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1年底开始，有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出生于1987年的劳丽诗每天早上会乘坐247路公交车，从广州珠江泳场到东山口，然后再走到共青团广东省委大院上班。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跳水比赛中，中国国家跳水队队员劳丽诗和李婷一路领先，最后一轮跳的是5253B（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屈体），获得10米跳台双人冠军。那一年劳丽诗17岁。
　　2013年底，劳丽诗从广东团省委辞职。现在，广东团省委官网上还可查到劳丽诗工作的记录：她是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副秘书长，也是联合会联系人，她编写官网稿件，也给领导写发言稿。
　　辞职前，她给家里打过几次电话。“开始我和她爸爸都不同意。后来她说了好几次，我们就同意了。”劳丽诗的妈妈对《南都周刊》记者说。
　　今年6月9日，她在微博上提到此事，“没了组织，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所有的底气都被一下子抽空了，恐惧、慌乱一下子扑面袭来。”她说自己想开一个淘宝店。这个举动所引起的轩然大波犹如2006年的邹春兰事件，当年，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沦为搓澡工的新闻冲击了人们的想象。
　　最初媒体密集采访的那段时间里，她的淘宝店生意好到一天最多能接四百多单。《南都周刊》记者采访她的8月中旬，订单已经很少了，甚至一天一单都没有。她明白，淘宝仅仅是开始。起点虽不高，但做起来也不容易。
　　8月17日，记者在深圳海岸城见到了尚未退役的奥运冠军林丹，场面与他在北京参加活动时身边簇拥8名保镖的阵仗不相上下。林丹一出现就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尖叫。与巨大的广告牌上的照片不太一致的是，他头发颜色不再是明亮的浅黄色，比以前深了一点点。他的造型师看来没闲着。
　　林丹比常见的男模更瘦，身上连一克赘肉都没有，但活力隔十米都能感觉到—也许更远，二楼的观众并没有觉得距离是个问题，他们倾泻下来的尖叫是有质感的。
　　他很专业地介绍一款运动品牌眼镜的优良特性。放眼望去，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人戴上了同款眼镜。他的商业价值非常清晰。
　　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的时候，林丹说想将他的职业生涯延续得更久一些。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激战正酣的时候，网易体育做了个数据统计：自1984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以来，截至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一共诞生了196名奥运冠军，其中有131人已经退役。冠军退役后的选择方向有以下五大类：仕途、执教、移居海外、经商、演艺。其中，退役后任职官员的人数最多，占44.3%。也就是说，已经进入体制的劳丽诗，在两年后辞职的选择并非主流。
　　罕见的例子往往更容易被人想起，许多媒体在讨论冠军转型的时候在链接部分还会隆重推出嫁入豪门的郭晶晶以及转型为作家的赵蕊蕊。赵蕊蕊2012年推出奇幻小说《彩羽侠》之后，至今还没有新作问世。
　　奥运冠军到哪儿去了？冠军退役后生活陷入窘迫的新闻不时提醒我们去关注这个群体。
　　因为参加了大型真人秀《爸爸去哪儿》，杨威与田亮的商业价值得以飙升，他们的闪光给予了人们更多的错觉，似乎体育明星转型艺人比较容易。但是，从数据中可以看出，选择这条道路的并不多，只有2.3%。
