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加速高考制度改革的三个原因:1、“书面笔试”在命题、测试和改卷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2、它无法测试出学生多方面的创新实践能力;3、它还严重地制约了中小学的新课程教育。改革高考制度的三项措施:1、采用“考试成绩+书面材料+面试”的模式;2、寻找“公平性”、“合理性”、“导向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3、区别对待,分层实施,逐步推进。
关键词:公平性 合理性 导向性
中图分类号:G632.4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875(2008)02-015-02
在优质资源十分稀缺,就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高考必然会牵动着千千万万人的神经;当整个社会都把“公平性”,而不是“能够选拔出真正优秀的人才”作为高考的核心价值来追求时,高考已经被“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严重扭曲了,它承担了不应该承担的社会法治的责任。这就决定了高考改革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但是,即使这样,高考也不能不改,因为这种考试制度虽然公平,但却无法把真正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并且还严重制约了中小学的新课程教育。
一个原因是,“书面笔试”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从命题角度看,客观性、基础性、理性的知识,基本能力,分析性思维,是有利于命题的,也容易测验;而主观性、尖端性、实践性的知识,特殊能力,想象性思维和直观思维,是不利于命题的;从阅卷的角度看,由于阅卷工作量大,时间紧,阅卷教师疲倦,很容易向客观性、标准化答案靠拢,因而难以有充分的精力去识别那些有独立见解的试卷,特别是母语,是最具主观性、最富有创造性的一门课,如果是主观问题客观化,哪怎能测试出学生的真实水准呢？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一个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从考试的角度看,考试有很大的偶然性,不管哪张试卷,都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涵盖在里面,考试还受考生情绪的影响,特别是,我们的高考是“一考定终生”,因而给学生的心理压力更大,这样,有些学生就会因为心理的问题,而不是水平的问题而落榜;从学习的角度看,学习既受智力性因素的影响,还受非智力性因素的影响,笔试只能测试一小部分智力性因素,而不可能测试非智力性因素,如学习兴趣、方法、习惯、恒心、毅力等,而这一切是学生学习能力的主要构成元素,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发展潜力。因此,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加德纳说:“分数并不代表一切。”
另一个原因是,了解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如果我们仅从了解世界的角度去考核学生的学业水平,那么,学生必然是“死读书,读死书”,学校也必然会成为“高考筹备处”;如果我们从改变世界的角度去考核学生的学业水平,那么,学生才可能“活读书,读活书”,学校才可能从“高考筹备处”变成“实践创新的试验场”。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多方面的,能力也是多种多样的,仅仅考核书面解题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书面解题能力毕竟不等于实践能力,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潜在的、有待转化的实践能力。现在普遍存在的“高分低能”现象,正是证明“知识无法转化成智慧”、“理论无法转化成能力”的容观事实。所以,考得好的人,未必就是有才能的人;有才能的人也未必就是考得好的人。几年前,世界著名物理家杨振宁率一批西方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华讲学,当有人问到他们当中有没有“高考状元”时,杨振宁先生笑答:“按照中国的高考标准,我们都是差生,在中学里,都排在十名以后。”这就证明这个事实。世界名校哈佛大学不录取那些能力一般的高考状元,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是,新课程教育是“课程”、“教学”和“评价”三位一体的教育。在原有的人事管理体制和考试制度的框架内去实施新的“课程”、新的“教学”,这是一种功能性的错位。这种功能性错位必然会出现许多学校“表面上轰轰烈烈搞素质;实际上踏踏实实抓应试”的不正常现象。譬如,必修必考课的课时延长了,选修不考课的课时缩短了;又如,教师把“诱人上当”理解成“引导学习”,以“满堂问”代替“满堂灌”当作“对话”式教学,从心理习惯上,拒绝“与新课程一同成长”,从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等等。这样,“三维目标”、“创新意识”、“研究性学习”、“综合性实践”、“校本课程”等新课程教育的核心内容被抽空了,那么,新课程教育不就是“穿新鞋走旧路”了吗？
