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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剑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经历了从“武”到“舞”的质的改变，剑舞本身的发展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进步在不断前进，剑舞的乐舞思想在汉代与儒家思想的融合也赋予了剑这一舞蹈道具更多的文化属性。
关键词：西汉 剑舞 乐舞思想
中图分类号：J702 文献标识码：A
两汉时期，中原地区同西域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得汉代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西汉史上尤其是汉武帝时期郡县制度的存在加强了西南、贵州等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原内地民族之间的各种交流。
从政治角度看，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原通向西域各国的通道，架起了双方交流的桥梁，从舞蹈艺术的角度看则是促进了中原与西域艺术文化的融合，同时，丝绸之路也打通了中国与欧洲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这些交流都为丰富中国的乐舞种类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同时为西汉乐舞雅俗交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 西汉时期剑舞的发展——“武”到“舞”
1 剑作为武器功能的退化
剑器从进入人类的生活之始就具备防御的功能。历代文献都有剑的功能的相关记载，例如，《孔子家语·好生》记载：“子路戎服见於孔子，拔剑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剑自卫乎！’”东汉刘熙《释名》：“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由上可见，剑自古就是人们用来御敌、自卫的工具。
从汉代开始，持剑而舞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正式登上舞台。剑作为防身的工具转变为舞蹈的道具，这是由于剑在战争中作为兵器实战的价值逐渐降低以及剑在汉代社会生活中以礼器形式存在决定的。在战争频发的春秋战国时期，军队征战中常用的是剑、戈等兵器。由于刀在马背上擅长砍杀，于是刀逐渐取代了汉代骑兵作战的广泛使用的剑。这种历来广泛使用的武器逐渐退出战争的舞台，即使如此剑却并未就此消失，千百年来剑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使其继续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被百姓所接受，逐渐发展为演出道具，为剑舞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汉代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我们发现，剑舞在当时已成为人们喜爱的演出形式。
2 剑作为道具的繁荣发展
在陶俑、壁画、石刻、砖刻等文物及文献资料中都可看到“百戏”表演形象，汉代社会经过“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势强大，天下富庶，人民的生活平稳而安定，这些都为“百戏”活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民间百戏是一种综合性的表演形式，其中包含了音乐、舞蹈、杂技、魔术、幻术等多种门类。在上层社会，汉武帝就曾以“巴俞”、“角抵”等演出来招待外国使臣以及进京的各方来客。据记载，汉武帝时期的角抵引来了众多观众，盛世空前，三百里人尽皆知，纷纷赶来观看。从史料中可知，不论宫中还是民间，歌舞已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汉武帝时期的大型百戏表演中就有剑舞表演，从汉代百戏的繁荣中也可窥见剑舞在汉代的繁荣。剑舞在西汉的表演并非纯粹的歌舞演出，一般与百戏中的杂技结合较为紧密，有据可查的是“跳丸弄剑”，即一手把类似于球状的物体抛向空中，另一手把剑抛向空中，两手相互转化接住抛向空中的剑与丸。这在当时也是难度极大，受到了广人百姓的喜爱，剑成为表演中必不可少的道具。在扬子山（四川省成都市）二号墓出土了一块汉代丸剑宴舞画像砖，画面中描绘在饮宴之后举行的精彩百戏表演。此画像砖上清晰地刻画了“跳丸掷剑”的场面，一位艺人把七个丸抛向空中，另一人在一边舞剑一边用肘部玩弄瓶。