　　现在田亮已尝试担任制片人，而杨威的真正身份是湖北省体育局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是国家干部。炙手可热的邹市明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也透露了自己在尝试参加《爸爸去哪儿》的录制，但对他来说这也许只是宣传职业拳击的一个窗口。他在《变形金刚4》中的惊艳客串是不错的开始，后续发展要让时间来检验。
　　无论如何，他们的生活不会再有普通人想象的大喜大悲。毕竟，正如胡佳所说，他们曾“摸到过了最成功的顶端” ;他们的失败，一般也不会一败涂地。毕竟，国家也为他们提供了丰厚的奥运冠军津贴保障。
　　每个奥运冠军都有两个人生，不管他们的第一个人生有多么丰富，有多少起伏曲折，他们的第二个人生也都要重新开始，而且与常人没有多大区别，当然他们都带着光环——对有的人来说，光环甚至还是负担。
　　杨威对目前的状态还满意，但“总觉得自己做得不那么够，永远达不到以前运动员的状态”。李宁曾经告诉杨威，运动员达到一个事业的高峰后，肯定会下来，但是在下来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选择好，如果选择好会有第二个高峰。
　　但现实情况是，普通人渴望看到他们第二个人生里的戏剧性，多数时候是稀缺的。
　　

众神的起源

　　2006年11月8日，广东湛江金沙湾海滨浴场大型不锈钢镀漆雕塑“奥运女神”的主体工程完工。人物原型取自为湛江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的劳丽诗。
　　“你觉得一个女神做淘宝的客服合适吗？”今年8月，《南都周刊》记者这样问已经辞职的劳丽诗。
　　“我可以做一个亲民的女神啊。因为我跟别人交往时我不喜欢高高在上。而且女神是媒体和湛江政府那边树立的一个形象而已。”劳丽诗仍然处于顽强与机敏的状态之中。
　　对于雕像，她只觉得“把我的缺点给放大了”。直到有一次胡佳传递亚运火炬，在湛江看到了这个雕像。“他跟我说你这个意义不一样啊。过了几十年上百年之后，人家可是当一个传说来讲。”
　　古希腊人举办奥林匹克运动是为了和平和表示尊重奥林匹克众神。现代奥运会的每个单项冠军，在挑战纪录的那一刻也可以说超越了人类，具备了部分的神性。
　　每个冠军都会强调自己的努力，但天赋异禀同样不可忽略，后者往往被最基层的体校老师发现，而这之前，都会由热爱体育的父母将他们送到教练面前。有一部获奖的纪录片叫做《红地毯》，聒噪亢奋的体操教练和饮泣吞声的幼儿交织在一起的画面很有张力。这也许就是奥运跳水冠军胡佳小时候在体操学校的境遇。那个时候，胡佳3岁。 　　练了一段时间后，教练说，身体的各个关节不太合适。“可能一二十个孩子里选了几个，我是被淘汰的那批。我记得我坐在父母的单车后面哭了。”
　　记者不太相信3岁小孩能记得这么多细节。
　　“这个片断我一直记得。”胡佳强调：“训练的片断也记得。一元路那边的体操训练的学校铺着白色的地毯，然后有个矮平衡木。”
　　“也许身体的记忆是忘不掉的。很苦？”《南都周刊》记者说。
　　“很疼。”沉浸在回忆中的胡佳说。
　　两年之后，五岁半上学前班的胡佳的命运发生了改变。湖北体校跳水队来学校选人，一男一女两个名额，胡佳被选中了。
　　而《变形金刚4》中那个沉默的、善于使用组合拳的香港青年扮演者邹市明的童年是“灰暗的”。
　　“回想已经是二十年前了，我在家里一直属于不被大家重视的，而且是内心很卑微，一是很瘦小，二是不管做什么事都是半途而废。”
　　“我一直希望向往的都是阳光明媚的操场。从小在教室里面根本听不进去，人在那儿坐着心是在教室外面。那时我做出一个很大的选择就是让父母把我送到体校。”
　　从北京体育大学拿到硕士学位的杨威，在自己的论文中提到，“那个年代的体育文化极其繁荣，我的教练黄玉斌曾经告诉我：当时最风靡的少年读物是一本名为《新来的小石柱》的小说，其主人公就是一名体操运动员。”
　　《新来的小石柱》大名叫“石成钢”，是一位是来自深山里的农村少年，被体操教练发现后，从农村来到省体操队，勤学苦练。小石柱以惊人的毅力战胜了骨折的病痛，攻下了当时世界水平的体操高难度动作—直体后空翻接转体1080度，获得了全国少年体操冠军。
　　电影1977年上映，本书作者黄家佐的儿子芮成钢同年出生。芮成钢后来没有从事体育，也许是因为体育作为黄金职业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杨威认为：“中国在1988年的韩国首尔奥运会上成绩不佳，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是一个很重要的深层次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目前退役的这些奥运冠军，当年进入的已不是中国的最佳行业了。

