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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近代，儒学丧失独尊地位，最终被边缘化，这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大事。张锡勤先生在《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一书中，将这段历史分为六个阶段：“清代（鸦片战争前）”“太平天国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戊戌变法时期”“20世纪前十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并结合近代社会结构的演变和社会文化的冲突，深入分析了儒学在中国近代时期地位不断衰落的过程和原因，并且指出了这种现象的必然性，对于人们正确对待儒学以及树立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张锡勤;中国近代;儒学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9-0049-03
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学一直占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而孔子则是儒家的创始人，有着“至圣先师”和“圣人”等称号。我们可以说，儒学和孔子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遭遇了灾难，它的统治地位受到冲击，不断削弱，甚至结束。面对这样的史实，先生以自己独特的、“以述为作”的方式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学地位的变化做了深入研究。先生认为“在中国独尊了两千多年的儒学是被一批新学家为数并不很多的批判文章批倒的”[1]1，这样的观点是有所偏颇的。先生认为，儒学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近代之后，随着社会的变迁，儒学必定受到一定的波动，它的实际影响力也会削弱，其地位的变化是历史的必然。
一、新文化运动前
先生认为，儒学的地位在近代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特点。
（一）清代
先生认为，儒学能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其自身必然有根据时代的特性进行自我完善、自我调整的能力，而这一能力在清代尤为突出。但是到了清代中期，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瓦解、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产生。儒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难以有理论上的创新，此时的调整也只是儒学内部相互的攻击。先生称为儒学的内讧与嬗变，并分四个方面，分别是程朱理学对陆王心学的攻击;汉学与宋学之争;今文经学和“以经论政”风气的兴起和诸子学受到关注。
晚明时期经过农民起义战争，重建社会秩序，一些人将祸乱的根源归结于陆王心学。于是在清初，出现了攻击陆王心学的潮流，涉及的阶级也十分广泛，官、民、隐士甚至前朝元老，都排斥陆王心学，先生指出：“顾炎武便将‘王伯安（阳明）之良知’与‘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并列，指责阳明之学酿晚明之乱。”[1]11这种批判下极大削弱了陆王心学的地位和影响，与此同时，朱学兴起，先生在此处将此“尊朱子”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相对比，认为其极端程度有过之无不及，毕竟“尊朱子”要比“尊儒术”的范围小很多，这极大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楚认识到：第一，陆王心学较程朱理学具有更强的创新性与进步意识，虽然明末时期出现一些学术不端的心学者，但是不能以偏概全，归结为陆王心学的错误，而全盘否定心学。第二，朱学的兴起也只是在于朱学，而不是在于儒学。两者是有区别的，当时出现很多只知注释却不知经的学者，这是非常讽刺的事情。第三，陆王心学没落，盲目尊朱学，儒学整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二）太平天国时期
在鸦片战争这样外患之际，中国爆发了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起义不仅反对统治阶级，而且对于儒家和孔子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程度之深、影响之广，引人深思。
先生指出，太平天國运动之所以影响范围如此之大，除了太平天国领导者洪秀全的态度，更是因为具有一定的民众基础。长期以来“劳力者”与“劳心者”的矛盾日益加深，可以说这时候的反孔反儒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尖锐表现”[2]。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着“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观念，下层百姓没有机会接触到儒学用来指导生活，对于这样的“无一念及于用”的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百姓进行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基于此次波折，儒学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在这个时期，先生提出了文化和制度双重危机的信号，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制度变革是时代的需要。
（三）洋务运动时期
先生指出，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西学东渐和知识分子的觉醒，中国近代化进程开启，并且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发生改变，作为传统儒学应对起来显然力不从心。
洋务派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深刻认识到，以中国传统思想抵御外强是不可能的，务必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于是提出了“自强”“求富”的追求目标。同时中国近代出现了基督教等传教士，在人们对儒学的经世功能产生怀疑时，基督教为了在中国本土传播，大肆攻击儒学，企图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当时公开发行的《万国公报》刊登了很多抨击儒家的言论，虽然阅读人群受限，但是也给儒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四）戊戌维新时期
主张学习西方的洋务派还是尊孔崇儒的，但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学者们将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于原始儒家的典籍中。就像先生提出：“在戊戌时期……一项突出的，具有关键意义的理论成就乃是否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明白宣示‘道’也是必然要变的。”[1]103
