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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能够与新西兰教育促进会主任罗德·史蒂文（Rob Steven）先生及新西兰各大学的代表来到北大。我也很高兴能够代表新西兰教育部部长安妮·托利（Anne Tolley）女士。很遗憾，她这次不能到访，但是，她让我代她转达诚挚的问候。
教育部长让我带来以下信息。自2007年成立以来，北京大学新西兰中心成为了两国学术界、商界交流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同时，作为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成果之一，我们推出了双方政府的博士研究生奖学金项目。新西兰每年资助10位中国留学生在新西兰攻读三年的博士生研究项目，同样，中国每年也资助10位新西兰留学生在中国大学完成三年的博士研究生学习。这个月，两国政府级高等教育学历互认协议续签已满一周年了。这个协定的签署促进了两国学生的交流与学习。我们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三兄弟合作关系包括新西兰的大学、中国东部的大学以及在西部省份大学的合作伙伴关系。现在，共有三所新西兰大学拥有这样的三兄弟合作关系。更多的项目正在讨论当中。北京大学正是这样一个三方合作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另外两方是新西兰的梅西大学和中国的石河子大学。国际留学生，包括中国学生，一直将新西兰看作是世界一流的留学目的国。现在，共有大概2.5万名中国留学生在新西兰的教育机构学习。过去的三年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数量以每年平均20％的速度上升。中国和新西兰教育机构的合作，以及两国学生的相互交流，是推进中新未来教育关系的核心和重要因素。
从教育部长安妮·托利带来的信息当中，大家可以看出，新西兰很重视两国的教育关系，两国都可以从大量的教育交流机会当中受益。
今天，是我第一次以新西兰首位华裔内阁部长的身份在中国做官方演讲。
我出生于上海，在香港长大，1974年移民新西兰，开始在新西兰大学学习，后来成为政治家。我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激励许多中国学生去新西兰学习，并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更不要说在新西兰，要成为政治人物，简直是遥不可及的想法。在那个时候，我更习惯于别人为我的理想作出一种谦虚地表述。
那时，家长都习惯于在别人面前吹捧别人家的孩子，贬低自己家的孩子。我母亲当时常说，我又懒又无用，不像别人家的孩子，既聪明又勤劳。直到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那只是当时的习惯，而不是人身诋毁。
当时，我并不明白父亲移民新西兰的原因。因为在1974年的时候，我们在香港算得上是中上家庭，在海边有自己的公寓。比起1959年，我们刚从上海移居香港时的情况，真是天壤之别。
1959年我们刚到香港时，和四十多位房客一起住在一幢楼里，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我年轻的母亲面对恶劣的环境，就下决心一定要拥有自己家的公寓。她深信，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努力工作，而孩子们必须学业有成。
1997年是我成为新西兰第一位华裔议员的第二年，受邀回香港做官方访问。在山顶晚宴之后，由司机送我回酒店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不期然地涌现出这样一幅图景：一个8岁的小女孩在黑暗中拉着15岁的哥哥的手，在沉默中走下山坡。他们借不到钱，又饿又怕，更怕面对母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对这一幕的回忆并没有引起我悲观的情绪。在人生的旅途上，我跨出了一大步。我在新西兰全身心投入的工作终于有了很大的回报。
新西兰给了我空间和机会去发挥潜能。我大学时代的经历尤其能证明这一点。
新西兰的大学教育制度要求学生的积极参与，鼓励学生的独立思考以及寻根问底的态度。
而我那个时候则习惯于死记硬背教材，不断重复的联系，习惯了那种用上百个练习题来训练自己的教育模式。
西方文化注重对立的观点和寻找真相的过程。无论是法律体系、国会体系、媒体还是学术界，都建立在激烈的辩论基础之上。
个人的观点如果想在西方国家被认同，都需要在激烈的辩论和寻求真相的过程中胜出。
我记得自己在读大学一年级时很费力，刚刚及格。但是，到了第二年，我开始适应，因为我掌握了独立思考的真谛。
我开始了解到，在高级别的学术领域，很难有绝对的对或者错的答案，只要你有寻根问底的态度，有足够的知识和信心去辩论，你就能够发挥所长。
不言而喻，这些技巧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所必需具备的!