变，有意思吗？

　　杨威在2008年奥运会结束之后，选择了退役，下海做了一年生意。“跟我一个大哥合作，在北京的东边和西边开了两家厂，一个一类的修理厂、一个二类的修理厂。一类修理厂的占地有一万平方米。”“从下海经商的角度来，是在退役之后的迷茫期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找到一件事情可以让自己投入精力。”
　　
　　杨威与我通话的时候，已经感冒两天了。每分钟可能会咳嗽两次。但他的叙述很有条理。当儿子杨阳洋在旁边说话的时候，杨威只轻轻简短说一句“爸爸正在讲电话”后，杨阳洋的声音就没再出现了，与在《爸爸去哪儿》节目里表现的一样乖巧。
　　听杨威叙述自己在修理厂复杂的心路历程的时候，完全感受不到他的焦虑。
　　“对于职场的人来讲，他们会有很多的利益点，而这些利益点，在我与他们的斗智斗勇当中我有可能玩不过他们。回过头来，觉得自己被耍了之后，感情又付出，就会觉得很没意思。因为你在商场里面一定要做得怎么样才能叫做有意思。到后来我觉得如果这样做下去我也觉得没什么意思。”
　　冠军们都表达过一个相似的看法，杨威的表述是这样的：“人出去转了一圈才把自己的想法弄清楚了。”他将这段时期成为“迷茫期”，而他自己的“迷茫期算是比较快的。我所知道的人，十几年之后都还不清楚自己该干什么的，也有”。
　　杨威去了北京体育大学继续读书，他的论文题目是《中国运动员退役问题的历史考察、现状分析和未来趋势》。
　　在论文中，杨威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运动员分成三代，并对他们退役后的出路问题做了概括：第一代“从政”、 第二代“从商”、 第三代“从体”（即教练工作）。
　　第一代是参加1984年和1988年奥运会的那批人，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很多担任着中国体育界某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代表人物是胡佳和劳丽诗两人共同的教练周继红。她是1984年奥运会时中国跳水队的第一个奥运会冠军，现在是游泳中心副主任和中国跳水的“掌门人”。
　　第二代是参加1992年奥运会和1996年奥运会的那批人，他们大多没有继续从事体育管理工作和教练工作，并且有很多人是在自己运动生涯的高峰时刻选择了退役。
　　“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他们大多在退役后希望走上李宁式的经商之路，而从1992年奥运会开始实行的高奖励政策，使得他们具有了原始资本。”杨威概括说，“当然，这些在商界打拼的运动员，都没有取得李宁那样的成就，其中有些人甚至经受过经商失败的打击。”
　　第三代是从2000年奥运会以后，以杨威自己为代表的那一拨冠军。在目睹过前辈们“从政”的辉煌和“从商”的艰难以后，这代人的特点是：只要还能在赛场上取得好成绩，就尽量延续自己的运动寿命。
　　“这是一批目睹了同行们的‘退役难题’，又赶上了北京奥运会历史机遇的一代人，”杨威说，“上完学之后，我知道我应该回到体操的范畴里面来。”
　　随后杨威回到湖北省体育局，职位是体操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那是湖北省2007年给他留着的位置。在今年1月，杨威被任命为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劳丽诗在普通人艳羡的岗位上工作了两年，感觉自己变了，估计再有两年就会变成自己无法接受的另一个人。
　　要去应酬，和不同的人吃饭、说话，这种对普通人很难说是需要克服的任务，对劳丽诗来说成了负担。她想不到的是，公务员的工作却离不开这个。摆在她面前的问题或许是：把这当作训练中的困难一样去克服吗？如果是训练，克服之后意味着成绩的提高;现在的“克服”有何意义呢？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是一个新的领域，所以我还是拼命去学了一些工作方式，特别是为人处事和人交往之类。可是因为运动员比较简单，除了训练跟其他人的交往没有太多。所以这方面是比较差的。” 　　有一个项目是“把应届大学生送到西部和省内的山区”， 劳丽诗写计划书，发红头文件，招募并培训志愿者，送走大学生，“车票是我自己去买的”。