之中除了剑舞“丸剑”的表演场景之外还有手摇鼗鼓相和折腰长袖而舞，排箫演奏，还有少见的男子长袖起舞等表演场景。该画像砖结构完成，画面清晰，展现出了当时繁荣、热闹的场面，其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动作线条流畅，肢体协调颇具美感，对汉代繁荣的歌舞百戏演出刻画得十分成功。正是由于汉代歌舞百戏的繁盛，现出土的汉代表现宴乐百戏的画像就较多，扬子山出土的画像砖的内容更是体现了百戏技艺水平的高超。“跳丸掷剑”不单在民间表演，还经常为统治阶级服务，剑在其中一方面与杂技相结合，发展了其自身的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掷剑”这一高难度的技术也为剑舞表演提供了技术支持，为后世众多的剑舞作品打下了基础。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高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推行了成果显著的改革。这一期也是中国艺术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其表现在舞蹈表演的空间大大拓展，不论宫廷还是民间，舞蹈已不单单作为祭祀或是宫廷贵族所享用的专利，更大程度上则使百姓享受到了乐舞带给他们的乐趣。其次，乐舞百戏的高度发展也促使形成了众多有名的乐舞作品和乐舞艺人。然后，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类文化交流，带来了众多少数民族歌舞，丰富了中原的乐舞文化。最后，乐府的创立将这些民间乐舞整理、发展，对乐舞艺术的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剑舞作为重要的道具舞蹈，取经于少数民族，于是在表演领域的发展也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二 西汉时期的剑舞文化及乐舞思想——“剑”与“儒”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自古以来被誉为“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礼仪的要求也格外严格，它涉及了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内容，极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几乎渗透到了中国从古至今的各个方面。在我们现在的语言体系中“礼仪”往往是以词组的形式存在的，但在古代社会“礼”和“仪”所体现的含义是不同的。“礼”是制订的一套制度、典章，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一种观念，而“仪”是按照这种制度、典章所规定的内动，规范化的一系列完整的步骤与程序。
1 礼仪文化中“剑”的身份象征
西汉时期虽然剑逐渐从战争、祭祀的舞台上隐退下来，但剑的使用在社会中却更加普遍，无论是在宫廷社会还是民间，各个地方都能发现佩剑的现象。在中国古时，剑为什么使用经历的时间很长又在社会中使用很普遍，不仅因为它是携带方便的武器，更因为它是封建官僚、士大夫社会地位、身份的象征。在《晋书·舆服志》中就有汉代从天子到百官没有不佩剑的相关记载。《正以》中提到春秋时期的官员都得佩剑。古时的尚方宝剑即能看出皇帝对剑的重视，剑代表了帝王的权威，相当于权杖一样，如汉高祖刘邦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帝王的合理合法性与权威性创造了自己剑斩白蛇的神话。古代史籍中对剑名的记载不胜枚举，如越王剑、七星剑、斩妖剑等。当时不乏价格昂贵的好剑，但这并不妨碍王公贵族们对剑的酷爱，同时他们的喜爱对民间的辐射作用也是巨大的，于是整个社会都掀起了喜剑、佩剑之风，因为剑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在当时能够拥有一把好剑也是许多人的向往和荣耀。 在古时佩戴剑器不仅是礼仪的体现，更体现了身份、地位的不同，史料记载不同身份的人佩戴的剑也不同。如《隋书·礼仪志》中记载：“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带直剑者，入宗庙及升殿，若在仗内，皆解剑……”不同地位身份的人佩剑的规格也不同，同时不同身份的人中有些人可以佩剑，有些人却不能佩剑，这些都是佩剑显示身份、地位的最好体现。此外，在《周礼》中也有相关记载，上士、中士、下士所使用的剑都有严格的规定，地位高低不同佩剑的要求也不同，地位高的人佩戴的剑长且重，地位低的人所佩的剑则刚好与之相反，短且轻。《史记》中有荆轲刺秦王的记载，在秦始皇被荆轲袭击时由于其所佩剑过长一时无法拔出，将剑移至后方才得以成功拔出，帝王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和身份把防身的剑做的不切实际，差点丢了性命。另外，臣子面见皇帝不能佩剑，以此来保证皇帝的安全。汉制承袭秦制，“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带剑履上殿”（经皇上允许，把剑带进殿）是大臣最高的荣誉。孝文帝曾赐给卫绾六把宝剑，临终还嘱咐孝景帝卫绾是个忠厚的人要好好地待他，孝景帝也曾赐于卫绾一把宝剑。卫绾拥有御赐宝剑的数量足以证明他有多么受帝王的宠爱，同时也足以证明臣子能够得到御赐宝剑是何等荣耀，臣子对剑的渴望也正是对荣誉的期待，以此证明自己的才能得到了赏识与肯定。