而康有为等人主要认为孔子之后的儒学皆有偏颇，像曾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皆没有幸免于此次抨击。先生对于康有为等人对儒学的改造进行了明确的说明，其一，康有为等人试图以儒学为外衣包装西学;其二，通过神化孔子，使儒学宗教化。前一个改造目的在于把儒学思想中与违背或者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内容抛弃，同时“托古改制”。他们试图强将西方的进步思想说成孔子本来就有的，曲解儒学。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十分可笑的观点：中国本土历经大儒的学说是伪孔子学说，而西学才是真正的孔子学说。后一个改造，康有为等人明确倡议建立孔教会，使儒学宗教化。在今天看来，康有为对于儒学的改造是基于时代性的一种选择，但是总体来说，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改造。经过他改造的儒学，只是披着儒学的外衣，其内在是西学。但是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先生指出，康有为乃是中国近代对传统儒学做自觉改造的第一人，并且对儒家经典做了新的注释，对于后世的学习依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20世纪前十年
近代中国经历一系列侵略，清政府开始以“变”求生，第一个变化就是经济改革。工商业在此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较为快速的发展。第二个变化是中国产生许多新型知识分子，他们与传统知识分子接受的教育不同，并且快速成为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主力军。这个时代，中学和西学此消彼长的情况日益突出，连国人的价值观也有了强烈的变化：一是废除跪拜礼;二是厚葬之风明显弱化;三是自由恋爱形成风气;四是神道设教逐渐失灵。这些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向新思想、新文明的转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与生产方式的转变是一致的，这样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和人们的思想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秩序的瓦解，而传统儒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不断减小，这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新文化运动时期
先生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伴随着维护儒教和批判儒学的较量，儒学的主流地位走向终结。
（一）孔子和儒学遭到抵制
先生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孔反儒的群体与20世纪前十年的群体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在经历两次复辟后，高举着“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对于儒学以及孔子的批判更加猛烈。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而人们对长期束缚自身自由的旧社会、旧习俗、旧礼制产生了强烈的抵制情绪。清帝退位后，整个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人们对于自由、平等充满了热情和渴望。这个时候，是中国气象更新，是新文化取代旧文化，新秩序取代旧秩序的时代。当帝制变为共和制，尊孔崇儒的政治根基便不复存在。
面对这样的情况，先生在这里列举了袁世凯在政权方面做出六次复辟帝制的努力。他企图利用传统儒家思想，打着孔子的旗号为自己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营造气氛。在这样的鼓吹下，社会上一些守旧小团体开始迎合。先生举出孔教会为例子，孔教会最大的一项活动便是呼吁孔教为国教，试图使孔教得到国家的保护。这样的举措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从学术或者文化上考虑，不是因为担心文化的传承性，不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心，而是出于“私利”。孔教会的一位骨干成员李时品在日记中写到“明为教会，阴为政党”。这些人希望通过努力，使社会退回帝制，并且谋取一官半职。
这样的尊孔复古并没有给传统儒学带来真正的益处，这些不合时宜的举措，恰恰加速了儒学地位的丧失，到1915年，新兴力量以《新青年》为阵地，对这股逆流进行了全面反击。先生总结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变革。第二，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中国知识阶层发生了转型，青年人看到了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优越性，他们要求按照西方模式改良中国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以陈独秀为首的民主主义者便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同时我们应该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分析，它不是孤立的，而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延续，又明显超越了前者，因此影响空前。
（二）论批儒批孔是社会的需要
批儒批孔是捍卫民主共和、反对帝制复辟的需要。先生指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以较前更激烈地批儒批孔，首先是为了捍卫民主共和，反击帝制复辟的逆流。”[1]231这也是康有为等人盲目复孔产生的消极后果。另外，这也具有理论上的原因。自古以来，传统儒学和封建王朝是相依相存的，儒家所倡导的“名”“三纲五常”“礼制”等观念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者的管理、维护社会稳定而提出的。所以当帝制被推翻，儒学势必遭到劫难。所以人们对于儒学和孔子的排斥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他们认为只要它们存在一天，便是对共和制度的威胁。
批儒批孔是批判旧道德的需要。儒家倡导的以“三綱”为核心的旧道德历经千载，人民长期生活在礼法尊卑的影响下，已经失去了人的价值，已然变成使子、妇、臣沦为父、夫、君没有独立人格的附属品。在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看来，旧道德奉行的制度根源于儒家，两者的宗旨都是一样的，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自由、平等等观念，都是拜孔子所赐。在这样的“道德革命”下，批儒批孔的潮流更为汹涌。