因此,突破“书面笔试”的局限是高考改革必须要跨过的一道坎。
怎么改？从理论角度看,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根据新课程教育的要求,以“立足过程,促进发展”作为评价理念,把“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结合起来,实施综合评价。这是非常正确的评价制度。但是,当这种综合评价制度遭遇到“高考”这个关键节点时,却出现了无法实施的尴尬局面。因为新课程教育理论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综合评价制度也是在他们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当我们把它引进来时,首先遇到的是人事管理体制和考试招生制度的差异。我们无法完全抛弃原来的人事管理体制和考试招生制度,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接受这种综合评价制度。这样,唯一的选择就是,根据我国的教育实际,对它进行“中国化”的改造了。
措施之一:吸收世界名校招生的普遍做法,采用“考试成绩+书面材料+面试”的模式。
1、 考试成绩应该有三项:高考成绩、会考成绩、三年高中学习成绩。这样就会比较准确地了解学生学习的真实情况。
2、 证明学业能力的书面材料。书面材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很多质性的东西是无法用量化来测量的,而分数背后的非智力性因素和智力性因素,仅凭数字是看不出来的,如创新意识、实践能力等,它只能通过一些材料来呈现。因此,高校在录取学生时要求学生要有较好考试成绩的同时,还要求学生提供证明学生学业能力和工作能力的书面材料。这些书面材料应全面记录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成长的过程。它既包括教师、同学、社会相关人等的评价,自我鉴定,也包括学术领域的,如竞赛获奖、作品设计、科技论文、发明创造、调查报告、文学作品等,还包括社会活动方面的,如组织活动、参加义工、获得相关道德荣誉等。中小学应该把这些书面材料收录入不可更改的电子文档里（此文档应定期公布,让教师和学生监督）,并把原件保存在“学生成长资料袋”里,以利于高校方便查阅。
3、组织面试。面试是世界名校录取学生必经的程序。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通过面试,教师可以直接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思维的敏捷度、思维的广度与深度等,弥补考试阅卷的不足和书面材料的失真。面试可以面对面进行,也可以借鉴耶鲁大学对外国学生所采用的视频聊天和电话聊天的形式进行。
措施之二:寻找“公平性”、“合理性”、“导向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
高考改革必须要同时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招生的公平性,能够选拔出真正优秀的人才,能引导中小学的新课程教育;不可以顾此失彼,失之偏颇。但是,从各实验省推出的2008年的“高考改革方案”来看,他们都还是在“书面笔试”上兜圈子——只在科目与时间的增加或减少上作一些变化,没有冲破“书面笔试”的局限。对于书面材抖,各省普遍是把它作为高校录取的参考,即在相同的分数情况下,书面材料好的学生优先录取。这虽然不会影响公平,但它的导向性很不好,会直接影响中学新课程教育的真正实施,因为学校和学生都会不重视,他们还会沿着原有的惯性运行下去。因此,我认为,书面材料和考试成绩一样,应成为高校录取的主要依据,并且还要通过面试后决定取舍。这里最大的考验是如何控制人情关系所能操作的空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寻找“公平性”、“合理性”、“导向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我认为:在目前这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里,为确保高考改革的平稳性,高校录取时,可以设置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前提。如,研究性大学（或重点大学）在一本以上的分数线（以总分750分计,定在600分或650分以上）,在此基础上,审核能证明学生学业能力的书面材料,再通过面试进一步检验它的真实性、准确性。在这样一个有限的范围里,又要经过两道程序,那么,人情关系可以操作的空间就会大大地压缩了。如果我们进一步建立起招生公开制,责任追究制等,那么,人情关系所能操作的空间不就更少了吗？
措施之三:区别对待,分层实施,逐步推进。
我们有必要把大学分成三层:研究性大学（或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职业大学。对这三类大学录取学生应区别对待:对于研究性大学（或重点大学）,要求要高:既要有相当高的考试成绩,也要有好的书面材料,还要面试通过;对于职业大学,要求要低:可以不要考试分数和书面材料,想读都可以来读;对于普通大学,要求不高也不低:可以象过去一样要求学生有比较高的考试分数,至于书面材料和组织面试,视学校情况而定,可要也可以不要。为了平稳性,这个方案应逐步推开,先研究性大学（重点大学）,后普通大学。