　　“需要加班吗？”记者问。
　　“经常加班，你应该问多久不加班。”
　　“工资差不多5千？”
　　“差不多。再加上那个奥运冠军的补贴，七八千左右吧。”
　　“以前辛苦还可以得到冠军，现在这么辛苦只是提一个副处而已。”
　　“我对级别没有什么太多的欲望。所以你给我副处正处，日子还是这样子。因为是自己不太乎的东西，你去做完之后你会觉得没有意义了。”
　　“是不是觉得自己在变？”
　　“我有在变。但是一方面我又不想。社会上很重要的一些能力我是不喜欢的，比如说左右逢源，见什么人讲什么话。”
　　“变成劳处长也不喜欢吗？”
　　“我们单位也有处长，但是一点都不轻松啊。不管两年以后我是劳处长还是劳厅长，我的生活还是这个样子，就是我的工作还是这些。我觉得不会很开心很有意义。”
　　希腊神话中里出现过拥有神与人血统的“半神”，用来形容奥运冠军再合适不过了。
　　现在，这些“半神”多数要去社会谋职，与受过多年职业培训的人一起竞争。目标是飘忽不定的，没有LED屏幕里那些呈现更快、更高、更强的数字，没有裁判，更没有教练。有的也许是领导微笑着颔首，也许是公司业绩上升的曲线，也许是外人难以觉察的级别上的提升带来的微妙快感—提升再明确也绝对不会有嘹亮的国歌伴奏。
　　我怀疑这些半神难以体会到普通人的快感，现在，惟一清晰的只是月薪，数字肯定不是世界第一，是否是单位第一也无人知晓。
　　卡夫卡早就意识到了神与人之间拉近距离时的尴尬，“海神波塞冬坐在办公桌旁算呀算呀。掌管天下水域使他得没完没了地工作。他本能配备助手，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实际上他也有许多助手，但因为他对本职工作非常认真，所以一切帐目他都要重算一遍，因而助手们就派不上什么用场了。”

金牌救不了退役拳击手

　　2008年是很多中国运动员的幸运年，他们在自己的家门口赢得了奥运冠军，而邹市明是其中一个。4年之后，他在伦敦奥运会卫冕成功，再获男子拳击轻量级金牌。“拳击是个弱势项目，我们为什么要一直走到今天？就是因为我们越是弱势越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这个项目发展。”邹市明对《南都周刊》记者说。
　　他开创了“海盗式”拳击。所谓“海盗式”拳击。就是拳击时特点是“一击命中，立即遁开”和“防守撤退时，突然出拳反击，并得分”。
　　不过，拳击分两种，一种是奥运拳击，另一种是职业拳击。从后者的角度来讲，奥运拳击实际上是一种“业余拳击”。两者的差距不仅仅是普通观众看到的职业拳手不戴头套。
　　在今年7月，和哥伦比亚拳手德拉罗萨交手之前，所有的人都觉得奥运冠军邹市明没有转型。“33岁的他能打满10个回合吗？”这是电视评论员的忧虑。
　　7月17日，德拉罗萨在澳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他这样谈到邹市明：“邹市明并不可怕，他的业余痕迹太重。”
　　邹市明曾有的优势现在被人诟病：业余拳击的味道太浓、与对手正面对抗少、没有重拳、对手太弱、回合数太少……
　　鸣金开赛。邹市明打破对手左眼上方，拳台上开始血肉横飞。
　　
　　观众甚至体育记者才慢慢发现，可能不习惯职业拳击的不是邹市明，而是他们自己。中国人参加职业比赛后，观众才真正嗅到了比赛的血腥味。
　　拳击台上方的大屏幕将每一拳击打放大数倍呈现在观众眼前。第九、第十个回合时，邹市明不再躲闪，如雨的拳头击打在血流满面的德拉罗萨身上，整个场馆里爆发出“打！打！打死他！”的嘶吼。
　　最终，邹市明以点数优势击败对手，第一次摘取了金腰带。按照惯例，只有12个回合的拳王争霸赛才会颁发金腰带，而当晚邹市明出战的是10回合赛事。他拿到的是世界拳击组织也会为那些极具威望、潜力和号召力的拳手特设“国际金腰带”。
　　8月9日，记者与邹市明聊天的时候，眼前飞舞的仍是拳头的影子与慢镜头的汗珠与血珠，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了职业拳击的残酷。
　　“走到现在这样一个社会，弱肉强食的社会，你走慢一点就会被吃掉的一个社会，我觉得做什么都残酷。”邹市明淡淡地说。