在一个人人都受益匪浅的高等教育制度中努力之后，我逐渐过关，开窍，以身为华裔少数民族为傲，决心证明自己不辜负新西兰公民的身份。同时，我抱着随时需要证明自己是新西兰公民身份的心态，激发自己的斗志。
我能够继续在社区服务工作上全力以赴，是因为多年以来有我的丈夫黄德生的全力支持、鼓励和忠告。我希望竭尽全力工作，回报新西兰，证明新西兰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另外，这也可以为相同处境的人带来信心，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潜质，实现他们及他们家人的梦想。
1996年在全国亚裔社团拉选票的时候，我的情绪就像坐过山车。1997年3月19日，我在国会作新议员“处女演说”的时候，这种情绪达到了顶峰。在国会旁听席上，来自各地的华裔情不自禁地唱出了《龙的传人》，而我的挑战则是如何能够以平静的心情来完成演说。
“处女演说”的开场白是：“国会之路是以鲜血、汗水和泪水铺出来的。”这反映了全世界耳熟能详的华人移民辛酸史。演说的最后一句是：“我誓以新西兰能够成为一个多元民族、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为奋斗的目标。”而我在听了其中一个旁听者的故事之后，更加坚定不移地下决心要达到这一目标。他在新西兰出生，在惠灵顿国会附近工作，但是从未在此之前踏入国会，因为国会和他没有关系。那天，华裔和亚裔的人一同踏上了要使新西兰成为多元文化国家的道路。
在2008年的大选当中，我成为新西兰第一位赢得选区的华裔国会议员，这让新西兰的华裔参政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这之后，我又成为新西兰第一位华裔内阁部长。
我能够在新西兰政坛奋斗，都得益于我们激励独立思考的教育体制。
我诚挚地邀请你们，到新西兰去体尝相同或者相似的经历。
【背景链接】
黄徐毓芳：新西兰首位华裔部长
新西兰国家党党魁约翰·基当选总理后，在上海出生和香港受教育的黄徐毓芳，继12年前成为首位晋身新西兰国会的华裔议员后，再创历史，被任命为种族及女性事务部长，成为新西兰首位华裔部长。50多岁的黄徐毓芳的从政之路充满艰辛，从她身上可以看出华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1. 成功的关键
黄徐毓芳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教育、勤奋、果敢，这也是并没有多少文化的父母从小向她灌输的一种价值观；同时也是世界各地的华人普遍遵循的难能可贵的价值观。
黄徐毓芳出生于上海，5岁随家人移居香港。她会说流利的英语、粤语、普通话及上海话。1974年，黄徐毓芳的父亲来到新西兰，发现那里商机无限，于是决定举家移民新西兰，那个时候黄徐毓芳只有19岁。移民新西兰后，黄徐毓芳就读于坎特伯雷大学，父亲在圣奥尔本开了一家小餐馆，黄徐毓芳课余还帮父亲打理生意。上大学期间，黄徐毓芳结识了后来的丈夫、马来西亚华人黄德生，两人于1981年结婚。
2. “600万女士”
黄徐毓芳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商业硕士学位。走出大学校门，她先是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即现在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后加盟克赖斯特彻奇市的一家零售商“史密斯城”，最终，成为这家公司的财务总监。1989年，她开始涉足政坛，当选为坎特伯雷地区议会议员，因将当年坎特伯雷地区的预算大幅削减600万美元，获得了一个“600万女士”的绰号。1996年，黄徐毓芳成为首位进入新西兰国会的华裔议员。
3. 爆发唇枪舌剑
在议员选举中，黄徐毓芳一开始便与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爆发了唇枪舌剑。彼得斯大力宣扬反移民主张，妄称黄徐毓芳是一个“象征性”的议员。选举结束后，黄徐毓芳威胁说，如果新政府采纳彼得斯的移民主张，她将选择离开国家党。
黄徐毓芳说，被看作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并不会使她苦恼不已，因为她习惯了这种待遇，“即便在今天，仍有一些人嘲讽我的口音和我讲话的方式”。黄徐毓芳的确不喜欢优先党贬低移民的做法，因为她切身体会过一个外地人背井离乡、融入一个新的国家有多难。在最近举行的新西兰大选中，共有6名拥有亚洲血统的议员在议会投票，这一结果显然是在强调新西兰的亚裔人口迅速增长。
黄徐毓芳表示，她被任命为内阁部长以及亚裔议员人数增多的事实都说明，新西兰正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接纳亚洲人的国家。