当然,必须指出:大学还要实现严格的毕业生淘汰制,不能“严进宽出”,而应该“严进严出”。这样,即使入口没把好“关”,出口也应该能将“关”把住。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满足社会对高校招生公平性的要求下,把真正优秀人才选拔出来,同时又能促进中小学的新课程教育。
参考文献:
[1]加德纳著.多元智能[M].新华出版社，2003,35
[2]《人民日报》 2007年8月9日
关键词:公平性 合理性 导向性
中图分类号:G632.47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875(2008)02-015-02
在优质资源十分稀缺,就业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高考必然会牵动着千千万万人的神经;当整个社会都把“公平性”,而不是“能够选拔出真正优秀的人才”作为高考的核心价值来追求时,高考已经被“人情社会”、“关系社会”严重扭曲了,它承担了不应该承担的社会法治的责任。这就决定了高考改革的艰难性和复杂性。但是,即使这样,高考也不能不改,因为这种考试制度虽然公平,但却无法把真正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并且还严重制约了中小学的新课程教育。
一个原因是,“书面笔试”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从命题角度看,客观性、基础性、理性的知识,基本能力,分析性思维,是有利于命题的,也容易测验;而主观性、尖端性、实践性的知识,特殊能力,想象性思维和直观思维,是不利于命题的;从阅卷的角度看,由于阅卷工作量大,时间紧,阅卷教师疲倦,很容易向客观性、标准化答案靠拢,因而难以有充分的精力去识别那些有独立见解的试卷,特别是母语,是最具主观性、最富有创造性的一门课,如果是主观问题客观化,哪怎能测试出学生的真实水准呢？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是一个必须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从考试的角度看,考试有很大的偶然性,不管哪张试卷,都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涵盖在里面,考试还受考生情绪的影响,特别是,我们的高考是“一考定终生”,因而给学生的心理压力更大,这样,有些学生就会因为心理的问题,而不是水平的问题而落榜;从学习的角度看,学习既受智力性因素的影响,还受非智力性因素的影响,笔试只能测试一小部分智力性因素,而不可能测试非智力性因素,如学习兴趣、方法、习惯、恒心、毅力等,而这一切是学生学习能力的主要构成元素,直接决定了他们的发展潜力。因此,美国著名的教育心理学家加德纳说:“分数并不代表一切。”
另一个原因是,了解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如果我们仅从了解世界的角度去考核学生的学业水平,那么,学生必然是“死读书,读死书”,学校也必然会成为“高考筹备处”;如果我们从改变世界的角度去考核学生的学业水平,那么,学生才可能“活读书,读活书”,学校才可能从“高考筹备处”变成“实践创新的试验场”。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是多方面的,能力也是多种多样的,仅仅考核书面解题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书面解题能力毕竟不等于实践能力,充其量只能是一种潜在的、有待转化的实践能力。现在普遍存在的“高分低能”现象,正是证明“知识无法转化成智慧”、“理论无法转化成能力”的容观事实。所以,考得好的人,未必就是有才能的人;有才能的人也未必就是考得好的人。几年前,世界著名物理家杨振宁率一批西方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华讲学,当有人问到他们当中有没有“高考状元”时,杨振宁先生笑答:“按照中国的高考标准,我们都是差生,在中学里,都排在十名以后。”这就证明这个事实。世界名校哈佛大学不录取那些能力一般的高考状元,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是,新课程教育是“课程”、“教学”和“评价”三位一体的教育。在原有的人事管理体制和考试制度的框架内去实施新的“课程”、新的“教学”,这是一种功能性的错位。这种功能性错位必然会出现许多学校“表面上轰轰烈烈搞素质;实际上踏踏实实抓应试”的不正常现象。譬如,必修必考课的课时延长了,选修不考课的课时缩短了;又如,教师把“诱人上当”理解成“引导学习”,以“满堂问”代替“满堂灌”当作“对话”式教学,从心理习惯上,拒绝“与新课程一同成长”,从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等等。这样,“三维目标”、“创新意识”、“研究性学习”、“综合性实践”、“校本课程”等新课程教育的核心内容被抽空了,那么,新课程教育不就是“穿新鞋走旧路”了吗？
因此,突破“书面笔试”的局限是高考改革必须要跨过的一道坎。