2 剑舞的儒家思想内涵
汉代社会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将儒家思想升级为社会官方思想的时期，统治阶级的推崇也必然使得儒家思想在社会各个方面得以展现。儒家思想中对权力、地位的追崇与剑所蕴含的功业内涵不谋而合，这也使得剑成为了历代文官武臣们不倦的追求，剑舞在提倡儒家思想追求“大一统”的西汉时期，也必然会产生舞蹈所特有的儒家思想内涵。
剑在使用中也蕴含了一定的暗示成分，《礼记·少仪》中记载，服侍于君子旁边，当君子舒展身体，拿过笏板，摩挲宝剑手柄，来回转动鞋子，并询问时间早晚时，即便是被邀请来交谈的也该退下了。同时，剑也在儒家思想核心“仁”中得以体现，剑是仁、礼、节、义等儒家品德的象征。仁，即仁义，礼，是仁的外在表现。
习剑之人通常把剑作为一种抒发感情、表达心意的工具，从舞蹈角度而言，剑即是舞者“舞以达欢”、“舞以尽意”之道具，古有“诗、书、画、剑、琴、棋”之谈，剑可以说是个人素养的标志之一。《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了在鸿门宴上，项伯与项庄对舞长剑的故事。山东嘉祥秋胡山的汉画像砖上有两人击剑对舞的场面，四川汉画像砖有长剑独舞的画面，这些都足以证明汉代统治者长生不成转而向"死即再生"观念转变，同时墓葬中剑舞的存在不仅证明了剑舞在汉代的流行，也是其在当时社会重要地位的体现。
汉代的韩信，少年时期很喜欢佩戴刀剑，司马相如在少年时也爱好读书击剑，宫廷饮宴的剑舞表演，民间街头的“跳丸弄剑”等，汉代社会中关于剑与剑舞的事例不胜枚举。事实上，不论上下不同阶层人们对剑的狂热追求，文者、舞者激情时持剑而舞都无不体现着对权、财、功的追崇，同时也是希望自身的价值得以认可。
三 结语
西汉时期不论是帝王还是百姓，在他们的生活中剑都以不同形式、不同内涵存在着，“双人盘舞铜饰牌”、“跳丸弄剑”、“丸剑乐舞宴饮图”等作为西汉时期剑舞的代表也深刻体现了他们的审美感受与价值体系。剑作为一种武器也存在着一定的本质矛盾，它一方面体现着维护仁义礼智的礼仪需求，但又对社会安定产生了一定的威胁；另一方面剑是正义的象征，但又是庇护权贵与财富的“罪恶”。无论如何，剑舞都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艺术内涵。崇尚儒学，推行礼乐教育是汉代社会的一大特点，正是这样，剑舞在政治与教化的双重动力下迸发出了不可磨灭的光芒。
从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到进入西汉的繁荣盛世，历代帝王都在追求对国家的“掌控”，剑舞在社会政治、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自身的价值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既是社交的需求又可作为娱乐之用。西汉众多艺术门类的繁荣发展、乐舞管理机构的创建和乐舞艺人的努力使剑舞得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众帝王对于“制礼作乐”的狂热赋予了剑舞更多的文化属性，也因此繁衍出了剑舞所承载的特有思想。
注：本文系宝鸡文理学院校级重点项目：西汉时期的乐舞思想，项目编号：ZK11116；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3JK0501。
参考文献：
[1] 杨朝明注说：《孔子家语·好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汉）刘熙，（清）王先谦撰集：《释名疏证补》，上海出版社，1984年版。
[3]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2007年版。
[4] （宋）乐史撰：《宋本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
[5] （汉）班固撰：《前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
[6] 楚丽霞：《论传统礼仪的当代价值》，《理论月刊》，2008年第10期。
[7] 岑仲勉：《隋书求是·礼仪》，中华书局，2004年版。
[8]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9] 周光培、孙进己：《汉魏六朝笔记小说》，辽沈书社，1990年版。