当选新西兰国会议员后，黄徐毓芳更加关注华人留学新西兰的问题。在她眼里，“华裔一直被视为沉默寡言、努力学习、不敢冒险以及没有鲜明个性的一个群体。新西兰人注重个人的重要性，喜欢直接交流，在交流中，他们不管赞成或反对，但对肯提出自己看法的人会留有印象。有疑问、有见解就要提出，这样才能引起别人的尊重和重视”。
责任编辑 熊建辉
教育部长让我带来以下信息。自2007年成立以来，北京大学新西兰中心成为了两国学术界、商界交流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同时，作为两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成果之一，我们推出了双方政府的博士研究生奖学金项目。新西兰每年资助10位中国留学生在新西兰攻读三年的博士生研究项目，同样，中国每年也资助10位新西兰留学生在中国大学完成三年的博士研究生学习。这个月，两国政府级高等教育学历互认协议续签已满一周年了。这个协定的签署促进了两国学生的交流与学习。我们两国在教育领域的三兄弟合作关系包括新西兰的大学、中国东部的大学以及在西部省份大学的合作伙伴关系。现在，共有三所新西兰大学拥有这样的三兄弟合作关系。更多的项目正在讨论当中。北京大学正是这样一个三方合作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另外两方是新西兰的梅西大学和中国的石河子大学。国际留学生，包括中国学生，一直将新西兰看作是世界一流的留学目的国。现在，共有大概2.5万名中国留学生在新西兰的教育机构学习。过去的三年中，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数量以每年平均20％的速度上升。中国和新西兰教育机构的合作，以及两国学生的相互交流，是推进中新未来教育关系的核心和重要因素。
从教育部长安妮·托利带来的信息当中，大家可以看出，新西兰很重视两国的教育关系，两国都可以从大量的教育交流机会当中受益。
今天，是我第一次以新西兰首位华裔内阁部长的身份在中国做官方演讲。
我出生于上海，在香港长大，1974年移民新西兰，开始在新西兰大学学习，后来成为政治家。我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激励许多中国学生去新西兰学习，并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更不要说在新西兰，要成为政治人物，简直是遥不可及的想法。在那个时候，我更习惯于别人为我的理想作出一种谦虚地表述。
那时，家长都习惯于在别人面前吹捧别人家的孩子，贬低自己家的孩子。我母亲当时常说，我又懒又无用，不像别人家的孩子，既聪明又勤劳。直到长大以后，我才知道那只是当时的习惯，而不是人身诋毁。
当时，我并不明白父亲移民新西兰的原因。因为在1974年的时候，我们在香港算得上是中上家庭，在海边有自己的公寓。比起1959年，我们刚从上海移居香港时的情况，真是天壤之别。
1959年我们刚到香港时，和四十多位房客一起住在一幢楼里，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我年轻的母亲面对恶劣的环境，就下决心一定要拥有自己家的公寓。她深信，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努力工作，而孩子们必须学业有成。
1997年是我成为新西兰第一位华裔议员的第二年，受邀回香港做官方访问。在山顶晚宴之后，由司机送我回酒店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不期然地涌现出这样一幅图景：一个8岁的小女孩在黑暗中拉着15岁的哥哥的手，在沉默中走下山坡。他们借不到钱，又饿又怕，更怕面对母亲。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对这一幕的回忆并没有引起我悲观的情绪。在人生的旅途上，我跨出了一大步。我在新西兰全身心投入的工作终于有了很大的回报。
新西兰给了我空间和机会去发挥潜能。我大学时代的经历尤其能证明这一点。
新西兰的大学教育制度要求学生的积极参与，鼓励学生的独立思考以及寻根问底的态度。
而我那个时候则习惯于死记硬背教材，不断重复的联系，习惯了那种用上百个练习题来训练自己的教育模式。
西方文化注重对立的观点和寻找真相的过程。无论是法律体系、国会体系、媒体还是学术界，都建立在激烈的辩论基础之上。
个人的观点如果想在西方国家被认同，都需要在激烈的辩论和寻求真相的过程中胜出。
我记得自己在读大学一年级时很费力，刚刚及格。但是，到了第二年，我开始适应，因为我掌握了独立思考的真谛。
我开始了解到，在高级别的学术领域，很难有绝对的对或者错的答案，只要你有寻根问底的态度，有足够的知识和信心去辩论，你就能够发挥所长。
不言而喻，这些技巧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所必需具备的!