怎么改？从理论角度看,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根据新课程教育的要求,以“立足过程,促进发展”作为评价理念,把“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结合起来,实施综合评价。这是非常正确的评价制度。但是,当这种综合评价制度遭遇到“高考”这个关键节点时,却出现了无法实施的尴尬局面。因为新课程教育理论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这种综合评价制度也是在他们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当我们把它引进来时,首先遇到的是人事管理体制和考试招生制度的差异。我们无法完全抛弃原来的人事管理体制和考试招生制度,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接受这种综合评价制度。这样,唯一的选择就是,根据我国的教育实际,对它进行“中国化”的改造了。
措施之一:吸收世界名校招生的普遍做法,采用“考试成绩+书面材料+面试”的模式。
1、 考试成绩应该有三项:高考成绩、会考成绩、三年高中学习成绩。这样就会比较准确地了解学生学习的真实情况。
2、 证明学业能力的书面材料。书面材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很多质性的东西是无法用量化来测量的,而分数背后的非智力性因素和智力性因素,仅凭数字是看不出来的,如创新意识、实践能力等,它只能通过一些材料来呈现。因此,高校在录取学生时要求学生要有较好考试成绩的同时,还要求学生提供证明学生学业能力和工作能力的书面材料。这些书面材料应全面记录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成长的过程。它既包括教师、同学、社会相关人等的评价,自我鉴定,也包括学术领域的,如竞赛获奖、作品设计、科技论文、发明创造、调查报告、文学作品等,还包括社会活动方面的,如组织活动、参加义工、获得相关道德荣誉等。中小学应该把这些书面材料收录入不可更改的电子文档里（此文档应定期公布,让教师和学生监督）,并把原件保存在“学生成长资料袋”里,以利于高校方便查阅。
3、组织面试。面试是世界名校录取学生必经的程序。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通过面试,教师可以直接地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思维的敏捷度、思维的广度与深度等,弥补考试阅卷的不足和书面材料的失真。面试可以面对面进行,也可以借鉴耶鲁大学对外国学生所采用的视频聊天和电话聊天的形式进行。
措施之二:寻找“公平性”、“合理性”、“导向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
高考改革必须要同时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招生的公平性,能够选拔出真正优秀的人才,能引导中小学的新课程教育;不可以顾此失彼,失之偏颇。但是,从各实验省推出的2008年的“高考改革方案”来看,他们都还是在“书面笔试”上兜圈子——只在科目与时间的增加或减少上作一些变化,没有冲破“书面笔试”的局限。对于书面材抖,各省普遍是把它作为高校录取的参考,即在相同的分数情况下,书面材料好的学生优先录取。这虽然不会影响公平,但它的导向性很不好,会直接影响中学新课程教育的真正实施,因为学校和学生都会不重视,他们还会沿着原有的惯性运行下去。因此,我认为,书面材料和考试成绩一样,应成为高校录取的主要依据,并且还要通过面试后决定取舍。这里最大的考验是如何控制人情关系所能操作的空间。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寻找“公平性”、“合理性”、“导向性”三者之间的平衡点。我认为:在目前这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里,为确保高考改革的平稳性,高校录取时,可以设置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考试成绩,作为录取的前提。如,研究性大学（或重点大学）在一本以上的分数线（以总分750分计,定在600分或650分以上）,在此基础上,审核能证明学生学业能力的书面材料,再通过面试进一步检验它的真实性、准确性。在这样一个有限的范围里,又要经过两道程序,那么,人情关系可以操作的空间就会大大地压缩了。如果我们进一步建立起招生公开制,责任追究制等,那么,人情关系所能操作的空间不就更少了吗？
措施之三:区别对待,分层实施,逐步推进。
我们有必要把大学分成三层:研究性大学（或重点大学）、普通大学和职业大学。对这三类大学录取学生应区别对待:对于研究性大学（或重点大学）,要求要高:既要有相当高的考试成绩,也要有好的书面材料,还要面试通过;对于职业大学,要求要低:可以不要考试分数和书面材料,想读都可以来读;对于普通大学,要求不高也不低:可以象过去一样要求学生有比较高的考试分数,至于书面材料和组织面试,视学校情况而定,可要也可以不要。为了平稳性,这个方案应逐步推开,先研究性大学（重点大学）,后普通大学。
当然,必须指出:大学还要实现严格的毕业生淘汰制,不能“严进宽出”,而应该“严进严出”。这样,即使入口没把好“关”,出口也应该能将“关”把住。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满足社会对高校招生公平性的要求下,把真正优秀人才选拔出来,同时又能促进中小学的新课程教育。
参考文献:
[1]加德纳著.多元智能[M].新华出版社，2003,35
[2]《人民日报》 2007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