　　“想问一下，有其他什么东西比职业拳击更残酷吗？”
　　“在我们拳击界，你是不是冠军，别人对你的笑脸别人对你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慢慢走下坡路……社会是很现实的，它今天对你笑可能明天它就给你摆脸。”
　　从奥运比赛到职业拳击，人们总觉得他转型不太大，除了职业比赛的残酷。
　　“转型不光是在拳台上表现的东西，还有更多是内心的。”从体制内走出来会有一个生活上的变化。以前邹市明是国家队的宝贝，走哪儿都有一群人跟着。需要考虑的只是吃好睡好练好比赛好，现在邹市明要自己花钱去建立自己的团队。
　　“第一次走出去的时候，就仅仅是我和我的爱人。我们拖着两个行李箱手牵着手走到美国。就是那样相依为命的感觉，未来很多东西都是空白的，就是一张白纸。因为我们选择走的这条路，有可能之前我两届奥运会积累的一个高塔可能一下子全部就没了。我们自己去找房子，自己去买菜，自己煮饭，自己去找车，自己去训练馆自己找教练……”
　　当话题又转回到职业比赛的残酷，邹市明试图说服我，拳击比赛本身是一项很绅士的运动，两个人讲好了规则去打，是一件很文明的事情。我发现他的话很有道理，世界上所有的残酷，也许都包含了不讲规则这个特点。
　　“奥运拳击，冠军只有一个，然后你的陪练、第二名第三名还有很多没有名次的运动员，他们不会被曝光在闪光灯下面。” 　　以前体育局开会，坐在前面的全是乒乓球羽毛球成绩好的项目，拳击队只能坐在最后一排。“拳击运动员也希望能做出点什么成绩来，让其他的项目正视我们。”
　　拳击是一个弱势项目，从事它的人是贫困的。“有可能受伤以后回到大山，回到乡下，回到农村，有可能双目都失明了。只能靠着一点点补助来过日子。还有很多人有可能走上黑道，有很多人跟着老板去当打手，有很多进了监狱。”邹市明说。

冒险的机会

　　现在，没有人怀疑胡佳是转型成功的运动员。他现在做私募股权投资，还运作柯美利节能科技公司。当然，其实也没有多少人能体会到胡佳获得奥运会冠军之后的沮丧心情。
　　“2008年5月份我回到广州，整整一年的时间，我膝盖的伤病、脚腕的伤病，脚腕当时韧带拉断了一半，膝盖髌尖末端病、椎间盘突出、肩韧带撕裂、两个眼睛视网膜脱落，全身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伤病太严重了，没有办法，练不动了。2009年年终的时候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参加比赛了，很痛苦。”
　　为了奥运冠军拼命可以理解，获得冠军之后仍然拼命普通人难以理解。记者发现冠军除了能吃苦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一定做有意义的事，把有意义的事做好是他们的本能。
　　胡佳说：“我那时候碰到一个很迷茫的时期。”
　　胡佳后来去北川。“看到了一种无形的东西，这些孩子们特别自强不息，看到他们整个的精神面貌，你能感受到这种很坚强的力量。”他觉得自己收获很大。
　　他开始读书，张德芬的《遇见未知的自己》给了他极大的启发。
　　
　　今天的胡佳，除了是专业的投资人、企业家，还是经常受到邀请的演说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做分享”，“传递正能量”。他讲话的时候，声音抑扬顿挫并配合恰到好处的手势。这个架势来自在跳水队的时候，“我们请完于丹老师过来给我们讲课之后，我们发起了一场活动。领队让我们写一个五分钟的稿子，背下来，表达，演讲。”
　　现在，很多见过胡佳的人都觉得他转型很成功。“我跟别人讲专业知识的时候他们会很诧异。都会讲一句话，唉呀，我也接触过运动员，但没有想到你这么优秀，你太不一样了。我认为你一定能成功。但是实际上这句话是矛盾的。”
　　记者一时没想到这句话有什么矛盾。
　　“是悖论。我们在这个社会中竞争的是运动员吗？这不是在以前的运动赛场了，你竞争的是清华、北大、985、211出来的优秀人才。”
　　胡佳强调“我做事情特别讲究逻辑”，他的第一个项目“柔性边坡”就是有意义的，也是有逻辑的。
　　“我们很多高速公路，很多山体与混凝土所做的边坡会造成一些水土流失。”胡佳和他的朋友发现韩国的一个技术在中国刚刚出现，这种技术是用无纺布做成一个袋子，按照三角形金字塔的结构叠加起来，做成固定的边坡的造型。