[10] （汉）戴圣纂辑，王学典编译：《礼记·少仪》，蓝天出版社，2008年版。
[11] 郭子章：《蠙衣生剑录》，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张涛，男，1983—，陕西咸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舞蹈教学与理论，工作单位：宝鸡文理学院。
关键词：西汉 剑舞 乐舞思想
中图分类号：J702 文献标识码：A
两汉时期，中原地区同西域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得汉代经济、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西汉史上尤其是汉武帝时期郡县制度的存在加强了西南、贵州等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原内地民族之间的各种交流。
从政治角度看，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原通向西域各国的通道，架起了双方交流的桥梁，从舞蹈艺术的角度看则是促进了中原与西域艺术文化的融合，同时，丝绸之路也打通了中国与欧洲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这些交流都为丰富中国的乐舞种类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同时为西汉乐舞雅俗交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 西汉时期剑舞的发展——“武”到“舞”
1 剑作为武器功能的退化
剑器从进入人类的生活之始就具备防御的功能。历代文献都有剑的功能的相关记载，例如，《孔子家语·好生》记载：“子路戎服见於孔子，拔剑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剑自卫乎！’”东汉刘熙《释名》：“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由上可见，剑自古就是人们用来御敌、自卫的工具。
从汉代开始，持剑而舞作为一种表演形式正式登上舞台。剑作为防身的工具转变为舞蹈的道具，这是由于剑在战争中作为兵器实战的价值逐渐降低以及剑在汉代社会生活中以礼器形式存在决定的。在战争频发的春秋战国时期，军队征战中常用的是剑、戈等兵器。由于刀在马背上擅长砍杀，于是刀逐渐取代了汉代骑兵作战的广泛使用的剑。这种历来广泛使用的武器逐渐退出战争的舞台，即使如此剑却并未就此消失，千百年来剑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使其继续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被百姓所接受，逐渐发展为演出道具，为剑舞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汉代众多的出土文物中我们发现，剑舞在当时已成为人们喜爱的演出形式。
2 剑作为道具的繁荣发展
在陶俑、壁画、石刻、砖刻等文物及文献资料中都可看到“百戏”表演形象，汉代社会经过“文景之治”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势强大，天下富庶，人民的生活平稳而安定，这些都为“百戏”活动的广泛开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民间百戏是一种综合性的表演形式，其中包含了音乐、舞蹈、杂技、魔术、幻术等多种门类。在上层社会，汉武帝就曾以“巴俞”、“角抵”等演出来招待外国使臣以及进京的各方来客。据记载，汉武帝时期的角抵引来了众多观众，盛世空前，三百里人尽皆知，纷纷赶来观看。从史料中可知，不论宫中还是民间，歌舞已经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之一。汉武帝时期的大型百戏表演中就有剑舞表演，从汉代百戏的繁荣中也可窥见剑舞在汉代的繁荣。剑舞在西汉的表演并非纯粹的歌舞演出，一般与百戏中的杂技结合较为紧密，有据可查的是“跳丸弄剑”，即一手把类似于球状的物体抛向空中，另一手把剑抛向空中，两手相互转化接住抛向空中的剑与丸。这在当时也是难度极大，受到了广人百姓的喜爱，剑成为表演中必不可少的道具。在扬子山（四川省成都市）二号墓出土了一块汉代丸剑宴舞画像砖，画面中描绘在饮宴之后举行的精彩百戏表演。此画像砖上清晰地刻画了“跳丸掷剑”的场面，一位艺人把七个丸抛向空中，另一人在一边舞剑一边用肘部玩弄瓶。之中除了剑舞“丸剑”的表演场景之外还有手摇鼗鼓相和折腰长袖而舞，排箫演奏，还有少见的男子长袖起舞等表演场景。该画像砖结构完成，画面清晰，展现出了当时繁荣、热闹的场面，其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动作线条流畅，肢体协调颇具美感，对汉代繁荣的歌舞百戏演出刻画得十分成功。