批儒批孔是反对文化专制的需要。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孔子为一尊”的主张，结果形成中国长期以来文化专制的局面。这也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激烈批孔批儒的重要原因。他们指出，“儒教专制”所造成的危害：一是长期以来诸子之学受到排挤，难以流传，几乎失传，成为绝学（例如墨家）;二是儒学专制会阻碍西方文化的传播，不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三是儒学适用于封建社会，巩固君主政权，而不适用于当今社会;四是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文化专制会侵害其他宗教信仰，不利于民族统一和社会团结。
（三）论批儒批孔是时代的需要
首先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清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虽然在当时极力地反孔，但是并没有否定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先生列举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的语录，并且说明“他们之所以激烈反孔，以至时有片面偏激的言辞，并非一时激动，感情用事，而是基于时代需要所做的理性选择，是出于一种改造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使命感。”[1]240
我们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儒学不仅不符合时代的潮流，而且变成了守旧派用来阻碍社会进步的武器，所以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只能不得已而攻之。中国在近代遭遇了千难万险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丝曙光，这些新兴力量是绝对不容许别人破坏，让之前的努力功亏一篑的，反孔只是一种无奈之举。我们应该立足于历史事实，进行客观、理性的评价。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社会上一些民间组织倡导恢复“读经”传统，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时代的“罪人”，五四运动的倡导者全盘否定儒学和孔子的地位，使儒学断绝。还认为五四运动时期的“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错误的认识，是使中国人看不懂中国古书，与自己的文化断绝。显然这种观点是具有片面性的。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历经千年，更朝换代，商朝的甲骨文、商周的金文、秦朝的小篆，以及汉代的草书、行书、隶书、楷书等。伴随着文字的变化，语言习惯和书写习惯也发生变化，所以如果单纯认为“白话文运动”使中国文化断绝，这样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其次，中国古代，平民百姓是目不识丁的，只有贵族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了使文化普及，加大百姓接受教育的程度，新兴力量选择了最快的方式，就是用简单的白话文代替拗口难懂的文言文，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所致。 所以，批孔批儒乃是时代的需要，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四）儒学独尊的时代终结
先生提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界限，儒学长期的独尊地位、统治地位最后终结，儒学也不再是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干。儒学的一套行为准则也不再是人们思想行为的最高标准。而孔子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甚至有些人认为古代社会尊崇的“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是时过境迁、腐朽愚昧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百年时间内，以圣人之道治国的时代已然结束。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儒学并没有彻底消失，这种存在于两千多年的学说早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行为规范中。《易经》中有一卦为“复卦”，它是由五个阴爻和一个阳爻组成，且阳爻在最下面。“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易经·复》）儒学只是独尊的时代结束，但并不是断绝，如复卦说的一样，它只是暂时隐去了自己的光芒，终有一天会“一阳来复”，使人们发现其价值，找到它精准的定位。
三、正确对待传统儒学
中国近代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留给我们许多启示，我们应该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对待儒学。在《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的结语中，先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基本观点：第一，传统儒学在近代时期，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削弱，最终被边缘化，乃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不能将原因简单归结到近代思想家的批判。第二，近代的革命者反对神化孔子、神化儒家经典，反对儒学独尊，反对孔学成为国教。概言之，中国近代对于儒学的批判总体而言具有合理性。第三，近代对儒学的批判确实存在过激的成分。这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儒学是倡导“入世”的，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近代一些思想家对儒学的理论认识没有触及很深，很少关注其内核的思想。正如有些学者所说，当时的人们是要让儒学和孔子来承担旧制度、旧礼教的种种罪恶，这是不公平的。他们用西方文化作为参照来批判中国文化，这样对比出的结果只有“时代差”，而没有“民族差”，这样用西方文化之所长比中国文化之所短是错误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应该是对立的“二元”文化。
概言之，传统儒学具有多重意蕴和价值，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民族性。无论“全抛弃说”还是“全接纳说”都是不可取的，因為这两种思想都是极端的，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是有害的。我们应该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参考文献：
[1]张锡勤.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51.
