去跳舞，风一来就把你刮跑了。政治的东西就是一阵风，吹一吹总会过去的。这阵风过去后，行政部门还是会按程序走，而议员是不负责行政审批的。这就好像立法部门‘只长嘴不长脚’，‘长脚’的是行政部门。所以千万不要去跟议员辩论，这也不是你的强项。”
正如万向收购A123的案例，待到美国大选之后、舆论风潮平息，并购最终回归商业本身，万向如愿以偿。至于收购完成之后，就更没有人再与万向纠缠那些事了。
但是倪频也指出，议员对行政部门并非没有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间接的，传导到行政部门的高层后会产生压力，这时候行政部门需要去平衡。但总体上行政部门是站在企业这边的，也要按程序办事，否则企业可以去告他们。
国家安全审查之关
国家安全审查，是中企迈入美国必须要过的一道敏感且微妙的关卡。近日，三一重工集团在美关联公司起诉奥巴马政府和负责该审查的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称其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越权阻挠三一收购美国风电厂，官司获得阶段性胜利。
这是外国公司首次利用美国司法程序挑战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中的不合理程序，该事件再次将国家安全审查置于焦点。 成立于1975年的CFIUS是美国联邦政府负责对外资收购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的跨部门机构，组成人员囊括了财政部、司法部、国防部、国土安全部等美国经济和安全要害部门的全部高官。
有关CFIUS职权的最新法律，是美国2007年颁布的《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根据该项法律，CFIUS可对任何外国公司拥有或控制美国实体的交易进行安全审查，审查范围包括交易对国家经济运行、国土安全、关键性基础设施、关键技术、重大能源资产、反恐怖主义等多方面的潜在影响。不过，该项法律并未就“国家安全”给出清晰的定义，CFIUS的每个成员都可按照其所在政府机构的特定法律职权来理解和诠释“国家安全”概念，从而使得该委员会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目前中美正加速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方的一大诉求就是希望美方在国家安全审查上能够给出更明晰的界定和解释，以减少中国投资的不确定性。在刚刚结束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方承诺将提高相关法规程序的透明度，双方承诺继续就美国的外国投资审查程序中的概念进行讨论和解释。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奥多·莫兰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美国的确需要更清楚地界定“威胁国家安全”的定义。
比如，关于外国公司对美国一些经济行业的“控制”应该有更具体的定义，这种“控制”是体现在供应商很集中，还是可替代的选择很少，抑或是转向另一种来源的成本过高？此外，对于可能引起军事技术泄露的交易，相关部门应搞清楚是否有其他可替代的技术来弥补，如果有，交易就不会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
对此，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前部长助理克莱·洛厄里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关于哪些涉及威胁国家安全，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像‘9·11’那样的恐怖事件属于此范畴。除此之外，美方并不方便对其他因素给出明确界定。”
谈到三一胜诉奥巴马一案的影响，洛厄里承认此案确实暴露了CFIUS审查程序不够透明的问题。三一案或许会促使CFIUS和外国投资者对美国政府在国家安全方面的疑虑进行更公开深入的讨论。但是，他同时指出，CFIUS的调查会涉及大量保密信息，而哪些信息属于保密内容美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期望有特别多的信息能被公开并不现实。
长期追踪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史剑道认为，每个国家的市场都有局限性，美国在高技术市场的限制就比较多，这是事实。中国企业一定要选对合适的投资行业，避开那些敏感行业，以及那些中国政府未对美国企业开放的行业。此外，找到真正了解美国情况的顾问、选择合适的投资时机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