正是由于汉代歌舞百戏的繁盛，现出土的汉代表现宴乐百戏的画像就较多，扬子山出土的画像砖的内容更是体现了百戏技艺水平的高超。“跳丸掷剑”不单在民间表演，还经常为统治阶级服务，剑在其中一方面与杂技相结合，发展了其自身的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掷剑”这一高难度的技术也为剑舞表演提供了技术支持，为后世众多的剑舞作品打下了基础。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高峰阶段，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推行了成果显著的改革。这一期也是中国艺术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其表现在舞蹈表演的空间大大拓展，不论宫廷还是民间，舞蹈已不单单作为祭祀或是宫廷贵族所享用的专利，更大程度上则使百姓享受到了乐舞带给他们的乐趣。其次，乐舞百戏的高度发展也促使形成了众多有名的乐舞作品和乐舞艺人。然后，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类文化交流，带来了众多少数民族歌舞，丰富了中原的乐舞文化。最后，乐府的创立将这些民间乐舞整理、发展，对乐舞艺术的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剑舞作为重要的道具舞蹈，取经于少数民族，于是在表演领域的发展也大大地迈进了一步。
二 西汉时期的剑舞文化及乐舞思想——“剑”与“儒”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自古以来被誉为“礼仪之邦”。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礼仪的要求也格外严格，它涉及了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内容，极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几乎渗透到了中国从古至今的各个方面。在我们现在的语言体系中“礼仪”往往是以词组的形式存在的，但在古代社会“礼”和“仪”所体现的含义是不同的。“礼”是制订的一套制度、典章，以及长久以来形成的一种观念，而“仪”是按照这种制度、典章所规定的内动，规范化的一系列完整的步骤与程序。
1 礼仪文化中“剑”的身份象征
西汉时期虽然剑逐渐从战争、祭祀的舞台上隐退下来，但剑的使用在社会中却更加普遍，无论是在宫廷社会还是民间，各个地方都能发现佩剑的现象。在中国古时，剑为什么使用经历的时间很长又在社会中使用很普遍，不仅因为它是携带方便的武器，更因为它是封建官僚、士大夫社会地位、身份的象征。在《晋书·舆服志》中就有汉代从天子到百官没有不佩剑的相关记载。《正以》中提到春秋时期的官员都得佩剑。古时的尚方宝剑即能看出皇帝对剑的重视，剑代表了帝王的权威，相当于权杖一样，如汉高祖刘邦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帝王的合理合法性与权威性创造了自己剑斩白蛇的神话。古代史籍中对剑名的记载不胜枚举，如越王剑、七星剑、斩妖剑等。当时不乏价格昂贵的好剑，但这并不妨碍王公贵族们对剑的酷爱，同时他们的喜爱对民间的辐射作用也是巨大的，于是整个社会都掀起了喜剑、佩剑之风，因为剑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所以在当时能够拥有一把好剑也是许多人的向往和荣耀。 在古时佩戴剑器不仅是礼仪的体现，更体现了身份、地位的不同，史料记载不同身份的人佩戴的剑也不同。如《隋书·礼仪志》中记载：“一品，玉器剑，佩山玄玉。二品，金装剑，佩水苍玉……带直剑者，入宗庙及升殿，若在仗内，皆解剑……”不同地位身份的人佩剑的规格也不同，同时不同身份的人中有些人可以佩剑，有些人却不能佩剑，这些都是佩剑显示身份、地位的最好体现。此外，在《周礼》中也有相关记载，上士、中士、下士所使用的剑都有严格的规定，地位高低不同佩剑的要求也不同，地位高的人佩戴的剑长且重，地位低的人所佩的剑则刚好与之相反，短且轻。《史记》中有荆轲刺秦王的记载，在秦始皇被荆轲袭击时由于其所佩剑过长一时无法拔出，将剑移至后方才得以成功拔出，帝王为了显示自己的权力和身份把防身的剑做的不切实际，差点丢了性命。另外，臣子面见皇帝不能佩剑，以此来保证皇帝的安全。汉制承袭秦制，“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带剑履上殿”（经皇上允许，把剑带进殿）是大臣最高的荣誉。孝文帝曾赐给卫绾六把宝剑，临终还嘱咐孝景帝卫绾是个忠厚的人要好好地待他，孝景帝也曾赐于卫绾一把宝剑。卫绾拥有御赐宝剑的数量足以证明他有多么受帝王的宠爱，同时也足以证明臣子能够得到御赐宝剑是何等荣耀，臣子对剑的渴望也正是对荣誉的期待，以此证明自己的才能得到了赏识与肯定。