关键词：张锡勤;中国近代;儒学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21）09-0049-03
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学一直占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而孔子则是儒家的创始人，有着“至圣先师”和“圣人”等称号。我们可以说，儒学和孔子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遭遇了灾难，它的统治地位受到冲击，不断削弱，甚至结束。面对这样的史实，先生以自己独特的、“以述为作”的方式对新文化运动时期儒学地位的变化做了深入研究。先生认为“在中国独尊了两千多年的儒学是被一批新学家为数并不很多的批判文章批倒的”[1]1，这样的观点是有所偏颇的。先生认为，儒学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近代之后，随着社会的变迁，儒学必定受到一定的波动，它的实际影响力也会削弱，其地位的变化是历史的必然。
一、新文化运动前
先生认为，儒学的地位在近代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特点。
（一）清代
先生认为，儒学能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其自身必然有根据时代的特性进行自我完善、自我调整的能力，而这一能力在清代尤为突出。但是到了清代中期，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开始瓦解、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产生。儒学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难以有理论上的创新，此时的调整也只是儒学内部相互的攻击。先生称为儒学的内讧与嬗变，并分四个方面，分别是程朱理学对陆王心学的攻击;汉学与宋学之争;今文经学和“以经论政”风气的兴起和诸子学受到关注。
晚明时期经过农民起义战争，重建社会秩序，一些人将祸乱的根源归结于陆王心学。于是在清初，出现了攻击陆王心学的潮流，涉及的阶级也十分广泛，官、民、隐士甚至前朝元老，都排斥陆王心学，先生指出：“顾炎武便将‘王伯安（阳明）之良知’与‘王夷甫（衍）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并列，指责阳明之学酿晚明之乱。”[1]11这种批判下极大削弱了陆王心学的地位和影响，与此同时，朱学兴起，先生在此处将此“尊朱子”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相对比，认为其极端程度有过之无不及，毕竟“尊朱子”要比“尊儒术”的范围小很多，这极大限制了人们的思想。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楚认识到：第一，陆王心学较程朱理学具有更强的创新性与进步意识，虽然明末时期出现一些学术不端的心学者，但是不能以偏概全，归结为陆王心学的错误，而全盘否定心学。第二，朱学的兴起也只是在于朱学，而不是在于儒学。两者是有区别的，当时出现很多只知注释却不知经的学者，这是非常讽刺的事情。第三，陆王心学没落，盲目尊朱学，儒学整体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二）太平天国时期
在鸦片战争这样外患之际，中国爆发了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起义不仅反对统治阶级，而且对于儒家和孔子进行了猛烈的批判，程度之深、影响之广，引人深思。
先生指出，太平天國运动之所以影响范围如此之大，除了太平天国领导者洪秀全的态度，更是因为具有一定的民众基础。长期以来“劳力者”与“劳心者”的矛盾日益加深，可以说这时候的反孔反儒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尖锐表现”[2]。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着“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观念，下层百姓没有机会接触到儒学用来指导生活，对于这样的“无一念及于用”的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百姓进行批判，也是可以理解的。基于此次波折，儒学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在这个时期，先生提出了文化和制度双重危机的信号，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制度变革是时代的需要。
（三）洋务运动时期
先生指出，洋务运动时期，伴随着西学东渐和知识分子的觉醒，中国近代化进程开启，并且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结构发生改变，作为传统儒学应对起来显然力不从心。
洋务派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深刻认识到，以中国传统思想抵御外强是不可能的，务必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于是提出了“自强”“求富”的追求目标。同时中国近代出现了基督教等传教士，在人们对儒学的经世功能产生怀疑时，基督教为了在中国本土传播，大肆攻击儒学，企图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当时公开发行的《万国公报》刊登了很多抨击儒家的言论，虽然阅读人群受限，但是也给儒学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四）戊戌维新时期
主张学习西方的洋务派还是尊孔崇儒的，但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学者们将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于原始儒家的典籍中。就像先生提出：“在戊戌时期……一项突出的，具有关键意义的理论成就乃是否定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明白宣示‘道’也是必然要变的。”[1]103
