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告状的“恶人”

　　作为云南首个因违反政治纪律而被留置的落马官员，和建的違纪违法情况令人咂舌。随着调查的深入，和建在任职弥勒县委书记、红河州委政法委书记时的种种劣迹逐渐浮出水面。
　　“在弥勒县委担任主要领导期间，什么都得按照他的想法来办，只要他不满意，就得推倒重来。在红河州委政法委担任主要领导期间，更是大搞‘一言堂’‘家长制’，凡事都得由他一个人拍板。”王宇说。
　　据调查，和建曾随意更改已经县委、县人大和县政府会议研究通过的政府办公楼图纸，并将已经封顶完工的办公楼拆掉一层；动不动就实施打击报复，指使人收集他人的“罪证”，意欲“整倒”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将“不听话”或看不惯的下属调离重要岗位甚至“整走”。
　　一名干部介绍，和建经常谩骂下属和县市领导，只要迎接的同志晚到几分钟，他就开骂，甚至责令没有到交界处迎接他的两名干部写书面检查。“和建下基层时都要让警车开道，要大批干部陪同，很讲究排场，喜欢前呼后拥。”
　　调查显示，2003年至2015年期间，和建大搞不正之风，党的十八大以后仍不收敛不收手，逢年过节都会收受礼金，累计达82万余元。他还利用职务之便及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通过收受公职人员、私人老板、民营企业等贿送的财物及向关系人高价出售房产等方式，涉嫌受贿共计224万余元。
　　2005年，和建以私人名义，打着建“生态园”的幌子，一分钱没花就“租用”了六亩村民小组集体土地，还侵占乡镇资金建设供其吃喝玩乐的老虎箐山庄。2009年后，和建表面上将土地退还乡镇，实际上授意转租给他的代理人，继续套取公款并引入私人投资改扩建山庄，民间戏称为“政法山庄”。
　　不仅如此，和建在干部提拔上任人唯亲，重用身边工作人员，培植私人势力，通过利益交换将上下级关系变成人身依附关系。在他的关照下，席之湖从一名普通工人成为公务员，后任乡镇党委书记。他还打着州委领导的旗号，要求县市领导协助其建立工作室……

如何回答案件背后的“红河之问”

　　“如何预防下一个‘和建’的出现？如何消除和建案对红河州带来的恶劣影响？查处和建案后更应回答好这个‘红河之问’。”李庆元说。
　　从个旧市商业局局长、红河州贸易局局长、红河州外贸局局长、弥勒县委书记，再到红河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和建短短13年时间便从正科级升任副厅级领导干部，一路走来顺风顺水。
　　云南省纪委一名办案人员介绍，正是仕途上的顺利，让和建在理想信念上产生了动摇；而长期担任“一把手”，又使他逐渐养成了颐指气使的霸道作风。
　　“理想信念动摇必然滑向腐败深渊，权力任性必然难逃党纪国法严惩，一心追求享乐必然走上腐败之路，我行我素、放任私欲、为所欲为必然被围猎……”王宇认为，和建案暴露出白恩培、仇和等人的余毒在红河州远未肃清，红河州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党内政治生活很不认真、很不正常、很不健康。

　　在姚国华看来，和建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既有其放松自我教育、思想麻痹松懈、试图侥幸漏网等主观原因，也有历届州委和历任主要领导对其党性教育缺位，监督管理乏力，党内政治生活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不强等客观原因。
　　“对和建监督管理存在明显的漏洞，这个教训非常深刻。他退居二线后我们没有一起共事，放松了对他的监督。作为州委书记，我应该负责。”姚国华说。
　　红河州州长罗萍曾与和建共事7年，她告诉记者，和建为人强势，在决策中只要涉及政法领域，从不接受他人意见。“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才能让干部健康成长。”罗萍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自己及州委班子成员都存在一定的好人主义，不想得罪人，“都应吸取教训”。
　　如何消除和建案的恶劣影响，成为摆在云南省及红河州的一个现实问题。姚国华说，红河州将一方面清除政治污染底泥和污染因子，广泛开展警示教育；一方面强化纪律审查震慑作用，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全面修复政治生态环境，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氛围。
　　（摘自七一网/《半月谈》）