2 剑舞的儒家思想内涵
汉代社会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将儒家思想升级为社会官方思想的时期，统治阶级的推崇也必然使得儒家思想在社会各个方面得以展现。儒家思想中对权力、地位的追崇与剑所蕴含的功业内涵不谋而合，这也使得剑成为了历代文官武臣们不倦的追求，剑舞在提倡儒家思想追求“大一统”的西汉时期，也必然会产生舞蹈所特有的儒家思想内涵。
剑在使用中也蕴含了一定的暗示成分，《礼记·少仪》中记载，服侍于君子旁边，当君子舒展身体，拿过笏板，摩挲宝剑手柄，来回转动鞋子，并询问时间早晚时，即便是被邀请来交谈的也该退下了。同时，剑也在儒家思想核心“仁”中得以体现，剑是仁、礼、节、义等儒家品德的象征。仁，即仁义，礼，是仁的外在表现。
习剑之人通常把剑作为一种抒发感情、表达心意的工具，从舞蹈角度而言，剑即是舞者“舞以达欢”、“舞以尽意”之道具，古有“诗、书、画、剑、琴、棋”之谈，剑可以说是个人素养的标志之一。《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了在鸿门宴上，项伯与项庄对舞长剑的故事。山东嘉祥秋胡山的汉画像砖上有两人击剑对舞的场面，四川汉画像砖有长剑独舞的画面，这些都足以证明汉代统治者长生不成转而向"死即再生"观念转变，同时墓葬中剑舞的存在不仅证明了剑舞在汉代的流行，也是其在当时社会重要地位的体现。
汉代的韩信，少年时期很喜欢佩戴刀剑，司马相如在少年时也爱好读书击剑，宫廷饮宴的剑舞表演，民间街头的“跳丸弄剑”等，汉代社会中关于剑与剑舞的事例不胜枚举。事实上，不论上下不同阶层人们对剑的狂热追求，文者、舞者激情时持剑而舞都无不体现着对权、财、功的追崇，同时也是希望自身的价值得以认可。
三 结语
西汉时期不论是帝王还是百姓，在他们的生活中剑都以不同形式、不同内涵存在着，“双人盘舞铜饰牌”、“跳丸弄剑”、“丸剑乐舞宴饮图”等作为西汉时期剑舞的代表也深刻体现了他们的审美感受与价值体系。剑作为一种武器也存在着一定的本质矛盾，它一方面体现着维护仁义礼智的礼仪需求，但又对社会安定产生了一定的威胁；另一方面剑是正义的象征，但又是庇护权贵与财富的“罪恶”。无论如何，剑舞都体现了中国自古以来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艺术内涵。崇尚儒学，推行礼乐教育是汉代社会的一大特点，正是这样，剑舞在政治与教化的双重动力下迸发出了不可磨灭的光芒。
从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到进入西汉的繁荣盛世，历代帝王都在追求对国家的“掌控”，剑舞在社会政治、经济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自身的价值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既是社交的需求又可作为娱乐之用。西汉众多艺术门类的繁荣发展、乐舞管理机构的创建和乐舞艺人的努力使剑舞得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众帝王对于“制礼作乐”的狂热赋予了剑舞更多的文化属性，也因此繁衍出了剑舞所承载的特有思想。
注：本文系宝鸡文理学院校级重点项目：西汉时期的乐舞思想，项目编号：ZK11116；陕西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3JK0501。
参考文献：
[1] 杨朝明注说：《孔子家语·好生》，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汉）刘熙，（清）王先谦撰集：《释名疏证补》，上海出版社，1984年版。
[3]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2007年版。
[4] （宋）乐史撰：《宋本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
[5] （汉）班固撰：《前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2007年版。
[6] 楚丽霞：《论传统礼仪的当代价值》，《理论月刊》，2008年第10期。
[7] 岑仲勉：《隋书求是·礼仪》，中华书局，2004年版。
[8]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9] 周光培、孙进己：《汉魏六朝笔记小说》，辽沈书社，1990年版。
[10] （汉）戴圣纂辑，王学典编译：《礼记·少仪》，蓝天出版社，2008年版。
[11] 郭子章：《蠙衣生剑录》，新文丰出版社，1986年版。
作者简介：张涛，男，1983—，陕西咸阳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舞蹈教学与理论，工作单位：宝鸡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