而康有为等人主要认为孔子之后的儒学皆有偏颇，像曾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皆没有幸免于此次抨击。先生对于康有为等人对儒学的改造进行了明确的说明，其一，康有为等人试图以儒学为外衣包装西学;其二，通过神化孔子，使儒学宗教化。前一个改造目的在于把儒学思想中与违背或者阻碍现代化进程的内容抛弃，同时“托古改制”。他们试图强将西方的进步思想说成孔子本来就有的，曲解儒学。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十分可笑的观点：中国本土历经大儒的学说是伪孔子学说，而西学才是真正的孔子学说。后一个改造，康有为等人明确倡议建立孔教会，使儒学宗教化。在今天看来，康有为对于儒学的改造是基于时代性的一种选择，但是总体来说，这是一次不成功的改造。经过他改造的儒学，只是披着儒学的外衣，其内在是西学。但是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先生指出，康有为乃是中国近代对传统儒学做自觉改造的第一人，并且对儒家经典做了新的注释，对于后世的学习依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20世纪前十年
近代中国经历一系列侵略，清政府开始以“变”求生，第一个变化就是经济改革。工商业在此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较为快速的发展。第二个变化是中国产生许多新型知识分子，他们与传统知识分子接受的教育不同，并且快速成为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主力军。这个时代，中学和西学此消彼长的情况日益突出，连国人的价值观也有了强烈的变化：一是废除跪拜礼;二是厚葬之风明显弱化;三是自由恋爱形成风气;四是神道设教逐渐失灵。这些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向新思想、新文明的转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与生产方式的转变是一致的，这样的变化越来越明显，和人们的思想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它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秩序的瓦解，而传统儒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不断减小，这是历史选择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新文化运动时期
先生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伴随着维护儒教和批判儒学的较量，儒学的主流地位走向终结。
（一）孔子和儒学遭到抵制
先生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反孔反儒的群体与20世纪前十年的群体是一脉相承的，他们在经历两次复辟后，高举着“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大旗，对于儒学以及孔子的批判更加猛烈。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而人们对长期束缚自身自由的旧社会、旧习俗、旧礼制产生了强烈的抵制情绪。清帝退位后，整个社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人们对于自由、平等充满了热情和渴望。这个时候，是中国气象更新，是新文化取代旧文化，新秩序取代旧秩序的时代。当帝制变为共和制，尊孔崇儒的政治根基便不复存在。
面对这样的情况，先生在这里列举了袁世凯在政权方面做出六次复辟帝制的努力。他企图利用传统儒家思想，打着孔子的旗号为自己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营造气氛。在这样的鼓吹下，社会上一些守旧小团体开始迎合。先生举出孔教会为例子，孔教会最大的一项活动便是呼吁孔教为国教，试图使孔教得到国家的保护。这样的举措背后，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从学术或者文化上考虑，不是因为担心文化的传承性，不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心，而是出于“私利”。孔教会的一位骨干成员李时品在日记中写到“明为教会，阴为政党”。这些人希望通过努力，使社会退回帝制，并且谋取一官半职。
这样的尊孔复古并没有给传统儒学带来真正的益处，这些不合时宜的举措，恰恰加速了儒学地位的丧失，到1915年，新兴力量以《新青年》为阵地，对这股逆流进行了全面反击。先生总结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变革。第二，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中国知识阶层发生了转型，青年人看到了西方文化和制度的优越性，他们要求按照西方模式改良中国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以陈独秀为首的民主主义者便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人。同时我们应该将五四新文化运动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分析，它不是孤立的，而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延续，又明显超越了前者，因此影响空前。
（二）论批儒批孔是社会的需要
批儒批孔是捍卫民主共和、反对帝制复辟的需要。先生指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以较前更激烈地批儒批孔，首先是为了捍卫民主共和，反击帝制复辟的逆流。”[1]231这也是康有为等人盲目复孔产生的消极后果。另外，这也具有理论上的原因。自古以来，传统儒学和封建王朝是相依相存的，儒家所倡导的“名”“三纲五常”“礼制”等观念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者的管理、维护社会稳定而提出的。所以当帝制被推翻，儒学势必遭到劫难。所以人们对于儒学和孔子的排斥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他们认为只要它们存在一天，便是对共和制度的威胁。
批儒批孔是批判旧道德的需要。儒家倡导的以“三綱”为核心的旧道德历经千载，人民长期生活在礼法尊卑的影响下，已经失去了人的价值，已然变成使子、妇、臣沦为父、夫、君没有独立人格的附属品。在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看来，旧道德奉行的制度根源于儒家，两者的宗旨都是一样的，是密不可分的。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自由、平等等观念，都是拜孔子所赐。在这样的“道德革命”下，批儒批孔的潮流更为汹涌。
批儒批孔是反对文化专制的需要。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孔子为一尊”的主张，结果形成中国长期以来文化专制的局面。这也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激烈批孔批儒的重要原因。他们指出，“儒教专制”所造成的危害：一是长期以来诸子之学受到排挤，难以流传，几乎失传，成为绝学（例如墨家）;二是儒学专制会阻碍西方文化的传播，不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三是儒学适用于封建社会，巩固君主政权，而不适用于当今社会;四是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文化专制会侵害其他宗教信仰，不利于民族统一和社会团结。