　　“我要做的是利国利民的或者说是正面的行业。而这个东西刚好又碰上来了，我觉得不错。”但做了半年之后发现这个项目根本没法做。两个集装箱的柜子进了几十卷无纺布，到现在还压在库存。“没有亏钱，但是我库存压到现在。大概五十多万吧。”
　　“你觉得自己可以这样冒几次险呢？”记者问。
　　“嗯……还是可以冒很多次的。原因在哪里？2000年奥运会回来我给父母买了套房子，之后又去北京买了第二套房子。然后就是有钱就买房吧。我从2000年开始分别在北京武汉广州这些城市都买了一些房产。”
　　后来胡佳跟记者说，他给自己三次冒险的机会，但第二次就成功了。一个朋友介绍了合同能源管理的项目。“我投资你节能。假如你家电费有100块钱，我来帮你换帮你投，帮你安装帮你维护你的整个LED，帮你节省了70块，这70块你交给我一部分，剩下的就是你节省的。不要你出钱，你跟我签一个五年合同、十年合同、十五年合同，这么来干，这叫合同能源管理的分享模式。”
　　这也是一个充满正能量与有逻辑的项目，目前已风生水起了。“第一年签了17张单。广东的我们做的第一个单就是正佳广场，第二个项目是新世界，第三个项目是雅居乐。直到今年为止，我们做了将近有160多个项目。我们的市场开拓能力很强。”
　　参加一次开发商活动的时候，一个总经理恰好站在胡佳旁边。当时胡佳看了一本书叫《把握住机会》。“我们还放不下自己的脸面吗？但有些时候是很难突破的，当时我做到了。我跟他说，嗨，你好，你一会儿有没有五分钟时间跟你聊一聊，请教请教你。然后我跟这个客户成为了朋友，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后来胡佳问他，我当时是一个初次创型的企业，你这么大的公司为什么会选择我呢？他说：“胡总，一个半理由。一个理由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不会受任何损失，你投资嘛。半个理由是你有一个光环嘛，你是奥运冠军，同时你又这么努力和付出，我愿意帮你。”
　　外面的人说胡佳转型最大，也最成功，但胡佳的话给我的印象是，他其实并没有转型，他成功的一切来自于体操队。

萨马兰奇难题

　　中国国家跳水队有个笑话，闻到香水味就知道领队要来了。“我们走到里面一闻，就知道领队今天在训练馆，就已经这么敏感了。领队一来所有人的气势都不一样，所有人都会打起十二分精神，好好地跳每一个动作。”
　　对着那些年幼的孩子，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讲的话题有些远。“她说退役的时候我很痛苦，我当时在读北大，我当时发现我根本跟不上，我又能怎么样呢？最后我还是去读的北体大。”胡佳跟记者回忆周继红给他们讲过的话，“领队经常跟我们讲你要学习，你要提高素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管理的人都会如此认为。就像你讲的，运动员是被圈养的。”
　　与其他传播正能量的人不一样，胡佳不回避问题。“很多管理者在管理的过程当中，他希望你知道的越少越好，他希望你与社会越脱节越好，因为洗脑之后更容易管理。” 　　周继红从很早就开始想到了运动员的退役问题，花了两年的时间，2002年中国跳水队十个人正式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学习基础课。
　　“学完基础课，2004年正式进入人大的商学院读书。商学院副院长给我们教管理学，讲得最多的是花旗银行的案例。”
　　此后胡佳开始投资基金，委托家人炒了点股票，成绩不错。现在管理公司，胡佳碰到难题就回想跳水队，以前中国跳水队是否有发生过类似事情，他们怎么管理教练，怎么管理运动员。
　　“很多道理是相通的啊。中国跳水队怎么内部竞争，怎么调整怎么比赛怎么攻下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杨威同样提到管理者的问题。“退役之后是个很重要的时候，这个时候国家确实可以做一些事情。国家体育中心的网站上面有各种培训，但是宣传力度还不够大，基本上我接触的退役运动员的家长们都不知道这个事。”
　　运动队常见的模式是将孩子借到外面正规的学校去上学。上午上课，下午回来训练，但有的学校会把主课放在下午。现在的做法是晚上请老师来给小孩补课。但这样还远远不够。
　　