在一个人人都受益匪浅的高等教育制度中努力之后，我逐渐过关，开窍，以身为华裔少数民族为傲，决心证明自己不辜负新西兰公民的身份。同时，我抱着随时需要证明自己是新西兰公民身份的心态，激发自己的斗志。
我能够继续在社区服务工作上全力以赴，是因为多年以来有我的丈夫黄德生的全力支持、鼓励和忠告。我希望竭尽全力工作，回报新西兰，证明新西兰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另外，这也可以为相同处境的人带来信心，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潜质，实现他们及他们家人的梦想。
1996年在全国亚裔社团拉选票的时候，我的情绪就像坐过山车。1997年3月19日，我在国会作新议员“处女演说”的时候，这种情绪达到了顶峰。在国会旁听席上，来自各地的华裔情不自禁地唱出了《龙的传人》，而我的挑战则是如何能够以平静的心情来完成演说。
“处女演说”的开场白是：“国会之路是以鲜血、汗水和泪水铺出来的。”这反映了全世界耳熟能详的华人移民辛酸史。演说的最后一句是：“我誓以新西兰能够成为一个多元民族、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为奋斗的目标。”而我在听了其中一个旁听者的故事之后，更加坚定不移地下决心要达到这一目标。他在新西兰出生，在惠灵顿国会附近工作，但是从未在此之前踏入国会，因为国会和他没有关系。那天，华裔和亚裔的人一同踏上了要使新西兰成为多元文化国家的道路。
在2008年的大选当中，我成为新西兰第一位赢得选区的华裔国会议员，这让新西兰的华裔参政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这之后，我又成为新西兰第一位华裔内阁部长。
我能够在新西兰政坛奋斗，都得益于我们激励独立思考的教育体制。
我诚挚地邀请你们，到新西兰去体尝相同或者相似的经历。
【背景链接】
黄徐毓芳：新西兰首位华裔部长
新西兰国家党党魁约翰·基当选总理后，在上海出生和香港受教育的黄徐毓芳，继12年前成为首位晋身新西兰国会的华裔议员后，再创历史，被任命为种族及女性事务部长，成为新西兰首位华裔部长。50多岁的黄徐毓芳的从政之路充满艰辛，从她身上可以看出华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1. 成功的关键
黄徐毓芳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教育、勤奋、果敢，这也是并没有多少文化的父母从小向她灌输的一种价值观；同时也是世界各地的华人普遍遵循的难能可贵的价值观。
黄徐毓芳出生于上海，5岁随家人移居香港。她会说流利的英语、粤语、普通话及上海话。1974年，黄徐毓芳的父亲来到新西兰，发现那里商机无限，于是决定举家移民新西兰，那个时候黄徐毓芳只有19岁。移民新西兰后，黄徐毓芳就读于坎特伯雷大学，父亲在圣奥尔本开了一家小餐馆，黄徐毓芳课余还帮父亲打理生意。上大学期间，黄徐毓芳结识了后来的丈夫、马来西亚华人黄德生，两人于1981年结婚。
2. “600万女士”
黄徐毓芳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商业硕士学位。走出大学校门，她先是在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即现在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后加盟克赖斯特彻奇市的一家零售商“史密斯城”，最终，成为这家公司的财务总监。1989年，她开始涉足政坛，当选为坎特伯雷地区议会议员，因将当年坎特伯雷地区的预算大幅削减600万美元，获得了一个“600万女士”的绰号。1996年，黄徐毓芳成为首位进入新西兰国会的华裔议员。
3. 爆发唇枪舌剑
在议员选举中，黄徐毓芳一开始便与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爆发了唇枪舌剑。彼得斯大力宣扬反移民主张，妄称黄徐毓芳是一个“象征性”的议员。选举结束后，黄徐毓芳威胁说，如果新政府采纳彼得斯的移民主张，她将选择离开国家党。
黄徐毓芳说，被看作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并不会使她苦恼不已，因为她习惯了这种待遇，“即便在今天，仍有一些人嘲讽我的口音和我讲话的方式”。黄徐毓芳的确不喜欢优先党贬低移民的做法，因为她切身体会过一个外地人背井离乡、融入一个新的国家有多难。在最近举行的新西兰大选中，共有6名拥有亚洲血统的议员在议会投票，这一结果显然是在强调新西兰的亚裔人口迅速增长。
黄徐毓芳表示，她被任命为内阁部长以及亚裔议员人数增多的事实都说明，新西兰正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接纳亚洲人的国家。
当选新西兰国会议员后，黄徐毓芳更加关注华人留学新西兰的问题。在她眼里，“华裔一直被视为沉默寡言、努力学习、不敢冒险以及没有鲜明个性的一个群体。新西兰人注重个人的重要性，喜欢直接交流，在交流中，他们不管赞成或反对，但对肯提出自己看法的人会留有印象。有疑问、有见解就要提出，这样才能引起别人的尊重和重视”。
责任编辑 熊建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