（三）论批儒批孔是时代的需要
首先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清楚。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虽然在当时极力地反孔，但是并没有否定孔子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先生列举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的语录，并且说明“他们之所以激烈反孔，以至时有片面偏激的言辞，并非一时激动，感情用事，而是基于时代需要所做的理性选择，是出于一种改造中国社会，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使命感。”[1]240
我们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儒学不仅不符合时代的潮流，而且变成了守旧派用来阻碍社会进步的武器，所以新文化运动倡导者只能不得已而攻之。中国在近代遭遇了千难万险好不容易看到了一丝曙光，这些新兴力量是绝对不容许别人破坏，让之前的努力功亏一篑的，反孔只是一种无奈之举。我们应该立足于历史事实，进行客观、理性的评价。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社会上一些民间组织倡导恢复“读经”传统，他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时代的“罪人”，五四运动的倡导者全盘否定儒学和孔子的地位，使儒学断绝。还认为五四运动时期的“用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错误的认识，是使中国人看不懂中国古书，与自己的文化断绝。显然这种观点是具有片面性的。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历经千年，更朝换代，商朝的甲骨文、商周的金文、秦朝的小篆，以及汉代的草书、行书、隶书、楷书等。伴随着文字的变化，语言习惯和书写习惯也发生变化，所以如果单纯认为“白话文运动”使中国文化断绝，这样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其次，中国古代，平民百姓是目不识丁的，只有贵族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了使文化普及，加大百姓接受教育的程度，新兴力量选择了最快的方式，就是用简单的白话文代替拗口难懂的文言文，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所致。 所以，批孔批儒乃是时代的需要，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四）儒学独尊的时代终结
先生提出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界限，儒学长期的独尊地位、统治地位最后终结，儒学也不再是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干。儒学的一套行为准则也不再是人们思想行为的最高标准。而孔子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甚至有些人认为古代社会尊崇的“四书五经”等儒学经典是时过境迁、腐朽愚昧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百年时间内，以圣人之道治国的时代已然结束。
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儒学并没有彻底消失，这种存在于两千多年的学说早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行为规范中。《易经》中有一卦为“复卦”，它是由五个阴爻和一个阳爻组成，且阳爻在最下面。“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易经·复》）儒学只是独尊的时代结束，但并不是断绝，如复卦说的一样，它只是暂时隐去了自己的光芒，终有一天会“一阳来复”，使人们发现其价值，找到它精准的定位。
三、正确对待传统儒学
中国近代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留给我们许多启示，我们应该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对待儒学。在《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的结语中，先生表达了自己的一些基本观点：第一，传统儒学在近代时期，地位和影响力不断削弱，最终被边缘化，乃是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不能将原因简单归结到近代思想家的批判。第二，近代的革命者反对神化孔子、神化儒家经典，反对儒学独尊，反对孔学成为国教。概言之，中国近代对于儒学的批判总体而言具有合理性。第三，近代对儒学的批判确实存在过激的成分。这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儒学是倡导“入世”的，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近代一些思想家对儒学的理论认识没有触及很深，很少关注其内核的思想。正如有些学者所说，当时的人们是要让儒学和孔子来承担旧制度、旧礼教的种种罪恶，这是不公平的。他们用西方文化作为参照来批判中国文化，这样对比出的结果只有“时代差”，而没有“民族差”，这样用西方文化之所长比中国文化之所短是错误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不应该是对立的“二元”文化。
概言之，传统儒学具有多重意蕴和价值，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民族性。无论“全抛弃说”还是“全接纳说”都是不可取的，因為这两种思想都是极端的，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是有害的。我们应该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参考文献：
[1]张锡勤.儒学在中国近代的命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2]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