　　杨威想自己办学，在体操队里办小学教育。比如有十五个孩子，请三个老师，这三个老师不用像外面的老师那样把每门课程都传授到，语文数学英语要学好，告诉他们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观念、表达观念和阅读习惯。“但是这里面有个矛盾，国务院发文明确指出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里面必须要到教委承认的学校去教学。”
　　“有的管理部门不会去重视运动员的文化这一块儿，或者是不会把它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而我会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会把它当成与训练同等重要的位置去抓。”杨威说。
　　目前中国体育界运作比较成功的基金是李宁公司主导的“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会”，成立以来为运动员的文化学习做了很多工作。该基金会在香港注册成立，发起人为李宁、蔡振华、李永波、许海峰、周继红、黄玉斌等前奥运冠军。
　　胡佳也有参与，“我会跟退役运动员分享我的经历。我现在还不能叫成功。但至少我走了四年。”
　　杨威建议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运动员发展基金”，所需要的资金额将非常大，仅仅靠社会的支持和企业的支持是不够的，必须有国家的支持作为后盾。杨威设想“国家能否出台政策，将每年中国体育彩票的总收入的一部分，例如百分之一，哪怕是百分之零点五……政策性地和强制性地纳入这项基金。”
　　国际奥委会的前主席萨马兰奇曾经说过：“国际奥委会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任何场合，随时随刻听从运动员的调遣。”杨威在论文中引用了这句话之后说，这充分表明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以人为本、以运动员为本的文化宗旨。相比这下，中国在尊重运动员和提倡运动员参与和主导体育事务方面，无论是在观念上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行动上，都和“体育强国”的形象有着很大距离。
　　要成为真正的“体育强国”，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全方位的，得到金牌并不意味着目标已经完成。
　　如果有一个退役冠军希望在第二个人生里付出精力（还有多年积蓄），愿意承担风险去创业，他们除了希望得到社会的扶持之外，更希望进入的是一个公平的市场经济环境;如果社会能听从这样的吁求，并相应作出理性改变，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会受益，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存状态都会因此得到极大改善。如果真能这样，冠军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再感谢一次。
　　林丹是在当运动员的时候就开始转型的。“伦敦奥运会结束之后我其实休息了半年。所以大家也知道我的世界排名一下掉了很多。从今年年初开始慢慢打，现在已经回到了二十左右。我也希望下半年的比赛自己能再慢慢的把世界排名打进前十或者是打得更高。”
　　他目前考虑的是延续运动生涯，而不是完全的转型：“我觉得专业运动员可能会为了一个伟大的梦想，去全力付出，以后可能就选择退役了。而职业运动员会长期尽可能让自己保持一种非常好的状态，让自己的职业生涯能够延得更长。”
　　与林丹相似，同样在走职业化道路的邹市明，做着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他不忌讳谈钱，外界猜测他一年能挣到100万美元。 “比这多，”他平静地对记者说，“如果说我要开俱乐部，一定会把以前退役的运动员请回来。”
　　邹市明以前为一块金牌而打。现在，他试图用双拳生生打出一片市场。在他梦想的一个个俱乐部里，长期处于贫寒与伤痛之中的昔日同行，都变成了衣食无忧的教练，满面红光地愉快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